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画传

十、抗战中的丰功伟绩

　　1.民生公司应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向我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的电报，要他立即赶到南京帮助草拟抗战总动员计划。他特地从南京电告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当时，有人为民生公司的前途担忧，认为“国此为民生公司职工杜人伟在1939年5月3日所拍重庆大轰炸惨景。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结束了”。面对这样的担忧，卢作孚却说：“我的感觉，却恰相反。”因为他此时此刻想到的不是自己事业的得失，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兴亡。他向民生公司全体员工宣布：“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也就是说，民生公司从此时起，将全力投入到抗战救亡中去！

　　自8月13日开始，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形势万分危急，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500余家工厂必须立即撤退，还有大量的学校、科研机构及众多的职工、师生、伤兵等要撤往后方。

　　此时，国民政府改组，成立抗战大本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下设6个部，卢作孚为第二部即政略部副部长，除负责草拟抗战总动员计划外，还要负责研究和部署外交、政治、社会、发动民众和组织民众等重大工作，提出对策，制订实施方案。就在这种异常繁忙的情况下，卢作孚还通过电报和电话，全力指挥民生公司进行抢运工作。

　　民生公司除全力为搬迁的工厂、机关、学校撤运物资设备外，还昼夜不停抢运出川抗战的将士奔赴前线。当时四川要赶运4个师、2个独立旅到前方，民生公司集中了所有的船，在2个星期内全日本飞机飞临重庆上空，肆意轰炸。

　　1941年6月5日，日军飞机对重庆大轰炸，数千难民在大隧道中窒息死亡。图为重庆较场口由隧道中移出的尸体堆积如山。

　　部运送到宜昌。这些将士及时参加了上海和南京保卫战，英勇抗击了日军的进攻。

　　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撤离南京。4天后，国民政府通告全国，迁都重庆。于是民生公司又参加了抢运国民政府机关以及南京各企业、各学校的师生、仪器、图书到大后方的工作，林森在宜昌也换乘了民生公司的“民风”轮到达重庆。

　　民生公司在卢作孚指挥下，全力以赴投入到紧张的战时运输中去。要保证所有搬迁的工厂、机关、学校以及数以万计的人员及时撤出，要保证出川将士及时奔赴前线杀敌，民生公司的任务十分繁重。卢作孚白天在大本营第二部忙碌着处理要务，晚上还要在办公室不停地打电话、口述电文，进行指挥，常常忙得忘了吃饭喝水。

　　民生公司是真正动员起来了，所有的船只，所有的人员，全都投入到战时运输中去！

　　2.危难中受命

　　卢作孚一生都不愿做官，高官厚禄并非他的追求。在他18岁时，就拒绝了年薪4万两白银的川东夔关监督一职。1924年又谢绝了杨森要他出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职务，宁愿去做低薪的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从事民众教育和民众文化活动。1925年又谢绝了杨森要他出任月薪高达500银元，另有可观的舆马费的万县市政佐办一职，而宁愿去当月薪30元的民生公司总经理。1935年，刘湘委任卢作孚为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他在刘湘面前极力推辞，软泡硬磨了16个小时不愿上任。这都说明了他只想干一番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业，而不是想去做高官，拿高薪。

　　然而当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在危难中受命，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不再推辞，而是勇挑重担，全身心的投入，努力把工作干好。抗战期间，他担任的工作不少。如：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

　　农业、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

　　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

　　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特别是交通部常务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都是位尊权重的职务，都是关系抗战胜败的显要职务，更是有油水可捞的“肥差”，因此，必须要由有极高使命感、责任感且清正廉洁的人来担任；必须是大智大勇的人来担任。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卢作孚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了重担，而且干得非常出色。

　　3.形势严峻的宜昌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已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迷信自身军事力量强大的日本狂妄宣称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至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陷落。8月，日军进攻上海，3个月后上海被占领。12月攻进南京，30万人被屠杀。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长沙、广州被侵占。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华北、华中、华南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沦于敌手。

　　武汉失守前后，离武汉300公里的宜昌成了敌我双方注目的焦点，它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显突出了。这是因为，宜昌是长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门户。

　　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向重庆搬迁。大批人员、物资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

　　而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火车线路被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开运；而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汽车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当时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而此时的宜昌情况万分危急，正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因为从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等地匆忙撤出来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在此，杂乱无章地堆积在长江两岸和码头上。而从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人员，从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师生也集中在此。一家美国杂志载文描述了当时宜昌的混乱场面：“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10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面，等待转运。而仅有的一点适于行驶三峡上游湍急流水的航运能力，却由于恐慌引起的谈判而陷于停顿！各个轮船公司挤满了吵闹的人群，到处是交涉、请客，请客、交涉，而运输的阻塞却丝毫没有减轻”。这种严峻的状况诚如卢作孚所描述的那样：

