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画传

七、“乡村现代化”——社会改革第二个试验

　　1927年2月15日，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才半年，又被刘湘任命为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以下简称北碚峡防局局长）。自此，卢作孚又开始了他两年前就萌生的大志——社会改革的第二个试验，即推行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当时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部分。

　　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中国大地上就掀起了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面广、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到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时，乡村建设运动已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江苏等主要是东部和中部地区的10余个省、几十个县和成千个乡、村展开。参加的团体达600余个，实验点达1000余处。不少忧国忧民，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抱着“振兴农业”、“拯救农村”的强烈愿望，走出“象牙塔”，离开大城市，放弃城市优厚待遇和舒适生活，深入农村，甚至携家带口，来到贫困的农村安家落户。这些人中，有曾留学国外的博士，有国内大学的校长、教授。他们来到农村，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被誉之为“博士下乡”。

　　然而这场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那数百个团体，一千多处实验点，主要是集中在交通相对发达，信息相对通畅，地势相对平坦的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谁能想到，与此同时，在中国西南一隅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也正开展着一场别树一帜的乡村建设运动呢。由于它地处偏僻，相对闭塞，在当时信息不灵的年代，没有晏阳初、梁漱溟等的乡村建设那么显眼和备受社会关注，但它却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而其主持者，就是卢作孚。

　　对于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有一位自始至终耳闻目睹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全过程的人，他叫罗中典，上个世纪20年代即参加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解放后出任北碚图书馆馆长。他是这样评价的：

　　卢先生创造北碚式的乡村建设，在短短十九年中（实际上是二十二年——笔者），作出中国几千年所未曾有过的成绩（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与卢先生或先或后的时期里，中国著名的乡村建设的典范，有河北的定县，山东的邹平，南京的晓庄，都还未做到如北碚建设之多，组织之严谨，合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对农村有广泛而长久的影响。我认为这是卢先生实验成功之处。罗中典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卢作孚与其弟卢子英1947年合影。北碚的乡村建设，除卢作孚外，卢子英的功劳最大。

　　1.早有乡建大志

　　有人说，卢作孚是1927年当上了北碚峡防局局长后，才开始萌发了乡村建设之志的，事实上并非如此。早在2年前，他就有此志向，并已付诸行动了。

　　1925年8月，卢作孚社会改革第一个试验——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开展民众教育运动遭到军阀恶势力的扼杀后，又回到了合川老家。两次教育改革的挫折，使他悟出了一个道理：靠军阀进行教育改革是不可靠的，“每每随军事上的成败，而使事业共浮沉”。

　　“教育救国”思想在严酷的现实中行不通，他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当卢作孚回到家乡后，家乡的人们并没有因为他事业的受挫而冷落他，反而对他更加热情，都纷纷争着请他吃饭，接连许多天，他都是在甲家吃了早饭，便被请到乙家，乙家吃了午饭，又被请到了丙家。家乡人的热情，使他十分感动，也使他萌生了要为家乡建设干一番事业的想法。而正在此时，一场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已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开展起来。卢作孚也想在家乡开展乡村建设运动。

　　为此，回到家乡不久，卢作孚就开始了对合川和整个嘉陵江三峡地区的社会和自然资源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实地调查，他了解到嘉陵江三峡地区不仅风景秀丽，而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合川，位于嘉陵江、渠江和涪江的交汇处，不仅是交通要道和货物集散地，而且这一带地势平坦，区域广阔，土地肥沃，风调雨顺，是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好地方。

　　经过了实地考察，卢作孚写下了《两市村之建设》一文，其内容一是关于对合川县城之南岸一带乡村建设的意见，计划通过乡村建设实验，以经济建设为起点，改变这一地区乡村的面貌；一是关于辅助重庆、合川之间嘉陵江三峡一带经营采矿的意见，不仅强调了“三峡的矿产、森林和亟待开发”的理由，还提出了矿产、林业、交通、治安的建设计划。这应该是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最早构想。此文曾编印成一本小册子，广为散发，可惜的是如今连一本也寻觅不到了。

　　卢作孚当年在合川的好朋友罗中典，那时正在合川教小学。

　　1926年的一天（即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的前一年），卢作孚与罗20世纪20年代的北碚（图为1929年4月在北碚民众体育场举行嘉陵江运动会）中典由合川到北碚，卢作孚本来带有马匹，但他宁愿不骑，要和老朋友边走边聊，而“谈话的主题是乡村建设问题”。他还记得卢作孚强调“农村改革重要在因势利导，不能操之过急，要以身作则，以事实作楷模，由渐而入，潜移默化，以做到移风易俗”。

　　罗中典后来回忆说：“卢先生这次谈话很长，很具体，提出了乡村建设明确可行的大道，当时我确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这都说明，卢作孚在出任北碚峡防局局长之前，早就有志于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建设了，只不过他后来出任北碚峡防局局长，使他有了施展的平台，而乡建中心由合川改为北碚罢了。

　　2.出任峡防局局长始末

　　当1927年2月卢作孚来到北碚出任峡防局局长时，嘉陵江三峡地区还是一个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恐怖之地。早在1916年，为了防治匪患，川东道尹王陵基就特别在此设置了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营，委派黄桷镇团总王锡五兼任峡防营营长，驻北碚场，负责上起合川沙溪庙，下至巴县磁器口的嘉陵江两岸50余公里内48个乡镇的治安清匪任务。第2年，王锡五病死。川东道尹又下令改峡防营为三峡警备队，委派二岩团总周宝箴为警备队长。1919年，川军第1军第6师师长石青阳下令将警备队改为峡防司令部，委派吴象痴为司令。1921年，川军第2军军长杨森踞重庆，又委卢诚为峡防司令。

　　卢作孚1930年写的《乡村建设》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文献。

　　1923年秋，四川通省团练局令设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址设在巴县北碚乡文昌宫。委胡南先为局长，熊明甫为副局长。峡防局为峡区治安联防机构，不具有地方政权性质。

　　由于嘉陵江三峡是水陆要道，四川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实力，都想霸占这块宝地。当时，驻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的是28军军长陈书农，驻巴县、江北、璧山的是21军军长王方舟，他俩都想安插自己的亲信执掌峡防局。为此，两人长期相持不下。1926年，合川士绅耿布诚、江北士绅王序九等人，向陈、王二人建议：“请双方不必争夺，让一位既孚众望，又有才干的第三者卢作孚出来负责。原局长胡南先可以其‘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辞职可也。”

