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堪回味

 陈富高中读书时的零星片段

一九六八年六月，我从芒街陈富中学初三毕业。九月，入读高一。那年陈富高中刚好从疏散校址大角山迁回歌龙桥头；初中也从坡尾村搬回市区。但因桥头教学楼课室不足，初中到底去了哪里，如今已经想不起来。芒街飞机坡附近的春海村还有一所初中，也许部分坡尾回来的人去了那里。

陈富中学的前身是芒街华文中学。一九六一年省教育厅将芒街华文中学和越文中学合并，取名陈富中学，并在歌龙河西岸建了新校舍。陈富中学华文部教授中文，老师和学生自然都是华人。芒街有了华文高中后，本地初中毕业生不用再去河内升学，省内其他县的学生也来芒街读书。在北越防空形势最严峻的六十年代中后期，不少外省人也成了陈富的插班生。我升高中那阵，陈富高中不再是“鼎盛时期”，好些华人教师已经离校，剩下的寥寥无几。那年的高一、高二和高三分别只有一个班。但越文部分无论班级还是学生人数都比华文的多。教职员中除校长外，全都是来自其他省、市的外地人。

编班初期，我们这个新班有学生近四十人，其中少数来自先安、潭下、河桧等地以至省外，班主任是周老师（兼教化学）。先安来的梁同学被选为班长，因他比多数人年岁稍为大些，而且还是共青团员（我在陈富初中时好像没见过团活动）。第一节正式上的文化课是越文（V?n）。记得那天一位体型结实的老师走进教室，一言未发，拿起粉笔就在半个黑板上用中文干净利落地写了“韩同源”三个字，然后转过身来，笑吟吟地对大家说：“Hàn ??ng Nguyên”。接着又补充说：“D?y V?n”（教越文的）。这情景不免令全班惊愕。那节课他讲些什么，现已毫无印象，只记得从头到尾他没说过半句中文。听高年班的同学说，韩老师是南方集结上来的华人。

韩老师只上一节课便没有再来，调到哪里去不清楚。来代课的是Th?y T?o（造老师）。T?o是校长，但可能担任校长时间未长。为了解我们这批新入学的高一学生的越文水平，他特地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课堂翻译的测试：将《别无他途》的其中几段译成越文。《别无他途》是一篇关于阮氏明开（Nguy?n Th? Minh Khai）被“逼上梁山闹革命”的报告文学，原文是越文（Không còn ???ng nào khác），（可能是）新越华报翻译成中文。因之前并不知道还有越文版，看到测验题后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以为校长通晓中文。后来才发现他并不懂中文，即使学过也只能是半桶水，因为他是靠对照现成的越文版来批改测试的。

直至1968—69学年，中文仍然是陈富华裔学生的主科之一。给我们上第一节中文课的是一位带近视眼镜的老师，姓郭还是姓骆，可惜未能记住，因为她也是“虚晃一枪”后便不再出现，又是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同样，那节课老师讲了些什么，如今也想不起来。自此之后，中文课由冯一民老师接手。那时候，国内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大中学生不是“大串联”就是“上山下乡”，即使留校上课的也未必有正规的教科书可用。就这样，《毛选》和《毛泽东诗词》成了我们的主要教材。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这一年的（中文）语文课文包括“论持久战”、“老三篇”、“别了，司徒雷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等文章，以及“沁园春 ?长沙”、“沁园春 ? 雪”、“清平乐 ? 六盘山”、“卜算子 ? 咏梅”、“七律 ?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满江红 ? 和郭沫若同志”、“水调歌头 ? 重上井冈山”、“水调歌头 ? 游泳”、“七律 ? 送瘟神”这十多二十首诗词。除了郭沫若的一篇《满江红》外，再没有其他人的著作。同时，冯老师还教大家使用汉语拼音。第二学期，班里办了一次墙报，好些同学写了稿。我自己也拼了几句诗凑热闹，但写的是什么，今已毫无记忆。然而，这一年的功课并不轻松，除了数理化生文史地，还有政治和体育，且不说还比越南同学多了一门中文课。而且，每隔两周还得参加半天劳动，不是去缸厂抬坛子，就是落驳船码头卸煤块，再不就是到附近村子去帮农民筑鱼塘。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九月初，胡主席病逝，中越关系顿时明显降温。新学年开学同学们回校时，气氛好像变得比前沉闷、局促。某日，老师（忘了是哪位）对大家说，从今起陈富不再是省立学校，此后不设中文课。没多久，冯老师回河内去了。广宁省高中中文教育就这样被送上了断头台。学校的华人教职工除周老师外，只剩张老师（物理）和邓老师（体育）。我们这班高一升上高二的学生被分散编入原有的两个越文l?p 9（九年班）班。我进了9B，班主任是太平省人，河内师大毕业。没了中文课，外地来的华人同学陆续离校回乡。渐渐地离校的越来越多，一个学期之后，两个l?p 9剩下来的华裔学生合起来不足十人。

