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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艾克维尔重访中国

(2018-12-30 13:04:30) 下一个

艾克维尔英文名是Robert Brainerd Ekvall,前面博客中曾经编译过他的书Faithful Echo中的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链接第二部分链接)。他是一名口译员,呃,先应该介绍一下他是何许人也,艾克维尔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1898年在中国出生,所以中文也是他的母语,他父母在甘肃靠近西藏的地区传教,所以他们跟藏人也有接触,艾克维尔也会说藏语,他后来写过好几本关于西藏的专著。他家族是法裔,所以他又会说法语。四种语言,这种人不当翻译,天理不容啊!
艾克维尔回美国接受教育,后来又回到中国,抗战时还曾被日本人逮捕过,出狱后被史迪威召募进远征军,开始口译工作。1946年马歇尔来华军事调停,艾克维尔做翻译,认识了叶剑英,黄华当时是叶剑英的翻译。再后来,朝鲜战争,板门店谈判,已经升为上校的艾克维尔又一次跟中国人在谈判桌上坐成面对面,黄华已经是中方谈判的第一人,翻译有浦寿昌、浦山兄弟等人。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艾克维尔是美国代表团成员。
退休后,艾克维尔回到伊利诺斯老家,1980年,他的母校伊州的威顿学院(Wheaton College)对他进行了采访,然后把录音整理成了文字。艾克维尔回忆他的一生,这里编译他对1979年重访中国的记述,算是他那本书的续集,当然是个相对而言简短太简短(虽然他的书也不长)的续集。
1980年艾克维尔已经82岁,所以讲话不太连惯,常常重复,另外他的记忆可能也会出现差误,在此说明。采访时间是1980年9月18日,由Robert Shuster采访,文字是1985年5月到8月整理出来的。下面是对他口述回忆的节译部分(略去了对答形式,用第一人称):
我去中国这件事,大约是1979年初,由某个基督教组织提出。他们想让我去中国西北地区,跟西藏接壤的地区。我的父母和妻子都埋葬在那一地区。然后,他们想让我跟中国官方取得联系,主要是叶剑英,我跟他在马歇尔到中国进行军事调停时就认识。他现在是中国政府中最老的,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我感觉他不会负责什么具体的事务。同时我也认识了黄华,那时叶剑英的助手,实际上是翻译,因为他会说英语,现在他是外交部长。我给中国写了一些信件,很长时间没有反应,然后收到了黄华的一封很热情友好的信,他说他们希望能帮助我尽快访问中国,并尽量让我对中国的访问成为一次最愉快最舒服的旅程。然后我又写了信粗略地告诉他们我想访问我父母住过的地方,他们是否能帮我取得签证。就在我准备起程去香港之前,我收到外交部一封很有礼貌的回信,但是否定了我的提议,去那些地区,理由是条件太艰苦,那个地区不在旅游路线上,他们不想讓我去这么艰難的地方,当然,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有礼貌的说法。
我还是去了香港,在那遇到中国的一位学者,他拿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是中国社科院的成员,当时在香港维多利亚大学(原文是Victoria University in Hong Kong,但是查香港没有维多利亚大学,存疑)教书。他跟一些对西藏感兴趣的人保持聯係,那些人都读过我写的关于西藏的书。他说:你想去你父亲坟墓所在地,这个想法很象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我要争取让政府来制作一个节目,由他们派摄制组来,主题是外国人回到他祖先住过的地方。这个中国人姓王,又取了英文名,让外国人读起来容易,他叫Jimmy Wang。他说他要尽力帮忙,我说:那黄华怎么办?他说:黄华不在,他在非洲,还要去其它地方,一段时间内不会回来。然后我又提了两个我非常熟悉的人,一个是路易艾黎,他是新西兰人,在中国住了几十年,已经变成真正中国人了。我对吉米王说:我听说路易艾黎死了,我们曾经是好朋友。吉米说:他没死,他在北京,他是北京政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又问他王炳南还在吗?王炳南在中美大使谈判开启时是中国驻波兰大使,他的对手是亚历山大.约翰逊。中美谈判中我跟王炳南隔着桌子坐了3年,我们两人很熟。我发现他現在是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路易艾黎是他的助手。