　　由于卢作孚是位有理想、有才干、坦诚正派的人，过去在泸州、成都开展民众教育卓有成效、远近闻名，也深受当时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的器重。而此时，卢作孚在合川刚刚创建了民生公司、电灯厂、自来水厂，受到地方人士和民众的欢迎，而他所撰写的《两市村之建设》正说明了他对地方建设的理念和管理的魄力与才干。在此情况下，由他出任峡防局局长，陈、王两人也无话可说，只好接受了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办公处——北碚庙嘴文昌宫。卢作孚当年在此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

　　耿布诚、王序九等士绅的意见。

　　此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王方舟仍不甘心，又想要安插他的亲信王岳生任峡防局副局长。王岳生曾做过财政厅长，是一个搜刮民财、极为贪婪的官吏，名声极坏。卢作孚当然不愿意，就以王不是搞建设的人而婉言推谢，并建议副局长一职，仍由熟悉峡区情况的原任副局长熊明甫继任，王方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了。两军之争始告平息。

　　1927年2月15日，卢作孚正式被委任为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由于局址设在北碚，故又称北碚峡防局。卢作孚正有志于在嘉陵江三峡地区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因此，借此机会开始了他社会改革第二个试验。

　　3.“乡村现代化”不是梦

　　卢作孚作为“中国船王”，曾率领一支船队，克服重重困难和道道险关，冲出嘉陵江三峡和长江三峡，直奔大海，创造了中国航运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他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虽立足峡谷，却也没让峡谷成为束缚其思想和行动的桎梏。他在《四川嘉北碚峡防局所在地——庙嘴远眺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豪迈宣称，他搞乡村建设的目的与众不同，不是单纯搞乡村教育，也不是搞乡村救济，而是为了“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经营的参考”。他“要把三峡经营成为一个灿烂美好的乐土，影响到周围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好的乐土”。

　　1934年10月，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就为其乡村建设设计了一个“现代化”的建设蓝图：

　　我们如何将这一个乡村——嘉陵江三峡现代化呢？请看将来的三峡：

　　一、经济方面：

　　1.矿业有煤厂，有铁厂，有磺厂。

　　2.农业有大的农场，有大的果园，大的森林，大的牧场。

　　3.工业有发电厂，有炼焦厂，有水门汀厂，有造纸厂，有制碱厂，有制酸厂，有大规模的织造厂。

　　4.交通事业山上山下都有轻便铁道，汽车路，任何村落都可以通电话，可通邮政，较重要的地方可通电报。

　　二、文化方面：

　　1.研究事业注意应用的方面，有生物的研究，有地质的研究，有理化的研究，有农林的研究，有医药的研究，有社会科学的研究。

　　2.教育事业学校有试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社会有伟大而且普及的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和民众教育的运动。

　　三、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的]嗜好，皆无不良的习惯。

　　四、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幅蓝图中，卢作孚明确地把“经济方面”包括矿业、农业、工业、交通的建设放在第一位，而把“文化方面”的建设放在第二位，这正是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体现。

　　卢作孚虽然身在偏僻闭塞的嘉陵江三峡搞乡村建设，而他的雄心壮志，却是为整个中国搞出一个“乡村现代化”的样板来，这是何此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1936年拟定的乡村建设计划，是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珍贵史料。1937年6月，卢作孚就调整乡村建设办法向蒋介石汇报。图为卢作孚就此事向蒋介石发的电文。

　　等雄伟的气魄！何等高远的眼光！何等开阔的胸襟！应该说，卢作孚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提出“乡村现代化”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

　　4.第一篇文告

　　谁能想到，卢作孚作为刚上任的峡防局长，发布的第一个文告，不是关于维护地方治安的文告，而是修建公园的《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在这个文告中，他想把嘉陵江温泉和缙云山森林等自然风光和古寺、石刻等人文景观开辟成嘉陵江温泉公园，来开发嘉陵江三峡地区的旅游产业，以吸引国内乃至国外的游客到北碚来旅游：

　　学生可到此旅行，病人可到此调摄；文学家可到此涵养性灵；美术家可到此即景写生；园艺家可到此讲求林圃；实业家可到此经营工厂，开拓矿产；生物学者可到此采集标本；地质学者可到此考察岩石；硕士宿儒，可到此勒石题名；军政绅商，都市生活之余，可到此消除烦虑。人但莅止，咸有裨益。

　　由这个文告可知，卢作孚倡导的旅游产业，一开始就将其置于一个较高的文化水准上，不是单纯的闲情逸致，游山玩水，而是使旅游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使旅游产业具有较高的文化内涵。

　　文告发出后，卢作孚就亲率峡防局士兵到北温泉，他亲自设计公园布局，指挥工程施工，士兵一住就是3个月，天天整地、修路、挖池、栽花植树、修建亭台。然而要建北温泉公园，却没有一点经费。卢作孚只好让峡防局先垫支40元钱。当时北碚属巴县管，而北温泉却属璧山县管。因此，要建北温泉公园，就先要到巴县去办各种手续，再到璧山县政府备案。每到一处都得请客喝酒。等手续办妥，40元就用去了26元，还剩14元。卢作孚就用这点钱，先雇了100名石工，采石砌浴池。然后卢作孚亲率峡防局30多名士兵到北温泉参加修建劳动。卢作孚既是指挥员，又是劳动者，既是设计师，又当施工员。从设计公园布局，到筑路整地、栽种花草、营建亭宇，他都亲自动手。随着工程加大，峡防局投入的人员也不断增多，第一年派兵30人，第2年增加到1个中队，第3年增加到3个中队，几乎把整个峡防局的士兵都动员起来了。在峡防局官兵努力下，很1940年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边章武（自右向左）在北温泉合影1937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右2）在北温泉公园。

　　快就将原来荒凉杂乱之地开辟出一个景色秀丽的公园。

　　但修建一个公园，单靠峡防局几十块钱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吸引各界人士捐款，卢作孚决定凡捐款者，都刻名于碑上；凡独资建房者，都以捐款者的姓名命名。如军阀陈书农捐款建造了两幢房子，卢作孚就分别命名为“农庄”、“龙居”；郑东琴捐款建造一幢茅舍，卢作孚就把它命名为“琴庐”。也有合资建造的如“数帆楼”、“磬室”等，通过这些办法，温泉公园的亭台楼阁、花圃、浴池、餐厅、旅馆、商店都一一建设起来。

　　果然，当北温泉公园建成后，立即吸引了附近乃至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此游玩。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1922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时，由于兵败离陕，只身入蜀，曾到过北温泉。当时北温泉满目荒凉、杂草丛生、庙宇破败，已成为当地土匪啸聚之地。他入泉沐浴，差点遭土匪袭击。17年后，1939年他重游北温泉，没料到昔日破败荒凉之地，已成名噪中外的游览胜地。他来到新建的小亭，俯瞰嘉陵江，突见有白鹭掠空而过，不禁百感丛生，吟出一首小诗：