　　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3万多从各地撤下来准备入川的人员，不少是教师、学生、医生、工程师、艺术家、商人和公务员，荟萃了中国各界的精英。何况当时的宜昌，还只是个不大的城市，城区才2平方公里，一下拥来这么多人，所有的房屋都已挤满了，不少人只好露宿街头。由于人多船少，他们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还买不到船票。

　　而此时日本飞机不断飞来轰炸，日本军队又节节逼近，恐惧和不安，笼罩在人们心头。宜昌沿长江两岸堆满的机器设备，由于撤拥挤在宜昌码头的难民走时十分仓促，有的来不及装箱，都敞露在地上，任凭日晒雨淋。各单位各企业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出宜昌，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卢作孚目睹的状况是：

　　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我恰飞到宜昌，看着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

　　此时的宜昌，处于非常重要，又非常严峻、紧急的关头，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宜昌扼守着长江三峡，是长江的咽喉。从宜昌往上游，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暗礁林立，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直达重庆，且夜晚不能航行。因此，所有上行的大轮船，到了宜昌必须将客货换载到专开川江航线的大马力小船上，才能穿过三峡前行到大后方重庆。

　　二是当时距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运载大型机器设备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

　　三是当时运输船只奇缺，能够穿行三峡的除卢作孚的民生公司22艘轮船外，只有2艘中国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依当时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这么多物资要全部运抵重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但是，面临的急迫任务是必须在40天内将这些人员和物资全部运出宜昌。难民拥塞宜昌码头蜂拥到宜昌的难民。

　　4.临危不惧，从容指挥

　　当卢作孚火速赶到宜昌时，这里正是人心惊恐，极度混乱之时。在这关键时刻，卢作孚处惊不乱，有条不紊运筹全局，当机立断，作出了力挽狂澜的决断。

　　他亲赴各轮船公司和码头视察，并登上轮船，检查各轮船的性能、运载量、运行状况，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他又来到各轮船公司，对那些争先恐后、相互责骂、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有礼貌且很坚决地说：“请大家回去，明天早晨我将在12码头和大家见面，宣布撤退安排！”他连夜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各轮船船长、引水、宜昌港的技术人员开会，制订出在40天内撤退全部人员和物资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他以国民政府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宣告，经过他实地考察和初步估算，以现有的运力完全可以大量物资撤退到宜昌宜昌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40天内完成撤离任务。

　　但卢作孚强调：大家必须听从统一指挥。即所有公司、轮船、码头只听他一人调遣，各单位的人员物资的撤离顺序一旦排定，必须坚决执行，服从指挥。至于什么单位的物资上什么轮船，何时登船，要严格听令，决不准各行其是！

　　第二天早晨，他果然信心十足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当他向所有需要运送人员物资的各单位负责人宣布他的撤离计划，并保证在40天内运完壅塞在宜昌的全部人员物资时，全场一片欢腾，不少人甚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人们从卢作孚坚定自信的目光和言语中，看到了希望，人心稳定了，混乱局面改变了。

　　5.奇迹之三——“三段航行法”显神威

　　面对宜昌如此混乱的局面，如此严峻的形势，如此艰难的撤离任务，卢作孚为什么还能胸有成竹，向大家夸下海口，保证在40天内将全部滞留的人员、物资撤离宜昌呢？其中一个法宝就是民生公司创造的著名“三段航行法”。

　　什么是“三段航行法”？“三段航行法”就是民生公司创造的在长江枯水期间水位下降时保证轮船正常航行的办法。

　　原来长江上游每年从12月初到第二年的2月末，就进入了枯水期。枯水期间，长长江上游每年都有枯水期，民生公司组织考察团考察上游水位。图为1937年3月13日考察团在白鹤梁题刻当时重庆和宜昌水位状况。江水位大大下降，以致大一点的轮船都不能开进来，只能停航。但是一旦停航，对于航运公司来说，就意味着轮船闲置、经营亏损、人员失业；对于市场来说，由于货运不畅，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1936年春，川江江水出现几十年未有的奇落，水位落到零以下二英尺。在滩多流急的川江，江水如落到零上数寸，大轮船都得停航，何况水位已降到零下。这意味着当时已经拥有40多只轮船和数千职工的民生公司将在3个多月中停航断收。怎么办？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创造出枯水期间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

