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 Forest
酒不醉人人自醉
我一九一三年在廣西出生。一九二三年，我在南寧的一所小學讀書，幾年後升中學；初中畢業後我繼續升讀高中，那時我基本還是個十多歲的大孩子。高中畢業後，我考入駐在南寧的廣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又在那裡學習了三年。一九三零年我完成這個相當於高中水平的師範課程時，還不滿二十歲。一九三五年(民國24年)，我前往廣州報名入讀軍校。本來軍校學習的課程也要三年，但在學期中因為生病，我提前退學。離開軍校後，我又回到廣西。
在廣西，我在賓陽縣的一所中學教找到一份當教師的工作，教初中語文、地理、歷史等科目。一九三六年 （民國25年），抗日戰爭爆發，同年我報名入讀南寧“廣西軍事政治學校”（後易名為“中央軍校第六分校”)。我是該校第八期的學生。學習的課程本來也是三年，但因日本飛機轟炸，學校被嚴重損壞，不能留在南寧，要遷移桂林。因為我自己也在轟炸中受了傷, 不能隨校搬遷，只好留在南寧。雖然未能去桂林，但我的入學檔案還留校裡, 所以仍然屬於軍校的學生。在南寧一段時間後, 我傷勢漸好,待完全康復後，我重新報名入讀遷移桂林的學校，成為該校的第十四期學員。一年後，我完成學業，並奉命到第五戰區的第七軍當排長。從此，我開始了在部隊的戎馬生涯，從湖南到湖北，從江西到河南、安徽等地，我到過很多地方，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大小各種戰役, 多次奔赴戰場，在戰火中視死如歸。
入伍不久之後，我曾獲送到駐在桂林的陸軍大學參謀班接受訓練。在那裡，我學到很多新的知識，這些知識對我後來在軍隊的發展很有幫助。我在桂林的那年，軍隊做了整頓，部隊領到新的武器和裝備。離開桂林參謀班後，我又被派往第七軍的後勤部，接受新的任務，負責部隊補給和運輸工作。
一九四四年(民國33年)，我回到柳州，在第四戰區干部訓練團接受培訓.年底,訓練結業後，我被調派到31軍。抗日火焰燒到廣西時，31軍奉命前赴桂林打保衛戰。桂林保衛戰是一場聞名中外的大戰。雖然當時已是連長,但我仍上戰場直接參加戰鬥。那時三個排成一個連，滿額時全連應該有兵員160人，但我帶的連只有120人。該戰打得極其激烈，從早打到晚。日本兵也打得很凶狠，他們將士兵分多點，將我們包圍。日軍還用飛機轟炸，開炮襲擊。我們的部隊只能死守陣地。當時在桂林火車站背面防守的是國軍393團，但軍校第十九期的官兵也參加了戰鬥。我軍在火車站背面同日軍打陣地搶奪戰，槍炮轟隆，雙邊打得難分難解。
由於日軍有飛機作掩護，占空中優勢，國軍只有招架之功，沒有反擊之力。幾輪惡戰之後，我帶領的這個連只剩下大約20人，其余的死的死，逃兵的逃兵，一時間潰不成軍。桂林最終失守，整座城市變成火海，被燒得體無完膚。除了部分軍隊營房和桂林城隍廟未被毀壞外，戰後的桂林城幾乎成了一片廢墟。那時的日本人軍隊裡，有很多朝鮮籍和台灣籍的士兵。朝鮮兵打仗特別凶狠，他們從不放過俘虜；所謂寧殺錯莫放過，對俘虜從不手軟。我在安徽和河南那時，就曾經遇上朝鮮籍的日本兵。桂林保衛戰一仗，國軍只打了幾天便被迫敗走。桂林淪陷後,南寧、柳州等地也先後被日軍占領。日軍還准備攻打貴州，但沒攻成。
桂林失守後，我也隨軍撤退。由於31軍的內部不團結，打了敗仗，上級決定將該軍解散，取消部隊番號。這樣一來，這個軍的許多官兵不得不各自找尋自己的去路。對於軍人來說，部隊被取消番號是一種恥辱。但這一仗的確令31軍丟盡面子。後來美國人在廣島那邊扔了兩枚原子彈，日本人被迫投降，中國的抗戰終於取得勝利。當然那是後話了。