　　当年日落停桡，一浴荒山野庙，

　　重来小坐江天好，绿水青山白鸟。

　　这首诗是对北温泉今昔对比的真实写照。以后，于右任成了北温泉公园常客，多次来此游玩。又如黄炎培1936年底应卢作孚之邀，到北碚参观，他被北温泉的秀美风景深深吸引。他在《北碚之游》一文中写道：

　　嘉陵江风景，在没有到北碚，一入观音峡，便觉别有天地。

　　尤为可贵，在北碚以上温泉峡，有温泉公园，布置得着实不差。

　　六七座小楼中间的一座，名数帆楼，坐在中间，望着碧绿的山峰，碧绿的江水，一道一道风帆，使人“悠悠意远”……我真爱这温泉公园。

　　在这段文字中，黄炎培对卢作孚修建温泉公园赞不绝口。

　　5.煤业——峡区经济的支柱

　　卢作孚来峡区之前，这里只有几座手工挖掘的小煤矿。这些小煤矿势单力薄、管理混乱、设备落后，而且由于地表煤层挖尽后，已无法深入，正陷入绝境。为了生存和发展，这几个小煤矿早就有意要合并成立一个较大型的企业，但因缺乏资金等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卢作孚到任后，发现这里煤矿资源极为丰富，如果能积极有效地开发利用，可使它成为峡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且对峡区乡村建设能起到有力的支援和促进作用。为此，他亲自出面将这几个小煤矿的矿主卢作孚以开发峡区丰富的煤矿资源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图为天府煤矿公司。

　　天府煤矿机电课于1944年自制成3台火车头，为全国首创。

　　找来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将6个煤矿合并，其资产折价为12万元，民生公司投资10万元，北川铁路公司再投资2万元，合计资本24万元，成立“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卢作孚出任公司董事长。

　　天府煤矿建立后，资金大大充实，加上积极推行卢作孚提出的“自产、自运、自销”的生产经营方针，并进行了管理制度、技术设1945年，天府煤矿办公大楼落成，天府煤矿总经理孙越崎亲笔题写“作孚楼”三个大字，以表彰卢作孚在抗战中的功绩和对天府煤矿的重大贡献。

　　天府矿业公司股东参观矿厂合影（1940年）备、材料供应、销售渠道等方面的改革，使峡区的煤业得到了迅速改观。抗战爆发后，不少工厂企业内迁，这又是一个发展峡区煤矿业的有利时机。当卢作孚得知实力雄厚、技术设备先进的河南中福煤矿公司欲内迁大后方时，马上以天府煤矿董事长、民生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与中福煤矿总经理孙越崎协商，双方一致同意合并，成立“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卢作孚出任董事长。

　　卢作孚积极支持具有丰富办矿经验的总经理孙越崎进行改革。如当时各矿井上部煤层已基本开采完了，要大幅度提高产量，就必须向深处延伸。但在延伸之初，矿井出的矸石比较多，而煤产量一度下降。不少股东慌了，纷纷向卢作孚反映：“天府是在开石头，不是开煤矿。”

　　卢作孚没有听信一面之词，他亲临矿山考察，听取技术人员汇报，了解到大量出矸石是正常现象，是工程上的“披荆斩棘”，并非盲目乱开。于是他召集股东们开会，向他们打包票说：“这不是在开石头矿，而是在开大煤矿前的正常现象，不久就要大量出煤了，请大家不要听信那些流言蜚语。”

　　果然，随着煤矿向下部延深，大量的煤开采出来了，股东们对卢作孚口服心服，而煤矿技术人员也十分感谢卢作孚关键时刻对他们的支持。

　　新公司成立后，煤产量大幅度提高，煤年产量5年间增长了约孙越崎（1893～1995年），抗战期间与卢作孚合作，大力发展天府煤矿，使之成为当时重庆主要燃料供应基地。

　　4倍。到1940年，仅煤矿工人就有8058人，从事运输煤炭的人员达4500人左右，使峡区单一农业人口有了很大改变。煤矿业的大发展，大大促进了峡区的乡村建设。

　　6.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

　　1929年11月，北碚天府煤矿的山间突然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附近的老百姓都争先恐后跑出来看热闹。也难怪，当时整个四川还没有火车呢！这就是卢作孚主持修建的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

　　卢作孚深知交通建设的重要性和先行作用。他认为“交通建设是扫除一切障碍的先头部队”，交通建设“应在一切建设事业之先”。卢作孚走马上任不到半年，就开始筹划修建北川铁路。卢作孚为什么急于要修建北川铁路呢？这是因为峡区虽然有丰富的煤矿资源，但大大小小的煤矿都分布在深山老林之中，开采出来的煤，全靠挑夫肩挑背扛运输。当时每天有6000多名挑夫穿行在山间小北川铁路1928年11月6日开工，前坐者为卢作孚聘请的丹麦人、北川铁路总工程师守尔慈。

　　道上，要走20里路才能运到嘉陵江边。每年仅运费一项，就占了煤业总成本的大半。

　　要开发三峡，要发展煤业，就必须改变煤炭运输的落后状况。

　　1927年8月，即卢作孚上任才半年，他就邀集当地士绅商议，决定组建“北川民业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筹资20万。卢作孚带头，由民生公司入股8万，修建一条从矿区到嘉陵江边，以运煤为主，以客运为辅的铁路——北川铁路。

　　北川铁路的修建并非一帆风顺，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阻力。如最初铁路线是从黄桷镇至嘉陵江边，但所经之地，必然要挤占一些地主的土地，于是遭到黄桷镇地方势力的极力反对，不得不改线出观音峡白庙子到嘉陵江边。特别是当地士绅认为修铁路破坏了风水，故意出来阻扰。一次，工人们在王家嘴开凿路基时，遇到一块挡路的大石头，筑路工人要将它打掉。谁知一名工人刚刚打下一小块石头，当地刘姓家族的一伙人蛮横地出来阻止，说这块大石头是龙牙齿，打掉了会伤了刘氏家族的风水，并当场把那名工人捉住关起来。经当地团总再三劝解，总算将那名工人放了出来。不料在放人时，刘家的人却冲过来将这名工人打得头破腰伤。这下可触怒了全路工人，有七八百名工人聚在一起要向刘家报复。眼看一场武力纠纷就要发生了，卢作孚急忙派人去解决事端，先将刘氏家族中的打人凶手抓捕回局，再将被打伤的工人送进医院治疗，那块大石头也坚决凿掉，一场纠纷才算平息下来。

