馄饨侯
随便写写
兵团怪事
一营五连 老道 北京知青
1969年10月，作为当时是67届高中生的我，同北京众多知青一起来到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一营五连，开始了兵团战士的生活。
经历了那场政治家争斗、人民遭难的文化革命，人们对家庭出身更加敏感，它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一生前途，甚至生命。我自知条件差，不断告诫自己，在新的环境里千万别惹事，没有远大理想，只求平平安安。虽然万般小心，但是麻烦最终还是来了――戏剧性的兵团生活开始了。
朋友变冤家
五连小学校有位老师李某，虽然当时还未入党，却已经是兵团首届积代会（全称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了。我们同在连队报道组，开始也互相尊重。一次，连队组织批判会，批判一双鸭山知青爱上了地主女儿。李某发言后按惯例呼喊几句诸如“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站稳阶级立场”的革命口号，之后突然又冒出两句：“我们不跟他好！”“我们不跟他玩！”人们屏住气，没敢笑出声来。
1970年初，兵团大搞冬季积肥活动，为了配合宣传，我一直为筹稿着急。一天李某送来一篇自己写的稿子，内容是“兵团积代会代表李某，积极响应团党委号召，带领全家大搞积肥活动，上至60岁老母，下至6岁小孩，每天早晨5点多钟，不畏天寒地冻……”他要我抄送营、团广播站。稿子正符合当时积肥活动的形势，我很高兴，当晚便将稿子压缩后写在了连队的板报上，并全文抄写后装入两个信封于次日早晨交给通讯员分送到营、团。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三天过去了，营、团都没有反应，李某也催了我三天。几天后，报道组开会，李某突然当众指着我说：“小王，你净跟我玩稀的，你没把稿子送出去，上边都急了。”
不久，某部队来五连帮助搞“整连建党运动”。李某是“纳新”（吸收新党员）对象。但在听取群众意见会上，各排代表、贫下中农代表都对他表示不满，说他“自己写稿表扬自己”。李某从此对我就另眼相看了。
抓“老道”
1970年3月，李某入了党，并立即被任命为副指导员。此时，“一打三反”运动也开始了。
团领导彭某带着工作组来到五连帮助开展运动，在动员大会上，他和李某大讲五连阶级斗争复杂，并特别强调说：“知识青年里也有阶级斗争。男的留长发装老道(由此，‘老道’成了我的绰号)，女的剃秃子，这是对社会不满，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并号召群众揭发检举。我所在的六排集中了全连所有所谓出身不好或是家庭有“问题”的男知青，特别是有几个在北京就有“问题”的老高中生，自然成为运动的重点。当时在连队，理发不方便，我也不修边幅，头发的确很长，但比起今天男人留长发，从长短上就无可比性。至于几个女孩子剃秃子，实在是生活、环境所迫，与政治绝无半点干系。
工作组先找六排很多人分别谈话，要求他们同这几个高中生划清界限，检举揭发他们，并威胁说：“不写他们的检举材料，你就是外围组织，同情分子。”李某还说：“别以为来到边疆第一步走对了，就是革命的了。你们是没办法不得不来。”在排会上他公然说：“过去我们光整贫下中农了，我看该整整青年了。”
为了分化知青，李某还拉拢个别知青为他提供“小报告”。他找到我的一个同学，打听我在学校有什么言论。同学问：“是要整他吗？”李毫不掩饰地说：“说实在的，我早就开始准备他的材料了。”
一天，我从营部参加报道组会议刚回到连队，报道组的北京知青朱某看见我，惊奇地问：“你没回北京啊？”
“谁说我回北京了？”
“李某跟我们说你逃跑了，今晚开会还要批判你呢。”
几天后，连里另一个知青接替了我在报道组的工作。
第二天，政治学习班在六排宿舍正式开始，上下铺坐满了人，彭某坐阵，在我历数李某抓“阶级斗争”的荒诞言行时，听到彭某对身边的一个知青小声说：“听！有问题的人都这样。”