又过了好一会，忽地又来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这位宜安外大（Tr??ng ??i H?c Ngo?i Ng? Vinh）回来的Th?y D?ng（勇老师）的中文到底火候如何，没人知晓，反正他的授课对象本来只是初学中文的越南学生。讲了两三个星期的“波、婆、摸”汉语拼音和几个基本句法后（“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几年级的学生？”），大多数人失去了兴趣（华裔学生本来就是“陪太子读书”），启蒙中文班流产。未久，有人又搞了个俄语兴趣班，每周一节课。后因年底主课要重点温习，俄语班也半途而废。虽然没了外语，但音乐课照常。三年陈富高中我们还真学了不少越南“红歌”。连教数学的竹老师（Th?y Trúc）也在他的三角函数等繁琐课程中挖空时间教大家唱一首俄国歌曲 —“列宁颂”（Bài ca Lê-nin）。

话又说回来，高一开学时T?o代了几个星期的课后，由Th?y Ch?nh (整老师)来接替。Ch?nh随班而上，连续三年任我们这一届的越文教师，直至毕业离校。Ch?nh着重讲越南文学类别。他熟记好些经典诗句，经常可以随口而出。高三（l?p 10）那年他还扼要地介绍了几部外国名著，如《巴黎圣母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中国名作家艾芜等人的作品。同年班里也是办了一次墙报，人人都得参与。我写的是一篇有关小时候在飞机坡欢送胡主席的回忆。后来盘点墙报成绩时，Ch?nh说，胡主席先后一共来过芒街两次，而不是一次；但你这篇写的还不错，有看点。这个评点让我暗地里高兴了好几个星期。一九七零年，高三毕业试的越文试题引胡主席遗嘱中提到的v?a h?ng v?a chuyên一句话 （“培育又红又专的青年人”）。Ch?nh是省里的改卷人员之一。次年，轮到我们这届复习备考时，他讲了那次改卷发现的一个情况，说“v?a h?ng v?a chuyên”是汉越词，本以为华裔同学能驾轻就熟，谁知却有不少人把其中的“h?ng”字误解为“nét m?t h?ng hào”（红光满面）中的“h?ng”，因而写的文不对题。可见，Ch?nh对华裔学生学越文的优劣特点是有一定的认识的。

由于当时战争还在继续，前线需要兵员，学校时不时有人离校入伍。再加上稍早前芒街瓷器厂工人罢工游行时，大多数华人学生掺和在其中；因恐秋后算账，不少人对学业心灰意冷。就这样，从L?p 9升L?p 10时，两个班缩水合为一个班。而到L?p 10第二学期，全班剩下不到四十人；其中华裔只有四人，另加一自小读越文学校的华越裔班长。在那段阴沉的日子里，我自己也想过放弃。因为我知道“又红又专”的列队里不会有我的位置。个别教员的反华言论、特别是这个班的班主任针对性地给我穿小鞋的小动作，尤其令我反感。正是因为我那种得过且过、“天塌下来当被盖”的处事态度，至今那位“老班长”还说我当时给他的印象是个“懒散的学生”。对此，我唯有一笑了之，从不多作解释。

一九七一年春天，高三班开始复习迎接大考。此时教育厅来了通知：华裔学生将不再获得“照顾分”（?i?m chi?u c?），原因是前两届毕业试表明，他们的考试成绩不比越南同学差，无需特殊待遇。不管怎样，一听了这个消息，我们这几个仅剩的华裔还是有点担心。但待大考放榜之后，才知担心是多余的。全班四个人正式合格毕业，其中两人是华裔。其余所有准予毕业的都是以“v?t”（提拔）的方法通过。另有数人名落孙山。这一年，大多数拿到毕业证书的人升上各地高校，好几个“官二代”还去了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好友永福进了“北大”(北太省农技大学)，是该届唯一荣升高校的华裔毕业生。

“逝者如斯夫”，四十五载飞逝而过。但至今，每当想起那段日子，总觉得五味杂陈，往事不堪回首。正是那时，中越关系从“很别扭”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华裔者不光是学生，连老师也没遇上好日子。然而平心而言，三年的高中生涯让我受益匪浅，至今很多所闻所学仍然派得上用场。得意也好失意也罢，陈富中学始终是我成长年代的母校。自创校时起，一批批活力洋溢的知识青年从各地到这里来，青春在无声中燃烧。莘莘学子中，不少先行者踏入社会之后，在教育、医药、工程、体育甚至军旅等领域有所作为；而经历平庸无奇的砚席同窗，同样活得逍遥洒脱、实实在在。说老实话，作为这所名不出众但历途峥嵘的学校的一名平凡学子，我仍然为能有这样的老师和校友而感到骄傲，并一直关注着社交媒体上有关母校的信息。这里东拉西扯凑合几抹特别难忘的片段，粗略地回顾一下那段尽管“不堪回首”、但对自己来说，姑且还算得起是“激情燃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