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产国际与罗易的四次交锋
1920—1928年间，共产国际与罗易存在许多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爭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殖民地特别是印度资产阶级性质、作用及共策略问题的论爭，许多论爭的內容在前几章中巳陆续谈到，这里再加以槪述并作些补充。从下述的四次论爭之中可以显示出，罗易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的政见，甚至向共产国际最高层领导人挑战。他的这种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在论爭中有些看法明显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在实践中也给印度革命带来危害，但有些看法，则有可取之处或某些合理之內核。下面就论战双方在共产国际二大、四大、五大、六大会议上的论爭作一述评。
第一次论爭：共产国际二大，两个对立的提纲。
如第一章所述，192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二大，会上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下简称《提纲初稿》）和罗易提出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下简称《补充提纲》）。在讨论两个提纲过程中，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爭论。爭论的中心问题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列宁在《提纲初稿》第十一节中明确规定：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落后的国家，“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列宁在同罗易的谈话中，以极大的耐心说服罗易。根据出席这次会议的法共党员阿尔弗雷德·罗斯梅尔的记载：列宁向罗易说明“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印度共产党仍将是一个只有少数党员和少量资金来源的小党；从它自己的纲领出发和依靠它本身的活动，不可能爭取到具有重大意义的众多的工农群众。反之，从民族独立的要求出发，它就可以动员广大群众，——实际上已完全证实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斗爭过程中，印度共产党将建立和发展它的组织，直到一旦民族要求得到实现就能够向印度资产阶级发起进攻”。
罗易竭力反对列宁的上述思想。在罗易看来，在印度这类殖民地国家中，有两种不同的运动，而且二者日益分道扬镳。一种是“以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实现政治独立为纲领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另一种是“贫苦无知的农民和工人为摆脫各种剝削而采取的群众运动。”他说，前者力图控制后者，对此共产国际应该设法加以防止。罗易坚持删去列宁《提纲初稿》第十一节中“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东方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这段文字。他认为，共产国际只能帮助组织和发展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印度共产党只能完全致力于组织广大群众，为其阶级利益进行斗爭。罗易在《补充提纲》原稿（未经过列宁和殖民地委员会修改前的初稿）中写道：“在许多国家里，特别在印度，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拥护资产阶级领导人”，因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斗爭。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局限在人数不多的中等阶级，它并不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因此“共产国际决不应当把他们当作给予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以援助的中介”，“对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支持，等于是帮助民族精神的发展，这肯定会阻碍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的觉醒：而通过一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去鼓励与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就会使眞正的革命力量采取行动……”。
共产国际二大的爭论，以罗易失败、列宁胜利而吿终。列宁的《提纲初稿》只是将第十一条中“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然而，这种改变并无本质区别，因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相反，罗易的《补充提纲》则经过了比较大的，而且是原则性的修改。列宁亲笔在原稿7—11条中作了大量的删减，上面引述的一些话只是其中删掉的一小部分。
但是，列宁与罗易之爭在当时共产国际內是正常的。罗易的《补充提纲》也是在列宁主动要求下起草的。列宁与罗易的爭论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列宁也非常虛心地听取并吸取了罗易的某些正确见解事实证明，罗易在二大时的意见，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是错误的，但它并非全错。有两点是应予肯定的：（一）、《补充提纲》在修改后仍然被通过。这份提纲与共产国际其他重要文件一样，一直是指导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文件，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列宁、斯大林都是肯定这个提纲的。斯大林在1927年还专门解释了二大通过这份提纲的必要性。（二）、罗易反复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叛卖性，因而，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坚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革命，将会与帝国主义妥协，以报答对他们那个阶级的一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让步。工人阶级必须准备在紧急关头，把民族解放斗爭的领导权接收过来，并将其转变为革命的群众运动。”罗易这一思想是与列宁《提纲初稿》思想是一致的，而且似乎更加明确。而这一思想，恰恰是共产国际在以后的一个时期中特别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第二次交锋：共产国际四大，《东方问题提纲》与罗易演说的对立。
