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石柱

第30章 历史沉钩

　　张飞在石柱传说

　　张飞洞传说 在马武镇双龙村的一个山坡上，一个可容六七千人的山洞叫张飞洞，就是因为张飞而得名。

　　相传，三国时张飞与严颜交战，从湖北打到石柱，时值久旱无雨，烈日炎炎，天气酷热，兵士们长途跋涉，口干舌燥，找不到水喝，艰难行进到烂泥湾。张飞看见此处没有什么人家，只有一处破烂的房屋，四壁透风，茅草覆盖。张飞便令部队在此歇息。张飞走进屋里，看到只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头，孤身一人，重病在床。见此情景，张飞准备自己烧水喝，但见缸里存水不多，灶前柴草所剩无几，便欲离去。谁知老头却泪如泉涌，艰难地支撑起身子，拄着棍子到灶前为他们烧水喝。张飞急忙回转身，将缸里的水舀进锅里。张飞便见老头孤身一人，重病缠身，屋顶如筛，柴草将尽，一怒之下，便将丈二长矛掷向对面悬崖，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岩石飞滚，霎时间，悬崖峭壁间出现了一个大洞，张飞令士兵将老人迁居进洞，备足柴水，方才离去。老头感激万分，便向士兵们打听，得知这个奇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张飞，便将烂泥湾改为张飞洞，沿用至今。

　　飞水岩传说 在马武镇石流附近，有一个叫飞水岩的地方，传说也是因为张飞而得名。

　　张飞在石柱与严颜作战期间，一天，张飞率兵士行军到了一个叫田湾的地方，见到无数老百姓正在掘土找水，还有很多老百姓在烧香求雨，有的甚至腰系绳索凿岩取水，而地里庄稼因为久旱不雨，枯得点火即燃，便帮忙取水。群众对这个满身雄气的将军不信任，认为凿岩取水不比打仗，没那么容易。张飞把一切看在眼里，二话不说，挥起丈二长矛，“嗖”地一声投向悬崖，“轰隆”声中地动山摇，岩中出现一个水桶般大小的圆洞，一股清水哗啦流出。从此，这里便叫飞水岩，沿用至今。

　　现在，人们利用这里的水位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的特点，修建了飞水岩一级、二级、三级水电站，充分发挥着服务群众生产和生活的作用。

　　李白游太白岩

　　太白岩，位于县城南端的万安山上，建有鼓楼寺(又名永寿寺)。从县城往西南方向行走，至桥头场可见一依山而建的石阶，石阶两旁绿树荫荫，风景清幽，是一个难得的休闲、散步、健身、赏景的好去处。此山便是万安山。

　　清乾隆五年(1740)，土司马宗大书刻“太白岩”三字于石岩上。自后，万安山便被改称为太白岩。随着时间的流逝，万安山这个原名逐渐被人们淡忘。很多人不知道万安山，但都知道太白岩。

　　万安山被改称为太白岩，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759年，唐代大诗人李白流放夜郎时，途经石柱，看到藏在大山深处的南宾县城(今石柱县城)依山傍水，风景如画，人杰地灵，民风淳朴，好不雅致，特别喜欢，就在县城小住了一段时间。休憩之间，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十分悠闲。一天，李白信步登上了万安山，看到万安山小径幽幽，林木葱郁，景色优美，十分诱人，诗兴大发，挥毫在山岩上题写了一首诗。从此，万安山便因李白到此一游而闻名遐迩。登上太白岩山巅至荷花池，经月门，有小石拱桥横卧池上，桥如落虹映水，游人可凭栏观望。附近茂林修竹，青翠欲滴，相传是明末抗清女英雄秦良玉常在此抚琴拨弦之“琴台”。再前是观钓台遗址，相传李白流寓万安山时，在此观一老翁垂钓，而他则饮酒取乐，饮得如痴如醉。

　　此后，到石柱的许多文人都要慕名而上太白岩，作赋吟诗，抒情言志。明成化十四年(1478)，宣抚马澄、同知陈极广铸造了一口大钟置于山崖上。明正德十三年(1518)，陈宽在山上修建了永寿寺。明崇祯三年(1630)，陈思虞又在山上修建了鼓楼寺，在山崖顶端修建了钟楼和鼓楼，气势雄伟、典雅庄重。清乾隆五年(1740)，土司马宗大在石崖上书写了“太白岩”三字和6首五言绝句。乾隆三十八年(1773)，王萦绪还在山上修建了太白祠、太白亭、山神庙等。从唐至今，每逢闲暇之余，游人来此，必登太白岩揽胜题咏，现存咏诗10多首。

　　在太白岩山麓修建的宋碑亭，保存有南宋宝佑五年(1257)南宾县令(今石柱县)刘济川游览太白岩时的摩崖石刻碑记。此石碑于1984年2月28日在太白岩半山腰挖掘出土，是石柱县发掘出的年代最久远的完整石碑。《四川通志》载：城西南里许万安山石壁之阴，有太白题句。乾隆乙亥大雨，崖上大石崩下挡路。大石几面似有字形不辨，旋为行人翻入道北沟中，掷碎即太白古迹也……李白的题诗已经失传，只留下一壁空寂石崖。

　　民国时期，县长苏知沆的父亲苏太翁鼎元游太白岩时，曾写下了五言长诗一首：

　　太白流夜郎，便道此经过。岩旁曾题诗，古跽久销磨。

　　子年风雨蚀，一定不能摩。敬爱请仙人，品题此岩窝。

　　曾闻清末后，宫殿尚嵯峨。亭处设广座，池畦压新荷。

　　厥后经兵燹，万恶为荷戈。破坏无一孕，颓垣败址多。

　　池台生汴莽，鬼神不识诃。惟有山头月，清夜隐茏萝。

　　三五蝉圆夜，放怀尤可歌。天行反人事，子古无为何。

　　徒令后来人，范然感逝波。

　　为保护珍贵文物，1987年县政府在太白崖原碑刻处建宋碑亭加以保护。全碑10行共128字，楷书阴刻。碑刻记录了石柱县古名南宾县的变迁及历代文人浏览太白岩的盛况。宋碑亭楼里彩绘着“玉带春晓”、“石柱擎天”、“李白醉题”、“旗山点翠”等石柱景观图。楹柱上刻着“登山难嵬青莲句，入亭可读济川碑”的对联。

　　翼王石达开石柱留痕

　　翼王石达开在万分艰难之际，从湖北到四川途经石柱，留下了不少故事。

　　1856年(清咸丰六年、天历乙辰六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来，太平天国领导层的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历经多次大变故，组织机构分崩离析，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内讧事件频繁发生，太平天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翼王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已经无法再待下去，清朝政府四处悬赏捉拿，石达开陷入困境，走投无路。

　　这时，石达开打听到李永和、兰大顺在四川发动起义，便迅速集中数万人马，由广西出发，拟从湖北进入四川，和李永和、兰大顺起义部队汇合，组建新的军事力量。经过一路辗转，于1862年1月31日(清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二、天历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石达开率部进入湖北来凤。2月20日(清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天历壬戌十二年正月十一)从湖北利川进入石柱。3月7日(清同治元年3月7日，农历二月初七)进入涪州(今涪陵)乌江东岸。石达开的部队所到之处，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深受各地群众拥护。

