宗教，與「人文」有何干連？

國人的宗教常是不清楚的。人自己說信佛或道，但問下去又佛又道。人說沒有宗教或無神，喪事卻採用佛道儀式，說無神亦不排除冥冥中當有主宰。其實何止宗教，我們政治也不清楚。漢代起政治不經神道而作非宗教化之定型，按儒家的人文原則及學術思想指導政治，政治再指導經濟。儒學的管理模式，採取抽象間架性宇宙觀設計，以天地人三才，為至極之道。人立天地間，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終贊天地之化育，人與天地參。人性成人道立人極，人極通于地極天極，成三極之道。君子為人中表率，「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君子治人，聖明兼備，仁慧雙彰。此雖理想，但崇德盡理的意識，對私心與權力多少起制衡作用。故我們的君主專制相對開明，未敢大言不慚說「朕即國家」，只會道「萬方有罪，罪在朕身」。言之由衷與否無論，然至少講君權時該先問問君職。君者上有天命當畏，下有民本應惜，此謂「君君」，即君王在位須盡君王職責，也就是敬天愛民。秦漢帝國大一統，治理現實技術上更需分職分權，職權劃分首在皇室與政府，次在中央與地方。政權歸皇室，世襲相繼；治權實際运作則歸政府，不由封建，從中央面向地方。全國選賢與能，布衣可以卿相，乃一世界最早完善的官僚體制。治權開放初步理性化，使中國成古代文明大國。儘管蒙人暴政，馬哥波羅妙筆形容下竟亦歐洲文藝復興之理想典範，元帝國物質富饒政治昌明，大汗對饑民救濟樂施，鄰里親密互助。不過這「中國偏好」發揮過啟蒙作用後，西方的歷史卻踏步另走一條民主、人權的道路，而非中國式人文的民本、人道。民本與人道，雖亦重視人的價值與尊嚴，主體卻是仁人愛民的君子，表天威彰天德，是獨一「天子」，為民之主。君子乃天子，代天作主，自謙云「余一人」，受尊稱「皇帝」。「皇」篆體從「自王」，眾歸而往，自指為王，皇皇大王。「帝」在商代有下帝與上帝，列祖賓于上帝在天庭福祐子孫；秦漢人帝為天命之有德，世襲唯一尊位，郊祭昊天上帝。自此又皇又帝的大皇帝，固有道德化一面講民本人道，「治道」還肯理性，但又同時宗教化「政道」，政權垂統世襲，唯聽天由命。以民為本？重人倫道德？皆仰皇恩之浩蕩，這裡對君主行仁政，只有道德責任的要求，不存在政治權力的約束，而臣民一樣有忠君愛國的道德責任，卻不備人權民主的政治權利。政治是眾人之事，雖不可缺少道德利他，但國家的成分是個體，絕不能忽視個人自利這權利要求。民主人權若沒著落，再談大公無私，結果只讓最有權者化公為私。政治講權力分配，有自己运作的原則與軌約，不能隨便泛道德或濫宗教。我們確曾衍生非宗教化的政治文明早熟，治權道德化，發展吏治的治道，表現制度管理的長處，然政權仍未脫宗教化，無法形成客觀的理性政道。大皇帝如肯乖乖德治，我們還可望幸獲開明專制的太平盛世，但專政權力的合法性卻永遠神秘，臣民不得亂碰。政權一旦合法，永當合法，遇上皇帝要玩「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你我便只好認命天意罷。

我們的人文早熟，實則掩飾了政教不分的殘存，留給天子聖上，隨時又道德又宗教。故說中華文化信仰，表現就在「五倫、靈明、皇帝」這三項，而到最後皇帝更來決定五倫、靈明。人的良知與虔敬若要以皇帝為依歸，這樣的道德宗教，將是多麼荒謬，但不幸竟成民族後來的現實！政治是政治，非宗教化是正確的，我們有先見早走對了方向，可惜政治非宗教化得不清楚，結果也成我們宗教的不清楚！儒釋道三教交融本是好事，宗教間融融和和非僅為客氣，也實有理路相通可交流。但融合致一失去分際，後更成混融，所以如此，外在這大皇帝要求大一統，不可不說構成壓力。漢代開獨尊儒術之風，自此儒教祭天由官方把持。南北朝佛道稍有聲勢後，專管佛道的機關也紛告出笼，僧正、法門統、崇玄署、僧錄司、道錄司、善世院、玄教院不一而足。就算是以僧治僧以道治道，也每欠宗教自主，令隸俗官，或干脆白衣僧正，直接以官治教。北魏視皇帝作當今如來，大佛造像依皇帝真容為藍本；梁武帝自居法王有皇佛之譽；隋文帝敕令題署作轉輪法王；隋煬帝、唐太宗受佛徒尊稱菩薩；宋徽宗更降旨指揮道教，令高上之道要以「教主道君皇帝為師」，皇帝兼教主乃道君，一身集政與教並為天下師表！皇帝一己若厭佛或惡道便來滅佛毀道，但皇帝個人要是佞佛慕道起來，更不得了，立變如來菩薩教主道君啦！