至於我本人，離開被解散後的31軍我來到湖南長沙。那時候在長沙，“干青隊”（干部青年隊）特別活躍。長沙那邊派我到衡陽執行新的任務；我加入了“干青”中隊的工作。在衡陽時，我捉拿了不少無能的地方官,包括肖干祖, 羅行安等人。後來干青部被解散，我又得像大家一樣，要自找生活門路。在廣東的第九和廣西的第十中隊之間，我選擇了後者，去船業部門接受培訓。我選擇廣西的原因，是因廣東我沒熟人。在船業，我加入了特警學校。但從特警學校出來後，我卻找不到工作。於是我去百色，想在那裡碰一碰運氣。一九四五年初，我從南寧步行到桂西的百色。白色是一個壯人聚居的小城，比較偏遠。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雲南軍和廣西軍奉命前往越南接受日本軍隊投降。入越的國軍部隊是62軍，軍長是王湊，他們是經廣西龍州線入越的。我也隨軍入越，但我們的部隊是經（原）廣東東興到越南去的。東興有一條法國人早期建的鐵橋，河水也不深。入越後我們一路直到河內。那時候越南那邊的陸路交通要比中國這邊的好。我們在越南時遇見不少當地華僑，我還與其中的一些人接觸、結識。越南的華僑大多數來自廣東、福建人和潮汕地區，他們主要是靠做米糧買賣為生。從廣東羅定、新興等地到越南謀生的，大多數開藥材店；做布匹成衣行業的，則是中山人和東莞人較多。在越南那些日子，華僑朋友有時也陪我們這些兵大哥出去走走看看，吃點早茶什麼的。後來我們收兵回國時，也是經過芒街返回東興的。
從越南回來後，我被調到廣東韶關。沒多久，國、共兩黨不和，內戰打響，我又再次奉命走上戰場。一九四六年（民國35年），國軍很多軍校面臨解散。在成都，除中央陸軍學校的主校准保留外，其它地方分校都紛紛解散，連第六陸軍學校的第二十期也不保住。但我還是被派往軍管中隊，入讀專業的軍事課程。後來獲派往廣州，再後來到漢陽張發奎部報到。在廣東那些日子，我被授予捉拿漢奸的任務。那時我已升為參謀，少校軍銜。張發奎走後，宋子文來到廣州，成立了新的保安團。我又奉命到肇慶的省糾察隊第三分隊，職位還是參謀，是情報參謀官，肩上帶兩顆星。那年我才三十開外。當時，廣東那邊的時局特別復雜。李漢南屬左派，陳濟棠是南霸天。李漢南趕跑陳濟棠後,令很多人失業，連我自己的飯碗也難保。後來我與一位正在北伐軍團當官的舅父取得聯系。通過私人關系，他把我帶到63軍，很快我就被提升為中校參謀。
一九四八年解放軍逼近廣州, 也就是在那年的冬天, 我的第一任妻子患病不愈，令我極為傷心。 那時候醫學沒現在這樣昌明, 一般疾病都治理不了。解放軍大部壓境廣州時, 63軍被迫急撤廣西。第二年，63軍又宣告解散。當時我還在曲江，一時走投無路；後來又來到廣州，但仍然無可事事。 正當不知所措時， 我偶然碰見一位老上司。此人正好在地方部隊做事，是當地海軍第三艦隊的長官。他原先曾參與成立廣東突擊第一縱隊，是縱隊司令。我們見面後，他安排我當大隊長，賜給我中校軍銜，要我參加珠海保衛戰，防範解放軍湧入珠海。幾番激戰之後，解放軍還是攻占了珠海，並於後來一舉南下，解放了粵西南和海南島。而我所在的第三艦隊，是由三個自衛隊組成的一個突擊中隊，沒有陸戰兵，兵員不足。解放軍包圍上、下川島時，我們不得不招收當地海盜加入隊伍, 補充軍力，對抗解放軍。戰鬥打得極度激烈、極度殘酷，畢竟那是你死我活的搏鬥。但事實證明，我們決心死守也無濟於事，珠海保衛戰中國軍真的打得不怎樣。當時參戰的有不少是來自地方民團的士兵，他們的武器很落後，基本不能打仗。敗陣之後，我們的殘余兵力隨第三艦隊的運輸船逃跑去了台灣，那是一九四九年底。
我們撤退去台灣前，廣州那邊還有國民黨國防部的“鐵青”組織, 還有美國人培訓和指揮的情報團，這些人在廣州還相當活躍。但解放軍向東挺進時, 國軍只能節節敗退, 不能抵擋。當時我的心情十分苦惱,而且還生了病。待我病好了點後，“鐵青”和美國人的情報團安排讓我去台灣。我們是從香港乘船去台灣的。那時要去台灣的人太多, 買票不容易, 沒有郵輪，我們只能坐貨船前往。
到台灣後，我們這些大陸來的部隊被派到團管區。當時我們的任務是管理幾個縣的事務。但民團始終是民團，我們這些兵沒啥實力，做不了什麼大事。我的身份大約算是副縣長級別。後來我又被提升為上校。軍人一般靠打仗才有機會獲提拔，但那時已經沒仗可打，不再有獲升機會，所以我這個上校軍銜實際是有名無實。由於在團管區我們搞的是民事方面的工作，所以大家只知道我擁有中校軍銜，沒有人稱我上校。無論如何，用這個上校的軍銜來總結我的戎馬生涯，感覺還是很好的，畢竟“治”和“管”是性質不同的兩碼事。但總的來說，我在台灣的團管工作還算是有點成績的。我的任務主要是在國防部的團管區等候命令。因蔣經國的副官是我的舊同學，有一次我去和他會面，還與蔣經國有一面之交，並同他合影。其實我還見過蔣介石本人幾次。我和蔣經國合影的照片和當時所穿的軍裝一直保留著，只是後來到了香港，我後來的妻子因怕惹麻煩，便將那些穿軍裝的照片都給燒了，一張也沒留。