六排魏排长是当地老职工、党员，正直、坦率，有工作方法，他带的六排在各方面都很出色，他关心群众，对我也很关心。虽然李某想尽办法整我，但他仍然让我负责六排的学习，给了我精神上的最大支持。
抗争
三天的政治学习班结束了，李某也在团部开完会回到连队，见 “老道”没有揪出来，大为不满。当晚在全连大会上继续抓“老道”：“他能说会道，你们都被他欺骗了……。”
第二天早晨，在全连生产大会上，李某又喊了：“他文化高，刘少奇高不高？我们照样把他拉下来！”“我们要念念不忘和他斗争到底，我要把他批倒批臭！”我悄悄退出会场。
散会了，李某随众人走出来，我迎上去问他是否看过我写给他的信，他生硬地说：“你让工作组看。”
我急了：“我他妈的是写给你的！”
他立即振奋起来，提高了嗓门：“好！你敢骂共产党员！”并用手指着身边的一位老职工说：“贫下中农同志！你说，他刚才是不是骂我了！”“咳！都是口头语。”这位老职工不咸不淡地说。
我当然也不甘示弱，对李某说：“你整天说五连复杂，青年复杂，其实就是你复杂。你到处散布不健康的东西，你说赵知青长得漂亮，一走身后跟一串。你这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吗？阶级斗争根源就在你身上。”他急忙否认：“我没说”。一知青马上作证说：“是你说的，你坐在炕上补鞋时说的。”他恼羞成怒用手指着我，转身对大家喊：“贫下中农同志们，兵团战士们，今天不出工了，是他破坏生产。” 并宣布当晚开会批判我，各排留下人写批判稿。连队安排我去团部参加对几个死刑犯宣判执行大会，接受教育。
在晚上的批判会召开之前，李某先召开了一个预备会，找来各排代表说：“今晚批判他，他一定会跳出来，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说：“他有什么问题？”“批判什么？”“他没有什么问题呀。”他对身边的团干部说：“请团首长决定。”团干部沉思了一会慢慢地说：“这个人今天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说你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你说他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到底谁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我看等调查清楚再说吧。”见此情景，李某只得说：“今晚批判会不开，以后一定开。晚上各排开会，背靠背批判。”
第二天一大早，李某召集各排代表听取汇报昨晚批判会情况。各排代表的汇报发言是：“排里人都说王某没问题，不知道该批什么？大家都说你不对。”听到这些汇报，李某恼羞成怒：“你们都受骗了，到现在还跟他穿一条裤子。”指责党团员没有立场。
李某气急败坏地又把我那位同学拦在路上再次逼他写材料：“这是命令，是党支部交给你的任务，不是给我李某写，是党对你的考验，这是看你在运动中的表现。”我的同学被吓跑了。
李某把这次公开争论称作4·25事件，在营部讲用会上，他大肆渲染恐怖气氛：“见我抓阶级斗争，有人声称要杀掉我的脑袋。”“王某组织四百人围攻我。”他表示要“油灯不干只管熬，舍身忘私捍政权。”
几天后，“一打三反”突然停下来，开始搞路线分析，团工作组坐阵，动员群众提意见。在李某入党前，连队几乎所有人就对他有不好的看法，现在经过几个月的闹腾，乱整群众，尤其乱整知青，对他的意见更大了，全连的职工、知青大都以我的问题为例，对他进行批评，工作组不得不让他检查，无奈他只好在会上表态：“我们整他不对，”然后又狠狠地补上一句：“他有错误！”事后。李曾向人表示：“这次我亏了”。
“老妈妈”上任了
此时正指导员许某早已悄悄上任，只是未到连队，一直住在八里地以外的四连家里遥控指挥。他双腿残疾，架一副拐走路。据说，当他听到副指作了检查，颇为震怒：“连个知青都整不了！等我回去……。”
李也乘机“翻案”，把群众对他的批评帮助变成了他抓阶级斗争的材料：“煽动群众攻击领导，否定上级党委亲自领导的整连建党运动，”“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当副指在五连无法无天的时候，五连的群众希望正指早来连队能阻止副指的错误行为，然而许某后来不寻常的“革命”表现，让我惊讶：