　　1929年10月，第一段8.4公里的铁路通车了。不久，卢作孚又到华北、东北等地参观，所见所闻，使他更深地认识到“要繁荣市面，必须要交通”，“因为交通的便利，铁路沿线，亦渐次繁荣”的道理。他更加紧了北川铁路的修建。

　　1934年，北川铁路全线通车，虽然它只是一条不长的轻便铁路，但却是四川采用股份制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的建成，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矿区煤的“日运量由400吨上升到2000吨”，北碚煤业成了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主要燃料供应基地，为支援抗战作了重大贡献，并带动了整个峡区经济的发展。

　　7.消灭匪患，除暴安良

　　今天，北碚以其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而被誉为镶嵌在嘉陵江圈的一颗明珠。然而谁会想到，在20世纪20年天府煤矿的煤通过北川铁路运至嘉陵江边码头，再用船运到合川、重庆等地。

　　代，这里却是一个土匪肆虐、歹徒横行的恐怖世界。

　　那时，北碚地处江北、璧山、巴县、合川四县交界处，是个“四不管”的地方。加上地势险要、偏僻闭塞，因而成了土匪的“安乐窝”。这些土匪打家劫舍、拦截车船、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特别是他们拉帮结派，形成一股股恶势力，气焰十分嚣张，不仅地方政府奈何他们不得，甚至连当时的四川都督熊克武经过北碚，都要向土匪送上买路钱，方得通过。民间流传着“得活不得活，且看磨儿沱（嘉陵江三峡中第一个峡口）”的民谣。至于那些一般商旅、百姓，遇上土匪，只能自认倒霉了。用黄炎培的话来说，当年北碚“满地是土匪”，“简直是一片土匪的世界”。

　　正当北碚土匪猖獗、百姓叫苦不迭之时，卢作孚来到北碚，出任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卢作孚到任后，就提出了“打破苟安的现局，建设理想的社会”的目标，认为要达此目的，必须要有个安宁的环境和有秩序的社会。因此，首先要从解决地方治安入手。卢作孚经过调查研究和周密思考，提出了军事与政治并重北碚体育场新营房前军事操练北碚峡防局军事训练的剿匪策略。

　　在军事上，他采取以攻为守、主动出击的方针。凡有匪警，不管远近，不分昼夜，皆快速出击，决不手软。他说：“要使地方安宁，就必须先使匪不安宁，不让匪有一刻安宁，地方才能得到安宁。”他不顾危险，身先士卒，多次率领峡防局的士兵上山下乡追剿土匪，致使土匪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在政治上，卢作孚又采取了鼓励自新、化匪为民的方针。他很清楚，这里土匪虽多，但除了少数匪首外，大多数土匪原来都是贫苦农民。他们或受匪首胁迫利诱，或不堪地主盘剥压榨，才铤而走险的。只要对他们晓以大义，并给予生活出路，是可以不用刀枪而使他们走上自新之路的。卢作孚以峡防局局长的名义宣布，凡是愿洗手不干，投诚自新的土匪，都一律给予生活出路，属本地的回乡安置，外地的给予资遣。他或亲自出面，或派人上门，做做感化土匪的工作。

　　一次，峡防局抓住了一个匪首，开始他很顽固，拒不承认自己是匪首。正在大家无计可施之时，卢作孚来了，他不动声色，猛然大喝一声那个匪首的名字，那匪首不由自主地大声回答“有”，一下露出了马脚。经过卢作孚的耐心教育，这个匪首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决心悔过自新，而且还劝说了其他许多土匪走上自新之路。

　　卢作孚在整治土匪中，更注意正本清源，防止土匪滋生。当时，四川一些军阀和地方恶势力为了捞钱，或明或暗纵容开办大烟馆、赌场、妓院，并抽以重税。卢作孚认为这种做法无疑是在“造匪”。因此，他到任后，坚决将烟馆、赌场、妓院取缔，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由于卢作孚在剿匪中采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办法，很快就使北碚匪患频繁的局面得到了改观。当10年后黄炎培到北碚参观时，北碚已面目一新。黄炎培触景生情，再三称赞卢作孚：“把杀人放火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

　　8.寓兵于工

　　峡防局约有500名士兵，卢作孚到任后，发现这些士兵除了外出剿匪和军事训练外，平时却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这些士兵，有的原是无房无地的贫苦农民，即使退役后，也无处安身、无地可耕；有的士兵是从其他军队转过来的散兵游勇，除了扛枪吃粮外，一无所长。

　　卢作孚想到，这些士兵游手好闲惯了，极易滋生是非。何不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学得一二项技能，既可1930年10月，在北碚创办的四川第一家机器织布厂——三峡染织厂。为社会创造财富，又可解决他们退役后的生活出路问题。

　　为此，卢作孚采取了“寓兵于工”的方针。要每个队都设工艺部，在官兵军事训练和外出剿匪之余，组织他们织布、编草鞋、缫丝等，并让峡防局拨出专款，购买织布机、织绳机、缫丝机和一些简单工具，办起了织布、缫丝、打草鞋、印刷、修枪械等小作坊。峡防局又为了培养峡区乡村建设人才，卢作孚组织了学生队、少年义勇队等。图为修建北碚平民公园的学生队。

　　1928年冬，卢作孚创办了四川第一家轮船修理厂——民生机器厂。

　　专门成立了工务股管理此事。这些作坊都集中在峡防局所在地庙嘴，所以当地百姓戏称这些作坊为“庙嘴工场”。

　　1928年3月10日，《嘉陵江报》在“峡防局的新计划，大规模的经营工业”的标题下，报道了峡防局组织士兵生产的情况：

　　织布：最初只有四架机头，后来添到六架机头……并准备设染厂，可容士兵四十人以上工作，将来即扩充成一个大的染织工厂……缫丝：今年准备作木机二十部，教士兵缫丝，如技艺纯熟，明年准备设铁机缫丝……修枪：现在修枪厂需要工人，即由局常练队拨兵学习……又准备加租鞍子坝的土地，叫士兵种菜，又派士兵一分队到温塘峡参加建筑工程……

　　此后，庙嘴工场不断发展壮大，其纺织作坊后来逐步发展成著名的三峡染织厂，后又发展成大明纺织染厂。而不少士兵由于在峡防局学到了技艺，退役后也来到织布厂、机械厂等谋到了工作。

　　9.建立中国西部科学院

　　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自然》杂志发表《重庆的科学》一文中说，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是在一个小市镇上，叫做北碚，位于嘉陵江西岸。此镇所有科学团体与教育机关，不下18所”。

　　北碚作为中国西部一偏僻小镇，如何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呢？这固然与抗战爆发，全国不少科研团体内迁于此有关，但也和卢作孚在这之前努力发展中国西部科学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关，这才有了“筑巢引凤”的效应。