我在台灣只呆了一年左右，後來便從各種職務退了下來。一九五一年我離台到港。當時香港的形勢也很混亂。有一個在教會做事的人，因曾在1950-51年間參加過國民黨的活動，到香港後不久便被仇家槍殺了。那時香港有三股勢力，即美國中央情報局、張發奎勢力和李宗仁勢力。這三股勢力在香港明爭暗鬥，興風作浪。李宗仁曾想拉攏我加入他的勢力，叫我去衝繩做巡邏特務，說那裡的生活條件很好。但我不去，因為那時我已經在香港重新立了家室，有了孩子。我知道我們當中很多受過訓練的人被派往大陸活動。有的甚至到中越邊界的十萬大山縣一帶。他們是由美中情局出錢派去的。但我死也不去，因為我知道那裡很危險，去了就凶多吉少。事實證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去了都沒有回來。
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我經歷了無數風險，其中好幾次至今我記憶猶新。有一次發生在安徽合肥。一天我去看望我的好友張軍長，到門口時警衛團的幾個衛兵不讓我進去，我和他們吵了起來，忙亂中開了一槍。子彈雖沒有擊中誰，但就是這麼一槍，我被關進監獄一個多月。從監獄回來後，我被降職，解除正長官的身份，降為副長官。雖然我的待遇基本照舊，但已經沒有什麼實際的權力了。
幾十年代兵戎生涯，若果你問我為什麼在抗日戰爭年代，中國軍隊打得不好，大道理我不知，但就個人見解，或者我可以說幾點。首先是我們的兵器不足、不夠精良。連隊的兵員也不足。就拿我帶的那個連隊來說，報上去是160人，但實際只有120人。把人數報大了只是為了多拿薪水。當時的政府也窮的可憐，經常出現沒有軍餉、沒有薪水的情況。而且，貨幣沒有價值，市場的物價又高，我這個連長的月薪買不起100斤大米。即使團長也未必過得很舒坦，普通士兵的生活艱苦到什麼程度可想而知。很多人未上戰場，早已餓死在連隊裡。那時全國的抗戰口號是“與河山共存亡”，但我們的士兵大都是農村出來混口飯吃的農民子弟，很多人是被拉壯丁來的，新兵平時並不怎麼訓練，沒經過專門軍訓，沒作戰經驗，到打起仗來，士氣鼓不起來。沒有一種什麼主義的信念，便沒有拼死的精神。
在台灣退休時，我領到一大筆退休金，所以到香港成家後，於五三年開了一間制衣廠。制衣廠剛開不久時，我就擁有二十來台制衣車，雇了不少工人。在當時來說，這個規模算是不錯的了。我的制衣廠主要是領、送材料，直接制衣的則是由其它廠的車工來完成。制衣廠原先設在旺角，後來遷去土瓜灣，生意越做越紅火。一九六零年我的第二個兒子出生時，我的制衣廠生意如日中天。後來我的大兒子來英國讀書，在英國安家。一九九四年我將工廠交給我二兒子打理，然後來英同大兒子家人團聚。
在英國一轉眼快近二十年，我現在的身體還算不錯，天氣暖和時我和老伴會出去走走轉轉。適當時候我們還回香港去探親訪友。大陸改革開放後，我也曾先後幾次回去，重游當年自己曾經出生入死的戰場，還碰見過其中一些曾經相互為敵的面孔。我們這輩人幾十年前因接受不同的思想影響而追求不同的理想，各為其主，奮戰沙場，將生命置之度外。如今老的老，走的走，剩下的也沒幾人。今年我剛好100歲，一個世紀路漫漫，想起以往的經歷，不能不讓人唏噓感嘆。想不到人雖老，但那些刀光劍影的歲月仍固留腦底。我曾想過將自己的故事講出來，和大家分享。我的孫女是英國一主流報紙的專欄撰稿人，她也曾經想過以我的故事出書。但我畢竟是年紀大了，許多細節已記得不太清楚，許多人的名字或事件的日期也記不太准確，所以在這裡我只能講個簡短、大致的情況而已。
桂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