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姐

这是个让我伤心的文章，写了好久也没拿出来。现在跟女儿提到了她二姨，还是贴出来吧。

我只有两个与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大姐大我十一岁，是文革前最后的一届大学生；二姐比我大九岁，是６７届的高中生。在中学里大姐的学习成绩没有二姐的好，而且，大姐偏向文科；二姐的数理化成绩在班上一直拔尖儿，上了高中也没让男生赶上。还有，大姐长的就是文文静静的，二姐则是个假小子的脸型和身段。但是生活好像就是专门在与人们开玩笑：大姐考上了铁道学院，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工作，从了工；二姐在经过了文革的大串联，闹革命，上山下乡修地球，修公路，当乡村的小学、中学老师，师范学校的教师，等等的磨练后，考上了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研究生，从了文。

 文革中，父母挨斗，被隔离，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时，就只有二姐与我做伴儿，因为大姐的大学离家很远的兰州，而且大姐很活跃，是她大学文艺宣传队的，文革中不上课，到处进行革命宣传，哪有回家的时候。二姐也在她的学校参加了红卫兵。那时分“三字兵”的保守派和“思想兵”的造反派，二姐是造反派的。

 一次二姐从她学校回来，正赶上家里被“三字兵”抄家。二姐进家门时，正赶上那些初中生的“三字兵”要烧我家藏书的一间阁楼，二姐亮出了她“思想兵”的红袖章，大吼了一声：“住手！”厉声说那里面还有毛主席的书，你们竟敢烧毁！这一举动还真的镇住了那些“三字兵”。我真佩服二姐的勇敢，一个人面对五、六个气势汹汹的“三字兵”也一点儿都不害怕，还一点儿都不放过他们，让他们把名字留下来，要找他们算“企图烧领袖的书”的帐！这几个“三字兵”在二姐义正词严的雄威下，灰溜溜地逃出了我家！这可真是开了我的心！自从父母挨斗，被隔离后，我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动不动就被别的小朋友骂上几句：反革命的狗崽子！从来都是被别人吼叫的对象，哪有我们呲的别人的时候呢。看到父亲和一长队的“牛鬼蛇神”们一起，每天被押着，去学院大门口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前作早请示，晚汇报，心里就很不舒服，尤其是在跟小朋友们一起上学时，总要路过父亲大学门口的那座毛主席的石膏像，碰到这些“牛鬼蛇神”在早请示、晚汇报时，小朋友中有人就会说，看，那不是霞的爸爸吗！呸！可笑的是，没过几天，这个“呸”过我小朋友，也被别人“呸”了：他爸爸也被“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也加入了这每天要在毛主席的石膏像前作早请示，晚汇报队伍。

 那时的二姐虽然才是个高中生，在我看来，是很有生活能力的了。也许是因为父母不在，她就当起了家长，买菜、做饭、管家。除了她学校里有革命活动时，她都在家照顾着我。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姐熬的荷叶粥，二姐做的烧茄子的的味道。二姐还暗地里教我一些那时课堂上根本不讲的课程，带我去东湖游泳，教我怎么卖菜，怎么生炉子（那时还只有煤球炉子），怎么煮饭。怎么炒菜。后来我把自己炒的罗卜丝拿到爸爸就餐的食堂给爸爸吃时，爸爸还不住地叫好吃呢！

 闹完了革命，二姐这帮红卫兵小将们就被送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红心了。二姐下到了湖北的江陵县，离沙市较近的的生产队里。修建汉沙公路的工，派到了二姐所在的知青组，二姐就上了修建汉沙公路的工地。那时没有机械化的推土机、挖掘机，都是靠人肩挑手铲，劳动量很大，而且一干就是好几个月。年底放假时，二姐带着她们知青点分得新鲜大米，她们自己腌制的猪肉，回家与我们一起过年。而大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大连工作，回家过年时，只能带回一些苹果。