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11月7日至12月3日）给予了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应有的重视，并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这一提纲是在列宁指导下由亚洲代表（包括罗易）拟订的。这一提纲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二大列宁提纲的具体化，二者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四大提纲重申二大提纲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思想，并有针对性的说：“如果殖民地的共产党人借口‘维护’独立的阶级利益而拒绝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爭，这便是最坏不过的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只能败坏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声誉”。提纲强调，“只有通过并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的斗爭，才能够把它（指殖民地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提到革命领袖的地位。”
四大提纲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它写道：“在殖民地的东方，目前则必须提出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口号。这种口号之所以合乎时宜，是由于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长期而曲折的斗爭的这一前景，要求把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这一口号将有助于发挥劳动群众的革命斗志，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不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的前列，而且站在反对一切封建主义残余的斗爭的前列”。
提纲在强调印度等大多数东方国家的革命政党必须明确提出完全消灭封建主义及其残余的要求的土地纲领的同时，还特别揭露了印度等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动搖性。它写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印度、波斯、埃及等国）害怕土地革命的口号，并千方百计地取消这些口号，这正好说明民族资产阶级跟大封建和封建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的密切联系，以及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后者的依附。一切革命派都必须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动搖性，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领导人进行系统的批评，并对他们的不彻底性进行揭露。因为正是这种不彻底性妨碍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和团结一致，印度的消极抵抗（“non-coope-raticm”）策略的破产，便说明这个问题”。
罗易代表《东方问题提纲》草案的拟定者在四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题为《东方问题报吿》。这篇报吿在总的原则上是同意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作用及支持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的。这似乎说明罗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在二大时的思想。他在演说中说：“资本主义竞爭的性质表明，在帝国主义和当地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潜在矛盾。”他根据土耳其新近的发展得出结论说：“除非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并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否则，尽管有一切革命的可能性，民族斗爭也不能展开。”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也必须永远在原则上支持他们。”“当资产阶级举起叛旗，反对落后的、过时的社会形式时，它是一种革命因素”。他甚至说，“资产阶级可以说是革命的先锋队”。
此外，罗易在报吿的结尾部分，还强调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说“我们的目标是组织一切可以利用的革命力量到一个巨大的反帝战线之中”，“近两年我们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合作的经验说明，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资产阶级政党”。
但是，罗易的报吿在一些问题上特别在印度问题上又与列宁二大提纲和四大提纲有较大的差异。这表现在：
（一）他把印度、埃及等国家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两部分，但却认为这两部分均不革命。他在报吿中说：“一部分是上层，他们在工业上是发展的，而且拥有同帝国主义资本联系的工商业利益，他们发现革命运动对它的发展是危险的，因此转向帝国主义，以至阻止革命民族运动。另一部分是软弱的社会下层，他们沒有决心、勇气去承担大革命的领导责任，革命运动因而被他们所出卖或者丢失，因而使革命出现低落。”
（二）基于上述认识，罗易认为共产国际应该支持其他社会力量。他说，资产阶级领导人“有朝一日必定要出卖民族主义运动而成为反革命力量。除非我们准备从政治上锻炼其他客观上更富有革命性的社会力量，来代替他们并取得领导权，否则民族主义斗爭的最后胜利，在目前是很成问题的”。
（三）报吿与四大提纲相反，避而不谈印度等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罗易在报吿中强调的是“印度战后时期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充分的发展”。
联系到罗易在四大前后发表的著作和他指导印度革命的实践活动清楚表明，罗易在四大的报吿在资产阶级问题上是理论上抽象的肯定，具体到印度则是持否定态度，而且进一步发展了他在二大期间的左倾思想。
