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印度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印度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政治上均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作用自然也和其他国家革命一样，其作用之大之深是不容忽视的。如引言所述，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对印度革命一直寄以厚望，把它与中国一样作为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基地和突破口。这从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和文件中可以显示，凡有关殖民地部分均有相当篇幅是论述印度问题，有的是与中国等国家一起论述，有的则专门直接论述。而且，由于M。N罗易在20年代在共产国际的特殊地位，就使得印度问题在共产国际中地位格外显著。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似乎希望另辟新地，在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共产国际在印度问题上则同样动了不少脑筋，花了不少精力，这从那时期的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中便可了然。然而，共产国际的作用与对中国党以及其它党的作用相比，又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较大的特殊性。下面就这些特殊性作一槪述，作为结束语的主要內容。
其一，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支持和帮助受到一定限制。共产国际对中国、印度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都是比较重视的，但由于这些国家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中国在20—30年代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阵地和各种矛盾的焦点，因此，共产国际就不能不以较大的精力帮助和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加上中国与苏联接壤的地理条件和中国国內军阀割据及国內战爭的有利条件，使得共产国际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支持中国革命。而在印度，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力量的弱小和分散，由于资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掌握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大权，印度国內的革命运动始终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时，印度的地理条件和英国殖民统治者对印度革命的严密控制，在客观上限制了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支持和联系。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支持和联系，更多的是采取间接的方式。共产国际虽然也曾在20—30年代直接派过“密使”到过印度，但几乎全被英国当局逮捕；在政治上，共产国际除通过儿次代表大会和全会的纲领和决议（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指导外，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和执行委员会给予印度的指示较少，列宁、斯大林直接论述印度革命的著作不是很多，多数是通过共产国际与印度共产党的中间人玛·纳·罗易（早期）和英共（中后期）以及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和苏共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一些文章进行指导。这种情况，当然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共产国际作用的发挥，相比之下，罗易和英共的作用就显得比较突出。
其二，罗易和英共在共产国际与印度的关系中处于极为突出的地位。其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均是举足轻重的。
罗易作为印度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指导东方革命运动的重要负责人，参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制订，贯彻和执行了共产国际关于印度革命问题的主要指示和决议，其功绩是不容抹杀的。较为明显的功绩有：（1）罗易根据印度和其它某些国家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的特点而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为共产国际提供了区别对待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所应采取的路线和策略，这对指导印度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无疑有着积极作用。（2）罗易强调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群众革命斗爭，在民族运动中表现出妥协、动搖、倒退的特点，强调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民族运动的领导权，这无疑是可取的。（3）罗易在早期著作中，敏锐地发现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如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发展前景问题，殖民主义政策如何不断演变并最终退出殖民地问题，殖民地国家如何进入社会主义、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等等。（4）罗易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向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威提出主见，不满英共插手印度共产主义事宜等等。（5）在指导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建党、统一战线、发展工农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等方面立了不少功劳，促进了印度共产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但是，由于罗易长期脫离印度革命实践，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实践相结合，对共产国际本来正确的东西反而有时加以抵制，甚至还不时另搞一套；对共产国际本来就错误的左倾政策，往往加以欣赏而且加以大力发展，错上加错。他片面地夸大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变化的作用，片面夸大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片面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妥协的一面，片面地夸大印度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从而导致了在革命的性质、任务、社会基础、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错误。在他的一整套左倾理论和政策指导下，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有所发展，然而却异常迟缓而曲折。罗易在印度革命中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如果再联系到他在中国革命的作用，他的不可推卸的过失是十分明显的。