　　八德会起义

　　1923年初春到1931年深秋，在石柱北路第六区黎家乡，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起义，那就是在石柱革命斗争史上曾经书写下辉煌一笔的八德会起义。八德会农民举起起义大旗后，力量不断增强，队伍日渐壮大，在土家山寨斗争长达8年之久，给军阀、团阀、土匪以沉重打击。鼎盛时期，军事力量达到数千人，拥有长短枪2 000余支(有的说4 000余支)。以黎家乡为核心的根据地范围扩大到方斗山以东、鄂境和川境双河乡以西、临溪乡河嘴场以南、悦来乡古城坝以北近30 000人口的地区。

　　八德会农民起义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军阀割据的社会形态是八德会起义的重要原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推翻了近300年的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深入人心，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这次革命并没有彻底解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依然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并没有结束，革命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明显的好处，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扶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和袁世凯的篡权复辟，造成了中国的封建军阀割据。在四川，军阀刘湘、杨森、刘文辉、熊克武、邓锡侯、刘成厚等各据一方，自为政府，横征暴敛，战火不断。在四川与湖北接壤的地区，地方豪强组织团防队伍，形成团防称雄的割据局面。当时，石柱北路第6区区长冉瑞芗(字芸生)辖王家、临溪、黎家、石家、鱼池5个总团。石家团总王盛杰、黎家团总王洪猷、鱼池团总谭定琼、临溪团局大队长崔永亨、石家豪绅王家太等，都拥有三五十支枪不等的团防队伍，俨然一个个诸侯王国。军阀团阀拥枪独霸，称雄一方，各自为政。川东鄂西地区也土匪横行，四处作乱，先后有邱司令、伍启卓、毕少舟、萧室宝、古根山、罗焕章、刘安帮、刘国辉、张范成、秦天池、陈泽等股匪，都各拥有乌合之众三五千人，到处抢劫，无恶不作，造成社会极度混乱，人民无法安居乐业。

　　八德会起义以抗税诱发。1911年以来，四川各地禁种罂粟。但石柱北路第6区的豪绅团阀为搜刮民财，大发横财，公开禁种，秘密私种，对行贿送礼的和势力大的佯装不知，把不行贿和势力小者整得家破人亡。区长冉瑞芗和各乡团总沆瀣一气，残害乡人。其中，被害得最惨的就是黎家乡朱家第的冉广儒兄弟。

　　冉广儒是清末一个落第秀才，饱读诗书，精通儒学，是儒教合化坛(也称文坛)的核心组织培缘会的主要成员，与临溪籍的教友黎道平、黎道培、索永圻交厚。为人宽厚仁慈，作风正派，安分守己并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当地很有声望，属于正直的善良百姓。因为得罪了当地豪绅王洪猷，使得他经常受欺压，心中时常愤愤不平。王洪猷兄弟7人，都有钱有势，是当地一霸。其五弟王洪恩死后，王洪猷想霸占其财产，但冉广儒等人是他最大的障碍，故总想置冉等人于死地。在与区长冉瑞芗密谋后，栽赃陷害冉广儒私种罂粟，冉被罚款200元。冉广儒被罚款后，心中很不服，就集结10多人上告和区长冉瑞芗有密切关系的云集寺私种罂粟。石柱县政府派人秘密调查，云集寺确实私种罂粟10多亩。经冉瑞芗四处托关系送礼打点，最后以罚款两百大洋草草结案。

　　事情平息后，区长冉瑞芗对冉广儒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经密谋，采取虚构情节、伪造事实的手段，向县府状告冉广儒“设置法坛，妖言惑众，聚集歹徒，图谋不轨”，欲置冉广儒于死地。县政府手谕“速率团勇，早日殄灭，无使燎原，以靖乡里”。冉瑞芗即集结团丁进剿。1923年3月14日，将冉广儒、冉广爱兄弟二人捉到黎家街上，以不缴纳150元捐款为由对二人进行关押。3月16日，再次准备将冉广儒兄弟二人押到黎家一餐馆逼款。遭到冉广儒兄弟二人拒绝后，准备捆绑二人。正好被冉广爱的儿子冉正德、冉正济和侄儿冉正焕、冉正和等人看到，见此情景，他们就拔出匕首，杀死团丁汪占奎，夺过汪占奎的枪，击毙另二人。冉广儒兄弟二人趁乱逃跑。

　　见事情闹大，冉广儒等人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于是请人卜相。卜者说：“九龙一上坡，才定干戈……”意即有一场激烈的斗争，短期内不会太平，他们只有拿起武器起来造反。于是，以冉广儒为首，以冉氏家族为核心，以合化坛的培缘会会众为基础，联合亲朋好友，共谋起义。1923年3月的一天，冉广儒、冉广爱、冉正济、杨义芳、冉正德、冉正南、冉正腾、李南宾、杨南槐、谭宁芬、谭新祥、谭祈明、谭祈禄、向光泽、谭宁生、谭祥纪等数十人，齐集在黎家坝街对面的八圣宫，歃血为盟，结义拜把。取五伦八德之义，改培缘会为八德会，成立办事处，公推冉广儒为处长，李南宾为军师，冉正济为大队长，杨义芳为师爷，冉正德、冉正腾、杨南槐为中队长。树起了“抗暴保家”的大旗，喊出了“抗粮抗捐”的口号，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广大群众纷纷响应，一场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八德会是一股因官逼民反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必将受到军阀、团阀、土匪的围剿，其生存环境异常恶劣。八德会起义后，与军阀、团阀、土匪的战斗不断，大战小战月月有，有时一个月就要打几次仗。八德会之所以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壮大，威名远扬，使敌人闻风丧胆，主要依赖于他们所取得的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他们活捉了王洪猷，并没有泄私愤杀掉，而是从八德会的发展大计着想，迫使王洪猷将原有的20支枪全数交给八德会；还逼其贡献1 600块大洋，供八德会购买枪支30余支，壮大发展了八德会的力量。

　　八德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得到了锻炼：夜袭黄婆寺，狠狠打击了官兵的一个中队，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不计其数；袭击太平镇，用短刀杀死团防兵10多人，缴获枪支20多支；抗击秦有恒，采取不正面迎敌、将部队分成小股袭击敌人的战术，保存了实力，部队得到了锻炼，战术也得到了完善；歼灭保安营，缴获敌军枪支300多支，子弹和其他武器不计其数，俘虏全部给予教育后释放；伏击崔会甫，震慑了敌人，使其再也不敢藐视八德会；武装保卫了秋收，成功地将粮食收割后运到家；夜袭了马茂林部，杀死杀伤敌人大部，缴获枪支百余支；打垮了军阀杨春芳部3个团，大获全胜，缴获枪支200多支，弹药无数。

　　八德会在斗争中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和壮大。他们从开始不会打仗，到与敌人连排作战，再到与敌人的营团作战，甚至师旅作战，都是以极小的代价赢得极大的胜利。他们也在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八德会的领袖们，特别是军师李南宾的军事谋略和战略部署相当高明，核心组织下的一大批军事头目，如冉正济、冉正德、杨南槐、杨金成、冉正腾等，善于执行李南宾的军事部署，加上起义战士的勇猛，起义部队很快就培养成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劲旅。八德会的领袖冉广儒，虽然年老体弱，不能冲锋陷阵，但是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很有威信，并善于用人，虚心听取李南宾等下属的意见，并给予重用，大胆提拔有功之人作军事指挥人员和军事骨干，确保了八德会在重重困难之中，得到发展壮大。