　　卢作孚作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深刻认识到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强盛都与科学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卢作孚深知中国西部虽然贫穷落后，但是物产资源，地下宝藏却十分丰厚，急需科学开发利用。因此他一直想在中国西部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为此，他要在峡区创建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在卢作孚看来，建立科学院、博物馆，不仅是为了发展中国西部的科学事业，更重要的是，要让交通闭塞、偏僻落后的西部人民通过建立科学院、博物馆，使他们大开眼界，头脑更加科学化、现代化起来，成为实施民众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的好场所。

　　20世纪40年代出任英国驻重庆新闻处职员的李约瑟。1943年李约瑟出席了在北碚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23届年会。

　　1928年，即卢作孚到北碚担任峡防局局长的第二年，他就提出了在峡区建立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议。当时的《嘉陵江报》写道：

　　最近，峡局卢局长（指卢作孚——笔者）更拟在温泉公园内添设嘉陵江科学馆一所，内分物理试验室、化学试验室、生物研究室、地质研究室、卫生陈列室，已寄信上海购置仪器、药品及材料物品，预定年内或明年春间开馆，将来本馆即定名嘉陵江科学馆，以备一般人之参观研究云。

　　由此可知，卢作孚最初提出建立的“嘉陵江科学馆”，是一个将“参观研究”融为一体的科研机构，即包括了科学院、博物馆的两种功能。

　　1930年初，卢作孚决定在北碚城中的火焰山“创设一个完好的博物馆”。他亲率峡防中国西部科学院大楼，又称惠宇大楼。系杨森（字子惠）所捐修，故名“惠宇”。

　　局士兵，将山上的东岳庙的菩萨搬出来，改建成峡区博物馆，将少年义勇队在川边、康藏采集的大批动植物等标本，分成动物、植物、西藏风物、卫生、煤炭等陈列室，供人参观。后又在北温泉建立了北温泉博物馆，收藏古文物3000多件，包括代表四川文明史的文物，四川各地的风物土产，中药原料和中成药，各宗教法物及相关物品。

　　卢作孚还多次派峡区少年义勇队随国卢作孚先生（左2穿白色衣服者）视察中国西部科学院，中穿长袍者为中国西部科学院代院长张博和。

　　1944年12月25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举行开馆典礼，会上公推翁文灏为理事长，卢作孚为馆长。图为大会合影。

　　外和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来川考察的科学家一起，到川边等地采集标本、实地考察。如1929年，中国科学社派动、植物专家来川，卢作孚即派峡区少年义勇队30多人随同去峨眉山、大小凉山一带作动、植物采集和实地考察。这一方面从实践中培养了科学人才，一方面也获得了大量的标本，为筹建科研机构打下了基础。卢作孚本人对采集标本也十分热心，如1930年他出川考察期间，在青岛海边捕捞螃蟹、螺蛳、蚌壳等，就是为了“携带它们到中国西部科学院去”。

　　为了筹集建科学院的资金，他带头由其主持的民生公司、北川铁路、三峡染织厂等企业集资，又向当地豪绅、军阀、企业家等募捐。如军阀杨森捐款为科学院修建了“惠宇”大楼，地方士绅熊明甫为大楼捐了地皮。21军军长刘湘、24军军长刘自乾、西康政务委员长龙守贤等都提供了赞助。而省教育厅、金融界、省内外学术团体也纷纷捐资，使科学院的创建经费得到了基本保证。

　　1930年卢作孚率队出川考察，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察华东、华北、东北的科研机构，如浙江、江苏两省的昆虫局，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北京的故宫古物陈列馆、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等。和这些科研机构交流座谈，交换标本，购买科学仪器、药品，聘请专门人才等。特别是结识了京沪科学机构、学术团体的负责人蔡元培、黄炎培、秉农三、翁文灏、任鸿隽、丁文江、王琎等人。

　　在他们的热心支持下，卢作孚在上海正式设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

　　1930年秋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北碚正式成立，下辖工业化验所、农业试验场、兼善中学、博物馆4个单位。1932年，又成立4个研究所：理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农林研究所。

　　1944年，原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会系主任孙恩三在美国的《Asiaand Am erica》杂志上发表的《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就高度评价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建立。认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建立，使“很多专家和学术团体的专门知识和经验都得到了利用”，对北碚的“繁荣兴旺，对矿物资源的详细调查，为煤矿及以后的许多工厂奠定了基础。科学气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城市中教育和学术机构的最高度的集中”。

　　这是中国西部第一个科学院，也是中国第一个民办的科学院。

　　10.北碚踊跃着读书人

　　每当赶集的日子，平常冷冷清清的北碚场顿时热闹起来。此193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考察队便发现了小熊猫，这张珍贵的照片为当年所拍。

　　时，峡防局的职员就在稠密的人群中竖起一块小黑板，开始教从四面八方来赶集的农民学文化，这就是卢作孚创办的场期学校（即赶场天的集市学校）。卢作孚有句名言：“利用每一个地方有人进出的时候，即是实施民众教育的时候。”

　　峡防局在卢作孚的领导下，大力开展民众教育运动，使北碚读书学习蔚然成风。当时，峡区办起的各种民众学校，除了场期学校外，还有力夫学校、船夫学校、妇女学校等。

　　卢作孚令峡防局设了一个民众教育办事处。办事处成立后，除办各种民众学校外，还兴办了民众俱乐部、民众会场、民众问事处、民众职业介绍所等机构。并联络各机关服务的几十个青年，白天各在机关工作，节假日和夜晚便共同担任民众教育。

　　甚至还进行“挨户教育，派教师到人家去，周围几家或十几家都集中在一家里授课……除受教育外，还大大地增进了人群集会的快乐”。《嘉陵江日报》1931年11月22日以《北碚晚上踊跃读书的人们》为题写道：

　　北碚的民众教育，除平民娱乐场和平民问事处而外，就是民众学校。该校男生班开学不久，女生班就接着于十一月十七日晚上在实用小学分校里正式开学，到校学生约三十名，妇女与女生各居半……每晚都有许多男女青年朋友在读书，北碚市中学校园道上，体育场间，一到晚上八点以后，随处都可碰到手里拿着书本的人，不是民众学校夜学出来的学生们，就是在图书馆研究东北问题的峡局职员。从来峡局文化事业莫有见过如此的兴盛现象，尤其是在晚间。

　　卢作孚通过民众教育，不但提高了整个峡区百姓的文化素养，而且使峡防局机关职员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

　　11.乡村城市化的探索

　　今天，在北碚公园的“作孚园”门口，竖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题写的“北碚开拓者卢作孚”8个大字。