英共和罗易的作用相近。英共在20年代中后期逐渐取代罗易的地位后，在共产国际与印度共产党之间起中间人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罗易是印度人，他指导印度革命的对与错是印度共产党本身的事情，而英共出面指导印度共运，其性质是不同的，这涉及到两党的关系问题。英共过多地干预、插手印度共产党內部事务，不能不严重危害了兄弟党之间的平等自立的关系。而且英共往往以贯彻共产国际路线为名，或者歪曲共产国际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或者是发展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或者干脆換上自己的一套方针去指导印度革命，强加于印度共产党。印共自2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共产国际七大以后所推行的左右倾错哄政策，与英共的指导关系极为密切。当然，英共在推动印度20年代中期工农党的建立和工农运动的发展，在敎促印度共产党內的团结、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特别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推动印共实行与国大党的合作等方面无疑起了不少积极作用。
其三，印度革命极其复杂而艰巨，共产国际无力指导。各国革命均有其特殊性，而印度革命的特殊性尤甚。其中最为明显的、严重阻碍其革命发展的，有两个难以克服的因素：第一，英国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和狡猾多变的对付革命的玫策。印度是英国独占的殖民地，而非半殖民地。由于这一根本性特点，使其统治印度异常严密，印度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难以生存和发展。每当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兴起势头或准备采取行动时，殖民当局便立即制造所谓“共产党人阴谋案件”。如1923年的“白沙瓦审判案”，1924年的“康普尔审判案”，1929年的“米拉特审判案”，以及1942年的类似案件均是如此。殖民当局利用这些案件大肆逮捕工人领袖和共产党人，1929年的事件突出说明这一点。如前所述1926—1928年，印度工人运动和工农党的建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大，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极大恐慌。在《1928—1929年的印度》政府年度报吿中记载：“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影响，特别在某些大城市的产业阶级中的增长，引起了当局的焦虑”。于是，在1929年3月，英国殖民政府制造了臭名远扬的“米拉特审判案”。印度工人运动由于受到这种严重打击，使其运动陷入瘫瘓和瓦解状态。不仅如此，英国殖民当局对待革命运动还采取“分而治之”的阴险对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在1942年以后，英国殖民主义为维护其统治对国大党和共产党采取了截然两种不同的对策，对前者采取“压”的一手，对后者则采取“拉”的一手，这与它过去采取的对策（拉国大党、压共产党）恰恰相反。这种对策使国大党充当了反英民族英雄，而共产党则被视为背叛民族利益。共产国际和印共对于英国的上述两手政策不但沒有识别，反而一味要求印共适应世界范围內的反法西斯战略，造成印共历史上的一大无法弥补的悲剧。
另一因素是，印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均强大得多，它有丰富的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经验，有威望颇高的两大著名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它在组织上拥有庞大的从上到下的机构和1千多万党员。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爭夺民族运动的领导大权的斗爭中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成为其重耍的追随者，在政治思想上受其严重的影响。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的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纷纷插手指导工人运动和组织工会组织。他们被称为是“局外人”。他们中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有甘地主义者，到20年代中期，还有英国改良主义者、英国工党领导人等插手印度工人运动。他们大肆散布阶级调和、非暴力学说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学说，企图将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斗爭纳入到国大党民族主义的轨道上去。他们领导、插手工人运动固然有有助于提高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有模糊工人阶级意识，严重妨碍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及其先锋队作用的发挥，而只能为资产阶级的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印度工人阶级虽然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贵族阶层和形成这种阶层的社会经济前提，但却由于这种外部的改良主义思潮的长期较深的影响，使印度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思潮难于消除，加上印度社会种族制度及印度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的联系等特点，就使这种思想根深蒂固。这种思想独立后仍存在着。正如杜德所说：“这种灾害（指改良主义）长期追随着印度工人运动，严重地妨碍了工人们伟大的战斗性和英雄气槪。它的影响至今还遗留着。”
其四，印共自身对共产国际和英共的指导有很强的依赖性，而且一直在发展，其依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益增强。在共产国际初期，由于列宁和共产国际比较重视发挥罗易和印度共产党人的作用，而罗易也比较善于大胆提出问题，他对英共插手印共事务及其“帝国主义作风”曾多次表示过不满和异议。因而，印共在共产国际早期，其依顿性比后来相对的要少些。但在共产国际中后期，印共则几乎完全盲目崇信国际领导，依赖英共的指挥，甚至后来被看成为英共的“殖民党”，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独立性。这种情况正是印共未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印度人民合乎逻辑地达到目的重要原因。
印共在共产国际存在期间犯了种种错误，共产国际自然要负重要责任。但是，印度共产党本身沒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一切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一切以共产国际的意志为转移，机械搬用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敎训，不善于依照本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这是印度共产党历史发展中一个沉痛的敎训。印度革命从反面证明了这样一个眞理：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固然离不开一定的国际条件和各国人民的支援，但在根本上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依赖别的国家或者什么国际指导中心发号施令；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纵观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作用和影响，旣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其功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比重都不完全一致，应进行历史的、实事要是的分析。共产国际作为一个总体，它在指导印度革命上的功绩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印度共产党，1920年在塔什干的建党活动，1923年至1928年的建党活动以及1933年的建党活动大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在其初期为印度革命提供了比较正确的理论和路线；1920年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1922年的东方问题提纲和1928年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提纲，在印度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农民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方面的看法上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一定时期促进了共产党与印度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系，并在1935—1945年与国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1942年后又促进了印度共产党和印度人民投入到反法西斯战爭的事业中去。
