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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iary 87 --- 缀思大明荣耀

(2005-02-16 16:20:21) 下一个

明建于公元1368年,先定都南京,后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历经16277年,1644年灭亡。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之一,高涨的民气、英明的君主、善战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立朝八十多年后夺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领土,可谓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

 

大明王朝最值得称道的当数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朱元璋在称帝后,大力革故鼎新前朝制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在洪武年间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明后代的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太祖在位时,大明疆域北达乌第河,东达日本海,西达哈密,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及东海南海诸岛尽在版图之内。明成祖年间,大明王朝达到了全盛时期。朱棣虽起兵反对削藩,但他一登基后同样大力加強中央集权,又创設內閣以辅佐政事,信用宦官而授予专权,增設东厂以侦察臣民,进一步推行君主专制。此外,成祖对外亲征漠北、南定安南、经略东北、六下西洋,使国威远扬,史称“永乐盛世”。此时的中国综合国力无论在亚洲还是世界,都堪称是首屈一指的。除此二位贤帝之外,明朝还为后代的礼仪、政治、文化、航海和尊重女性的社会风尚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墨章。

 

  

太祖立国事传礼仪

朱元璋从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参加元末农民起义郭子兴部起,即表现出卓越的军事和组织才能,自率一支农民起义军,攻城掠县,势力渐次扩大。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南征方国珍、陈友定,北伐元朝末部,兵将奉命而出,进展十分顺利。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百官的劝进和拥戴下,于郊坛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追尊四代。

 

虽然明太祖对开国功臣确实有点心狠手辣,但他也是敢于创新国家政治礼仪的明君。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每天令监察御史一人监视。凡民间词讼,皆自下而上诉讼。若府州县、行省官及按察司不为伸理,阻止引奏,处以死刑。另外,太祖还诏命学士陶安与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规范国家宗庙礼仪。自此,后代各朝皆于南郊圜丘祭天,于北郊方泽祭地,以经为正,依周制分祭南北郊。并追尊高、曾、祖、考四代,各为一庙,庙皆南向,以四时孟月及岁除祭祀,凡五亨。

 

明太祖本身是在豪杰逐鹿之中马上夺天下,武功兵事上不逊兵家。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奉天门与刘伯温论兵事时说:“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兵无节制则将不任,任将非人则兵必败。因此,在两军相争决死生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有良将。” 伯温答:“我每次见陛下筹划帷幄,未见得制胜,而结果摧锋破敌,动若神明。才知任将在陛下。”朱元璋又说:“所谓兵,即是谋。因敌制胜,得从实际出发,岂能泥于古法!我曾亲当矢石,观战阵之事。开阉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无常,根本无暇考虑古法。关键是根据急速变化的形势,采取相应的战略战术。因此,史书把明太祖,唐太祖,和清太祖的武功并提,确有根据。

 

 

成祖修文典经盛世

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死后,以皇太孙的身分继位的明惠帝感到诸王的势力日益坐大,威胁到自己的皇位,即与大臣齐泰、黄子澄谋议削藩。燕王朱棣遂打出“清君侧,靖内难”的旗号,于建文元年(公元399)七月在北平誓师起兵,史称“靖难之变”。朱棣君临天下之后,大力恢复发展经济,尊儒纳士编纂了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进而迁都北京、疏通了大运河、派遣郑和六下西洋。这些一系列成就,足以令成祖傲视古今。

 

明成祖即位后,为了恢复遭受靖难战争破坏的社会生产,他一方面继续执行洪武时期的移民屯垦与军士屯田政策,另一方面兴修水利,赈济水旱灾害,使得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永乐年间,国家岁粮收入丰实,史书记载曰“屯田米常溢三分之一”。明成祖还五次亲征漠北,先后击败鞑靼和瓦剌,并进一步修筑长城,建立了“九边”防御体系,同时在西北,在安定、阿端、曲先三个羁縻卫所基础上,继续向西拓展,增置罕东、赤斤蒙古、沙州、哈密四个羁縻卫所,合称“关西七卫“。

 

朱棣的文治可与后世的乾隆并肩。永乐元年,成祖下诏任命靖难功臣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并大才子解缙总其事,率三千文士修《永乐大典》,可谓当时的人文盛事。《永乐大典》于永乐五年大功告成,共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技艺诸项。《永乐大典》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照录原文,未作删改。这种做法保持了书籍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永乐大典》于嘉靖四十一年经历皇宫三大殿失火之灾,由于抢救及时,竟然幸免于难,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奇事了。另外,按照《明史》中的说法,郑和六下西洋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三宝太监郑和也因此成为中国历上著名的航海家和西方公认的“世界十大航海家”中惟一的中国人。

 

  