　　北碚原来只是一个偏僻的小乡场，毫无名气。诚如黄炎培所说，那时“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两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编辑专家的注意呀”。然而1927年卢作孚到此担任峡防局局长不过七八年，北碚已成为海内外知名的美丽小城。也如黄炎培所说：“可是到了现在（1936年），‘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这是多么大的变化。

　　卢作孚为了开展民众教育，特别在峡防局成立民众教育办事处。图为办事处旧址。

　　北碚城市的形成，是卢作孚以北碚为中心，进行乡村城市化建设的结果。卢作孚对城市的中心和核心作用有深刻认识。他说：

　　向来县以上的政治机关，都在城市里边，所以政治上的种种经营，往往集中于城市……形成一种城市中心的政治。不但政治机关皆在城市，举凡高级学校，皆在城市，各种工厂、商店、银行皆在城市，铁路、马路、航路亦皆力谋城市与城市间的联络，一切自来水、自来火的供给，消防卫生的设备，皆集中于城市。

　　城市现代的工业、活跃的商业、发达的文化必然会对周边地区和乡村带来影响和推动作用。

　　正因为如此，卢作孚在推行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时，也要选择一个中由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题写的“北碚开拓者卢作孚”石碑，坐落在北碚公园“作孚园”门口。

　　20世纪40年代北碚街景心，起着向周边辐射和带动的作用。卢作孚选择了北碚作这个中心。诚如他所说，要“以北碚作一个试验，以其比较集中，容易办，而且可以造起周围的影响来”。这“可以造起周围的影响来”，不正是他对乡村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所作的最好诠释吗？

　　从1927年起，卢作孚不仅在北碚兴办工厂，发展工业，而且创办正规学校，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院、运动场、俱乐部、医院、报社等；并且开展民众教育，大力整顿北碚市容市貌，规划城区，建立公园，扩宽街道，绿化环境，开通电讯，开办银行等等。可以说，凡是当时作为一个城市应该有的设施，他都逐步建设和完善起来。

　　十几年间，北碚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44年，一家外国报刊载文惊呼北碚是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根据是“北碚现在有了博物馆和公园，有了公路和公共体育场，有了漂亮的图书馆和一些建设得很好的学校，还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市容”，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的例子”。

　　1948年，由中美两国专家组成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来到北碚考察，北碚的城市风貌使他们大为吃惊：“各委员发现北碚市容，如宽广的街道，各种公共建筑，市政中心，及其他事项，都远非普通中国城市所可望其项背。”

　　北碚由一个偏僻乡场变成为一座中外知名的美丽城市，见证了卢作孚乡村城市化探索的成功。

　　12.整顿市容，挨骂也要干

　　一天，卢作孚和峡防局的职员们在北碚街上指指点点，正议论着如何扩宽街道、疏通水沟、整洁路面、美化市容时，不知从哪里蹦出几个人，指桑骂槐，大骂特骂起来：“自有北碚场，便是这个样的街道，至少也有几百千年，大家走得好好的，你偏偏一来就见不得，走不得了！”卢作孚听了，并不动气，他心里明白，凡是要干一桩以前从来没办过的事，总会有人大惊小怪，总会有人反对，甚至会横加阻拦。

　　当年小小的北碚，只是一个破烂的小乡场，几条小街杂乱无章、狭窄污秽。街边的房子都伸出长长的房檐，使本来就狭窄的街道显得阴森黑暗。特别是小小的街心还横着一条臭水沟，弄得满街臭气熏天。一到下大雨，臭水沟堵塞，垃圾、污水四溢。更让人恶心的是，整个北碚没有一座正规厕所，只是在场口、街口和房屋背静处埋一口大缸，上面搁两块木板，前面围以篾席，就权当厕所。仅靠嘉陵江的街边，就摆了几十口尿缸，而北碚一条主街因摆了9口大尿缸，人们就把这条街戏称为“九口缸街”。这些散布在市街的大大小小近百口尿缸，成了蚊蝇孳生、传播疾病之地。1943年10月，卢作孚曾回忆他出任峡防局局长，刚到北碚时看到的情景：

　　那时北碚街道很小，小的街道中间还有一条阳沟，每边只容许两人侧身而过。记得自己曾骑匹马，想到街上一游，即无法通过，而退了回来。街顶黑暗，不见阳光，因避雨的关系，同时也就避去了阳光。街上非常之脏，阳沟塞着垃圾和腐水，现在顶好的一条南京路，就是当日有名的九口缸——九口大尿缸摆在街旁，任何人都得掩鼻而过。

　　为此，卢作孚决心把改造、整顿北碚市街作为开展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找到正在主持修建北川铁路的丹麦工程师守尔慈，请他来规划北碚的市街布局，并发动峡防局的官兵和峡区中小学学生清扫路面，扩宽街道，疏通水沟，搬迁尿缸，修简易厕所，拆除阻道的土地庙，锯短当街过长的屋檐，栽种行道树，修建街心花园等等。

　　卢作孚常常和峡防局官兵、学生队学生一起走上大街清扫垃圾，栽树种草。一次下大雨，卢作孚带头上街冲洗路面，还跳进臭水沟里挖淤泥。一时间，小小的北碚场轰动了，人们纷纷出来看热闹。当他们看到堂堂的峡防局局长冒着大雨，一身泥水在臭水沟里起劲地挖淤泥，都被深深感动了，当即就有不少人也跳进臭水沟挖起来。

　　由于卢作孚带头干，加上经过整修的街道宽敞明亮了，整齐清洁了，空气新鲜了，人们的态度也改变了。1929年3月6日卢子英是北碚建设的功臣。

　　图为20世纪60年代的卢子英。《嘉陵江报》报道说：由峡防局倡办“整修街道，初先的时候，很有许多人不赞成，及到后来修好了，街面上一望平坦，又宽又整齐，大家一齐都说好，都称愿了，还有未修好的也来请赶修了。”大家看到了整顿市容的好处，自然也就从反对、骂街到积极主动参与到整治市容的行列中来。

　　当时，北碚场前面临嘉陵江，后面却被一条溪流环绕，一到江水暴涨，北碚或被水淹，或成孤岛，市民连个退路也没有。卢作孚决定发动群众将这条溪流填平，这个意见获得了全体市民的赞同。当时北碚850余户人家，全都参加了运石、运泥、挖土等工作。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描述了这次填平溪流的热烈场面，每天数百市民在那里义务劳动，而且是“狂呼歌唱，非常热烈”。这条溪流被填平后，不仅市民安全有了保障，且使无法拓展的北碚市街扩大了一倍以上，为北碚城市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卢作孚感慨万分，他说：“谁说中国人无办法？最有办法的乃是老百姓！谁说公众的事情做不好？你看这一群老百姓是何等做好他们公众的事情！”