然而，共产国际在指导印度革命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在建党问题上，过于追求组织上建党，沒有促成印度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印度本国情况的结合，沒有能在马列主义政治思想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革命风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在一个时期在工农党问题上搖摆不定，使印共建党的组织形式上一度陷于混乱；共产国际也沒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把印度各个共产主义组织和派别统一起来，在共产国际初期过于轻信罗易，而排斥札多等人。在资产阶级与国大党统一战线问题上，政策搖摆不定；在理论上沒有根本解决印度资产阶级的性质与作用；在实践上，共产国际虽然指导印共做了许多工作，但在早期并沒有能够形成一套明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在1928年以后至七大前则以资产阶级和国大党为敌，完全放弃了统一战线政策，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七大以后，虽然促进了印共与国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但却很不稳固，时右时左，最后终于破裂。在反帝斗爭问题上，虽然在理论上明确反英斗爭是印度革命的首要任务，然而在实践上却往往未能指导印共高举民族反帝斗爭大旗。特别在1928—1935年期间，把主要矛盾对准资产阶级，忽略了反帝斗爭任务；在1942年以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反英斗爭火旗，把民族解放斗爭的领导大权轻易送给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国际早期错误地支持了罗易的冒险主义的军事行动，中后期又一直主张苏联式的城市中心论，特别在1940年期间竟然不顾主客观条件实行盲动的冒险行动。在纠正印共和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罗易的错误方法上，过于简单粗暴，开除罗易出共产国际则更铸成大错。
共产国际更为重要的错误会还在于，共产国际过于强调集中，不重视各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特别在共产国际中期，要求各国照搬照抄苏共的一些作法，这种情况就更使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养成了一种习惯于敎条式地依赖国际领导和英共的指导，而不善于把马列主义与印度本国情况实行结合。它往往独断专行，任意指挥印度共产党按其旨意行事，发号施令，推行沙文主义的政策，完全背离了革命尊师们一再强调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各国党之间的独立自主原则。恩格斯说过：“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內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槪念本身之中。”恩格斯还说过：“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②列宁历来强调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警吿处于国际共运前列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列宁说：“我们应该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卢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思想和沙文主义思想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残余。”共产国际在中后期粗暴地践踏了印共的独立自主原则，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其它错误。这是共产国际与印度关系中最为深刻而沉痛的敎训。
其一，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支持和帮助受到一定限制。共产国际对中国、印度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都是比较重视的，但由于这些国家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中国在20—30年代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阵地和各种矛盾的焦点，因此，共产国际就不能不以较大的精力帮助和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加上中国与苏联接壤的地理条件和中国国內军阀割据及国內战爭的有利条件，使得共产国际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支持中国革命。而在印度，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力量的弱小和分散，由于资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掌握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大权，印度国內的革命运动始终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时，印度的地理条件和英国殖民统治者对印度革命的严密控制，在客观上限制了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支持和联系。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支持和联系，更多的是采取间接的方式。共产国际虽然也曾在20—30年代直接派过“密使”到过印度，但几乎全被英国当局逮捕；在政治上，共产国际除通过儿次代表大会和全会的纲领和决议（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指导外，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和执行委员会给予印度的指示较少，列宁、斯大林直接论述印度革命的著作不是很多，多数是通过共产国际与印度共产党的中间人玛·纳·罗易（早期）和英共（中后期）以及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和苏共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一些文章进行指导。这种情况，当然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共产国际作用的发挥，相比之下，罗易和英共的作用就显得比较突出。
其二，罗易和英共在共产国际与印度的关系中处于极为突出的地位。其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均是举足轻重的。
