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故事（二）

徐存尧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不久后，徐被移送北京第一监狱，条件比拘留所好，他们11个人住一个号子，还可以看电影和犯人自己编排的娱乐节目。徐除了参加糊火柴盒的劳动外，时间主要花在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过了不长的时间，检查院的人跟他说，外交部对他还是寄予希望，希望他能悔改，并且不要把专业--英语忘了。说他很可能被判两年，一旦定罪以后，会允许给他从外面带英语书进来。可惜不久反右开始，犯人的定刑也变得加重，一个小偷本来可以判两年的被判了五年，徐的审判很简短，外交部也没有派人参加，因为徐本人已经全部交代了，所以事实清楚。当他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的时候，徐并没有特别意外，本来他以为会判更重，他想，十年后我才32岁，还是年轻人。

判刑后，徐和其他犯人被送到东北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在这里，徐意识到，他今生不会离开劳改的环境了，哪怕刑满，他也只能在劳改农场工作，成为所谓的二等公民。1958年开始，犯人的饮食开始配给，还要去挖河道，徐存尧身体变得越来越弱。犯人中，很多是工人农民，徐跟他们比起来显得笨手笨脚，不会干活，于是领导分配他去干比较轻的劳动，但是他所在的小队的总工作量不变，这样，其他犯人就责怪徐存尧影响了整个小队的进度。徐也越来越绝望，他决定冒个险，给以前的一位外国朋友，北京印度大使馆的三秘写信求救，让三秘告诉大使，如果大使跟中方替徐求情，也许中国方面能给外国人一个面子，减轻徐的刑期。监狱里犯人写信都会被检查，所以徐让一名就要刑满出狱的犯人帮他带信，他以一件母亲为他作的狐皮大衣为报酬。但是，就在那名犯人出狱前，徐发现那封信和他非常珍爱的一支派克金笔都不见了。徐存尧被关入禁闭室，四个月后被放出来，又被要求写坦白。1958年底开始，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开始显现，犯人的粮食配给也开始减少。幸运的是，1958年12月某天，监狱的一位官员叶长青（Ye Changqing）把徐存尧叫到办公室，让他担任监狱的会计，现任会计原是北京饭店的警卫，因为开枪误杀某人被判了两年半，现在期满释放了，所以要再找个会记。这个任命有着Joseph Heller小说似的讽刺意味（22条军规？），一个因挪用公款的犯人来当会计。除了管钱，犯人的食物配给和给在外面干活的犯人送饭也归他管。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虽然农场丰收，领导还是开始把粮食与槐树叶混着做饭，犯人有不少得了水肿。徐说如果他不是管食物的话，可能他就死于那段时间了。也是因为食物缺乏，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犯人之间开始互相告密，徐存尧说，直到今天，他都不信任中国人，也不会向任何人敞开自己的心灵，就是那时养成的。 “你周围的人正是你最危险的敌人”。

1962年早期，徐听到消息，中苏关系恶化，因为劳改农场靠近中苏边境，上级准备把曾经掌管过机密文件的人送回北京，以免他们落入苏联人手里，他感到了一点希望。到了4月，监狱让他办会计交接，然后真的，他与另外13名犯人被送往北京！在火车上对他们的监管也松了很多，徐存尧对自己居然能度过了这几年的生活感到幸运。他想起了小说《牛虻》里主人公在狱中写给情人的诗：【随便翻译的，没有参考中文版原书】

那时的我         Then am I

一只快乐的虻   A happy fly 

或者活着          If I live

哪怕死去          Or if I die

徐存尧说，他自己就象一只苍蝇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未来，所以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不去管明天，管好当下的事。他们被安置在北京郊区的一个监狱医院里。徐甚至觉得此举有点诗意，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问题是思想上的问题，是来自上海的国际化思想与中国传统冲突所造成，所以应该由一个心理学家而不是劳改队解决。到医院的第二天，给他作检查的医生看到他的名字后问他，“你以前是外交部的吧？”原来这位医生本人曾是驻巴基斯坦的三秘，因为贪污被判了两年，妻子被送到大庆。北京监狱认为象徐这样在北大荒干过苦活的一定身体很差，26岁的徐实际上很健康，但他利用这点关心，给自己找了个闲差，就象小说《飞越疯人院》里描写的那样。他被派去当护士，把药名的拉丁文翻译成中文，开药方等。他还负责给犯人写病历，管理食物配给，他可以自由地在医院里走动。那位医生，经常给他从城里带点心和香烟。徐说，他俩渡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轻送的工作，让徐又憧憬起失去的优雅生活，一天，在菜园里除草的时候，他听到一位员工哼起了《卡门》，这是他四年里第一次听到西方音乐，他靠在锄头上听呆了，对过去礼宾司官员的生活的思念涌上他的心头。他给韩叙写了封信，某个星期天，在一个月两次的家属探监的时间里，徐存尧被叫到会见室里，韩叙坐在那里，两人谈了约15分钟，韩叙对他说：“我听说你在东北的时候，没能改正自己的缺点”，他指的是徐试图与印度外交官联系，“我希望你能彻底改造自己。”话虽这么说，韩叙能来看徐已经是很有勇气的了，也说明他关心徐，几年后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攻击韩叙，没有得到部里批准就去看徐存尧，没有跟犯罪分子划清界线。

不久后，徐存尧和其他十几个犯人被分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监狱方要求他们互相不许交谈私人的事，但是不久后，大家都知道各自的情况，其中一位是公安部的，他未经批准给南斯拉夫大使馆写了一封信，在受审查时，他抢了一辆吉普，直到没油了才投降。还有一人是贺龙的前司机。组里还有些人是学者，有一人是人民大学马列主义专业毕业的，徐在这种环境的激励下，认真学习辩证主义，唯物主义理论，还记笔记。

1966年文革开始，徐存尧越来越期待着期满释放，他经常作梦，梦到自己回到过去的那种生活，还梦到韩叙开车来接他回去。在他期满的时候，监狱里只是让他换了个屋子，他并没有能离开监狱，只是变成了监狱的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