　　八德会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除了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外，坚持政治上的正确路线、策反工作的连连成功，也是重要的原因。在军阀割据、团阀争雄的年代，矛盾复杂，斗争残酷，形势瞬息万变，军阀、团阀之间和内部的矛盾也错综复杂，明争暗斗，冲突不断。八德会充分利用这些矛盾，运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策反，发动兵变，不费多少力气，有时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获得了成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效地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

　　在八德会存在的时间里，匪患连年不断，活动极为猖獗。他们始终坚持打击土匪，保卫人民。

　　其中三打罗焕章最值得一提。1927年，匪首罗焕章(绰号罗聋子)带领几千匪众到川鄂边境一带抢掠，6月21日到了湖北乐福店一带。骚扰了大半年后，又到四川境内作乱。八德会为了保护群众，决定给罗匪以沉重打击。他们与周围民团和官团取得联系，互相配合，协同作战。1929年9月初的一天，八德会精选了六七十名精壮士兵，到黄婆寺、九垄营一带设伏；另一部分人到大坝罐子池、青杠坡一带设伏。待罗匪带领匪众数千人，从陈冲坝经官渡河到达大坝，正耀武扬威，四处放枪骚扰时，八德会突然从两边山上冲杀下来，用密集的枪弹向土匪射击。埋伏在黄婆寺的八德会队伍也沿河而下，正面攻来；临溪团防兵和黎家族团则从花天坝、磴子河两地远远鸣枪。土匪遭到四面合围，惊恐不已。土匪虽人多枪多，但大多数都是拉来的饥民，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战斗力极差，当即被打死打伤不少。八德会虽然人少，但是经过长期作战，久经沙场，富有作战经验，作战勇猛，战斗力很强。匪众无法抵抗，只好败退。

　　第二天，土匪再次向中嘴坝、大坝进攻。中嘴坝、大坝、花天坝是一块很大的山间平地，地势比较开阔，罗匪的目标非常醒目。八德会和团防兵又从四面向土匪攻来，罗匪处处挨打，无法继续前进。经两个小时战斗，伤亡惨重，只好沿原路返回。第三天，八德会乘胜攻击，从几面包围罗匪，沿河都是土匪尸首。最后将土匪赶出了家园，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八德会坚持斗争的8年多时间，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第一个10年，党的影响遍及全国，党的主张深入人心。毛泽东、朱德、贺龙、徐向前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特别是“八一”南昌起义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建立了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贺龙领导川鄂湘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曾到湖北省的汪营、忠路、剑竹溪一带活动；四川第二路红军到达过石柱；四川第三路红军也曾到石柱活动。秦伯卿在忠县、石柱边境组织了红军，与八德会往来十分频繁。当时，石柱周边的党组织看到八德会是一支革命力量，都想把八德会引入革命的轨道，先后多次派人到八德会作工作。八德会也积极支持党和红军的活动，冉正济还亲自到贺龙部队去联系，表示愿意带兵去参加红军。

　　1930年7月下旬，李光华、王维舟率领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数千人，从达县、梁山出发，向东进军去攻打武汉，八德会知道后，派冉正洪专程去梁山猫儿坡迎接。农民武装途经忠县黄钦坝，正式组织了四川第三路红军。红军在东进途中，遭到军阀陈兰亭部张晓平团的围困，并伙同石家团阀王家太，挡住了红军的退路。由于地形不熟，红军遭到围困，指挥失灵，损失惨重。正当情况万分危急之时，八德会的援军赶到，掩护红军撤走。红军近2 000人到了黎家坝，秦伯钦和一些重要的领导人来到八德会指挥部，决定将枪械全部送给八德会。八德会给红军每人两块大洋作路费，历时半个月，分期分批地将红军战士送回乡。八德会这次救援，挽救了几千名红军战士的生命，同时接收了红军送给他们的上千支枪械，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在石柱

　　石柱是革命老区，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5年，石柱三根树(今三星乡)张承燕等一批青年学生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就开始在石柱开展秘密工作，发动群众组成农民协会，进行革命斗争。1928年春，经中共丰都县委批准，在石柱组建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三根树党支部，从此，党组织便在石柱扎下了根，革命的火种在石柱被点燃，革命斗争也在石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0年红军进入石柱开展武装斗争。在石柱活动过的红军主要有以下几支部队：

　　四川第二路红军游击队 1930年4月7日，在四川省委书记李鸣珂的发动下，以红军第20军1团3营1连51人为骨干，进入涪陵罗云坝，组建了四川第二路红军游击队。游击队成立后，迅速在涪陵、武隆、彭水、石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们所到之处，劫富济贫，惩治豪绅，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了太平坝、桐梓溪等苏维埃政府。1930年7月22日，由前卫总指挥王岳森率领的300多名游击队员进入石柱鱼池坝(现鱼池乡)，活捉了团总汪珩兹和恶霸毛大成，并当众处决了罪恶累累的汪珩兹，为民除了害。

　　四川第三路红军游击队 1930年7月，中共梁山县委按照省委指示，以虎南、龙沙、太平农民武装为基础，于7月2日在忠县黄钦坝成立四川第三路红军游击队，设立3个大队，共1 300人。

　　共产军(红56师) 1930年8月，秦伯卿奉省委指示，率领平民革命军余部，在西界沱(现石柱县西沱镇)胡家大湾成立“人民自卫军”，部队很快发展到500多人。10月初，在胡家大湾万顺坡成立了共产军(又称红56师)，秦伯卿任司令，下设1个大队、3个中队，频繁活动于石柱、万县、利川、忠县等边境，先后拦截中粮公司米船，攻打了谭楹安、王万象等富绅、团队。11月3日，奉省委执行中央“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和与红二军团汇合的指示，又吸收了一批绿林武装参加，计2 000多人，整编成三路军，12月到达湖北鹤峰走马坪，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汇合。

　　红三军 1933年10月19日，贺龙将军率领红三军团在湖北击溃川军山防局王崇德部后，从湖北利川的毛坝出发，到黄泥塘、汪家营一带打游击。11月3日，红军与装备精良的四川军阀王崇德部展开激战，英勇善战的红军一举击溃了敌军，缴获了敌军两个班的枪支，并在梨子园处决了敌军伪三防所属的3个队长。

　　11月7日，红军从湖北省利川的乐福店出发，进入石柱县的罐头场(现临溪)，进而经过王家坝、黄水坝、冷水溪、菜子坝等地，然后返回利川。

　　红军所到之地，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提出“穷人不还富人钱，佃户不交地主租”和“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发动群众劫富济贫，帮助群众挖根打蕨度冬荒。由于红军英勇善战，石柱境内之敌闻风丧胆，四处逃窜。加之红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拥护，石柱有不少群众自发踊跃参加了红军，使部队得到扩充。