 在修建汉沙公路的工地，二姐担着载满泥土的担子，扭伤了脚踝。在那偏僻的乡村里，没有好医生，也没有好药物，加上天寒地冻，二姐的脚就落下了毛病。至今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被革命后的父母先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再教育。开始父母还不在同一个“五七干校”，妈妈在监利县，爸爸在洪湖县。记得离开武汉市的那年，看着家里那些家具被装上搬家的大卡车时，妈妈对我说：我可怜的霞，刚十二、三岁就要跟妈一起去农村了。

 去农村的路上，乘船，到县城，再换乘木船，经“用水路”——农民自己开的渠道，来到监利县的乡村，住在一家家庭成分为“中农”的农民家，离我要上的学校有八里地。那上学路，雨天泥泞，滑得站不住脚，晴天后那些泥泞的土壤变成了一把把的刀子，就没有好走的时候。一次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了瓢泼大雨，我只有一把油纸伞，那里遮挡得住倾盆似的大雨，尽管我已经蹲在了地上将雨伞紧紧地拉在头上，从四周溅进来的雨水、泥水还是把我弄了个透湿，到学校后就成了落汤鸡一只！好在那学校里还有一位女老师，给我擦干了身体，烘干了衣裳。后来遇到雨天，这位女老师还留我在学校过夜。可是那次被雨淋后我还是的了重感冒，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转成了急性扁桃腺炎，发烧不退。

 妈妈所在的“五七干校”组织了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唱革命样板戏，妈妈还是那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力演员，在整个干校的所在地里巡回演出。我正是在此时病的一塌糊涂，妈妈又不在家，正巧二姐来了，找到村里的赤脚医生，要他给我看病，开药，可是那赤脚医生把他整个医药箱都翻出来给二姐看了，最能管用的也只有“抗大一号”——一种用中草药制成的抗炎注射液。二姐让他给我打了这“抗大一号”，还是不退烧，第二天就带我走了二十里路，去了镇子上的诊疗所。我是那么不愿意走路，二姐就一路上给我讲故事，遇到好看的花草，就停下来，采来给我开心。那二十里路我俩走了有近四个小时，到了镇子上已经下午时分了。看了病，终于打上了青霉素，我们不能每天都走这二十里路来打针，二姐硬是要那大夫给我开了足够的药针，拿回家来，叫那赤脚医生给我打。

 我这一病，耽误了不少课程，二姐细心地给我讲课，给我讲了许多民间故事，教我什么是排比、什么是对联；给我讲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讲阿基米德定律，还做实验给我看。我记得最清楚的那个民间故事是一个渔人打来了一只海螺，又放生了，结果海螺给这个渔人带来了许多财富的故事。二姐讲故事时，声貌并用，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讲到那渔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盖着丝绸段被，用手一摸，那丝绸挂着了渔夫粗糙带刺儿的手那段，她自己摸了摸，还让我也用手摸摸家里那床丝绸被呢，她说：“你看，你摸着就挺滑溜的，而我摸时就，我粗糙的皮肤就会挂着被面。”二姐给我讲“枯木逢春忧再发，人无两度在少年”的意义；二姐耐心一步一步地地给我讲解的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的推导过程……在那位中农家的昏暗的小耳屋里，二姐在煤油灯下给我讲课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在目，不能忘记。

 后来在爸爸的再三要求下，妈妈搬到了爸爸的“五七干校”去了，我们的住宿条件比在监利要好了一些：我们住在了生产队的粮仓里去了。队里还特地给我们住的那间侧房的瓦，安上了几块“亮瓦”—即玻璃瓦，这样房间里能亮堂些。过年的时候，一家五口还在这仓库的侧间里团聚过了呢。

 妈妈带着二姐去治疗过她的脚踝，她那是韧带拉伤，很不容易治好，加上又串了寒气，按中医的说法，要驱寒才能顺筋。在农村唯一可行的驱寒方法就是喝酒。二姐原是从不沾酒的，顶多是自己做的米酒，从那时起，她也学着喝酒了。