罗易在《过渡中的印度》一书（1922年4月出版）中，一开头就大谈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认为在当代印度占优势的社会因素并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他论述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变化，使得印度资产阶级终于同帝国主义达成交易，完全失去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将在同帝国主义的合作中结朿。印度的解放将由工农政治运动来实现，在阶级斗爭的基础上自觉的有组织的进行斗爭”。
罗易在《过渡中的印度》及其它文章中，还对甘地和甘地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过于低估甚至全盘否定了甘地的作用和非暴力的影响，他说：“实际上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甘地主义是企图战胜客观上革命趋势的反动势力的最剧烈、最绝望的表现。甘地主义马上就要垮台，这标志着反动势力行将崩溃，并将从这个政治运动中完全绝迹。”罗易认为，由于甘地采用非暴力这种“魔法”，使得英国政府采取各种镇压方式无法作到的事情作到了，“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已经在甘地主义的祭坛上作了牺牲”。
在实践上，罗易此间对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的政策，与共产国际也是不一致的。罗易在印度推行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他一方面要贯彻共产国际关于积极参加国大党并在其中工作的方针，但另一方面，又要竭力推行他自己所谓控制国大党组织、攫取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政策。
总之，共产国际四大时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与二大时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对资产阶级的分化、叛变妥协的一面似乎估计不足。罗易则刚好相反，他看到并强调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甘地的妥协性，但却过低估计了他们的革命性及对阶级运动的作用、影响的一面，从而导致在政策上和实践上左倾偏向。
第三次交锋：共产国际五大，罗易与曼努依里斯基的爭论。
共产国际五大（1924年6月17日—7月8日）罗易与共产国际共他领导人关于印度资产阶级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加剧和明朗化。分歧的直接导火线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五大前夕拟就的一项决议中的一句话：共产国际应该同“民族解放运动建立直接联系”。罗易坚决反对这一提法，并因此大作文章，在五大会上作了一次长篇的发言（最长的一次），进一步阐发了他对印度等国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的看法。
罗易在发言中首先指出，上述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民族运动包括各种各样的阶级和目标，如果墨守这条笼统公式，就“将永远无法前进”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正确的作法是“必须同群众保持直接的联系”。
罗易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已不是革命力量的观点。他说，某一个阶级在1920年具有革命作用，到了1924年可能就沒有革命作用了。因而，在1920年曾经是正确的策略，到了1924年可能就不正确了。1920年能够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现在可能已不起这种作用了。他明确说，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旣不反帝也不反封。他认为，资产阶级“天生的不革命性，在思想上同反帝斗爭格格不入”，“它沒有任何可能性、任何动员群众的愿望去进行反帝斗爭”。他认为，殖民地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她不适于实现那个号召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典型资产阶级纲领。換言之，她不想消灭封建主义”。
罗易为说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还明确提出“英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发在了根本变化”的看法。他说，帝国主义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权，需要支持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扩大它所依靠的社会基础”。这种新政策在印度和埃及产生了“出色的结果”，“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领袖避开了群众，他们拒绝一切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并回到立宪政体的反对派的老路上去”，因此，在印度“民族运动遭到破产”。
罗易把工农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对立起来。他反对曼努依里斯基（共产国际殖民地委员会主席）把孟买工人罢工与印度农民起义说成是“印度民族运动活跃的标志”。他说，工人们的斗爭当时并未“考虑什么民族利益”，他们只“为自己的肚子而斗爭”，农民起义“只是证明，民族斗爭的初级形式已成为过去”，“阶级对抗超越于民族矛盾之上”。
基于上述认识，他的结论就是“不与民族主义者建立直接联系”，而是“组织我们自己政治的机关”，即“眞正的工农党”或“革命的人民党”。这个党是实现“殖民地起义”“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唯一道路”。显然，罗易在五大时的思想不仅与二大时一豚相承，而且似乎进一步向“左”转。
罗易的报吿遭到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的公开甚至是点名的指责。曼努依里斯基在报吿中说：“委员会中出现了某些偏差。正如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样，罗易夸大殖民地中的社会运动（共产党和亲共力量），而忽视民族解放运动。就算印度阶级斗爭有相对的发展，但不能推而广之”。他指责罗易说：“罗易竟然说，民族运动已经丧失了作为被压迫国家各阶级统一战线的性质，新的时期正在开始，阶级斗爭正在输入殖民地”。