北京一知青探亲回连，在连长家给小孩子掏出一把水果糖，又顺手想递给在场的许某，许摆手不要。次日在连队大会上许说：“有人给我糖，我说了，‘这糖我不能吃，它有毒！’”
许的老婆生孩子了，他在全连大会上说：“我让她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我跟她说了，‘躺在炕上是要变修的！’”
许某来到连队后，李某对许某就是一串的颂扬声：“许某是五连活着的焦裕禄，我们的好班长，好带头人，好书记，学习的好样板，是杨水才……，是知识青年的老妈妈……。”
这些赞美语言最终简化为一个称号――知识青年的老妈妈。
此后，李某在连队抓“阶级斗争”有了新思路。他竭力挑动许某：“五连有个小集团，四、五个人，矛头指向许某”，“有人整党支部的黑材料”，“他们要夺党支部的权，夺许某的权。”更加耸人听闻的是“贫下中农同志们，他们要杀我们的脑袋了！”
许某来五连后第一天我就找他说，“您是许指导员，我有事想跟您谈！”他看了我一眼：“你等着，我找你。”每次找到他，他都是这样答复，这一等就是10个月。其间我给他写了20封信，如石沉大海。
终于，许某亲自动手了。他不断找人谈话，搜集材料，分化知青，他更想整出个“集团”来。
一天，他对一排（都是连里认为出身好、根正苖红的知青）的人说：“现在有一伙人破坏生产，准备的种子供不上地里播种，你们说，怎么办？”一排的人对此习以为常，明白他的用意：“批评帮助他们呗！”许某瞪起双眼严肃地说：“不！要把他们揪出来！这次运动得好好处理几个，该开除的开除！”“他们的目的是搞我们的班子”
在五连曾抓过一阵子“5·16”分子，起因是兵团要求传达中央关于“5·16”扩大化的纠偏文件，他们把它当成了新武器，在知青中使劲抓，目标仍然是几个高中生。找人揭发检举，不揭发、不检举就是同情“5·16”。在他们眼里，只要认为是可以整人的“武器”都拿来用。
“骂贫下中农是特务”
那段时间，连里专门安排人对我进行监视、跟踪、盯梢，我虽然习惯了，但还是很反感。一天排会上我发言了：“帮助同志要像雷锋那样对同志满腔热忱，春天般的温暖……不能像特务一样整天监视、跟踪，盯着人找毛病、凑材料。”
第二天，许某又来到一排，煞有介事地说：“有人骂贫下中农是特务，你们说怎么办？”一排知青还是不冷不热答道：“批评、帮助他们呗！”许大怒：“不！要把他揪出来！”李把问题又提升为：“有人一见贫下中农进宿舍，他就喊抓特务！”
第三天，一个支委找我，不让我出工了，要跟我谈话。他说：“你骂贫下中农是特务，是立场问题，指导员说了，要挽救你。”我说：“我不会骂贫下中农是特务，我说得很明白，有人的行为像特务一样。是谁把贫下中农培养出了特务行为，这个人有罪，应该把他找出来。”
第四天，支委说：“指导员说了，你只要承认不对就行。”我说：“我没错，把贫下中农培养出特务行为的人有错，我希望支部把这个人揪出来，这才叫抓阶级斗争。”
这种谈话持续到第九天后，因为 “骂贫下中农是特务”的罪名没能成立，便没人再提此事了。
指导员指的这个“特务”曾很仗义地替知青抱不平，听说有人许愿让他入党，人才变了味。更有趣的是，不久以后，有人又怀疑他的成份，他又失宠了。
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70年7月团部某首长着便服来到宿舍，我正在过道给人理发，见生人进屋便轻声问身边的人，“这是谁？干什么来了？”日后，此事作为对首长不恭敬的典型被断断续续讲了一年，直到
70年8月中，团宣传股祁股长来五连整理许某的讲用材料，李某乘机诬蔑说：“前报道组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宣传资产阶级的东西，压制正面宣传（那时我是报道组组长，李是成员，他曾极力推举报道组参加营讲用会）。”对他不顾事实，前后不一，颠倒黑白的说法原报道组的人感到气愤，于是我给团领导彭某、祁股长和许某各写一封信揭穿李的谎言，李知道后主动找我解释说：“我见你不服，就想压你，”又说：“你再三向团里写信，是不是想让团里知道我李某是什么人？你不要用我整你的办法来整我。”听他说话还算实在，我表示：“只要你不整我，咱们之间的矛盾到此为止。”