有話道，絕對權力絕對腐化，但中國皇帝的絕對權力，發展到最後是絕對對生民的踐踏！皇權不用偷偷摸摸貪瀆，而是明目張膽不需顧忌對人權侵犯，順民挨揍要說自己罪過，少打便立感恩戴德。國家為應付連連天災兵禍的挑戰，增修制度，集權中央，漸次提升皇權，傾力擊潰社會力量，修整全國以便利統治，使成散漫平鋪的小自耕農。所有官民中間的相對自治團體，宗族、鄉學、書院、會館、善會、寺觀，皆無以充份轉型分化為基層主導的公民力量。因政教不分，要以政統教，干教、治教、行教、代教，令你信仰明君仁政，教乃不教！明清專制尤甚，明律嚴禁私家告天，官定哪些靈仙聖帝當拜，「凡供奉所禁邪神淫祠者，杖八十。」清律更三令五申排斥異端，「三綱五常之外別無所謂教，天理王法之外他無可求福。」儒教自兩漢政教合一，早已走味，明清越是存天理滅人慾，越是以理殺人。而正統佛教史道教史，每以明清是佛、道衰落期。明明民間那麼多人說是念佛學道，怎會衰落呢？因為實在佛不佛，道不道，含混駁雜，佛門道流，太多不清不楚了。

儒釋道正信不立，正理不彰，國人的自然宗教情操無以為寄，私心作意的奇思怪想，易使迷信大有市場。民間自發念佛誦經吃齋打醮外，做會最見熱鬧，酬恩致福，消災逐疫，施鬼祭魂，為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是以神靈仙佛遍請，三世眾佛三界教主諸天列聖河漢群真畢至，僧尼道卜巫也趕來合流，天地人共聚一棚，娛神順帶娛己。不過明律對抬神遊行曾加禁止，清帝也為成群結隊充塞街衢的酬神陋習深以為憂，現今耗費錢財，將來恐流于邪教。官方文獻「邪教」的指控，每以教首「惑眾」和信眾受「脅從」為說，但所謂妖言訛語，罕能持平駁正，其間宗教動機，更乏最起碼了解。倒是清代有地方官黃育楩，深惡邪教，任內在縣州搜集到散播妖道思想的寶卷六十八種，著成《破邪詳辯》四冊，申斥邪書不見經傳，悖謬粗鄙，總斷之不可信。但其考察終承認，邪經雖含亂正之非，卻無谋逆之說。換言之從政治角度看，最多只能判其不合宗教傳統，非可講成政治叛亂。然而這種針對民間教派政治不正確的狠批，再是激烈仍歸無效，官方的政治焦慮凌駕一切，就連勸善寶卷亦作焚燬對象，百姓心底怎不嘟囔真豈有此理？以政統教，自視當然有權秉正破邪，因人有異的信仰合理訴求全落盲點，反把群眾集體的善意良願視同寇讎，人即使口服豈真心服？干教而治教，只有越治越亂。行教欲代教，朝廷反覆嘮叨故訓，陳腔濫調之餘，本身又拿出甚麼足以正人心端世風化民成俗的真材實料？

道教早期要典《太平經》，奉天地順五行，以之治國「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何來無端妄思生變，不樂天下太平意欲蹈機逞亂呢？無奈東漢民生貧困社會動盪，貪官污吏橫徵暴斂，水旱交煎，疾疫流行，張角遵經，行太平道，救窮周急，符水治病，澄清大亂，終宣告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欲令天下大吉，黃巾起義！如非奸私當道，社會失序，時為朝廷視作巫覡雜語妖妄不經的爛書卷，何能一舉百應，動員數十萬眾？後來三國東吳，將士私奉太平道，仍慘遭殺害，曹魏也毀浮屠斬道士，對有懷疑的信仰暴力鎮壓。歷史著名的「三武一宗」滅佛，狠打正信也絕不手軟，區區左道予以痛擊，更肆無忌憚。強權對隱居以求其志的真心學佛求仙者，固然難動之分毫，對那些聾瞽愚俗不識真參實悟者，遠在鄉曲草根，頂多做到斬草不及根春風吹又生。三教混融的民間教派雖多蕪雜，正常情況仍是溫良的善信，只因政治對任何民間力量猜忌，不盡善卻非大惡的群眾，下意識竟推之至對立面。例如吃齋也成官方辨認邪教的標誌，由宋迄清屢行取締「食菜事魔」。吃齋誦經，茹素邀福，幾為村規，平時食無肉粗茶淡飯，偶爾集眾做會趕赴齋宴，祈福治病兼修來世。因俗行教，同種良田，共成盛事，有何不妥？民間寶卷、做會、吃菜，有何可怕？文化觀念中的末世救苦彌勒佛、世外無爭桃花源、絕世大同理想國，早浸透民心，不過在這些民間教派活動中，一時恍若就在眼前。只有當殘酷的現實與愐懷盛世的理想差距拉大，祈盼新道德秩序才變成集體意志，使獨據正統者不免頓感惴慄難安。民間教派宗旨，不外濟災解難避劫袪疾，滿足大眾現世安樂需求多于政治。此等小農心態實不具積極革命性，變革決心本缺直接宗教誘因，但卻常被視作動亂淵藪，偵伺打壓，官逼民反。他梁武隋文，既皆法王，一旦哪天俺覺連奴才也不容易當，轉念不如就當主子吧。皇袍一披，人神合體，救世主真身顯靈，替天行道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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