曼努依里斯基把罗易的错误同布哈林和卢森堡的错误相提并论。“罗易希望脫离布哈林旧的错误（布哈林只承认工人阶级自决的权利，不承认民族自决的权利），但实际上，他犯了同样的错误，甚至更为严重”。“在殖民地问题上，罗易反映了罗莎·卢森堡的虛无主义。眞理是，应该正确权衡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的轻重。自决权能违背革命的利益吗？如果罗易以这种形式提出问题，我们就可以同他讨论”。
五大最后通过的决议否定了罗易的修正案，仍然保留“扩大执行委员会同东方解放运动之间的直接联系”这句话。五大后不久召开的执委员五次会议（1925年3月）进一步否定了罗易在五大报吿中的观点。会议认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旣沒有失败，也沒有终止，而仅仅在现存民族主义政党內部产生了临时危机。目前印度同志的最重要任务是，在爭取民族独立斗爭的基础上，继续在印度最大的民族组织——国大党內开展工作，以便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民族革命政党和全印反帝同盟，并寻求一条促使资产阶级在反帝统一战线基础上更有力的从事政治斗爭和支持每一个反帝斗爭行动的道路。
第四次交锋：共产国际六大会前后关于“非殖民地化”理论的爭论。
这次交锋是历史中最激烈、内容也最为丰富的一次，也是决定罗易命运的一次爭论。有关辯论的详细內容和情况第三章中已全面系统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应当补充的是，在共产国际六大会议展开关于“非殖民地化”理论辯论时，罗易因生病未能出席。与其说会议是辯论会，不如说是批判会，尽管会上英共代表和印共代表发表了不同看法，但总的说是软弱而无力的，会议以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库西宁的发言和报吿为基础通过了决议，完全否定了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今天应予以重新审评，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在眞正做到这点之前，至少我们可以说，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也并非全错，仍有某些可取之处。罗易较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政策在一战前后的变化，他预见到了殖民地国家的非殖民化的发展趋势和过程。罗易虽然片面夸大印度工业化程度，过份强调英帝国主义政策上的变化，但英国殖民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某种程度的新的剝削方式和统治方法取代旧的剝削方式和统治方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同所谓“英国将亲自领导印度人民获得解放”根本是两回事。罗易在论证印度“非殖民地化”时，恰恰说明了帝国主义的新政策“作为一种殖民地化’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起着作用，损害帝国主义的垄断和专制制度”。他也多次强调，由于印度是英国用暴力统治的典型殖民地，革命人民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推翻英国的殖民政权，否则，“印度是不会摆脫殖民地的地位的。”印度近代历史，特别是二战后的历史证明，印度确实处在如罗易说的“非殖民地化”过程之中。这个“非殖民地化”过程尽管在一战后还不够明显，但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无疑是存在的，罗易能够及早地预见到这种历史必然趋势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在批判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他的思想中某种合理內核。罗易对资产阶级的“非殖民地化”和“非革命化”的论述尽管过“左”，但他当时的着眼点在于证明印度等国家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与叛卖性。这也恰好说明，罗易并非如库西宁所说的是为帝国主义辯护。
第一次论爭：共产国际二大，两个对立的提纲。
如第一章所述，192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二大，会上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下简称《提纲初稿》）和罗易提出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下简称《补充提纲》）。在讨论两个提纲过程中，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爭论。爭论的中心问题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列宁在《提纲初稿》第十一节中明确规定：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落后的国家，“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列宁在同罗易的谈话中，以极大的耐心说服罗易。根据出席这次会议的法共党员阿尔弗雷德·罗斯梅尔的记载：列宁向罗易说明“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印度共产党仍将是一个只有少数党员和少量资金来源的小党；从它自己的纲领出发和依靠它本身的活动，不可能爭取到具有重大意义的众多的工农群众。反之，从民族独立的要求出发，它就可以动员广大群众，——实际上已完全证实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斗爭过程中，印度共产党将建立和发展它的组织，直到一旦民族要求得到实现就能够向印度资产阶级发起进攻”。
罗易竭力反对列宁的上述思想。在罗易看来，在印度这类殖民地国家中，有两种不同的运动，而且二者日益分道扬镳。一种是“以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实现政治独立为纲领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另一种是“贫苦无知的农民和工人为摆脫各种剝削而采取的群众运动。”他说，前者力图控制后者，对此共产国际应该设法加以防止。罗易坚持删去列宁《提纲初稿》第十一节中“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东方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这段文字。他认为，共产国际只能帮助组织和发展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印度共产党只能完全致力于组织广大群众，为其阶级利益进行斗爭。罗易在《补充提纲》原稿（未经过列宁和殖民地委员会修改前的初稿）中写道：“在许多国家里，特别在印度，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拥护资产阶级领导人”，因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斗爭。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局限在人数不多的中等阶级，它并不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因此“共产国际决不应当把他们当作给予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以援助的中介”，“对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支持，等于是帮助民族精神的发展，这肯定会阻碍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的觉醒：而通过一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去鼓励与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就会使眞正的革命力量采取行动……”。