实际上，他整人的活动，从未停止过。
黄参谋事件
71年1月进行70年四好总评，群众对连队一年来乱抓阶级斗争，将斗争矛头指向无辜群众和广大知青意见很大，对李某纷纷提出了批评。
其实，一年来五连的是是非非都与许某有关系，尤其70年5月份以后，连队的大小事情都由许某做主，许多事情都是许某自己或支持李某干的。由于李某是五连是非的始作俑者，又跳得最欢，而许某当时正红得发紫，所以批评的意见都指向了李某。
我把自己的问题也反映给了当时主持连队工作的黄参谋（许某参加兵团积代会去了），并根据黄参谋的指示，主动找李某谈心。李说：“这一年，我糟蹋了你，你也糟蹋了我，咱俩互相糟蹋。”我见他说的还是挺诚恳，便说：“你只要不再整我，咱们之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一天的“爬坡会”（当时管干部提高认识叫“爬坡”）上，李某正在作检查，女排突然有人揭发说：“李某扒女厕所”。问题一下子变得复杂了，批评他的声音更大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许某和黄参谋同时出现在会场上，表情严肃，黄参谋气愤地说：“听指导员跟我讲，五连有那么几个坏家伙，躲在暗处，煽风点火，鼓动群众攻击党支部。”“我领章帽徽不要了，你去告我！”说完愤然离开会场回团部了。
许某的发言道出了黄参谋发火的原因：“有人造黄参谋的谣，说黄参谋在二排说李某如何，如何，又在6排说李某如何，如何！”
形势逆转，出乎人们的预料，群众很想知道是谁造了黄参谋的谣。我请求副排长转告李某，要他把造黄参谋谣的人找出来，把事情查清楚。李某一反常态漫不经心地说：“只讲现象，不需要落实到人头！”这与他往日抓住不放的风格截然不同。没事的时候，他可以造谣生事，现在真有事了，反而要偃旗息鼓。其实，许，李二人心里最明白：有人故意制造了“造黄参谋的谣”的事件。这一招很灵，一箭双雕，既逃避了责任，逃脱了检查，又让团部知道五连知青可气，应该整！所以事后团政委会说出这样的话：“五连在总评中存在阶级斗争。”
团部首长的表态，使我明白，许、李二人的错误，想通过上级部门解决很难，只能靠自己奋斗。
入党申请书
为了表示绝不向错误政策屈服的决心，我向五连党支部呈上了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里表示要同一切违反党的政策、路线的人或事斗争到底。并要在斗争中接受党的考验，争取火线入党。
在连队的一个早会上，“知识青年的老妈妈”许某正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他如何关心女知青的话时，我的入党申请书便从会场传上了讲台，他接过去，不再讲话，慢慢地看起来，好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环顾台下，脸色一沉说道：“有人怀疑我们讲他，”停了一下，又恶狠狠地说：“讲你又怎么样！”
在当晚的排会上我针对许某的话说：“讲我不怎么样，说明你不负责任，不配一个优秀典型！”我知道这些话很快就会被他知道，这是我跟指导员的一种特殊交流方式，非常有效。
整人记事
1971年2月底，在全连大会上，许某推出李某作检查，李某说：“我向王某道歉，我们整他是不对的。”许某接着表态：“以后不许再叫‘老道’，再叫‘老道’，就是挑拨他同副指导员的关系。”这是李某对我作的第五次检查，也是态度最好的一次。许某是第一次正式表态。我心里明白，他俩在演戏，全是假的，只为堵群众的嘴。但我还是很满意，毕竟是他们一次最明确的表态，话也很中听。想想他们对其他人，连假的认错表示都没有。只是“老道”这个外号至今还被同连队的朋友叫着，当然没有任何恶意。
十六、七岁的北京知青张某，被逼承认偷东西。半年后，真的小偷在北京销赃被抓到了，他们对张某不仅没半点歉意，还给加了新罪名：“不老实”、“欺骗党组织”。
一个北京女知青写给男友的信，落在连队手里，被作为五连阶级斗争的“好教材”。“大牙”（当地一职工的绰号，曾是专案组成员，以整人为乐）在全连大会上用极酸的口吻念人家的信。信中 “返城”的“返”误写为“反”，“大牙”说这是“反攻”的“反”，这个女知青要“反攻回城”！
