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20章 环保运动的先驱陈可仁

　　人们一般都会以为环境保护运动是一个在现代工业破坏了环境后才出现的新事物，其实，在大规模工业化之前，西方就已经有了大力提倡保护环境的思想和运动，这个运动在美国的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约翰·缪尔。

　　缪尔出牛于苏格兰的一个富裕的农家，父亲是个虔诚的教徒，为了更纯洁的信仰而和一个宗教小团体一起在一八四九年移民到当时还很荒野的美国。小缪尔那时只有十一岁，随着父亲开始生活在四顾茫茫不见人迹的威斯康星州边境。缪尔后来回忆说，这段生活是他在温暖的大自然的怀抱里的洗礼，从此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热爱自然的思想种子。在进了威斯康星大学后，他喜欢上了植物学和地质学，同时又深深感到自己更喜欢“大自然的大学”而不是城里的大学。

　　于是他背起背包，开始了步行探索美洲大陆的长途旅程。他的包里装着罗伯特·彭斯的诗集，密尔顿的《失乐园》，一部《圣经·新约》，一本植物学教程和他的日记本。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的自然保护思想的精神来源。在缪尔的思想里，对自然的热爱和保护不是出于功利的考虑，不是为了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或为了更好更永久性地获得自然的资源。自然本身是他崇拜的对象，是终极价值所在，只有在自然中他才能得到他的精神寄托。

　　经过漫长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北美洲的西部，在那里他发现了他的真正乐园，那就是满是奇花异树，耸立着巨大无比的红杉的约塞米蒂山谷。在给他的导师的信中，缪尔抑止不住心中的狂喜，写道：我以红杉的圣餐圣酒与大王红杉缔结了永久的爱约，我以红杉紫红色的液汁，写我的树木的福音书；我要像洗礼者约翰那样把绿树的教义传送到干枯的世界中去。

　　这就是缪尔的环保宗教，他不仅寄托自己的精神于自然，更以自然为精神世界的源泉。缪尔以后在流行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表达对自然的崇敬和热爱的文章和一系列的畅销书，大力宣传他热爱自然的思想，还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他研究冰川等地质问题的学术论文。逐渐地，缪尔成了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一面旗帜，正是在他的呼吁和推动下，约塞米蒂山谷建成了国家公园，那一大片北美红杉以及那里无数的珍奇植物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他的自然保护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以保护自然为宗旨的塞拉俱乐部成立后选缪尔为第一任主席，这个俱乐部至今还活跃着，拥有一百多万的会员，继续推进着缪尔的保护自然的事业。上帝的鞭子方成历史上东西方的交往是从野蛮的劫掠开始的。当罗马帝国国力衰退时，中亚的游牧武士们乘虚而入，大肆屠杀和抢劫。这些马背上的入侵者文明程度低，连文字也没有，对欧洲人来说几乎就像是一股股无名的洪水一样。他们在这汹涌暴虐的洪流中只认出一个人，那就是阿提拉，入侵部落的首领。

　　过去流行的说法是，那些在公元五世纪时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欧洲大部的亚洲骑士就是被我们的汉武帝赶出中土的匈奴人。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基本上不再这样认为了。其实任何想要确认五世纪时侵入东欧的这支游牧军队的民族属性的努力都是白费劲，那是把现代人的观念加之于古人了。因为阿提拉统率的军队不是由某个特定的民族组成的，中亚辽阔的草原上众多的民族在其中都有份，只要你觉得加入阿提拉的队伍有利可图，那么你就能成为他的队伍的一员。实际上阿提拉的军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四方的武上都踊跃加入，因为他总能打胜仗，胜利后分配战利品也算公平。但是他的军事胜利并没有导致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的建立。在他征服的土地上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具有明显特征的文化痕迹。

　　阿提拉的入侵使当时的西欧人大为恐慌，他的部属是罗马人遇到的最早的游牧部落。他们先是占领了现在的匈牙利，因为那里有当时欧洲唯一的草原地带。从那里出发，阿提拉一会儿和罗马人开战，一会儿和罗马人联盟，凭着他军事上的优势和精明的算计，在欧洲横行多年，几乎所向无敌。人们称他为上帝之鞭，因为他的进攻给罗马帝国以沉重打击。但是，和几个世纪后也是从中亚草原来的蒙古征服者不一样，阿提拉没有留下持久的遗产，而且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没有产生决定性影响。根据吉本的看法，即便阿提拉以及和他同时代的蛮族入侵者都突然消失了，罗马帝国的衰亡还是不可避免的。推动了言论自由的囚犯蒋伟路美国宪法里有个著名的《第一修正案》，这个法案规定不能以言治罪，保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在美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不知有多少媒体从业者、社会活动家和文学艺术家靠着这个修正案而避免了牢狱之灾。