共产国际二大的爭论，以罗易失败、列宁胜利而吿终。列宁的《提纲初稿》只是将第十一条中“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然而，这种改变并无本质区别，因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相反，罗易的《补充提纲》则经过了比较大的，而且是原则性的修改。列宁亲笔在原稿7—11条中作了大量的删减，上面引述的一些话只是其中删掉的一小部分。
但是，列宁与罗易之爭在当时共产国际內是正常的。罗易的《补充提纲》也是在列宁主动要求下起草的。列宁与罗易的爭论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列宁也非常虛心地听取并吸取了罗易的某些正确见解事实证明，罗易在二大时的意见，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是错误的，但它并非全错。有两点是应予肯定的：（一）、《补充提纲》在修改后仍然被通过。这份提纲与共产国际其他重要文件一样，一直是指导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文件，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列宁、斯大林都是肯定这个提纲的。斯大林在1927年还专门解释了二大通过这份提纲的必要性。（二）、罗易反复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叛卖性，因而，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坚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革命，将会与帝国主义妥协，以报答对他们那个阶级的一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让步。工人阶级必须准备在紧急关头，把民族解放斗爭的领导权接收过来，并将其转变为革命的群众运动。”罗易这一思想是与列宁《提纲初稿》思想是一致的，而且似乎更加明确。而这一思想，恰恰是共产国际在以后的一个时期中特别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第二次交锋：共产国际四大，《东方问题提纲》与罗易演说的对立。
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11月7日至12月3日）给予了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应有的重视，并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这一提纲是在列宁指导下由亚洲代表（包括罗易）拟订的。这一提纲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二大列宁提纲的具体化，二者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四大提纲重申二大提纲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思想，并有针对性的说：“如果殖民地的共产党人借口‘维护’独立的阶级利益而拒绝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爭，这便是最坏不过的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只能败坏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声誉”。提纲强调，“只有通过并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的斗爭，才能够把它（指殖民地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提到革命领袖的地位。”
四大提纲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它写道：“在殖民地的东方，目前则必须提出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口号。这种口号之所以合乎时宜，是由于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长期而曲折的斗爭的这一前景，要求把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这一口号将有助于发挥劳动群众的革命斗志，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不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的前列，而且站在反对一切封建主义残余的斗爭的前列”。
提纲在强调印度等大多数东方国家的革命政党必须明确提出完全消灭封建主义及其残余的要求的土地纲领的同时，还特别揭露了印度等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动搖性。它写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印度、波斯、埃及等国）害怕土地革命的口号，并千方百计地取消这些口号，这正好说明民族资产阶级跟大封建和封建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的密切联系，以及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后者的依附。一切革命派都必须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动搖性，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领导人进行系统的批评，并对他们的不彻底性进行揭露。因为正是这种不彻底性妨碍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和团结一致，印度的消极抵抗（“non-coope-raticm”）策略的破产，便说明这个问题”。