　　“三段航行法”就是将长江上游从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三段，每段根据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来调整船型、马力、速度合适的轮船分段航行运输，在最危险的地段，实在无法船运，则由陆地转运客货。

　　这种航运法虽然麻烦一点，运输成本高一点，但却保证了枯水期间长江上游的正常运输和航行。这是中国航运史上的一大创造，川江航行的一大奇迹，显示了卢作孚和民生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当时，停航的日本日清轮船公司，英国的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的引水人员都来参观民生公司这一奇迹。

　　抗战时大量物资由民生公司船舶运抵重庆宜昌码头难民乘小船上大船的场面而此时此刻，“三段航行法”又在宜昌大撤退中派上了用场，显示了神威。

　　此时并非枯水期，从宜昌到重庆，轮船上行需要4天，下行需要2天。也就是说，一般轮船往返宜昌——重庆一次需要6天。而当时壅塞在宜昌这么多人，这么多物资，如按照这样的速度，仅靠当时在宜昌的民生公司等几个公司的20多艘船，则需要一年时间才能运完。而40天后，枯水期就要到来。卢作孚当机立断，下令在非枯水期间采用“三段航行法”，以保证40天内将人员物资全部运出宜昌。

　　卢作孚决定，除了最重要的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大型机器设备以及重要的军用物资可直接运往重庆外，其他的物资全部按“三段航行法”办理。有的物资运到万县就返回；有的运到奉节、巫山、巴东就返回；有的甚至只运到三峡峡口就卸下，当天返回。这样，航程缩短了一半或者一大半，从而赢得了宝贵的运力和时间。

　　关于在宜昌大撤退中实施“三段航行法”，卢作孚写道：因为扬子江上游滩险太多，只能白昼航行，于是尽量利用夜晚装卸；因为宜昌重庆间上水至少需要四日，下水至少需要两日，于是尽量缩短航程，最不容易装卸的，才运到重庆。其次缩短一半运到万县，再其次缩短一半运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装运外，还得拖带一只驳船。

　　这样，每天清晨都会有五六只装满人员物资的轮船离开宜昌，每天下午又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那些度日如年、心急如焚难民太多，流落宜昌街头的难民看到天天都有轮船开出开进，撤离效率大大提高了，撤离秩序也正常了。不管排前排后，40天内都可以离开宜昌了，因而人心终于平稳下来。

　　为了抢时间，多装快跑，卢作孚要求码头、轮船、装卸人员密切配合，一分一秒也不放过。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紧张的战斗。卢作孚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经过40天的苦战，在卢作孚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奇迹果然出现了，“40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民生公司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当日本侵略军踏进宜昌城时，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日军此时才如梦初醒，后悔不迭。以后他们在作战略检讨中，一直把占领武汉后没有立即拿下宜昌作为军事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6.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意义重大

　　宜昌大撤退，被卢作孚的好朋友晏阳初赞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此赞誉不胫而走，又被称之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但平心而论，把宜昌大撤退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或“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并不贴切。这是因为宜昌大撤退发生在1938年10月，而发生在法国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却是在1940年5月。也就是说，卢作孚运用“三段航行法”指挥的宜昌大撤退比英国首相丘吉尔制订的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早了一年半！先发生的历史事件却用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作比喻，似乎不太合适。但为什么要如此比喻呢？那就是因为这两次大撤退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但其重大意义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发生在欧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使逃亡的30多万英法联军安全撤到了英国，从而保存了英法两国军队的实力，为以后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没有这几十万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将会大大推迟，世界还会遭到更大的损失，付出更大的代价，世界历史也可能会改写。

　　而宜昌大撤退的成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也具有相似的重大意义。

　　首先，是大批人员安全转移到大后方。从宜昌撤离的3万多难民中，有不少是教师、学生、工程师、医生、艺术家、公务员等后方急需的各类人才，难怪有人说，宜昌在一个时间里成了中国知识界精英高度集中的人才库。他们安全撤离，虎口脱险，来到大后方，成了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其次，大量战略物资、器材、设备被安全转运到大后方，保存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登船的英法联军中国工业基础，为战时支援抗战和后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四川和重庆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抗战以前，我国工业大都集中在沿海。抗战爆发后，沿海的工厂企业纷纷内迁，民生公司在整个抗战中，抢运了几百家工厂的机器设备入川，包括宜昌大撤退中的机器设备，它几乎是中国全部的航空工业、兵工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如兵工系统的，就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厂、兵工署巩县分厂、兵工署汴厂、湘桂兵工厂等；航空、电讯系统的就有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等；钢铁机械系统的就有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等；能源系统的有中福煤矿等；轻纺系统的有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