　　13.贷款农民，购买新机器

　　1930年，峡区一向平静的田地里突然响起了机器声。原来卢作孚从上海买回来当时最先进的打谷机、剥玉米机各2台，正在作示西山坪农场苗圃，农场的工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专家指导下工作。

　　范操作。卢作孚认为发展农业，必须改进农业机具。为了让农民见识新机器的高效率和先进性，卢作孚让峡防局士兵先掌握了操作方法，然后到田间地头向农民演习示范，甚至让农民免费使用。

　　龙虎沱有个农民想弃农经商，卢作孚劝他安心务农，还答应派峡防局士兵携打谷机帮他打谷。这位农民很高兴，就对卢作孚说：“是不是一定要来，我好多煮些饭。”卢作孚说：“你不要煮饭，他们不吃你的。”那位农民很感动地说：“你们又不要钱，又不吃饭，那怎么要得。”

　　卢作孚无条件帮助农民，就是要让峡区农民都亲眼看到新型农机的高效性能。卢作孚自然也知道当时农民很穷，哪有那么多钱买新式农具。他要北碚农村银行向农民贷款，以便购买新型农机具。北碚农村银行也不失时机地写了一篇《劝农文》，向农民宣传贷款买先进农机具的好处，《嘉陵江日报》发表了它。文中说：

　　买机器自然要钱才行，认真说，农人如果感觉用机器的好处，认识了机器对于农人有很大的利益，下了决心，利用机器，那末敢说农人就是一文钱都莫有也要买机器用机器，那怎么办呢？因为北碚农村银行是要替农人解除经济上痛苦的。农人想利用机器，没有钱买，就感受经济上的痛苦了。农人既有了经济上的痛苦，就可以找北碚农村银行替自家解除痛苦。换言之，就是借钱买机器用，有机器就是有了本钱，有了本钱就可以赚利钱，赚了利钱就可以还北碚农村银行……只要农人肯到北碚农村银行来问。总之，北碚农村银行要替农人做的事很多。

　　卢作孚亲率峡防局官兵屯垦西山坪，创办了西山坪农场，图为西山坪农场之畜牧场。

　　为了让农民放心到农村银行去存款贷款，卢作孚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农村银行的好处。如卢作孚借北碚峡防局平民俱乐部举行大型活动的时候，派人把农村银行的保险柜抬到峡区俱乐部讲台上，让峡区农民参观，并让人当场向大家讲解保险柜的构造和防水、防火、防盗的性能，让农民放心把钱存入银行。然而，当时的农民实在太穷了，真正能贷款买先进农机具的，少之又少。但这件事体现了卢作孚对农民真诚的关心。

　　14.办峡区医院，看病不要钱

　　医院看病不要钱，即便是在今天听起来也令人感到新奇，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南一隅的北碚，却真有其事，这就是卢作孚创办的峡区地方医院。

　　当卢作孚到北碚出任峡防局局长时，方圆百里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竟无一座医院。不要说普通百姓就医困难，就连峡防局的职员、官兵有病，也无处可医。当时，一些人常常因为生了个芥癣小疾，因无医无药，而酿成大病，而一些完全可以治愈的病症，也因得不到治疗导致死亡。面对这种状况，卢作孚认为“卫生建设的第一桩紧要的事业，便是设立乡村医院，使凡得病的人们，都有医病的地方”。

　　为此，卢作孚上任不到半年，就决定在北碚建立一座地方医院。他亲自跑到重庆，找到他的一个熟朋友，时任重庆大生医院院长的全季清医师商量，请他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持，在北碚建一座医院。全季清见卢作孚作为一个维护地方治峡区地方医院（成立于1927年6月）安的官员，竟如此关心百姓疾苦，热心办医院，十分感动，就把自己当医生的弟弟全用周介绍给卢作孚。不几天，全用周果然带着简单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来到北碚。

　　当年7月，医院开办，定名为“峡区地方医院”，全用周任院长。医院一开办，卢作孚就作出了两个惊人的决定：一是医院看病不收钱，“使没有钱的人们，亦有医病的机会”。当年的《嘉陵江报》就记载了这个医院的规定：“就诊者无论贫富，概不取费，唯花柳病（性病）须酌量收费”；二是峡防局每月拿出600元作为医院的开支。

　　一个维护地方治安的峡防局，竟然办起了地方医院，而且决定看病不要钱，并每月担负600元的经费，这在当时整个中国，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在档案馆发现卢作孚1931年5月16日给在北碚的北川铁路公司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

　　敝局附设地方医院成立以来，诊疗内外病症，无论贫富，医、药两费毫不征收，颇为一般人士所称便。近力求完备，药品、器械大事增设，亟愿对于峡区事业多所帮助。以后贵公司如有内外病症，尽可送院治疗，住院者每月只收食费六元，不足一月者照算。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卢作孚不光是对峡区百姓看病不收钱，连峡区的企业工厂的员工，也一律看病不要钱。

　　然而在那个时代，要做到医院看病不要钱谈何容易。医院要发展，特别是要建造必要的病房，购买必要的仪器设备和药品，仅靠峡防局拨付的600元钱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怎么办？卢作孚主张通过向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各界人士募捐来弥补经费的不足。

　　但募捐要讲究方法和技巧，要让募捐者心甘情愿拿出钱来。为此，卢作孚在峡防局“周会”上专门作了题为《医院募捐的方法》的讲话。卢作孚说，那种见人便张口募捐，一旦募到钱后就不理不睬是最失败的方法。正确的募捐方法是一定要向募捐人讲明募捐的意义，捐款的作用。当募到捐款后，不仅要郑重其事向捐款人致函感谢，还要登报致谢，并把报纸寄到捐款人手里。不仅如此，还要把募捐建造的房子拍成照片寄给捐款人，并经常将医院的发展情况告知募捐者。总之，要使募捐者时时感到医院始终没有忘记他们捐助的恩德。卢作孚还强调募捐时不能强人所难，一旦发现被募者面有难色，便“立刻乱以他语，不使为难”。其实，我们从卢作孚这封给北川铁路公司的信的字里行间，就可体察出卢作孚这份良苦用心。

　　15.种牛痘的风波

　　1930年1月，卢作孚写了著名的《乡村建设》一文，这是阐明他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的一篇经典之文。在这篇文章中，卢作孚讲述了一件发生在北碚乡场普种牛痘的事：