　　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 贺龙红军所到之处，特别注重发展革命力量。贺龙红军到达猫圈坡(今南宾镇红井社区居委会)后，休整一星期，经石柱蚕溪、栗新飞奔直插七曜山下的太平槽，再返回湖北省沙溪、活龙坪一带活动。1933年11月中旬，红三军抵达利川小河镇时，贺龙听说石柱金铃坝有一支劫富济贫的神兵队伍，在那里坚持“抗粮、抗款、打官兵”，当即派遣红21团书记长傅忠海前往金铃乡改组神兵，并领导川鄂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金铃乡神兵始于1930年冬天。金铃乡朱家院子贫苦农民朱清武不满国民党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在“川鄂边黑洞神兵”的影响下，与合化坛相生张胜科、吴正友3人在金铃乡广交武林豪杰，以武会友，并在白岩洞操练武功，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兄弟，传授神兵法术，很快便发展到100多人。同年，正式成立了白岩洞神兵队，举起“打款、灭税、打官兵”的义旗，由朱清武任主理，下设两个大队，活跃于七曜山下的金铃、香水，湖北文斗三湾庆等地，深受群众欢迎，队伍很快便壮大到200多人。

　　1934年4月，红军游击队由20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拥有100多条枪和许多大刀长矛。5月初，湖北小河镇青年农民牟来松和红三军留在当地开展地下工作的红军骨干王怀庭等，在小河、老屋基一带发展了100多人的游击队伍，并率部于5月下旬到七曜山与傅忠海游击队汇合，在文斗区的三湾庆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鄂边游击总队”。下编7个大队，由朱清武任总队长，傅忠海任总政委，牟来松、王怀庭、曾召晖、张大善、黄明山等分别任各大队长和政委。

　　金铃坝是朱清武的老家，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游击总队在金铃乡，不仅活捉了金铃乡长余贵相，富绅保甲余富宽、聂清玉等人，没收了他们的家产分给当地农民，还销毁了契约、账据，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余贵相等人，缴了两户土豪的15支快枪，大长了士气，一批农民踊跃参军。

　　1934年6月14日拂晓，红军游击总队从金铃、水田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太平槽三圣宫，包围了湖镇伪乡长张世华的团防驻地，但狡猾的张世华早已闻风而逃。当日上午10时许，部队又沿七曜山前往冷水溪竹子营攻打伪乡长杨胜良的老巢，缴获了一些枪支、马匹。杨胜良乘虚逃脱，只抓住了杨的亲属5人。战斗结束后，红军撤至一个两峰夹峙的山谷中休息。由于产生轻敌思想，放松了警戒。傍晚时分，湖镇乡长张世华、冷水乡长杨胜良纠集石柱、石家、悦来等路反动团防武装1 000多人追踪而来，将游击总队后部切断，首尾不能相顾。前队剩下的100多名红军，在傅忠海、王怀庭的指挥下借着漆黑的夜幕作掩护，冲出重围，首先脱离险境。总队长朱清武也率领100多名红军战士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绕道进入利川境内林海茫茫的七曜山，保存实力，以待再举。

　　红军游击队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总队长朱清武带领从竹子营突围出来的100多名红军，到达双庙子与政委傅忠海会合。通过几次战斗，红军游击队损失较大，只剩下400来人。为缩小目标，遂将“川鄂边游击总队”改成了“利川红军游击队”，并决定率部与此时正在咸丰活动的刘汉清、花顺涛领导的“鄂川边红军独立团”会师。

　　1935年1月初，独立团在沙子关回龙寺庙休整期间，端掉了当地土豪何耀福、杨长清的老巢。1月中旬，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十字路会议精神，在利川、石柱一带迂回活动，开辟游击根据地，在毛坝，打土豪黄启荣；在黄泥湾，拔掉下甘河沟土豪兰书玉的据点，把缴获的财物分给当地贫苦农民。红军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1935年2月21日，国民党湖北新三旅纠集地主武装1 000多人围剿红军，红军快速向利川方向撤退。敌人妄图消灭红军独立团，很快追上。红军凭借险要地形反击尾追之敌，把敌人打得丢盔弃甲、仓皇逃跑，顺利撤退到利川。2月23日上午，利川保安团一队突然向红军发动进攻，红军战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顽强地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然后挥师向前，迅速抵达恩施境内。当月底，红军历经艰难险阻，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在湖南桑植县以北与红二军团汇合，回到贺龙身边。

　　1935年11月4日，“鄂川边红军独立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军团5师13团”，在贺龙军长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武装斗争。11月9日，13团随红二、六军团离开湖南桑植刘家坪，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27日，在攻打湖南淑浦的战斗中，战功赫赫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刘汉清不幸壮烈牺牲，将最后一滴血洒在了长征路上。

　　同盟会员熊福田

　　熊福田先生号兰陔，原籍江西省。1889年8月25日出生于西沱镇一个小商家庭。1912年东渡日本留学，考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法律专业。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忠县吴洪恩介绍，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此，在孙中山、吴玉章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又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的中国国民党。1915年毕业回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先后任成都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四川省高等审判厅推事兼民一庭庭长、四川省议会秘书长；后任重庆律师公会评议员，兼任法律校教师，并作律师多年；再任云阳县县长、石柱县县长。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两次被打成反革命被捕入狱。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平反昭雪。1964年2月29日因病去世。

　　熊福田先生曾经赞助我党革命事业，倾力营救21名地下党员出狱，为党的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形势十分紧张，白色恐怖笼罩着华夏大地，党组织的活动被迫由公开转入秘密，由城市转入农村。当时地下党还比较年轻，加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根据中央“隐蔽精干，转入农村进行斗争”的指示，党的活动在四川南溪、绵竹一带开展起来，由张秀熟同志代理省委书记职务。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南溪、绵竹一带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秋收暴动。这次暴动，使四川军阀刘湘为之震惊。刘湘便令其亲信王陵基对党的组织进行疯狂破坏，对革命党人进行大肆搜查逮捕。由于当时党、团内出了彭兴道、廖世勉等叛徒，使设于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团省委及巴县团委于1928年10月1日同时遭到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团省委书记蔡明钊、共青团巴县县委书记池望秋等23名党、团员不幸被捕，其中大部分是川师、商中、女二师等校学生，年龄都在16耀18岁之间，最小的只有14岁。张秀熟等同志被捕后，被押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监禁。这是四川军阀继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重庆“三九兴隆巷事件”之后，又一次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该事件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所有被捕者被关押于江巴卫戍司令部的两间禁闭室中。张秀熟与大家商定，除已经暴露的党团员外，其他人坚决不能承认自己的政治身份，如追问党团组织的事，都必须一概回答不知道，让大家充分做好应付敌人审问和被逼供的思想准备。刘湘指使王陵基对张秀熟等23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行长达10个月的审讯和刑讯逼供，企图查出是谁在9月24日刺杀刘湘21军政训处主任、反共特务头目戴弁，制造借口，屠杀被捕者。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张秀熟将生死置之度外，用草纸写好遗书，决心为党牺牲。

　　恰于此时，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异党条例》，规定凡属共产党案件，一律交法院审判，不再由军事部门或行政机关处理；还规定意图颠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的暴动者即犯最大的危害民国罪，其首要分子均可处以死刑。尽管如此，《条例》也为革命力量提供了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

　　逮捕青年学生，早已激起各界人士的普遍义愤，此时整个舆论已经形成强大的力量，大声疾呼“拥护国民党政府法令，把共产党张秀熟全案移交四川高等法院审理”。教育界反应更为激烈。刘湘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于1928年冬被迫将张秀熟等同志一案移交四川省高等法院重庆分院。1929年春，重庆分院正式受理，全案人员才摆脱了军阀的魔掌，转到法院看守所羁押，被捕中的3人因病陆续被保释出狱。

