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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林彪还是王立军，都逃不出中国历史的怪圈

(2012-03-21 14:05:22) 下一个

挥手网友将王立军事件和林彪事件作了比较，认为二人都以“叛党叛国”的方式重创两个乱世枭雄（毛泽东和薄熙来），惊撼世界，震醒中国人。

历史是何其的相似，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

如何定位林彪？如何定位王立军？虽然这二人都是“彪子”，但也有很大的差异，都跳不出中国社会特有的酱缸。

林彪究竟是主动出逃还是被林立果“绑架”，真相还有待揭示，我本人不相信林彪会主动投靠苏联，这是一个愣头青毛小子的作为，况且林彪发明的红宝书和四个伟大说明林彪也不过是这个封建家族的一份子，他不可能代表人民，更不能引导这个民族走出封建的桎梏。

至于彪子王立军，在“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温家宝语）之前，我还是觉得是一场黑帮内讧的结果，这一事件还是应该放在中国历史的大框架里看，才能对现实有所启示。

不错，从王立军上溯到林彪，整整41年，不过41这个数字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历史的延续至不过是一个个瞬间的重复，如果我们任意地给历史作一个CT断层扫描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幅幅图片有太多的相似。

林彪事件最大的“看点”是他驾机出逃，最后折戟沉沙。此举虽然让毛泽东的威信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但本质上并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相反，“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个高潮，再次把中国带入极左的深渊，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越来越不信任，对“走资派”的复辟越来越神经质，这又和后来邓小平的下台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如果林彪（或林立果）不走极端，凭林彪在党内军内和全国的威信，慢慢和毛泽东耗着，在一定程度上制衡毛，会不会有朝一日《5.71》工程纪要上的策略在中国能得以实现呢？

历史难以假设，后人只有对历史多审视一下。如果以40年左右为一个断层切面，那我们再往上追溯到1936年。

1936年的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宣传都是一边倒地赞扬张、杨二人，批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反思一下西安事变真正的“历史意义”呢？

西安事变比如今的王立军事件更加“震惊中外”，虽然这客观上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日本鬼子并没有被“八路军”“新四军”打败，第二年即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胡适曾经说过：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更指出：“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近代一些历史学家进一步判断，蒋介石对日本并非姑息求和，只因中日国力悬殊，所以首先必须消灭中共和地方军阀割据，然后以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抵御外敌。有资料显示，蒋介石当时与苏联正在协商一个计划意向，如果能够得到蒋介石最理想的结果，即可以达到蒋介石以全面抗日为条件，换取苏联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流亡苏联，但这个时候，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完全打破了这个计划。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这样评价张学良：“如果没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性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是啊，不会打仗，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太子党张学良就此成立中国历史上高高耸立的牌坊。那今天黑帮头头王立军是不是在某些人看来也变成了中国民主自由的领路人呢？

我们再往上走40来年，看看1894年。那年，有个叫孙文的人在美国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中兴会，他们的目的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鞑虏”，难道不是“中华”的一部分吗？为何非要你死我活？今天我们同样把孙文放在神坛上，很少客观分析过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孙中山一度流亡日本、美国，似乎在那里取到了“真经”，创立“革命党”以对抗满清统治，似乎中国只有革命（包括暴力革命）才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在“革命党”的威胁下，清廷煌煌不可终日，“维稳”自然成了当务之急，这当然也加剧了清廷的内斗，包括慈禧和光绪，载沣与隆裕太后之间的矛盾，清除革命党也就成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首要大事，以至于后来戊戌变法和杨度、袁世凯的君主立宪都胎死腹中。

孙大炮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追溯了120年，对我来说，至少有这样一些感受：

中国的历史总在不断的“折腾”中蹒跚，走两步，退一步。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要前进，靠自己是不行的。无论是孙大炮还是林彪父子或是王立军，都希望借助“外夷”的力量给自己撑腰。这是无奈，也是悲哀。其实现实也证明了，整个儒家文化圈的文明和进步，韩国，台湾，日本都是在美国的巴掌甚至鞭子下走向民主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八国联军还是甲午战争都来得早了一些，如果晚个几十年等到美国日本更强大了，中国就不是赔几两银子割几块地了，说不定也像战后日本在美国的监督下被迫修宪，走向民主了。