　　对于这些机器设备被安全转移的意义，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宜昌大撤退制作的专题节目说得好：

　　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西迁至大后方的工厂开工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了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特别节目《记忆——卢作孚1938年》中还有一段话发人深省：

　　1938年的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航道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宜昌大撤退是中国抗战史辉煌的一页，是卢作孚抗战中的杰出功绩，应该永载史册。

　　7.“几何计划”

　　1940年，是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就在此时，粮食紧缺成了战时最突出、最急迫的问题了。一方面，前方军粮供应不畅，随时有断粮的危险。而一旦断粮，在前线抗战的军队将陷入饥饿之中，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大后方的粮食已到了最紧迫的地步。宜昌失陷后，四川又逢大旱歉收，包括陪都重庆等城市，粮食极度短缺，供应常常中断，导致人心恐惶、粮价飞涨。如1940年3月初，重庆、成都米价每市石法币40元，仅仅过了半个月，就涨至60元，至7月，已涨至100元，各地粮库已到行将告罄的危急地步。成都等地已频频爆发抢米风潮，社会为此动荡不安。

　　国民政府深感事态严重，觉得粮食紧缺、粮价暴涨的威胁，甚至超过了日机轰炸。为了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于1940年8月1日正式成立全国粮食管理局。但由谁来担当局长这一重任呢？国民政府行政院又把目光对准了卢作孚。卢作孚又被推到了解决全国粮食问题的风口浪尖上。

　　卢作孚上任后是如何解决前方、后方粮食危机的呢？他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调查了解粮食供应不上的原因。他实地调查了12个专区中的30多个县，发现了问题的症结：粮食供应不上，并非完全是因为灾荒导致粮食减产，而实际上是那些管理粮食的部门和官员腐败无能。他们既不清楚所辖地区粮食的产量，也不清楚可供调运的粮食的数量，更找不到一条便于粮食调运的渠道。以致一方面粮食囤积调运不畅，一方面急缺粮食的地方得不到供应。

　　卢作孚查明粮食供应不上的原因后，作为早年一个数学爱好者，他根据平面几何定理演绎，提出了著名的调运粮食“几何计划”。它的要点是：将各个没有公路水路便利的偏僻之地的粮食，先用人力运送到最近的公路边和水路边的指定地点集中起来，然后再用汽车、板车、船只将这些点上的粮食转运到各交通要道的县政府粮仓里暂存，以便随时可调运至所需之处。

　　这样，就能将分散在各地不易集中、不易运输的粮食一下变得相对集中，便于运输了，也使粮食储集和粮食管理的范围大大缩小。

　　“几何计划”简单易懂，但真正执行起来并非易事。当时四川虽然是产粮大省，解决粮食问题，四川自然是重点。但当时四川正逢歉收，政府大量收购军粮，使当地农村乡镇产粮之地的百姓不免心理恐慌，纷纷“封仓阻关”，使粮食调运遇到了很大困难。

　　特别是因为粮食分散在广大农村，要组织大量人力运输到各个集中点则更非易事。如巴中一地，曾同时动员30万人运粮，规模之大、任务之重是空前的。卢作孚为此常常寝食难安，彻夜不眠。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就曾目睹过当年父亲指挥调运粮食的紧张场面：在这段时间中，我亲眼看到他为粮食运输问题而焦急、而忙碌。每天晚上回到家里，不停地对着听不清楚的长途电话喊叫，询问各地运粮情况，发出各项命令，指挥粮食购买和抢运工作的进行，直至深夜，甚至通宵。他的嗓子嘶哑了，他的身体更加衰弱了。

　　台湾“国史馆”研究员简笙簧在《卢作孚与战时军粮的筹办》一文中也谈到卢作孚为筹措、调配、运输粮食的辛苦情况：（担任）总指挥的卢作孚局长，在军粮筹购期间，因频繁地对着因日军轰炸及线路长远，导致不太清楚的长途电话喊叫，询问情况，发出命令，指挥运输工作的进行，他的嗓子哑了，在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下，损害了他的健康，在1940年末，他出现了脉搏间歇跳动的症状。

　　在卢作孚的大智大勇指挥下，“几何计划”得以顺利施行，不到半年时间，前方、后方的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这对稳定抗战军心、民心，稳定市场和粮价，保证抗战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而卢作孚的身体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8.抗战中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民生公司在抢运物资和人员中作出了巨大民生公司“民俗”轮。1941年8月22日在抢运抗日官兵中于湖北巴东附近青石洞被日本飞机炸沉，仅船员就牺牲70人。