　　重庆分院妄图以“最大危害民国罪”、南溪和绵竹农民运动组织罪等罪名强加于地下党同志，并阴谋通过公审加以陷害，全部处以极刑。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得知此情况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全力营救身陷囹圄的地下党、团员。按当时规定，被告有权自己聘请律师出庭辩护。那时，熊福田先生正是重庆大名鼎鼎的大律师，盛名经常见于报端。在重庆的地下党领导决定聘请刚直正派、正气凛然的熊福田先生为被捕同志辩护。

　　熊先生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接受了重庆地下党的聘请，并很快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工作，废寝忘食地审研案卷，冥思苦想地寻找对策，不厌其烦地访问被告，无所不至地调查取证，前前后后历时90多天。在公审前两天，熊先生为了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揭露国民党阴谋陷害的罪行，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直接或间接地邀请了重庆一些大学生参加审理旁听。1929年5月24日，四川高等法院重庆分院对共产党案进行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公开审理。这一消息轰动了山城，除熊先生邀请的一些学生来参加旁听外，还来了不少人，地处重庆市区南纪门的法院内外人群聚集，旁听席挤满了各界人士及川师、女二师等学生共1 000多人。

　　熊先生精神抖擞地健步出庭，为被告张秀熟等20人辩护。场内一片肃然，听众席上，以重庆女师大学生为最多。开庭后，先由检察官赵汝康宣读起诉书，次由熊先生出庭辩护。熊先生浩气凛然，他站在被告共产党的立场上，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以其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提出了种种理由，以无可置疑的事实，驳斥了起诉理由。其势如滔滔长江之水，锐不可当，驳斥并纠正了检察官每一量刑条文之失当，证明每一被捕者的行为“并非是为个人之私利”，他们和“三三一惨案”、“二一六惨案”以及兴隆巷各次惨案之被捕牺牲者一样，都是爱国的志士仁人，年纪虽轻，却在关注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不愧是时代的人才，未来的主人，应当全部予以无罪释放。

　　通过熊先生长达3个小时的强力辩护和张秀熟等同志在法庭上的据理力争，在法庭上，被告成了原告，原告成了被告，检察官和审判长都理屈词穷，瞠目结舌，狼狈不堪，法庭内全场为之哗然。审判从上午9点一直进行到下午3点，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强权最终没能压过公理，不仅粉碎了原拟全部处以极刑的阴谋，还当庭开释了3人。

　　当时，熊先生这样享有盛名的大律师，每1小时的法律服务酬金就多达8块银元，按规定应该收取485块银元。熊先生完全出于大义，分文不取，甚至秘书、车马各费都是自己掏钱，其精神可敬可佩，对共产党的赞同与支持可见一斑。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表示对熊先生的敬意，特赠送给他一块刻有“于法有光”四个大字的银盾。银盾高32厘米、宽35厘米，银盾正面微凸，状如盾牌，以雕花紫檀木为外框，中嵌高16厘米、宽24厘米的纯银片上，周边铸竹枝为饰，内以隶书刻字，正中是“于法有光”四个大字，右边题词为张秀熟拟定，内容是：

　　党狱定谳法院，吾国尚鲜近例，是即国度文野所以分欤钥兰陔大律师为本案二十人庭辩，义正词葩，观众咸悦。盖自有兹役而后，国人知秦坑之非，而先生之忠其职，益为法界生色矣。爰缀四言，用志纪念。

　　下款书：

　　兰陔大律师惠存

　　法院第一次共产党案同人敬赠。

　　一九二九年五月。

　　熊先生对这一块银盾十分珍视，长期摆在会客室中。以后他历经坎坷，所有的东西几乎损失殆尽，但这块银盾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1964年，熊先生逝世，该银盾于1983年由其子熊全盛从广西带回献于中共四川省委，现存于四川省革命博物馆。

　　熊先生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文化发达、人才众多，才能进步、才能兴旺。1947年，熊先生在石柱任职期间，大力支持造纸和办学，将自己的薪俸慷慨解囊，支持金铃乡乡长刘永康，利用金铃水竹资源丰富的优势，办起了造纸厂，并从外地引进技术，产纸质量与夹江的连式纸、毛边纸不相上下，深受广大用户欢迎。一直到解放初期，这个厂一直保持生产，生产规模还有一定的扩大。同时，他还创办了石北中学，后迁到石柱县西沱镇，作为县办中学的重点。解放后，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完中，成了现在的西沱中学。

　　为了加快家乡建设，繁荣经济发展，他在石柱任职期间，积极与忠县协商，修建忠县到石柱的公路。前几任县长，都借修建忠石公路敲诈勒索，熊先生在任期间，完成了忠石公路的勘测并动了工，后来因为经办人贪污，熊先生离任，修建才被迫中止。解放后，在熊先生主持勘测的基础上修通了忠县到石柱的公路。

　　熊先生关心民众疾苦，热心地方事业。1947年，在暗无天日的国民党封建统治下的石柱，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人民生活穷困，石柱县政府所在地没有统一的报时信号，给人们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只能以饭前饭后、日出日落、鸡鸣狗叫等来定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为民众生活计时定时提供方便，熊先生派人将一铁铸古钟移至县城对面旗山上，安排人按时敲钟，作为统一的标准时间。每小时即敲1次，是几小时就敲几下。每当旗山钟响，全城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人民无不叫好。敲钟定时的习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

　　1947年6月，熊先生因多种原因辞职回家，靠经营小生意度日。熊先生卸职时写了一首律诗，以明其志：

　　六十年华转眼过，文章事业两蹉跎。

　　也曾东渡临三岛，不辞西征上大峨。

　　求师求友聊复尔，读书读律又如何。

　　会须焚尽时干策，脱却朝衫换钓蓑。

　　1949年11月石柱解放，熊先生回到西沱。作为一个国民党地方官，当地人民没有把他当作“反革命”对待。1950年4月，经组织委派，到万县作了专区法院院长。后因“左”的路线干扰，给熊先生以莫须有的罪名，他先后两次被逮捕进监狱，两次获释。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得到改正。1983年落实房子及其夫人生活待遇，按辛亥革命老人遗属对待。

　　熊福田先生虽然离开了人间，但石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泸州起义中的陈兰亭

　　陈兰亭，原名陈芝芬，后改名陈芝应，小名端阳(因是端午节出生)，兰亭是他当了“义”字旗袍哥大爷后改的名字。清光绪十三年(1887)农历五月初五出生于石柱直隶厅陈高村陈家院子一个世代“客长”(客长是外地迁入石柱定居的外籍人中的头人)的家庭。其父亲陈家福，人称陈二客长。陈兰亭7岁入私塾读书，平时为人洒脱，善交往，喜结友，重义气。曾任国民党军163师师长，历任川黔湘鄂边区绥署和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陆军中将，是石柱解放前的一位权势显赫人物，在四川军阀中也很有名气。

　　陈兰亭青年时期当过光棍无赖，唱过川戏，爱美色，吃烟，嗜赌博，晚睡迟起，后来成了有名的袍哥大爷，性情豪爽，生活阔绰，长于应付各类结拜兄弟，江湖人盛赞他讲义气。一次，他听说北洋军有一只运枪船靠了岸，船上只有两个大汉押送，便趁机将所押送的几十条枪弄到了手，拉起了队伍，自称连长，称霸一方。他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后来被招安，数易其主，先后在杨森、熊克武、刘湘的手下供职、带兵。