 我能帮二姐做的就是给她按摩，她去盲人按摩所时我陪着她去，就是想看看那些瞎子是怎么给她按摩的，回家我就学着给二姐按。

 邓小平上台后，将在“五七干校”里再教育好的臭老九们招回了学校，我也跟着父母回到了武汉，二姐也因为脚伤，不做农活儿了，在她插队江陵县的乡村的小学教起了书。由于二姐的才华横溢，不久后她就被调到区里的中学教书。那个区中学的校长很欣赏二姐的才华，那时她还只是个民办教师，就想方设法给二姐申请到了转正的机会，介绍二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姐是我家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中共党员。后来她又被调到县师范学院教书。可以说二姐每次回家，都能给我们带来点儿她的好消息，我们也为二姐的能干、向上取进而感到骄傲。那个时候，下乡了的知青都让家里找门路回城。像我家这样的“清水衙门”哪里去找门路，想给谁送礼、贿赂一下都不知到该找谁。二姐能这样自强不息，让我们全家都舒了口气，因为她是我们全家中吃苦最多的成员。

 我跟父母回城后，接着上高中。高中毕业后，按“身边留一子女”的政策，留在了城里，因为二姐已经在农村了，大姐也不在父母身边。不久还给我分配了工作。我刚参加工作时，玩心很重，跟厂里的与我同龄的学徒工们疯玩，几乎周末都跟我那几个“铁杆姐妹”出去野玩；被送到公司北京的兄弟厂家培训业务时，又与那儿的小师傅们“打成了一片”。

 二姐每次回家都嘱咐我别把高中学的东西玩忘了，不管今后怎么样，那些知识总是有用的，还说今后大学肯定还会恢复考试招生的制度的，叫我好好复习高中的课程，有备无患，等等。虽然在家待业的那些日子里，母亲也为我的出路着急，想多教我些本领，可是自己的孩子是怎么也难教出来的。当时跟母亲学习的年轻人也不少，都是他们的家长找到母亲，请母亲教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的子女“开小灶”讲课的。母亲让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学，可我就是学不进去。

 可是二姐的这些话我倒是能听进去，我减少了出去玩的时间，我的那些“铁杆姐妹”也在我的带动下，不很情愿地开始复习起高中的功课来，果不出所料，不久大学就恢复了考试招生的制度。文革十年后的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我一次考试就顺利地进入了第一类大学，成了７７级的学员。

 我上大学不久二姐也考上了母亲教书的那所大学的研究生，这并不是因为母亲有什么路子，走了后门，而是二姐的刻苦学习、钻研，得到了优秀的成绩的结果。

 二姐自然是住在家里了，那时研究生宿舍的条件并不好，像二姐这样家就在校内的，就没有再分配宿舍的床位。原来好多我该做的家务活儿，二姐来了，我也就能解放了一大半，因为我住校，平时不在家，只有周末回家。平时妈妈一个人在家时家里很少做饭，尽管我工作的那两年，因“近水楼台”，我就在武汉市煤气公司工作，比武汉市其它的平民先得到了煤气炉，不用再去生煤球或是蜂窝煤的炉子了。

平日里吃食堂，到了周末，就自己做点儿好吃的，开开荤。二姐做得一手好菜，在广阔天地里锻炼出来的，她切的罗卜丝又细又均匀，家里没有第二个人切得出来的。二姐那时的拿手菜是青椒炒肉丝，比起文革中的荷叶粥和烧茄子，味道又提高了一级。后来二姐也教会了我做青椒炒肉丝。