罗易作为印度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指导东方革命运动的重要负责人，参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制订，贯彻和执行了共产国际关于印度革命问题的主要指示和决议，其功绩是不容抹杀的。较为明显的功绩有：（1）罗易根据印度和其它某些国家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的特点而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为共产国际提供了区别对待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所应采取的路线和策略，这对指导印度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无疑有着积极作用。（2）罗易强调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群众革命斗爭，在民族运动中表现出妥协、动搖、倒退的特点，强调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民族运动的领导权，这无疑是可取的。（3）罗易在早期著作中，敏锐地发现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如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发展前景问题，殖民主义政策如何不断演变并最终退出殖民地问题，殖民地国家如何进入社会主义、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等等。（4）罗易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向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威提出主见，不满英共插手印度共产主义事宜等等。（5）在指导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建党、统一战线、发展工农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等方面立了不少功劳，促进了印度共产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但是，由于罗易长期脫离印度革命实践，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实践相结合，对共产国际本来正确的东西反而有时加以抵制，甚至还不时另搞一套；对共产国际本来就错误的左倾政策，往往加以欣赏而且加以大力发展，错上加错。他片面地夸大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变化的作用，片面夸大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片面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妥协的一面，片面地夸大印度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从而导致了在革命的性质、任务、社会基础、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错误。在他的一整套左倾理论和政策指导下，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有所发展，然而却异常迟缓而曲折。罗易在印度革命中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如果再联系到他在中国革命的作用，他的不可推卸的过失是十分明显的。
英共和罗易的作用相近。英共在20年代中后期逐渐取代罗易的地位后，在共产国际与印度共产党之间起中间人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罗易是印度人，他指导印度革命的对与错是印度共产党本身的事情，而英共出面指导印度共运，其性质是不同的，这涉及到两党的关系问题。英共过多地干预、插手印度共产党內部事务，不能不严重危害了兄弟党之间的平等自立的关系。而且英共往往以贯彻共产国际路线为名，或者歪曲共产国际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或者是发展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或者干脆換上自己的一套方针去指导印度革命，强加于印度共产党。印共自2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共产国际七大以后所推行的左右倾错哄政策，与英共的指导关系极为密切。当然，英共在推动印度20年代中期工农党的建立和工农运动的发展，在敎促印度共产党內的团结、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特别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推动印共实行与国大党的合作等方面无疑起了不少积极作用。
其三，印度革命极其复杂而艰巨，共产国际无力指导。各国革命均有其特殊性，而印度革命的特殊性尤甚。其中最为明显的、严重阻碍其革命发展的，有两个难以克服的因素：第一，英国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和狡猾多变的对付革命的玫策。印度是英国独占的殖民地，而非半殖民地。由于这一根本性特点，使其统治印度异常严密，印度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难以生存和发展。每当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兴起势头或准备采取行动时，殖民当局便立即制造所谓“共产党人阴谋案件”。如1923年的“白沙瓦审判案”，1924年的“康普尔审判案”，1929年的“米拉特审判案”，以及1942年的类似案件均是如此。殖民当局利用这些案件大肆逮捕工人领袖和共产党人，1929年的事件突出说明这一点。如前所述1926—1928年，印度工人运动和工农党的建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大，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极大恐慌。在《1928—1929年的印度》政府年度报吿中记载：“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影响，特别在某些大城市的产业阶级中的增长，引起了当局的焦虑”。于是，在1929年3月，英国殖民政府制造了臭名远扬的“米拉特审判案”。印度工人运动由于受到这种严重打击，使其运动陷入瘫瘓和瓦解状态。不仅如此，英国殖民当局对待革命运动还采取“分而治之”的阴险对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在1942年以后，英国殖民主义为维护其统治对国大党和共产党采取了截然两种不同的对策，对前者采取“压”的一手，对后者则采取“拉”的一手，这与它过去采取的对策（拉国大党、压共产党）恰恰相反。这种对策使国大党充当了反英民族英雄，而共产党则被视为背叛民族利益。共产国际和印共对于英国的上述两手政策不但沒有识别，反而一味要求印共适应世界范围內的反法西斯战略，造成印共历史上的一大无法弥补的悲剧。
另一因素是，印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均强大得多，它有丰富的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经验，有威望颇高的两大著名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它在组织上拥有庞大的从上到下的机构和1千多万党员。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爭夺民族运动的领导大权的斗爭中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成为其重耍的追随者，在政治思想上受其严重的影响。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的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纷纷插手指导工人运动和组织工会组织。他们被称为是“局外人”。他们中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有甘地主义者，到20年代中期，还有英国改良主义者、英国工党领导人等插手印度工人运动。他们大肆散布阶级调和、非暴力学说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学说，企图将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斗爭纳入到国大党民族主义的轨道上去。他们领导、插手工人运动固然有有助于提高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有模糊工人阶级意识，严重妨碍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及其先锋队作用的发挥，而只能为资产阶级的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印度工人阶级虽然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贵族阶层和形成这种阶层的社会经济前提，但却由于这种外部的改良主义思潮的长期较深的影响，使印度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思潮难于消除，加上印度社会种族制度及印度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的联系等特点，就使这种思想根深蒂固。这种思想独立后仍存在着。正如杜德所说：“这种灾害（指改良主义）长期追随着印度工人运动，严重地妨碍了工人们伟大的战斗性和英雄气槪。它的影响至今还遗留着。”