　　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四川后，陈兰亭部被改编为国民党163师，解放战争时期，在襄樊战役中被解放军打垮。陈收集残部补充兵员，成立234师，由团长冉启臣充任师长，陈被派充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陈兰亭出身绿林，虽然当过边防军司令，但没有得到川军的信任。为争取生存，不得不东奔西跑，在内战中找出路，一生都在极不平凡的打拼中生活。陈兰亭脱离四川军阀20军时，遭到军长杨森的追捕，陈部被击溃，陈逃到石柱倒流水附近阴沟躲藏一天一夜，才被部下救走，躲过一劫。通(江)、南(江)、巴(中)有徐向前领导的游击队，刘湘曾让陈前去围剿，陈不得不与游击队拼命争夺地盘，在此度过了特别艰苦的岁月。1949年底，陈赋闲重庆家中，12月9日，被列名刘(刘文辉)、邓(邓锡侯)、潘(潘文华)彭县起义通电，获国民党起义军官证明书。解放后，被安排在重庆文史馆工作。1961年5月23日病逝重庆。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翌年兴起护国军。当时陈兰亭已经被招安，任熊克武江防司令余际唐部第3营第12连连长，随军响应讨伐袁世凯。以后，经过大小战役的熏陶，逐步提升，历任团长、旅长。1924年春，熊克武在北洋军和刘湘、杨森联合进攻下，迅速溃败，被迫率残部败走贵州，转道退湘西，去广东。所部总指挥赖心辉通电服从吴佩孚，归顺刘湘，任川北边防军司令。同年5月，刘湘委任陈兰亭为赖心辉部旅长。

　　1926年下半年，北洋政府任赖心辉为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虽然拥有14 000多人枪，但部队成分复杂，内部极不一致。加之赖心辉与邓锡侯、刘文辉积怨太深，不久前又被刘文辉夺去了富顺防地，处境很不妙，只得龟缩在泸州一隅，托庇刘湘，政治上唯刘湘马首是瞻。

　　当时，赖心辉部建制共3个混成旅。驻守泸州的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是刘湘“合川传习所”弟子，是赖的亲信和主力部队，也是刘赖合作的积极支持者，更是一个死心塌地投靠北洋军阀的武夫。其为人骄横乖戾，时常欺压同僚，欺诈百姓，独占泸州税收以自肥；仇视国民革命，常借城防大权，滥施淫威。军民同愤，取绰号“李牦牛”。

　　陈兰亭的第十混成旅驻泸州北面沱江左岸的小市。陈兰亭出身绿林，脾气暴躁，不愿居人之下。面对李章甫的霸道行径，为分享税款，曾与李激烈争吵，积下仇怨。1926年10月3日，李章甫在城内泸康茶园宴请客人，陈兰亭部队20多名士兵到茶园门口闹事，被李章甫部巡查队“就地正法”两人，并布告称之为“土匪士兵”，故意戳陈的痛处。新仇旧恨，两人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陈兰亭必杀李章甫而后快，而李对陈兰亭的防范也更加严密。

　　驻扎在长江右岸、离泸州城约3公里地兰田坝的是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品文。该部原是熊克武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当时刘伯承任团长，袁任刘部连长，在刘伯承率领下曾参加过民主革命，部分官兵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袁品文更是受过刘伯承进步思想和救国救民精神的熏陶。袁品文归顺赖心辉后，在川军派系斗争中，实感难以立足，在李章甫独揽泸州财源的情况下，甚至连部队补给、粮饷都发生困难，因而在苦闷中思索着新的发展出路。袁品文对李章甫本就怀恨在心，但表面上却对其十分恭敬，在李宠妾过生日时，还备厚礼，亲自前往祝寿。所以，李对袁品文一点不怀疑，还多次表示，要与袁品文友好合作，以对付陈兰亭。

　　“泸康茶园事件”后，使由来已久的“城防纠纷”愈演愈烈。李章甫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表面上卸去了城防之责，撤去了守城门的部队，改由团防看守，实则与陈兰亭的矛盾更加突出、激化。这便为党“利用矛盾”组织起义提供了有利契机。

　　根据中共重庆地委军委的指示，努力争取所有地方军阀部队反对北洋政府，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鉴于袁品文部的进步倾向，确定以之为骨干，在泸州组织起义。1926年9月，共产党员童庸生以莲花池省党部(国民党左派)“泸州军运特派员”的身份，带着广州国民政府有关响应北伐、策动起义的函件及刘伯承的亲笔信到泸州动员袁品文参加革命，听从党的指挥，举行起义。袁见信感动不已，当即向童表示：“愿以全部力量听党指挥，请向伯承兄转达我的革命决心。”随即派政治顾问邓作楷(共产党员)为其私人代表，到重庆与刘伯承秘密商量起义的具体方案。

　　中共重庆地委分析了李章甫坚持军阀统治的反动立场和与陈兰亭的尖锐矛盾关系，决定以袁品文部为起义的基本队伍，争取陈兰亭部参加起义，在解决李部后，率部前往顺庆集中，然后与武汉革命队伍夹击重庆。为了争取陈兰亭部起义，袁品文多次到小市与陈兰亭推心置腹谈心。在感情已经非常融洽的情况下，向陈兰亭试探性地提出了起义设想。当时，陈兰亭对革命队伍没有深刻认识，对摧毁军阀政治也还没有从心里拥护，但除掉李章甫却是他早已隐忍在心的夙愿，于是毅然决定起义。

　　当时，驻泸州的李、陈、袁三部，形如三足鼎立。袁陈合兵一起，达5 000之众，以5 000人对付李部2 000人，实力占绝对优势，有取胜的把握。但李部占据泸州要险，易守难攻。要解决李部，必须袁陈两部同时行动，一部抢占钟山，使敌失去“龙头”之险；一部占领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和街道，使敌无城可守。再者，必须速战速决，避免遭到其他四川军阀的围攻。特别是泸州城南岸肖镇南的民团对起义军威胁很大。故必须“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起义才有胜利的希望。恰逢中共重庆地委获悉，川中军阀将对革命实施“宰割计划”，赖心辉决计调袁品文部去江津，使之与陈兰亭部隔离，然后分别予以消灭。形势倏变，局面严重，党所组织和领导的泸州起义，终于刻不容缓地爆发了。

　　1926年12月1日清晨，袁品文按原定计划，亲往李章甫官邸，请李到兰田坝参加“军事训练学校”的毕业典礼。此时李完全被蒙在鼓里，仍神气十足地催秘书誊写“训词”。上午8时许，李章甫带着警卫、随员在袁品文的陪同下，与袁同坐一叶扁舟，谈笑风生地横渡长江，向兰田坝天上宫军校走去。校内彩旗招展，鼓角齐鸣，列队欢迎李长官。袁急令将江中大小船只调集南岸。又派人到小市，以取留声机为名，通知陈兰亭：“(李牦)牛已牵来，事态进展顺利。”待李进入客厅后，袁立即命令连长严熙率伏兵将李及其警卫、随员一齐缴械扣押，并活埋了李章甫。接着，袁品文集合官兵讲话，鲜明地树起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宣布起义。