 插队时、在乡下当教师时，二姐没谈过恋爱，也没交过男朋友。妈妈心里着急，但也不想让她在农村成家，现在二姐回来了，妈妈就开始张罗开了二姐的婚事了。

先是托熟人给介绍了一位在武汉锅炉厂工作的工程师，文革中，因家里有海外关系，受到了冲击，个人问题一直没解决。二姐去过他的住处几次，他也到我家来过几次。让我看来这位工程师还挺不错的，人挺懂事故，每次来我家都带些很讲究的礼物来，跟我们说话也很有分寸，斯斯文文的。人长得也可以：个子中等，敦实的身材，与二姐很相配；长方形的脸庞，有棱有角的，带着一幅深色边框的眼镜，学究气味很浓。他的亲戚都在英国、香港，他自己家的人，在文革中已经死的死，散的散了—去了国外，他在国内是孤身一人了。可是没过多久，二姐就说，跟着个人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告终了。后来又介绍了几位，二姐都看不上，我悄悄地问二姐，她是不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二姐苦笑着说，“我哪儿去找心上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高不成，低的我也不想就。”可以看出二姐的自尊心很强，在这事儿上，她不想迁就，不想随便。

 我大四时交了个男朋友，是同班同学，带到家里来过几次，妈妈看不上，因为他把他在学校宿舍用的床单都拿我家来，让我给他洗，还跟我说，以后要是在一起生活，不能老吃食堂。妈妈说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他老要你来伺候他，你不要累死？但二姐的看法是：这是小霞妹喜爱上了这位同学的表示，小妹不觉得这是吃苦，心甘情愿，这就是爱情。妈妈说，反正我是反对的，我的女儿我自己都没舍得让她干什么家务活儿，怎么嫁到别人家去就要吃苦受累？妈妈想不通，说我这位同学要是真心爱我，就不会让我为他费时间来洗这些东西，为他费时间来围着锅台转！二姐就劝妈妈：“让小妹自己决定吧，不然也要让她等到我这把年纪再找对象，就没有什么好的了！”

 我大学毕业后，考研出国了。二姐毕业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校了：她是妈妈身边唯一的子女。

 出国前我匆匆与这位同班同学结了婚。刚到国外的头几个月里，我想家想得厉害，甚至都想放弃学习回国了。爸爸、妈妈和二姐都给我写来了大批的信件，鼓励我克服目前的困难，坚持学习下去。

 妈妈还给她那不称心的女婿—我那新婚的丈夫—写信去教训他：“我家女儿从来都是专心学习的，不知你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不然，她怎么会想放弃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要回来呢？”弄得我丈夫哭笑不得。二姐就劝母亲，不要过多地去管我们小家庭的事儿。过了这个想家的难关，我的留学生活进入了正轨，攻下了硕士后，又进入了博士课程。

 在我攻读硕士课程的时间里，二姐终于与一位在武钢工作的财务出纳员结了婚。听说婚礼还挺隆重，不像我的婚礼那样，悄无音讯，因为我家里反对，妈妈为此说了我一大通，说我怎么自己不知道珍惜自己，那么便宜地就把自己嫁了，这是题外话了。

 二姐夫是位典型的武汉人，江湖义气很浓，他家里常有他一大帮哥儿们聚会。

 二姐在大学学的是教育心理学。在学习期间，她就翻译、查看了许多中外名家的文章，写出了有突创性的论文。在文科的世界里，有突创就有争议。在他们系里，二姐的论文只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硕士毕业后，二姐留校当教师，同时继续研究她的教育心理学。

 二姐的学习和研究需要安静的环境，而二姐夫哥儿们的聚会常常是把家里弄得乱哄哄的。因而二姐平时还是住在妈妈这里，只是到了周末才去青山那边的婆婆家与丈夫团圆。

 毕竟二姐和二姐夫的生活习惯差距太大，二姐有时忙起来，周末也不回婆家了，二姐夫就来找二姐，二姐跟姐夫回去后，两人不免就要争吵起来，有时甚至打了起来。二姐当然是打不过姐夫的，就只能往娘家跑。一次二姐跑回家后，姐夫也追来了，妈妈见到姐夫就气不打一处来，说你堂堂男子汉，怎么能跟自己的媳妇动手，当着二姐的面打了姐夫两个耳光子，说你敢打我的女儿，我今天就要打你！。姐夫当然不敢跟老人动手，跪下求饶，说今后再不敢了。