老贫农苏某家中人口多，维持生活很难，趁田间休息时，赶忙揪几把猪菜，被许某看见，指着鼻子说：“你看看你，资产阶级脑袋，光搞资本主义。”这位老职工还因利用工余或休息时间抓过几次鱼、打过猎而被当成是搞资本主义的典型，多次在连队受批判。后来这位朴实的农民为了拦惊马救人牺牲了。
借口北京一女知青（高中生）有特殊背景，对其更是肆意折磨打击，她患病要去团部医院看病，“不行！”说什么“别人行，她不行，她不能离开连队”。幸亏人家懂点医，只得忍气吞声，自行调养。
在整知青的问题上，许多老职工也不认可，总是帮知青说话，也招来许某、李某的报复，有人被抓到了把柄：
李某在职工王某家，见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空白处别了一根做针线活的针，他没说话就离开了。待到深夜，带人突闯其家，指着小针抓现行，关押、批斗、殴打。其实，收拾王某不单是他敢于替知青说话，还有更深的原因：68年10月，五连准备迎接天津知青那天，李同王有一段不寻常的对话：李：“老王啊，你想往上爬吗？”王反问：“你呢？”李答：“我想！”李又问：“你写入党申请书了吗？”王问：“你呢？”李答：“我写了。”李又说：“要想往上爬，得定个方案……。”
五连水稻专家陈某被整起因是：他把毛主席像章装在了自行车尾灯里。对他也是关押、批斗、殴打。记得在一次连队组织的讨论会上我说了一句“认识问题”，一个主持会的天津知青说：“什么认识问题，是反动，是仇恨毛主席！”
幸运的是，两人最终都没定成反革命，但原本身强体壮、乐观豁达、喜爱说笑的两位老职工，事后变得沮丧、萎靡、恍惚、呆滞。
在那个时代，整人这类问题，似乎绝对天经地义，没有错误可言。
专职积肥
在指导员宣布不许再叫我“老道”的当晚大会上，连长宣布了我的新工作：调离知青排，同两个受管制的人组成三人小组，专职积肥、拾粪、刨厕所。由一贫农任班长，工作地点：猪圈、马号及一切有粪有屎的地方；并立即搬出知青集体宿舍，住到贫农班长家。连长话音未落，全场哗然。连长马上制止：“安静，不要笑，这是支部决定。”
支部决定，人员调整，工作安排，理由很正当，也很堂皇，不能说是“报复”。
我当然必须服从“支部决定”，但要求支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举办学习班。我的理由也很正当，不能说我对“支部决定”有“意见”。
会后一知青来到我的新住处探视，一支委急忙找此人作思想工作：“咱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可不能忘本啊……。”他的话饱含敌意，令人不可忍受。
对此，我要求党支部举办学习班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我除了通过班排长、各位支委向许某转告我的要求，还向能够见到的营、团来人，不管职务级别，都提出了这种要求。
近一个月后，听班长说，一个营干部认为连队的作法不恰当，决定把我调离连队。“大牙”通知我去营部报到，并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已转过去了。我表示在五连的问题不解决，不离开连队。许某对人说：“我们本不想整他，是他沉不住气，自己跳出来的！”同时极力推脱责任：“我们没点你的名，又没给你戴帽子，党支部没整你，工作组没整你，都是李某一人搞的，他不代表组织！”
我认为必须和许某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近一年来，他一直拒绝同我谈话。
押解回连
审查开始当晚，联合专案组在同连队各排代表座谈后，团部的人撤走了。第二天早饭时，一知青趁排队，塞给我一张纸条，内容是昨晚宣布的我的罪状：一是宣传封资修思想，有黑书《燕山夜话》（文革初期，受到批判的“三家村”的代表作）；二是抄写淫秽诗词；三是准备组织人强奸女知青曲某。我向专案组抗议：抄写一些唐诗宋词和名言警句是一些知青练习写字要我写给他们的，内容都很健康，不是封资修。《燕山夜话》和淫秽诗词，纯属李某捏造，栽赃诬陷。至于要强奸曲某，“大牙”拿出了“证据”：“你们说过，曲某（该女知青的弟弟）是你小舅子，小舅子是什么？是姐夫的内弟，他是你小舅子，你跟他姐的关系不就很清楚了吗！”“大牙”极无知，又无赖，这种“推理”令人哭笑不得，但凡是整人，在前边张牙舞爪的总是他。