　　在进行简短的动员讲话之后，袁立即命令第二团(团长许剑霜，共产党员)渡河攻占钟山，亲率第一团和机枪营渡河，作为预备队。又令独立营向碗厂方向警戒，掩护兰田坝后方。钟山守敌是赖心辉直属炮兵营，在起义军突然猛攻下，猝不及防，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胜利地完成了攻占钟山险要的任务。在城区，陈兰亭部按照起义计划攻占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巷战非常激烈。入夜时分，李章甫的第一团撤入城内拼死顽抗，战斗非常激烈。袁品文闻讯后，急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增援陈兰亭部攻城。由于守敌居高临下，攻势受阻，战斗一度呈胶着状态，对速战速决解决战斗极为不利。此时，袁部参谋吴孝恩挺身而出，自愿入城劝降。至拂晓，守敌两个团在起义军的感召和军事压力下，先后投降。起义军胜利入城，控制了交通要塞，肃清了顽抗之敌。碗厂方面守敌在抵抗一夜之后，也溃退下去，由李部参谋长黎建侯率残部6个连向东南方向逃遁。

　　袁品文、陈兰亭随即发出了起义通电。在起义爆发的同时，城内的共产党员以左派县党部的名义向群众大力宣传起义宗旨，积极组织市民支援起义部队。到天亮时，全城贴满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市民们热烈欢呼起义成功，夹道欢迎起义军入城，整个泸州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1926年12月2日，起义军全部占领了泸州城。下午6时，泸州各界人士举行欢迎袁品文、陈兰亭大会，由吴孝恩参谋代表袁、陈发表了演说。据当时《国民公报》记者目击起义经过后的报道说：“袁、陈这次起义系国民政府的命令……两旅入城后即会同布告，衔为国民革命军第四、五路司令。”起义军在城中张贴布告，布告的要点是：(1)农民要耕田就要拥护国民革命军；(2)受军阀摧残的人快起来，加入国民革命；(3)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2月7日上午，泸州各机关团体120多个单位在小校场开会，热烈庆祝起义胜利，欢呼推翻李章甫的残暴统治，整个泸州城沸腾起来了。

　　1926年12月3日，即在泸州起义的第3天，顺庆起义的消息也传到了重庆。中共重庆地委决定由刘伯承急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调兵驰援顺庆，并按原定计划督促泸州起义军迅速北上，与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的第一、第二、第三路起义军会合，由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统一指挥整个起义部队。

　　然而，泸州起义军内部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兰亭的素质本来就不很高，参加起义时思想复杂，加之所部政治部主任黄季陆(国民党右派)暗中挑拨各种关系，极力阻挠起义军开到顺庆集中，还怂恿陈部官兵争盐款、争税收，内讧不已，闹得乌烟瘴气。陈本人成天与地方势力周旋，四处伸手抓钱粮肥私，并与贵州军阀周西成勾结，准备拉部队入伙。皮光泽原是袁品文部的团长，起义后部队扩编为第六路军，任司令。自恃攻泸州有功，热衷于守着地盘吃饱饭，抱着“金泸州”发财，整天跟着陈兰亭的指挥棒转，根本不想离开泸州，还扬言“党能支持得住，占领泸州也一样；党支撑不住，随便走到哪里也不行。”袁品文面对陈兰亭、皮光泽的举措以及绝不离开泸州的僵局一筹莫展。尽管刘孟伉等共产党员奔走各部作劝导工作，也无济于事。尤其当顺庆起义军处于十万火急的关键时刻，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委托四川军界耆老、素孚众望的陈达三先生代表刘伯承总指挥去泸州力促起义军迅速北上，结果仍然按兵不动。顺庆失去支援，起义顿遭失败。12月16日下午，经刘伯承提议，起义军全部暂时退至开江。顺庆起义的失败，反过来陷泸州于孤立，整个起义计划被打乱了，泸州起义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随着形势的逆转，为了迎接新的斗争，紧急筹划泸州作战方案，中共重庆市地委决定：由刘伯承即刻到泸州，全权指挥泸州起义军。刘伯承单骑飞驰，义无反顾，于1927年1月下旬顺利地到达泸州城。他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进行全面整顿，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使混乱的泸州城面目为之一新。革命的泸州，声威远播，像磁铁般地吸引着反帝、反军阀的各种力量，自然也惹来了四川军阀的虎视眈眈。

　　1927年4月13日，刘湘军进占小市一带，与赖心辉部隔沱江窥探城内起义军，对泸州形成包围态势。赖心辉以“川黔联军总指挥”自居，卷土重来，企图夺回泸州。刘湘则调动28个团加上几千名肖镇南的团阀武装共六七万人，以超过起义军10倍之众的兵力将泸州城围得水泄不通。面对强敌压境，刘伯承表现出了气壮山河的气势，只知革命不知其他，凭借泸州三面环水之险，多次打退敌军及其敢死队的猖狂进攻，并处决了敌人潜入泸州城搞破坏的奸细。

　　攻防战一天紧似一天，城内军民口粮供应极度困难。早就怀有二心的陈兰亭、皮光泽动摇了，时刻想把队伍拉出去。赖心辉派出其旅长马昆山潜入城内劝降。陈首先接受了马的条件，并与皮一同谋叛革命。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证实杨森部已经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夹击重庆”的设想已经成为泡影，等待援兵已经毫无希望。于是，召开军事会议，征询各方面意见。袁品文等表示：原守泸州是为了等待外援，现在外援已经没有希望，守城就失去了意义。主张及早撤退。大多数人同意袁等人的看法和主张。刘伯承分析形势后，提出了突围方案。强调不管从水路还是陆路撤退，都应立即做好准备，开始动作，以保存实力，将来再图发展。而陈兰亭、皮光泽等因为已经私下与赖心辉达成默契，只待时机成熟，便准备就任赖部师长，对突围表现很冷漠。更险恶的是，陈、皮等在敌人的引诱下，竟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为人质，以换取封建军阀的高官厚禄。

　　陈兰亭为试探袁品文的态度，派参谋王熙伯到袁处趁总指挥部副官长叶廷鸿在座的时候，对袁说：“敌方要求交出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为人质，方可解除围城。陈兰亭、皮光泽已经同意，前来征求你的意见。”袁听后，当即严厉地表示：“我们在危难的时刻，希望总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到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帮我们？”袁品文在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敢于正面抵制陈兰亭、皮光泽的阴谋背叛行为，具有革命的正义感；但却不敢与陈、皮的谋反行为进行正面交锋，表现出了对敌斗争的妥协性。

　　到了5月中旬，刘湘以5万元巨款悬赏通缉刘伯承。陈兰亭等谋叛日急，刘伯承率部突围已经不可能。在泸州城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人士，见刘伯承的处境十分危险，一再劝其先行离开泸州。

　　1927年5月16日傍晚，刘伯承偕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承、参谋周国淦转移到龙透关。刘伯承在第六路军第二团的帮助下，从容地由龙透关缒城而下，悄然离去。7月12日，刘伯承到达汉口，立即向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报告了泸州起义和坚守泸州的经过，并对四川军事提出建议。