罗易代表《东方问题提纲》草案的拟定者在四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题为《东方问题报吿》。这篇报吿在总的原则上是同意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作用及支持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的。这似乎说明罗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在二大时的思想。他在演说中说：“资本主义竞爭的性质表明，在帝国主义和当地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潜在矛盾。”他根据土耳其新近的发展得出结论说：“除非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并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否则，尽管有一切革命的可能性，民族斗爭也不能展开。”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也必须永远在原则上支持他们。”“当资产阶级举起叛旗，反对落后的、过时的社会形式时，它是一种革命因素”。他甚至说，“资产阶级可以说是革命的先锋队”。
此外，罗易在报吿的结尾部分，还强调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说“我们的目标是组织一切可以利用的革命力量到一个巨大的反帝战线之中”，“近两年我们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合作的经验说明，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资产阶级政党”。
但是，罗易的报吿在一些问题上特别在印度问题上又与列宁二大提纲和四大提纲有较大的差异。这表现在：
（一）他把印度、埃及等国家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两部分，但却认为这两部分均不革命。他在报吿中说：“一部分是上层，他们在工业上是发展的，而且拥有同帝国主义资本联系的工商业利益，他们发现革命运动对它的发展是危险的，因此转向帝国主义，以至阻止革命民族运动。另一部分是软弱的社会下层，他们沒有决心、勇气去承担大革命的领导责任，革命运动因而被他们所出卖或者丢失，因而使革命出现低落。”
（二）基于上述认识，罗易认为共产国际应该支持其他社会力量。他说，资产阶级领导人“有朝一日必定要出卖民族主义运动而成为反革命力量。除非我们准备从政治上锻炼其他客观上更富有革命性的社会力量，来代替他们并取得领导权，否则民族主义斗爭的最后胜利，在目前是很成问题的”。
（三）报吿与四大提纲相反，避而不谈印度等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罗易在报吿中强调的是“印度战后时期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充分的发展”。
联系到罗易在四大前后发表的著作和他指导印度革命的实践活动清楚表明，罗易在四大的报吿在资产阶级问题上是理论上抽象的肯定，具体到印度则是持否定态度，而且进一步发展了他在二大期间的左倾思想。
罗易在《过渡中的印度》一书（1922年4月出版）中，一开头就大谈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认为在当代印度占优势的社会因素并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他论述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变化，使得印度资产阶级终于同帝国主义达成交易，完全失去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将在同帝国主义的合作中结朿。印度的解放将由工农政治运动来实现，在阶级斗爭的基础上自觉的有组织的进行斗爭”。
罗易在《过渡中的印度》及其它文章中，还对甘地和甘地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过于低估甚至全盘否定了甘地的作用和非暴力的影响，他说：“实际上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甘地主义是企图战胜客观上革命趋势的反动势力的最剧烈、最绝望的表现。甘地主义马上就要垮台，这标志着反动势力行将崩溃，并将从这个政治运动中完全绝迹。”罗易认为，由于甘地采用非暴力这种“魔法”，使得英国政府采取各种镇压方式无法作到的事情作到了，“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已经在甘地主义的祭坛上作了牺牲”。
在实践上，罗易此间对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的政策，与共产国际也是不一致的。罗易在印度推行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他一方面要贯彻共产国际关于积极参加国大党并在其中工作的方针，但另一方面，又要竭力推行他自己所谓控制国大党组织、攫取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政策。
总之，共产国际四大时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与二大时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对资产阶级的分化、叛变妥协的一面似乎估计不足。罗易则刚好相反，他看到并强调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甘地的妥协性，但却过低估计了他们的革命性及对阶级运动的作用、影响的一面，从而导致在政策上和实践上左倾偏向。
第三次交锋：共产国际五大，罗易与曼努依里斯基的爭论。
共产国际五大（1924年6月17日—7月8日）罗易与共产国际共他领导人关于印度资产阶级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加剧和明朗化。分歧的直接导火线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五大前夕拟就的一项决议中的一句话：共产国际应该同“民族解放运动建立直接联系”。罗易坚决反对这一提法，并因此大作文章，在五大会上作了一次长篇的发言（最长的一次），进一步阐发了他对印度等国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的看法。
罗易在发言中首先指出，上述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民族运动包括各种各样的阶级和目标，如果墨守这条笼统公式，就“将永远无法前进”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正确的作法是“必须同群众保持直接的联系”。
