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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共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共产国际路线的直接反映

  印度共产党在1920~1934年间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同共产国际分不开的,是共产国际路线发展变化的直接反映。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列宁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是共产国际制订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策略路线的指导性文件。列宁精辟地论述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方针,他要求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政党积极参加并领导民族解放斗爭,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斗爭中和资产阶级结成临时联盟,同时应绝对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同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搖进行斗爭。根据列宁的思想,共产国际四大明确提出了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要求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支持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五大进一步规定,要扩大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联系。在印度革命问题上,列宁要求印度共产主义者必须女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是不能同它融合。1923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要求印度共产党人“必须在行动上同資产阶级政党合作,并全力支持它们,以便使它们发展各种形式的反帝斗爭”。1925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决议,要求印度共产党“继续在国大党和自治党左翼內开展工作,以便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民族革命政党和全印反帝同盟,迫使资产阶级进行更加积极的政治斗爭,并在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支持它的所有反帝行动”。在此期间,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还先后给国大党和全印工会大会发来信件和贺词,声援印度的反帝民族运动。

  1925年以后,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指导,主要是通过英国共产党来进行的。根据共产国际五大的指示,英国共产党成立了殖民地委员会和印度局,并先后派P。斯普拉特、S。萨格拉特瓦拉、B。F。布莱德雷等人赴印度指导工作。他们在执行共产国际路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初,萨格拉特瓦拉會对印度进行了三个月的访问,在此期间,他同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进行了广泛接触,参加了国大党组织的各种群众集会,同甘地在报刊上进行了通信对话,讨论了民族运动和工会运动等问题。他所到之处都受到国大党和左翼民族主义者的隆重欢迎和接待。他的活动对加强印度共产党和国大党之间的合作,巩固左派力量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1月,斯普拉特参加了印度共产党在德里召开的会议,他在会上强调,共产党应同国大党和自治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应当利用自己的报刊宣传党和民族运动的一致性,揭露资产阶级领袖的各种错误决定。同年11月,他在全印工会大会第八次会议上,劝阻了部分共产党人准备退出大会的计划,要求他们从內部开展工作,以便扩大党的影响,加强左派力量,爭取多数,夺取领导权。

  由于印度共产党在1920~1928年间贯彻了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所以在同资产阶级爭夺领导权的斗爭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內部也存在着一些左的倾向。共产国际二大期间,苏共领导人契切林就曾反对过列宁提纲初稿中对资产阶级的评价。他认为列宁过高地估计了殖民地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一批俄国东部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在致列宁的信中,也对支持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将“影响俄国工人解放土耳其斯坦的热情”。共产国际三大期间,托洛茨基在报吿中断言:资产阶级早就加强了它同外国资本的眹系,从而正在成为“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三大通过的决议也提出,印度资产阶级已经“成了外国资本进行统治的重要工具”。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同志基本上坚持了列宁的正确理论。但他1925年5月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讲演中,对印度资产阶级的分析是欠妥的,实际上是修改了共产国际四大、五大所制订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他认为,印度资产阶级中最富有和最有势力的部分已经完全走到帝国主义一边,成了反革命的力量。因此,印度共产党的任务,就是集中火力反对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他还说,“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要求印度共产党致力于“建立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联盟”。共产国际的这样观点,不能不对印度共产党产生不良影响。

  1928年后,共产国际以六大为起点,在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上,左倾路线逐步占了统治地位。六大在如何对待印度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与会的多数代表认为,随着印度工业的发展,印度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倒向了帝国主义,成为一支反革命的力量。即使它现在还沒有象中国资产阶级那样公开屠杀共产党人,但不久的将来也会这样做。因此,一部分人认为,印度共产党不应同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应该集中火力同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左翼进行坚决斗爭。也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虽然印度资产阶级已经走上了反革命道路,仍不能忽视它在印度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不能否认它同帝国主义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因而印度共产党应该利用这种矛盾,和资产阶级结成暂时的同盟,但是不能对它抱有幻想,要同妥协派资产阶级进行斗爭。经过辯论,后者的观点占了上风。大会通过的决议和提纲,主要反映了这部分人的观点。大会文件阐明了印度民族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分析了印度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肯定了民族因素以及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特殊意义,要求印度共产党在反帝斗爭中和资产阶级达成暂时协议,并在某些行动上相互配合。同时,文件也反映了前者的左倾观点,如:文件中提出,印度资产阶级是印度革命的巨大危险;国大党左翼正在倒向民族改良主义;印度共产党必须建立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妥协派资产阶级的联盟作斗爭;必须在本民族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斗爭;必须从一开始就同国大党左翼明确地划清界限;把民族主义领袖从一切工会组织中驱逐出去;等等。1928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了关于六大的宣传提纲,进一步重申了斯大林1925年的观点。六大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文件,通过返回印度的乌斯玛尼和G。阿迪卡里带回了印度。同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全印工农党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妨害你们对英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同盟者进行胜利的、有组织的斗爭的主要障碍,就是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影响。……对于组织群众、建立工农的革命联盟和树立无产阶级对这个联盟的领导权来说,最大的危险不仅在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身,而且也来自‘优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织和集团。”因此要印度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不调合的斗爭。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对印度工农党会议产生了深刻影响,致使会议的文件中出现了大量左倾观点。

  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十次扩大全会,会议进一步详细讨论了印度革命问题。与会代表在发言中对印度资产阶级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要求印度共产党完全放弃同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指示他们绝不能同资产阶级达成任何协议,只能顽强不屈地同它进行斗爭。共产国际在以后的几次重要会议、重要文件以及在《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劳工月刊》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都体现了第十次扩大全会的观点,要求印度共产党放弃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的幻想,断绝同国大党以及“爭取印度独立同盟”的关系,同资产阶级左翼进行无情的斗爭。印度共产党正是在共产国际这条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在1929年至1934年间对印度资产阶级实行了一条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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