 妈妈打了姐夫，二姐还挺心疼，当天就跟姐夫回了婆家。可两人没好多长时间，又吵起架来。二姐觉得这种婚姻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跟姐夫提出了离婚。可偏偏这时二姐怀上了身孕，她没跟姐夫商量就毅然决然地去做了人流。这可把姐夫气坏了，把二姐关在家里，正好是大学的假期，弄得二姐人流后没到三个月，就又怀上了孕。二姐说什么也不想要孩子，趁姐夫没注意就又去做了第二次人流。二姐不想自己的事情让妈妈知道，就找到我当学徒工时的铁杆姐妹，双双，在双双家养月子。养完了月子，二姐就与姐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由于生活上的不顺心，在她研究的学术问题上的争议也一直没有结论，二姐得了精神分裂症。听妈妈说，她发病的那天，见到墙就撞，见到汽车就要往车轱辘下钻。听到这消息，我心如刀绞，可是又身在国外，帮不了二姐什么忙，只是干着急。

 二姐被送到武汉市的精神病院住院治疗了两年，病情有了好转，就又回到她原来留校的系里。可她觉得在这里自己已经丢尽了脸，就主动要求去大学的分院襄樊师范学院工作。妈妈说，好不容易身边就留下这么一个，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可二姐自己执意要走，妈妈怎么也挽留不住。

 二姐去了襄樊工作不久，精神病就又犯了，被送到襄樊市精神病院，又是两年的住院治疗。我利用探亲假去了一趟襄樊市，到那精神病院看过她一次，还到二姐工作的襄樊师范学院，跟她的同事们聊了聊二姐的情况。二姐的同事们跟我说，二姐的思想很敏锐，思维敏感活跃，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二姐怎么会得精神病？我去医院见二姐时，在药物的控制下，二姐的精神状况还是很正常的，据大夫说，如果她坚持吃药，还是可以治好的。第二天，我争得了医生的同意，带二姐出院游玩，二姐还给我做导游，带我到襄樊的古迹去游玩，给我讲解古代故事，完全是一个正常的人。当我们回到她住的精神病院，看到她被那大铁门关闭在一群疯人中时，心里十分难受。

 后来我在国外生孩子时，妈妈把二姐从精神病院接了出来，一起来我处，帮我带孩子、做家务。由于他们的签证只有三个月的时间，那次我与二姐和妈妈只在一起生活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二姐一点儿都没有精神病人的迹象，我家的事儿全帮着做了，不仅帮我带孩子，还照顾着年老的妈妈。我怕她们语言不通，会在我这里感到寂寞，家里装上了卫星电视，可以收看中文节目。有时中文节目中的电视连续剧的时间很不方便看，我就教二姐如何把节目录制下来，在时间方便的时候看。二姐很快就学会了。

 二姐和妈妈回国后，二姐回到了襄樊师范学院，可能是她自我感觉好了，就没有继续吃药，不久她又犯了精神病，再次被送入襄樊市精神病院。一住就是四、五年。等她再次出院时，她也到了退休年龄了。但她不愿回武汉与妈妈一起生活，她在她的学院分得了一套房子，还是一个人生活着。偶尔去武汉看看母亲。

 近些时来，母亲说二姐又有些神神道道的了。还是念念不忘她当年钻研过的课题，写了长篇的论文，到处找出版社，一心想出版一本她自己的书。有一次，二姐背着她的手稿出来找出版社，结果路上把手稿弄丢了，二姐伤心了好久。

 现在二姐住的地方，没有电话，没有计算机，母亲说前不久二姐买了个手机，可这几天却打不通了。我与二姐的联系就只能通过母亲。我告诉母亲下次二姐来时，叫她别四处找什么出版社了，坐下来好好学习计算机，上网，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出来，又快又能及时得到读者的反馈，比出版社出版的书要实惠得多！

 在我的鼓动下，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买来了电脑笔记本，正在学着使用计算机呢！

希望过不了几天我就能与老母亲在网上见面了！希望二姐也能坐下来，把她的论文打字出来，在网上发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