盛世创艺术出名家

明代的书法主要崇尚帖学。前期以沈度、沈粲兄弟的“台阁体”为代表。中期则出现了号称“吴中三大家”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一批杰出的书法家,以至当时有“天下书法皆归吾吴”之说。明晚期草书之风大盛,在前期陈献章创制束茅代笔的“茅龙书”引导下,徐渭豪放不羁的狂草继之,张瑞图之峻峭,黄道周之伟岸,倪元璐之放逸,王铎之腾挪,都折射出大动荡时代人们的心态与创造力。明代的绘画更是画派纷呈,名家辈出。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追求雍容华丽和雄劲阳刚的“院体”与“浙派”占据了前明画坛的主导地位。直到明代中叶,随着新经济因素的发展与文人个性意识的自觉,文人画才逐步取代了“院体”的主流地位。晚明名震一时的“四大家”董其昌、邢侗、张瑞图、米万钟则主张“字须熟外生”,追求平淡古朴的书品与画风,对于明末一直到清代中叶都有着很大影响。。

 

明代家具自成体系,是中国家具民族形式的典范和代表,影响深远。明代家具多用南洋进口的优质硬木,诸如黄花梨、紫檀木、红木、铁木、杞梓木等,质地坚硬,色泽柔润,纹理优美,据说很多是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带回中国的。明家具的艺术特点是造型简洁,加工精细严谨,显得精致高雅,比例合度,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很和谐,具有很高艺术价值。明代的制瓷业则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斗彩相结合的新工艺,其中又以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福建德化的象牙白、山西晋南的法华三彩最能反映明代制瓷技术的杰出成就。

 

 

坎坷贤皇后修女诫

身为皇后的马氏生活经历十分曲折艰难,她自幼失去父母,寄寓郭子兴为养女。后来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部下为兵,子兴奇其才能,即以马氏许配元璋。从此,马氏竭尽妇道,以元璋喜忧为喜忧,常率将士妻妾随夫出征,受尽了坎坷急迫之苦。朱元璋即位后册封马氏为皇后,但这位“国母”仍以常人处之,谦虚谨慎,暇时常令女史讲求古训,习前朝贤后家法,厚待妃嫔宫人。因与朱元璋共过患难,深知其易怒的脾性,每当朱元璋前殿决事震怒而还,便不失时机地予以规劝。马氏出身贫贱,平时生活俭朴,对民间疾苦尤其关心,每遇旱灾、水灾,马皇后都要率宫人蔬食祈祷,设麦饭野羹,且劝朱元璋及时赈济。马皇后于洪武十五年,因病过世,谥孝慈皇后。临终前,朱元璋问她有什么事要交待的?她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太祖为之痛心疾首,决心不再另立皇后,以报马氏。

 

可能是为了感谢贤妻的如影相随和默默奉献,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命翰林儒臣修《女诫》。太祖曾对翰林学士朱升等说:“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察历代宫闱,政由内出,没有不酿成祸乱的。”看来这位明太祖确实深明修家和治国并重的道理啊!

 

 

后语

总的来看,明应该与汉、唐两代并称盛朝,明成祖之治也应和汉武帝、唐太宗等一样并为盛世。但历史上,永乐之治却不如武帝盛世、贞观之治那样出名,其原因或与成祖篡位夺权有关,或与明初开始的宦祸及特务统治相系,令史家对朱棣的所作所为产生一种厌恶之感,故往往加以贬抑。不过,论及朱棣之雄才大略,似不稍让李世民。观永乐年间之政绩,比较汉、唐、明三朝形势,成祖宜与汉、唐盛世之君主相媲美。汉武帝是以“通西域”而著称,唐太宗因被尊为“天可汗”而闻名,明成祖则以“下西洋”而传世,因此,“永乐盛世”和大明的荣耀实非虚美之评语。

 

 

 

写于2005216日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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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评论 (7)
评论
不忘中囯 回复 悄悄话 先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这里XDJM都参加,才过瘾,是吧,天蓬


你就光吃饭,干活啦!:)
不忘中囯 回复 悄悄话 问的好!

1)所谓天心难测,我不敢断言明成祖心里所思。不过我隐约记得有人在网上问过同样的问题。好象答案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那种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来回撕杀所带来的征服感和成就感是一个男人难以抵御的,连皇帝也不例外。我认为朱棣自己也是带兵打战的帅才,这从“靖难之变”就可略窥端倪。另外,成祖可能是久在朝中,手痒了,想出来散散心。正是这种亲历亲为的作风,我觉得他的武功不在唐太祖之下。

2)没读过《女诫》,我也不方便读吧:)。不过听我奶奶说,古时候识书达礼的大家闺秀,都读过象《闺训千家文》、《女四书》、《女诫》和《女论语》等书。《女诫》最早出于东汉女大学问家班昭,而成祖修《女诫》则是为了避免出现唐朝时后妃干政的局面,同时让那些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们和皇后一样以民生为念,做好内助。不过,从现代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有很多非常不好的内容。

不当之笔,请回眸勿怪!有礼了!
回眸 回复 悄悄话 好文!言简意赅,客观明了!只不过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当年明成祖的五次亲征漠北,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文治武功还是什么原因,我始终不明白为何一定要亲历亲为?再者,如果仅凭一本“女诫”就得出尊重妇女的结论是否有些牵强?小可曾草草读过那部“女诫”,真的没有什么太过新鲜的结论,更没有看到任何提倡尊重女权的文字。不当之处,请勿见怪!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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