　　刘伯承离开泸州后，陈兰亭、皮光泽、袁品文分别就任了赖心辉所委的第二、三、四师师长。对此，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极为愤慨。赖心辉见陈兰亭、皮光泽、袁品文等就范，以为计谋得逞，准备大摇大摆地凯旋泸州。谁知刘湘却另有打算：一方面，对泸州起义部队决不容忍，必须彻底消灭而后快；另一方面，要排挤赖心辉，让刘家叔侄(刘文辉是刘湘族叔)霸占泸州。于是，刘湘继续对泸州发起总攻击。陈、皮、袁三人看到被宰割的命运迫在眉睫，才急忙商定了撤退方案。1927年5月23日晚，三部人马在茫茫夜幕下，分乘若干船只，顺长江东下，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撤退。上岸后，人马转入川黔边境的深山沟槽，并在泥坝地区击溃了刘湘部旅长穆瀛洲的堵截后，到达贵州桐梓的陈溪、新场一带。袁、皮两部被贵州军阀周西成收编，陈兰亭则投到杨森部，被任为第六师师长，驻军丰(都)垫(江)长(寿)三县。

　　郭沫若为石柱道远中学定名题字

　　1944年3月，由郭沫若同志发起，重庆说文社社长卫聚贤在重庆主办了民族英雄秦良玉的遗物展览。与时任石柱县教育科长的廖集云、秦良玉的裔孙媳杨舜贞、妇女会代表熊南侠一道护送秦良玉遗物并作讲解员的石柱县参议会代表佘德瑜，在重庆期间，与郭沫若同志有多次会面的机会，一直想请郭沫若同志为导远中学题写校名。

　　在和廖集云、卫聚贤、郭沫若等一起研究集资兴办良玉女子中学的时候，佘德瑜便向郭沫若同志请教。郭沫若同志问：“学校附近有什么文物古迹、名人遗迹没有？”佘德瑜没有能够领会郭沫若同志的意思，没有直接回答。廖集云同志代她回答到：“桥头区虽然没有什么文物古迹，但由丰都的飞地划归石柱后，仍然离中心较远。且这个区所辖的金铃、湖镇与湖北利川接壤，离县城更远，在100公里以上，又是高寒山区。值此国民教育大大普及之后，小学毕业生日渐增多，到县城上学非常困难。因区署迁往沙子关，利用桥头原有公房办成中学，招学生都没问题。虽尚未办理注案手续，但政府早已默许，且已开始招生入学。”郭沫若同志又问：“原拟定校名是什么意思？”佘德瑜说：“叫导远，是董事会研究的。”郭沫若同志说：“可不可以用‘道远’二字？”卫聚贤社长插话说：“你这个拆字先生，拆一‘寸’字，就把边区中学的任务、性质显示出来了。”佘德瑜听不懂山西口音，还是不知所云。廖集云同志说：“太好了，卫社长已解释了，任重道远。郭老师不但给取了适应环境的校名，还给加了重任。佘参议员应仰体郭老师的教益，付出全力，办好道远中学，才不辜负郭老师的殷切希望。”佘德瑜这才会意地一笑，非常感激，向郭沫若同志表达了感谢之情。

　　过了几天，佘德瑜与廖集云等同志一道，带上宣纸，去拜见郭沫若同志。郭沫若同志欣然在横置的宣纸上，以行草字体从右至左写下了“道远中学”四个大字，并在大字后面署上了郭沫若题的字样。佘德瑜和廖集云一道称谢离去。道远中学校名便由此而来。

　　战斗英雄王顺蛟

　　王顺蛟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是石柱土家族人民的骄傲。

　　王顺蛟于1952年9月4日出生在当时的沙谷乡兴隆村(后来的灯盏乡灯盏村，后并入南宾镇)。1972年年底，王顺蛟从石柱中学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王顺蛟训练刻苦，作风过硬，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军事本领，很快就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班长，后来升任排长。

　　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南政府背信弃义，忘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越南政府和越南人民的同情、理解和无私援助，在中越边境蓄意挑起争端，赶我侨民，杀我群众，占我领土，对中越边境的我国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威胁，我国边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蒙受了巨大损失。虽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但越南政府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不仅没有停止对中国边境的蓄意侵害，反而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理智与宽容当作软弱可欺。越南军队对我国的挑衅逐渐升级，中越边境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党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决策，面对越南政府的蓄意挑衅，必须进行正义的自卫还击，对越自卫还击战爆发。

　　王顺蛟所在的部队被列入了开进越南作战的部队之中。面对越南军队在中国边境上的强盗行径，王顺蛟早就义愤填膺。接到上级命令后，王顺蛟没有丝毫的畏惧。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由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已经接到上级命令，即将开赴前线作战。……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我一定会在战斗中打出军威，打出国威，一定带领全排人人立功。”当时，王顺蛟已经升任为排长，临出发前，他们都剃了光头，戴上钢盔，在河口图门等候上级命令。1979年1月，王顺蛟所在的部队便根据上级命令开赴云南前线。为了适应山地丛林作战的需要，部队开展了针对性极强的适应性训练。王顺蛟不断地告诫战友们，山地丛林作战是越南军队的强项，要想战时少流血，训练中就要多流汗。为了尽快熟练掌握山地丛林作战的要领，王顺蛟和战友们星期天也不休息，积极参加训练，穿丛林，攀悬崖，爬陡坡，涉大河，一遍又一遍地进行刻苦训练。

　　1979年2月23日凌晨4时30分，王顺蛟所在的二连经过一昼夜急行军，到达位于保(胜)沙(巴)公路中部的无名高地执行坚守任务，扼守高地，控制公路，阻击东援柑塘之敌，保证兄弟部队顺利夺取柑塘。这是一场异常激烈的硬战。王顺蛟率领全排坚守在高地正面阵地上，守卫着阵地最危险的峰口。5时50分，越军316A 师148团4营、6营和两个连向高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王顺蛟所在的连还没有来得及修筑工事，敌人的炮弹就拖着长长的火焰，发出刺耳的尖啸声，雨点般地落在阵地上，阵地上霎时弹片横飞，硝烟滚滚，弹坑遍布，火光阵阵，炮弹爆炸的气浪一阵阵扑向坚守在阵地上的中国战士，呛得人呼吸困难。王顺蛟所在的部队凭借不到半米高的掩体英勇还击，冲锋枪、机枪齐发，手榴弹如蝗虫一般飞向冲上来的敌群，坚守阵地的战士们用各种武器组织起密集的火力网，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

　　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防守，敌人没有放弃进攻，仍然凭借兵力优势，发疯一样向我军阵地猛冲，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战斗进行得极为残酷。激战中，连长不幸中弹牺牲，营部任命李玉明代理连长，王顺蛟代理副连长。而李玉明尚在运输弹药的途中，前线指挥战斗的任务就落在了王顺蛟肩上。王顺蛟面对强敌的进攻，带领全连战士分几路出击，指挥全连战士将成捆的手榴弹投入敌群，乘敌人一片混乱之机，高喊着“为连长报仇啊，向敌人讨还血债！”手持冲锋枪，跳出战壕，奋勇冲在前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面对我军的坚强防守，敌人组织两个加强连，分左、中、右三路三面全线反扑。王顺蛟沉着指挥，将5名投弹能手组织起来，组成突击小组，坚守左侧阵地，越军多次组织猛烈进攻，都没能前进一步。越军见进攻受阻，又增派一个加强连向高地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冲锋。王顺蛟组织全连将手榴弹4个一组放在阵地战壕前沿上，待敌进攻到离阵地仅仅20米左右时，一齐投向敌人，打垮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左侧敌人却以猛烈的炮火突破了阵地，冲了上来。王顺蛟猛冲上去，从牺牲的战友手中抢过机关枪，向敌人一阵猛扫。正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