“大牙”：“你要那么多书干什么？贫下中农不读书、不看报，批判刘少奇比知识分子都好！”
我说：“要书是看的！”
“大牙”：“看什么书！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什么都会了。”
我说：“你们还不向中央建议，今后大学不用办了，每人发一本《毛主席语录》什么都学会了。”
“大牙”：“你别你们、你们的，分得这么清楚，你把自己划到支部对立面了。还说自己没问题。”
我说：“你们审查我，不能说‘你们’，还能说成‘我们’审查我吗？”
“大牙”：“你说你没问题，我都不敢说自己没问题，”
我说：“你有问题，为什么不交待？……”
这样的对话，除了能表现出“大牙”的无知、无赖外，没有任何意义。我要求上大会接受群众“批判”。
“大牙”：“不行！你得先承认自己有问题，才能让群众批判。”
我说：“我顽固不化，需要群众帮助。”
“大牙”：“你不承认自己有问题，不能见群众！”
他们还给我罗织了不少的罪名：
李说：“他派人带材料去北京控告兵团。他说要出蒋介石全集，他要当王克思”。
许说：“五连的路线斗争越来越明显了，他有半箱子帝修反的书。”
还有不少谎言，因为谎撒得太离谱，没敢向我当面提出。
6月初的一个晚上，看管人把我从梦中叫起来，说是有事，带我来到连部经常开会的小屋。屋里一盏油灯发出微弱的光，看不清人的面孔，“大牙”让我交待问题。我毫无准备，只是说：“五连的问题，全在李某身上……。”没等说完，“大牙”站起来要揪我，我极力反抗。周排长见事不妙，示意看管人把我带离会场。事后才知道，这个会叫“贫帮会”，会上李曾躲在角落里暗示一知青上前动手。并在会上宣布：“明天，我在全营批斗他。”
奇怪的看管
4个半月过去了，专案组好像不存在了，一直没人理我，看管我的人由两个变成了一个，还照样跟着，但放松多了。我可以和连队的人一同干活，与外界可以接触。我仍然抓住各种机会向营、团反映问题，但没有结果。
5个月过去了，还是没人理会我的事，一次见到“大牙”，我问：“某师傅，咱们的事什么时候完啊？”“大牙”：“我早不管了，支部让干别的事呢。”原来他已经入党，并升为司务长了。说着，他掏出一堆食堂钱票，背面全是抄写的名人语录：“这是你写的？”“是！与世隔绝，只能用这种方式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无言应对。
后来，看管我的人也不来了，于是每到吃饭、上厕所，我都主动跑到宿舍找看管我的知青，叫他跟着我。持续了近半个月，这位老弟对我说：“当初支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看着你，还不能让你看出来是看管，但必须把你看住。现在说我被拉下水，给你通风报信，当初看管你时，我是支部培养的对象，正在接受考验，现在吹了。支部对我不满意，你又追着我，我是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左右为难！”
我理解他的难处，看下去，没结果；不看下去，又没人出来表态。的确很难。
许某在这方面很聪明：表态等于承认事实；不表态，还可以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现在他就是采取装傻的态度，想不了了之。
私拆私扣来信
一天，看管人交给我一封信，我发现信封被拆过，随即提出抗议。事后，再有来信时不再由看管人交给我，而由看管人带我去“信箱”处自取，我还是发现了被拆的痕迹，再次提出抗议后，一封来信都见不到了。我怀疑为了不让我发现他们私拆信的行为，索性把来信全扣压了。为了得到证实，我请外出或探亲回城的知青将10余封自写自收的信带出连队后再寄回连队，结果一封都没有收到。