　　贡献。民生公司前后抢运了数百家工厂到大后方。这些内迁的工厂迅速恢复生产后，不仅为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而且为四川和重庆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促进了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在抢运出川将士赴前线杀敌方面，从1937年到1945年，民生公司共运送出川部队达270多万人，武器弹药30多万吨，有力支持了抗战军运工作。然而民生公司在抗战中也付出了巨大牲牺。共有16艘轮船被炸沉炸毁，69艘船被炸伤；有117名员工英勇牺牲，76名员工伤残。民生公司全体员工在卢作孚指挥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献身，表现出优良素质和爱国精神。如1941年8月22日，“民俗”轮从巴东运送数百名抗日伤病官兵和旅客入川，当轮船行驶到巫山青石洞时，突然飞来7架日机，向“民俗”轮轮番俯冲轰炸、扫射，船上顿时烟火弥漫、血肉横飞，轮船被炸沉，牺牲船员70人，伤兵160人，旅客20人，合计250人。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民俗”轮的船员们是怎样英勇奋战，坚守岗位，直到殉职的呢？

　　当敌机临空轰炸扫射时，船上的伤兵、旅客顿时乱成一团，船身摇摆不平。此时，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唐泽民、袁文彬不顾个人安危，在枪林弹雨中镇定地维持秩序，以保持船身平衡。这三个人后来都英勇牺牲。

　　当船即将沉没时，大副李晖汉，不是只顾自己逃生，而是冲进驾驶室抢出航行日记、船舶证书等主要文件，当他英勇牺牲时，怀里还紧紧抱着这些文件。而水手长龙海云站在船头，竭力救船，船长多次催他离船逃生，他却坚定地回答：“你船长都不走，我怎么能离开！”后龙海云中弹，英勇牺牲。

　　三引水王炳荣奉船长之命掌舵，当他被炸伤，船长命令别人代他掌舵，叫他赶快离船逃生时，他却坚守岗位不肯离去，最后随船沉没牺牲。

　　当轮船机舱的机器被炸坏停机后，全体机舱人员仍坚守岗位，努力维修挽救。加油工人邱宝定被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大家叫他赶快逃生，他却说：“死就死吧，我绝不能走！”报务员陈志昌，当船被炸沉时，不能再发电报，仍保护着电报机不肯离开而英勇牺牲。

　　当“民俗”轮终于沉没后，幸存的船员仍不顾飞机的继续轰炸、扫射，积极抢救落水的乘客。有一个叫辜华山的水手，他泅至江岸，找到一个木划子，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伤兵和乘客数十人。

　　民生公司其他的轮船也不同程度遭到日军轰炸，各轮船人员死伤如下：

　　“民元”轮在巴东被炸，牺牲2人，伤1人；

　　“民众”轮在巴东被炸，死伤8人；

　　“民俗”轮在巫山青石洞被炸，牺牲70人，伤19人；

　　“民宪”轮在万县被炸，牺牲12人，伤9人；

　　“民太”轮在万县被炸，牺牲1人；

　　“民享”轮在秭归被炸，牺牲9人，伤15人；

　　“民主”轮在巴东被炸，牺牲1人，伤7人；

　　“民俭”轮在三斗坪被炸，牺牲18人，伤22人。

　　由于民生公司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得到国民政府通令嘉奖。1939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嘉奖“民楷”、“民政”、“民勤”、“民福”、“民苏”、“民选”、“民朴”、“民运”、“民享”、“民卢作孚因抗战有功多次受奖。图为1946年10月10日蒋介石颁发给卢作孚胜利勋章的证书。1938年12月，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卢作孚等人在抗战中的功劳，呈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颁给勋章。”

　　“民意”、“民俭”、“民安”、“民熙”、“民贵”、“民宪”、“民族”、“民本”、“民联”、“民元”、“民权”、“民风”、“民俗”、“民强”、“民聚”、“民泰”、“民康”、“民主”、“民治”、“民裕”、“民有”等30艘轮船。

　　1940年10月，由于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撤退中的功绩，受到交通部转军委的通令嘉奖。……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被授予一等景星勋章和胜利勋章。

　　1943年6月23日，著名爱国将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应邀来民生公司演讲，他第一句话就说：“今天到民生公司来讲演很是光荣啊，因为很多人称赞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一个民营企业，竟被称为“救国公司”，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赞誉，但民生公司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