　　但是，宪法修正案本身只是一个条文，怎么解释如何运用才是关键。这个修正案早在一七九一年就通过了，但是，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国司法并没有在其实践中完全实现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人们还是会因为言论而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一修正案》具有今天这样的威力，和近一百年前美国的一个特殊犯人的经历很有关系。

　　德布斯是个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常常因为他的演讲而惹上官司。最著名的一场官司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已经参战，而德布斯则坚决地反战。在一场午餐会后的即席演讲中，他谴责战争，指出历史上宣战的都不是老百姓，但是从来在战争中死伤的却都是老百姓。听演讲的人中有一个做速记的联邦探员和一个记者。因为美国当时正处于战争状态，德布斯随后就因为这篇演讲词而被地方法院根据反间谍法而判有罪。德布斯的案子一直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认定德布斯的演讲妨碍了美国国家征兵出战的努力，应判有罪。

　　这样的判决在当时很普通，但是德布斯的案子却引发出了美国司法的巨大变化，因为支持有罪判决的法官中有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还是他亲自写了这个案子的判决词。霍姆斯大法官本以开明的法学立场而闻名，这次却支持这样一个以言论定罪的判决，这使美国法学界的进步人士大为失望，对霍姆斯的这个判决的批评汹涌而来，尽管霍姆斯在公开的回应中坚持了他的判决的合理合法，但是他的内心深深地被这些批评意见所打动，特别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法学副教授的批评文章促使他重新思考如何解释和执行《第一修正案》。

　　八个月以后，到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霍姆斯再次面临一个言论案子。有五个反战人士从纽约的一座大楼上扔传单，反对威尔逊总统向俄罗斯派兵，他们也被判有罪，根据的也是反间谍法。当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时，这次霍姆斯持反对有罪的观点。尽管他的意见在最高法院里是少数，但是他所写的异议词改变了美国司法界对此类案件的看法。霍姆斯在他那篇著名的异议词中说，时间已经改变了许多过去坚定的信仰，最高的善只能来自于思想的自由交流，真理只有放在公平的竞争中才能得到检验，因此我们应该警惕任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霍姆斯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这个解释，从此成了执行《第一修正案》的标准。

　　再说德布斯。尽管请求赦免他的呼声不断，以开明著称的威尔逊总统顽固地拒绝特赦德布斯。倒是继任的哈定总统，尽管他被大家认为立场保守，一上台就在白宫接见仍在服刑期的德布斯，并很快地赦免了他。《物种起源》的起源梁新成当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军舰开始他那闻名世界的远洋航行时，他是不是知道他将要完成的研究的结果是什么？从严格的科学研究的进程来说，他不会带着任何预设的结论开始他的探索之旅的，因为科学结论应该产生在收集和分析材料之后，而不是之前。但是，这部新的达尔文传的作者认为，达尔文完全知道他在寻找什么样的一个结论，他的进化论实际上是他从事的一个事业的产物。

　　这个事业就是反对奴隶制。达尔文强烈反对奴隶制度，这是有家族渊源的。达尔文祖上几辈人都是废奴运动的推动者。他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是位博学的诗人兼医生，热心于废奴事业，他的外公韦奇伍德是英国的陶瓷制作商，今天我们还能在大公司里看到韦奇伍德牌的精美瓷器。当时韦奇伍德家族瓷器工厂生产反对奴隶制的瓷塑，表现一个铁链锁着的奴隶，下面写着：“我是一个人，你的一个兄弟”。这个瓷塑是当时主张废奴者的必备品。达尔文家和韦奇伍德家世代通婚，查尔斯·达尔文的妻子爱玛也是韦奇伍德家的女儿。他们两家都痛恨奴隶制，反对奴隶制几乎成了他们家庭的遗传特征了。

　　到了查尔斯·达尔文这一代，废奴运动需要一个科学根据了，最有力的科学根据是证明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同一个祖先，这样人就是生来平等的了。这就是达尔文进行他的研究的动机。这两位传记作者认为，并不是达尔文在他的旅途中收集的乌龟和鸟的标本使他最终明白进化原理，而是他对人类平等的信念引导他得出进化的规律来。

　　事实上，在达尔文自己的旅行记载中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对在新大陆亲眼看到的奴隶们的悲惨生活感到的愤慨。他曾在巴西的沼泽地里听到受折磨的奴隶的尖声惨叫，这个惨叫声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中，他在日记中写道，从那一刻起，他一听到尖叫声就会想起奴隶的惨叫。

　　如果这部传记对达尔文倡导进化论的动机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主张离达尔文的思想就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