一天，偶然在八排宿舍一知青（专案组成员）的棉手套里发现了我的一封半月前的来信，我把手套放回原处，躺在铺上等着。这位知青进屋后，躺在对面铺上，还主动跟我说话，表示友好。等同屋的人到齐后，我坐起来问他为什么扣我的信，他从对面铺猛扑过来抢手套。我顺手把手套抓在手里，掏出信，让大家看，见无法抵赖，只得承认是许某让他干的。
“黄豆事件”
71年10月豆收后，场院里堆满了晾晒的黄豆。一上海知青想吃黄豆，又不敢拿，要我给拿一些。我当时虽在看管期，却是没人管的人。要收工时，我把黄豆装在棉衣兜里，高排长见了，拉我去见许某，这是审查中第二次见许某。许愣住了，我们都清楚，事已至此，谁也别想躲避，硬着头皮摊牌：在会上，偷黄豆，我检查；看管审查问题，许代表支部表态。
其实，许某根本就不打算开什么会，他明白，开不开会，都不会收到他期望的结果。所以，还决定采取回避态度，于是“偷黄豆”事件又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了。
对我的审查，营清查办的人曾表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李某听后大发雷霆：“你给他定性了？他就是对审查不理解，认识不到是在帮助他……。”
许某比李某高明，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人，会表示不同意见：面对首长，他会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面对不明真相的同僚，他会说：“不能批判，我们要对他作过细的工作。”面对群众，他会说：“有些问题，还未解决，还悬着，不是不搞了，我们是看他跳，看他表现，以后我们还要办阶级斗争学习班，”
对看管我的事，支部拿定主意拖下去，耗下去。营部的态度也是拖，也是耗。
悄悄回营——不明不白收场
我静静地等，没有任何消息。我想把事情闹大点，促成问题的解决。写好了大字报准备张贴。当时兵团规定，不准贴大字报。我想把材料交到营部，只要半天内不答复，就有理由把大字报贴出去。没料到，还不到一个小时，营部来人把我接走了。营部也在寻找时机。刘教导员说：“你回来吧，过去的事别提了，我过去挨整的时候比你厉害。”对刘教的表态，虽然很不满意，但可以理解。
第二天我找到陈副教，我说：“当初大张旗鼓押我回连队，一年后却悄悄回来，总该有个结论吧！”陈副教说话了：“那是1971年，现在是伟大的1972年，你就该回来了。怎么？你还想让党支部向你赔礼道歉啊！”
陈副教的一席话令我难以接受，它又一次教育了我――解决这种问题，不能寄希望于组织或上级部门，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把写给许某的信做成摘录，散发给我认为很正直、有头脑的知青们，让人们认清这个“知识青年的老妈妈”。我认为利用书信摘录比利用名人语录对许某的揭示更直接、更有力。
在五连时，许某想方设法避开同我见面，但当我离开五连后，他又不甘心了。据说当我在营部享受探亲假准备回家时，许某跑到营部质问刘教：“谁教你们把他放走了？”刘教对他的质问好像有些不满，说了句：“你把他整了两年，人家最后没要求什么，够可以了，不要再没完没了。”许某忿忿地走了。又据说，事后刘教后悔了：“不该为了一个知青，弄得我们干部不和。”（刘教与许某当时同是６团团党委成员。）
“偷麻袋”
在看管期间，许某曾扣留了我自己装行李的麻袋，说是偷连队的东西。我服从营党委的决定，决心无条件悄悄离开五连。在五连的是是非非没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结结论。像麻袋这样的事情，我本不想同他们计较，没有讨要这麻袋。
但是他们又开始拿麻袋这件事做文章。许向新单位的领导介绍我：“他有严重问题”。“他偷连队的麻袋！”
对许的没完没了，继续“编故事”的行为，实在令我气愤。我决定要回自己的东西。我通过正在五连办事的营保卫干事于某，传话给许，于又转达许某的话给我：“许指导员说了，麻袋还你可以，但要你拿发票来！”我说：“许某说得对，很合理，没有发票的东西就是偷来的。我去拿发票。不过请你转告他，等他不在屋的时候，我会把他的行李搬走，那时，他不拿出发票来，就别想要回去！”于某又去找许某，回来后对我说：“许指导员说目前正是用麻袋季节，连队想先借用一下，可以吧？”我说：“连队急用，可以，如果需要，我还可以贡献床单，但请告诉他，以后不要用‘偷麻袋’来搬弄是非。”