其四，印共自身对共产国际和英共的指导有很强的依赖性，而且一直在发展，其依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益增强。在共产国际初期，由于列宁和共产国际比较重视发挥罗易和印度共产党人的作用，而罗易也比较善于大胆提出问题，他对英共插手印共事务及其“帝国主义作风”曾多次表示过不满和异议。因而，印共在共产国际早期，其依顿性比后来相对的要少些。但在共产国际中后期，印共则几乎完全盲目崇信国际领导，依赖英共的指挥，甚至后来被看成为英共的“殖民党”，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独立性。这种情况正是印共未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印度人民合乎逻辑地达到目的重要原因。
印共在共产国际存在期间犯了种种错误，共产国际自然要负重要责任。但是，印度共产党本身沒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一切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一切以共产国际的意志为转移，机械搬用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敎训，不善于依照本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这是印度共产党历史发展中一个沉痛的敎训。印度革命从反面证明了这样一个眞理：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固然离不开一定的国际条件和各国人民的支援，但在根本上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依赖别的国家或者什么国际指导中心发号施令；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纵观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作用和影响，旣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其功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比重都不完全一致，应进行历史的、实事要是的分析。共产国际作为一个总体，它在指导印度革命上的功绩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印度共产党，1920年在塔什干的建党活动，1923年至1928年的建党活动以及1933年的建党活动大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在其初期为印度革命提供了比较正确的理论和路线；1920年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1922年的东方问题提纲和1928年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提纲，在印度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农民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方面的看法上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一定时期促进了共产党与印度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系，并在1935—1945年与国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1942年后又促进了印度共产党和印度人民投入到反法西斯战爭的事业中去。
然而，共产国际在指导印度革命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在建党问题上，过于追求组织上建党，沒有促成印度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印度本国情况的结合，沒有能在马列主义政治思想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革命风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在一个时期在工农党问题上搖摆不定，使印共建党的组织形式上一度陷于混乱；共产国际也沒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把印度各个共产主义组织和派别统一起来，在共产国际初期过于轻信罗易，而排斥札多等人。在资产阶级与国大党统一战线问题上，政策搖摆不定；在理论上沒有根本解决印度资产阶级的性质与作用；在实践上，共产国际虽然指导印共做了许多工作，但在早期并沒有能够形成一套明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在1928年以后至七大前则以资产阶级和国大党为敌，完全放弃了统一战线政策，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七大以后，虽然促进了印共与国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但却很不稳固，时右时左，最后终于破裂。在反帝斗爭问题上，虽然在理论上明确反英斗爭是印度革命的首要任务，然而在实践上却往往未能指导印共高举民族反帝斗爭大旗。特别在1928—1935年期间，把主要矛盾对准资产阶级，忽略了反帝斗爭任务；在1942年以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反英斗爭火旗，把民族解放斗爭的领导大权轻易送给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国际早期错误地支持了罗易的冒险主义的军事行动，中后期又一直主张苏联式的城市中心论，特别在1940年期间竟然不顾主客观条件实行盲动的冒险行动。在纠正印共和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罗易的错误方法上，过于简单粗暴，开除罗易出共产国际则更铸成大错。
共产国际更为重要的错误会还在于，共产国际过于强调集中，不重视各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特别在共产国际中期，要求各国照搬照抄苏共的一些作法，这种情况就更使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养成了一种习惯于敎条式地依赖国际领导和英共的指导，而不善于把马列主义与印度本国情况实行结合。它往往独断专行，任意指挥印度共产党按其旨意行事，发号施令，推行沙文主义的政策，完全背离了革命尊师们一再强调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各国党之间的独立自主原则。恩格斯说过：“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內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槪念本身之中。”恩格斯还说过：“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②列宁历来强调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警吿处于国际共运前列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列宁说：“我们应该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卢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思想和沙文主义思想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残余。”共产国际在中后期粗暴地践踏了印共的独立自主原则，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其它错误。这是共产国际与印度关系中最为深刻而沉痛的敎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