罗易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已不是革命力量的观点。他说，某一个阶级在1920年具有革命作用，到了1924年可能就沒有革命作用了。因而，在1920年曾经是正确的策略，到了1924年可能就不正确了。1920年能够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现在可能已不起这种作用了。他明确说，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旣不反帝也不反封。他认为，资产阶级“天生的不革命性，在思想上同反帝斗爭格格不入”，“它沒有任何可能性、任何动员群众的愿望去进行反帝斗爭”。他认为，殖民地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她不适于实现那个号召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典型资产阶级纲领。換言之，她不想消灭封建主义”。
罗易为说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还明确提出“英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发在了根本变化”的看法。他说，帝国主义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权，需要支持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扩大它所依靠的社会基础”。这种新政策在印度和埃及产生了“出色的结果”，“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领袖避开了群众，他们拒绝一切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并回到立宪政体的反对派的老路上去”，因此，在印度“民族运动遭到破产”。
罗易把工农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对立起来。他反对曼努依里斯基（共产国际殖民地委员会主席）把孟买工人罢工与印度农民起义说成是“印度民族运动活跃的标志”。他说，工人们的斗爭当时并未“考虑什么民族利益”，他们只“为自己的肚子而斗爭”，农民起义“只是证明，民族斗爭的初级形式已成为过去”，“阶级对抗超越于民族矛盾之上”。
基于上述认识，他的结论就是“不与民族主义者建立直接联系”，而是“组织我们自己政治的机关”，即“眞正的工农党”或“革命的人民党”。这个党是实现“殖民地起义”“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唯一道路”。显然，罗易在五大时的思想不仅与二大时一豚相承，而且似乎进一步向“左”转。
罗易的报吿遭到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的公开甚至是点名的指责。曼努依里斯基在报吿中说：“委员会中出现了某些偏差。正如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样，罗易夸大殖民地中的社会运动（共产党和亲共力量），而忽视民族解放运动。就算印度阶级斗爭有相对的发展，但不能推而广之”。他指责罗易说：“罗易竟然说，民族运动已经丧失了作为被压迫国家各阶级统一战线的性质，新的时期正在开始，阶级斗爭正在输入殖民地”。
曼努依里斯基把罗易的错误同布哈林和卢森堡的错误相提并论。“罗易希望脫离布哈林旧的错误（布哈林只承认工人阶级自决的权利，不承认民族自决的权利），但实际上，他犯了同样的错误，甚至更为严重”。“在殖民地问题上，罗易反映了罗莎·卢森堡的虛无主义。眞理是，应该正确权衡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的轻重。自决权能违背革命的利益吗？如果罗易以这种形式提出问题，我们就可以同他讨论”。
五大最后通过的决议否定了罗易的修正案，仍然保留“扩大执行委员会同东方解放运动之间的直接联系”这句话。五大后不久召开的执委员五次会议（1925年3月）进一步否定了罗易在五大报吿中的观点。会议认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旣沒有失败，也沒有终止，而仅仅在现存民族主义政党內部产生了临时危机。目前印度同志的最重要任务是，在爭取民族独立斗爭的基础上，继续在印度最大的民族组织——国大党內开展工作，以便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民族革命政党和全印反帝同盟，并寻求一条促使资产阶级在反帝统一战线基础上更有力的从事政治斗爭和支持每一个反帝斗爭行动的道路。
第四次交锋：共产国际六大会前后关于“非殖民地化”理论的爭论。
这次交锋是历史中最激烈、内容也最为丰富的一次，也是决定罗易命运的一次爭论。有关辯论的详细內容和情况第三章中已全面系统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应当补充的是，在共产国际六大会议展开关于“非殖民地化”理论辯论时，罗易因生病未能出席。与其说会议是辯论会，不如说是批判会，尽管会上英共代表和印共代表发表了不同看法，但总的说是软弱而无力的，会议以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库西宁的发言和报吿为基础通过了决议，完全否定了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今天应予以重新审评，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在眞正做到这点之前，至少我们可以说，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也并非全错，仍有某些可取之处。罗易较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政策在一战前后的变化，他预见到了殖民地国家的非殖民化的发展趋势和过程。罗易虽然片面夸大印度工业化程度，过份强调英帝国主义政策上的变化，但英国殖民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某种程度的新的剝削方式和统治方法取代旧的剝削方式和统治方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同所谓“英国将亲自领导印度人民获得解放”根本是两回事。罗易在论证印度“非殖民地化”时，恰恰说明了帝国主义的新政策“作为一种殖民地化’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起着作用，损害帝国主义的垄断和专制制度”。他也多次强调，由于印度是英国用暴力统治的典型殖民地，革命人民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推翻英国的殖民政权，否则，“印度是不会摆脫殖民地的地位的。”印度近代历史，特别是二战后的历史证明，印度确实处在如罗易说的“非殖民地化”过程之中。这个“非殖民地化”过程尽管在一战后还不够明显，但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无疑是存在的，罗易能够及早地预见到这种历史必然趋势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在批判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他的思想中某种合理內核。罗易对资产阶级的“非殖民地化”和“非革命化”的论述尽管过“左”，但他当时的着眼点在于证明印度等国家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与叛卖性。这也恰好说明，罗易并非如库西宁所说的是为帝国主义辯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