我跟于某的接触只这一次，但他就事论事的行事方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我们在五连听到的都是：“我们不能就事论事，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分析一切人和事。”在许某、李某眼里，一切都是阶级斗争，只要把人和事挂上阶级斗争，就能成为他们的英雄事迹。
离开六团
1973年春，六团向六师转调大批知青，营部借机想把我调走，并把我的瓦工工种改为木工，在当时，这绝对是领导对我的恩惠，其实我一天木工活都没做过，但他们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整整三天，我往返于六师参谋长和六团军务股之间，如果六团对我的问题有个正式结论，或者六师出面帮我跟一师交涉处理这些问题，我会毫不犹豫去六师。最后六师把我退回六团，而营部的意见是，不去六师可以，但不能留在六团。
当时一师正组建工程连，要我去工程连。我想，只要不出一师就有解决问题的机会。在团部开调令时，发现工种又变成了瓦工，说是营部电话通知的。我找到宗股长：“这几天我一直是木工，怎么开成了瓦工？”股长当即批示办事员说：“他是木工。”我拿着团部的调令刚回到营部，听说营部的调令刚送去团部，工种还是瓦工。
90度的一鞠躬
此时，我已身心疲惫，在逆境中，虽然没有屈服，没有低头，但耗尽了精力，感到很累。
一年后，我回一营，偶遇李某，当时我正下车，他准备上车，看见我，突然对着我慢慢地弯下腰，深深地一鞠躬，身体弯过90度。我们都没说话，他上车走了。我沉思良久：难道是歉意？！
回顾当年，那是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年代，那是少数人横行，多数人无奈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黑白被颠倒，正气被压抑，邪气受推崇。
每逢提起那段历史，人们常常感叹说：“那年代把人都扭曲了！”其实，不如说是那个年代给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机会，使这种人得以充分表演和暴露。生活就是一场戏，各种人物都要登台亮相。
这种靠“运动”﹑靠权术起家的人，在那个年代能不择手段捞取政治资本，在当前就会不择手段捞取不义之财。
不信！查查已落网的腐败分子在那个年代的历史，肯定是不光彩。
离开兵团已经30多年了，文革也早已被国人深恶痛绝，今天回首这些痛苦的往事，只是为了记录下一个真实的年代发生的真实往事，并由衷地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人应该永远绝迹。
作者说明：
此文不是文学创作，文中事件、情节、时间、人物、对话全是实录，为的是想让那些没经历过“下乡”，更没经历过“文革”的人能知道——“文革”中政治家们以堂皇的理由，疯狂地打击对手的后果是：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和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我相信作者的诚实。也谢谢作者的诚实。
文革不能简单用“对”或“错”来评价，那样太粗略了。
这一句话，我无法同意。事实是，文革具备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左粪绝对比要民主的人数多。
而且我断定，在不远的将来，文革还会回来的，这一次新文革会血流成河，再次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
他们和他们的太子公主们可都是现在的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