中国人内斗都是好手，胜利者并不靠智慧或策略，而是靠心狠手辣，靠手中的权力。张学良这个军阀太子党要和蒋介石斗，又不依仗洋人，焉有不败之理？幸好他最后移居美国，否则下场和杨虎城一样。

回到今天，王立军要不是在美领馆里转了一圈，可能早就不存在了，当然今天的中国已不允许任何他国任意宰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得以苟延残喘。

薄、王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民主自由的胜利，甚至不意味着政治改革的开始，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对消息的封锁，禁止唱红，封锁左派网站，律师宣誓等等）都是意识形态和“路线斗争”的结果，中国从极左正迈入极右，我敢肯定，如果哪个强权者有魄力把“毛粉”们都打成“反革命”，推倒毛的纪念堂，在广场上鞭尸，一定会让不少人“大快人心”，衷心拥护的。

不错，英雄创造了历史，而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创造在于一时一刻，书写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一个理性文明的民族，这历史是书写不下去的。

至于所谓的英雄，我们不需要伟人或圣人，历史召唤的是具有胆略的，是把政治当作毕生事业来完成的政治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感性冲动的诗人，也不是只认一加一等于二死板的技术官僚，更不是为一己私利，谋权夺利的野心家。

政治，要的是妥协，是平衡，不是二分法，不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中国人提倡了几千年的中庸，本质上还是鲁迅说的，是最为极端的。

纠正错误不等于彻底否定过去，对于文革，不是简单来一个否定就完事了。文革究竟如何发生，责任在哪，都还没有弄明白，所以尽管有了《若干问题的决议》，还是出现了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如今有人热衷平反64，其实平反与否意义不大，64为何发生，为何又闹到如此悲惨的结局，这才是值得从历史角度加以研究的，单单平反，揪出几个替罪羊我们还是不能吸取教训。76年的四五在平反后仅仅10年，六四就以更大的规模，更惨烈的结局出现，难道我们还不能悟出什么吗？

问题的根源何在？这又回到文化和体制之争了。

是的，体制不改，轮回就无法避免，但是体制又从何而来？我仍然坚信，文化是制度之母，不过我今天要修正一下以往的观点。

文化造就了体制，体制下产生了暴君，产生了一幕幕的黑暗。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从何下手？

我曾经觉得应该从改造文化入手，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五四开始，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化有所改观，但是对于一个几千年的酱缸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

酱缸的土壤之上建造的封建家天下的大厦，大厦的外边几经粉刷，红的，白的，黑的都有了，里面的瓶瓶罐罐也被打碎过，但这大厦仍然矗立在风雨中，最近30年还加高了三两层，使得不少人热血沸腾。

土壤不改良，基础和“下梁”不更换，大厦终究是一个挂着十字架的和尚庙。

拆那！只有拆了，才能一了百了。

拆一幢楼，从来都不是从下至上拆的，除非用暴力的炸药埋在地基上……。

正常的拆，是从“上梁”开始的。我们这个封建大厦，已经没有一根上梁是不歪的了。但是且慢！

在新大大楼没有建造好之前，拆了旧楼有什么意义呢？废而不立，我们已经经历了几次，后果是一片混乱。今天，我们准备好拆了吗？我们知道在哪里建立新楼了吗？我们有新的土壤吗？新楼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真的知道吗？

况且，拆楼不但是一项技术活，更不是靠孙大炮张大帅甚至毛委员，更不是王立军这样的人能胜任的，没有人民的觉醒，尤其中国没有外在力量的辅助，“楼”是拆不了的，新楼更是无法建造的。充其量，也是在原址上重建一个倒掉的雷峰塔。

看看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海内外的“精英”们，真的叫人怀疑，中国人也许就只配在这种城头变换大王旗，奴才主子轮换做的弱智游戏里玩耍了。最近网上有人呼喊：怎么重庆那些公租房、老年成套房的收益者们没有一个出来为薄熙来说话的？听了也真叫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