我进入中国的过程,所有的安排,签证啊钱啊方面的安排和所有事,中国方面都处理的很顺利,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擅长。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妇女,妇女和男人几乎一样多。中国海关有很多规定和法则,但是很轻松,他们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你说什么他们就相信,然后就通过了。
到了广州后,大家都去逛街,我没出去,忙着跟北京联系,用中文打长途电话,找这个人那个人,有的不在,他们的秘书在,之类的事。终于我跟路易艾黎联系上了,他极为惊喜。他根本没想到我还活着。我也联系上了王炳南。我的导游他们说现在北京因为是旅游季节,旅馆房间紧张,所以我们旅行团被安排到天津过夜,一大早坐火车去北京,下午再回来。这很不方便,团长问我能不能想办法,我们团有15人,最后我终于搞定,我们住北京而不是天津了。然后路易艾黎跟我说:到了上海再跟我们联系,我们有其它事要讨论。
我们去了上海,然后北京,还去了西安。
我们在北京的行程很紧,参观这里,参观那里,我跟导游说我在北京有朋友,有事要处理,这些旅游点我在马歇尔军调时都看过了,她们同意了。于是我就去见了路易艾黎,王炳南,但是王非常忙,我又问到叶剑英,他的身体不好,我跟他通过几封信。话说回来,带我们的导游都是一流的翻译,彬彬有礼,精明能干。王炳南请我吃了一顿午饭。之前在香港的时候,我去了美国领事馆,一个人走出来,从围栏上探出身子说:你想谈什么?我说,我是艾克维尔上校,是板门店谈判的口译员,也在欧洲参加过会议(艾克维尔参加过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他说:哦,对对对,快进来快进来!然后他们就通知了美国的北京大使馆(1979刚建交)。
这样,到了北京,王炳南请我吃饭,中方很多人来了,都是板门店谈判中我的对手,他们读过我的书,Faithful Echo,其中一人是外交部副部长(查1979年任外交部副長的有浦寿昌),他说:你有些地方写得不公平。我说:哪里不公平?他说:“书里有一处你说每当你开始翻译的时候,你都可以觉察到我脸上有一丝带恶意的微笑(malicious smile,但是艾克维尔的书Faithful Echo没有查到这个短语)”。我说:“你知道我不过是个跑腿的小翻译。你得承认我说的是微笑,我没说‘恶意的皱眉(frown)’。”谈话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美国大使馆的一名高官(top man)也在场,他带来了一名中国秘书(Chinese secretary,是中文秘书,还是说这名秘书是华裔?),他在朝鲜时,是我手下的中文笔译员,你看。
我跟王炳南说:“我越来越老了,我想去看看父亲的坟墓,看看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等等,他说:“老朋友,”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你可以去,你是应该去这些地方看看。”他转过头对外交部副部长说:“你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他们说:“好,我们可以安排。”本来是只让我一个人去,然后我说我需要一个人陪我去,我介绍了团里的教会的负责人,他们说好,可以让他陪你去。可是在西安,负责接待我们的当地旅行社的头竭力阻止我去,我们谈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不想让我去,但又不愿直说。不过我觉得他还是很诚实的,飞行、道路和那些地区的条件都不太好,他说他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说那为什么外交部的人说我可以去呢?他说他希望外交部能改变他们的决定。但是他又不愿意充当不允许我去的人这个角色。最后他们让我去兰州,1948年我和我妻子在兰州住过,那家很好的旅店(这里艾克维尔说了中文名,采访者听不懂。录音听起来不太清楚,似乎是“北京大厦”--应该是现在的名字,肯定重建了)现在还在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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