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報道說菲爾普斯小時候有多動癥，在吃藥的同時游泳治療。母親開始逼他好好學習，後來教練保證說讓他游泳學習兩不誤，母親才放松了壓力，後來檢討說險些葬送了一名奧運冠軍。 這些報道中頗有有些東西很值得一提。 譬如說菲爾普斯的TA有中國人，爆料說其成績很差，基本什麼不會都是不及格，學校都給TA打了招呼，至少要給C，要保證他畢業。由此看來，各方面對他的學習上的督促，效果一般。而這種一般，在他拿到八塊奧運金牌之後，是被當作有八卦價值的花邊來討論的，不但無傷大雅，甚至是有個性的體現了。 另一方面一個叫王海翎的人，博克里提到了一個同事的孩子，有特殊的運動天賦，譬如滑冰第一次上冰就可以無師自通，球類田徑也都在同齡人里面非常突出。可是他媽媽整天要他連鋼琴小提琴之類的高雅類藝術器械並好好學習，後來泯然眾人已，在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大專學校里學著自己不喜歡的專業準備為生計奔波。王感慨說不知道我們無意中失去了多少奧運冠軍。 王是從尊重孩子的興趣愛好和不以金牌為目的之體育精神出發來看待菲爾普斯和那個被扼殺了發展天賦的孩子的，涉及到的，其實是關于如何疏導的教育方式。但是做為故事出發點的多動癥的問題，實際上被擱置了。 關于多動癥，可以大說特說一番。 如果只看媒體的報道，菲爾普斯的多動癥，似乎是治好了的，至少不成為一個問題了。尤其是冠軍的多動癥，只存在于小時候，後來總是不知如何就忽然消失了。 這是八卦新聞的選擇性失明，同時也是我們理解上的一個盲點。所有關于菲爾普斯的八卦，真正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其中關于多動癥的認識和這種認識所導致的行為。 記得在我小的時候，多動癥是不被當作一種疾病的，頂多是一個毛病吧。在美國，當人們談論多動癥的治療的時候，出發點是，多動癥是一種疾病，一種需要藥物來控制的疾病，這個詞的使用有著相當系統的理論基礎和臨床診斷。這種認識，在我看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去年教的課上有一個學生，可以說是我最好的一個學生之一，做過一個研究報告，就是關于多動癥的。這個孩子本人就是一個所謂的多動癥患者，小時候被被逼吃藥治療多動癥，非常憤怒。千萬不要以為小孩子什麼都不懂，他們自己知道，父母逼他們吃那些藥，就是希望他們能集中注意力，好好學習，拿好成績，這一點，中國和美國並沒有區別。但是他們自己很清楚，那些藥物，只能抑制他們的行為（神經），卻並不能幫助一個孩子提高成績。原因很簡單，正如菲爾普斯的例子所揭示的，他們的興趣並不在于學習成績。他們中的有些人，接受了這個世界的邏輯，努力地放棄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還有一些比較幸運，在別的領域證明了自己其實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但是請注意，那些幸運的人，真的是幸運，因為他們不但有周圍的關懷，也有自身的天賦，那些不那麼幸運的人，即使有開明的父母，恐怕也不那麼容易被這個社會接受，恐怕仍不免繼續過著吃藥的“病人”生活，要麼被當作生活中的一事無成的失敗者，要麼忍受內心的痛苦去做“正常人”應當做的事情，如王海翎提到的那個孩子。 這就是所謂的適應社會，在我看來，在一種不得不接受的邏輯下仍然相信自己有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和職業的人，他們的自信讓我非常的佩服。 這個世界需要的是穩定，是秩序，而多動癥無疑是對秩序的一種挑戰，這在學校環境里面尤其明顯。在國內，當一個孩子上課總是接下喳，前後左右交頭接耳，發怪聲，在課桌上刻字，在筆記本上畫漫畫，一句話，注意力不集中不認真听講影響成績，老師就說這孩子有多動癥。在美國，這話大約不會由老師來說，而是由心理醫生來說，但不是光說說就算了，既然是疾病，一定要有治療。治療多動癥的藥物，很多是抑制神經的，搞不好就把人整抑郁了，動物保護組織應當對這種行為表示強烈抗議。 對學校而言，這種治療是將學生的行為控制在課堂紀律範圍內的方式，使得他們可以象“正常”的孩子一樣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頂不濟，也得能夠混個文憑養家糊口。如果我們接受阿爾杜塞關于學校屬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這種說法，那麼這種治療無疑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方式。將某種不符合某種規範的行為定義為反社會的，進而將它列入“不正常”的，病理的範圍，這是一件相當“現代化”的事情，這種對于“正常”和“非正常”，“健康”和“有病”的區分，是工業化過程中勞動分工細化要求教育工業持續地系統地生產各類專門人才的內在需求，任何阻礙這種生產進程的因素都必然被以某種形式制約。 最終，這種以醫療方式出現的制約極有可能被“患者”內在化，這也是多數多動癥患者不會有菲爾普斯的好運氣的原因，因為他們已然相信了自己是“不同”的。在這個世界上，無論怎樣粉飾，不同更多的時候就是意味著不平等，其中包括能力上的不平等。但是這種內在化的自我認識常常是很經不起推敲的。我每個學期都會踫到有學生拿著“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y）”的證明來告訴我他們考試的時候需要特殊安排，有需要超長時間才能做完的，有需要極端安靜的環境的，有不能做選擇題的，有不能記筆記的。我一直很好奇他們都是怎樣被診斷為有學習障礙的，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診斷，讓他們完全放棄了對自己的信心。 做為政治正確的偽善，我必須一一滿足這些需要，但是做為一個對這些學生稍有了解的TA，我覺得他們他媽的什麼毛病都沒有，是這個體系有毛病。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就跟一個有“學習障礙”需要延長時間單獨考試的孩子說，你就跟大伙兒坐一塊兒答，答不完我就領你回我辦公室接著做，需要多長時間就做多長時間，結果這孩子不但按時做完，而且從此以後每次都提前交卷。 我前面提到的那個學生，雖然課堂上總是打岔開小差，但是分析能力超強。他的問題是手寫速度很慢，沒有辦法上課記筆記，可是他最後的成績要比其它人好很多，那個寫字慢的癥狀，不知道是怎麼來的，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孩子肯定沒有“learning disability”。我注意到，他的神態明顯有一種被藥物抑制的效果，這種神態，菲爾普斯臉上也有，不過我猜想菲爾普斯一定很早就不再被逼吃藥所以僅僅是一點點，這是我自己瞎猜了，不能算數。 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市儈的社會，成功可以讓曾經被冠以不正常的東西變成趣味盎然的談資。冠軍的東西，連多動癥都可圈可點。某種程度上講，若干輝煌的成功形象掩蓋了多數的“不正常”兒童的“不正常”的經歷。我希望中國那些被老師稱為多動癥患者的孩子們，不需要面對要麼玩兒命成為明星要麼象杜丘東仁似的被逼吃藥的選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