　　我们不要一个钱帮助各乡场的小孩子点种牛痘，许多人都劝别的人切不要抱小孩子来点种。他说：哪有这样做好事的？他今天不问你要钱，等害得你的小孩子要死了，他才问你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之前，北碚卫生状况十分恶劣，北碚的街面处处是敞开的尿缸粪坑和肮脏阳沟，街道狭窄阴暗，臭气熏天。更可怕的是，由于贫穷和愚昧，疾病得不到医治，以致痢疾、天花、伤寒等传染病常年流行。

　　尤其是当时的四川，天花流行，但还没有开始普种牛痘。而卢作孚几年前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时，就曾自己掏腰包购买牛痘疫苗为当地小孩种牛痘。这次到了峡区，他又大力宣传：“像天花是可以点种牛痘预防的”。他要求峡防局采取种种办法，如组织学生队、义勇队，配合地方医院人员在北碚乡镇宣传预防天花，“要为乡村人民，尤其是小孩子，普遍点种牛痘”。

　　从1927年卢作孚到任后，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大规模为当地民众免费种牛痘。开始，由于封建迷信，由于愚昧，以为种牛痘是骗钱，是害人，很多村民对种牛痘采取的是恐惧、逃避、怀疑的态度。

　　所以才会有卢作孚在文中所讲的有劝别人千万不要去种牛痘的事发生。

　　但通过峡防局举行的卫生宣传，和峡防局职员、峡区学生、卫生人员的耐心宣传说服，慢慢地大家不再恐惧、怀疑了，甚至有主动带小孩来接种牛痘的。

　　1937年，在《北碚月刊》上有一位叫左立梁的写了一篇题为《一年来的卫生工作》的文章，说到北碚村民对于种牛痘由逃避、拒绝到欢迎、主动的状况：“一届种痘季节，乡民不拘远近，有来自30里路以外者，本院（指北碚地方医院）门诊处遂至门庭若市。”

　　从劝阻别人种牛痘到主动从几十里外赶来种牛痘，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啊！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一文中说：“疾病传染的危险，比匪徒抢劫的危险还厉害。我们有方法避免匪徒的抢劫，却还没有方法可以避免疾病的传染。一般人都知道治安建设，是很紧要的事业，却还不知道卫生建设，是更紧要的事业。”卢作孚身为维护地方治安的峡防局长，却把疾病传染的危险看得比匪徒抢劫还厉害，把卫生建设看得比治安建设还重要，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16.运动省外国外的人才到四川来

　　1933年9月24日，卢作孚在北碚峡防局的周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小标题令人耳目一新：“变更省外人对于四川的观念”、“欢迎经济学会后年来川开会”、“用力运动外省人都到四川来”、“四川造成‘租界’吸收世界上的人和钱”等等。

　　在这个讲话中，卢作孚阐明他之所以力促中国科学社到小小的1945年春，卢作孚陪同加拿大使节参观北碚。

　　北碚来开全国年会，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借此机会让全国的科学家来四川，了解四川，促成四川的开发。

　　卢作孚认为中国西部，特别是四川地区虽然贫穷落后，偏僻闭塞，但物产丰富，需要大量人才来开发。然而当时外省人对四川很不了解，诚如卢作孚所言：“常常是把四川当作野蛮的社会看待，而且是传说得来非常之神秘，于是乎惹来一般想到四川来的人，都不敢到四川来了，认为现在的四川当中，找不出一个好人，找不出一块好的地方。”因此，卢作孚认为“今天以后要把外间的人向来对于四川的观念根本改变过来”。

　　卢作孚反复强调，要“用力运动省外的人以及国外的人都到四川来。把科学家运动到四川来帮助我们探查地上和地下的出产，把工程师运动到四川来，利用四川所有的出产帮助我们确定生产的计划，把金融界有力量的人运动到四川来，帮助我们的钱去经营或开发各种事业……”

　　卢作孚还强调“我们除运动外省人到四川来以后，更还要促起世界上的人都到四川来，或来考察，或来游历。使世界上的科学家都到四川来，世界上的工程师都到四川来，世界上的金融界和实业界有力量的人都一齐欢迎到四川来”。

　　卢作孚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时，就运动了恽代英、肖楚女、王德熙、穆济波、胡兰畦、秦德君等干才来泸州进行“新川南”教育试验；在峡区乡村建设运动中和创建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事业中，他又运动了大量科学家、教育家来峡区进行资源开发。

　　抗战爆发后，大量机关、学校、企业内迁，卢作孚也借此机会尽力争取这些机关、学校、企业迁到峡区，随之也就有大批人才聚集到峡区里来。如请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矿冶专家孙越崎任天府煤矿总经理，聘请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地质学博士张莘夫任天府煤矿第一任矿长，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程宗阳任第二任矿长。

　　1930年卢作孚率队到华北、华东、东北考察时，也极力运动省外科学家、工程师、农业专家和教师来峡区和民生公司工作；他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一职时，更是把聘请外省专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除此之外，他在有限条件下也运动外国专家来四川工作。如他运动德国生物学家傅德利到中国西部科学院任生物研究所主任，专门进行昆虫研究；他运动丹麦人，曾担任过胶济、潮汕、长兴铁路修建总工程师的守尔慈来北碚主持修建北川铁路，给他的工资是卢作孚（北川铁路董事长）的10多倍。守尔慈当时已是60多岁的人了，但他被卢作孚尊重人才的诚意所感动，带着全家老小，住在生活设施简陋的矿区，每日起早贪黑，跋山涉水，勘测路线，制订施卢作孚为了运动国外的人和资金到四川来，戏称可以把四川造成“租界”。他说：“只要把四川一经变成‘租界’之后，世界上的钱和世界上的人，都可以吸收到四川来。”

　　17.中国农村人的生活真的不成问题吗？

　　卢作孚一生发表过的文章不少，但喷发着强烈怒火的文章却不多。然而1934年3月10日卢作孚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的《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起因是当时有人说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农民在衣、食、住、行、用五大问题上都“不成问题”。照这样的说法，似乎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良好，农民均衣食无忧，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更是多此一举的事了。

　　卢作孚出生贫苦，祖父、父亲都是贫苦农民，他深知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当时广大中国农村，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掠夺，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地主盘剥，以及连续多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致使中国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村土地荒芜，饿殍遍地，农民流离失所，讨吃要饭，抗捐抗税，抢米暴动，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有人胡说中国农村的农民“生活不成问题”，卢作孚怎能不愤怒，不拍案而起呢？

　　卢作孚用讽刺的口吻写道：

　　中国人大多数在农村，他们的生活程度却是低到衣、食、住、行、用“都不成问题”。以我们敝县合川而言，人口总数六十万以上，在市场上（指城镇）的人口却在十万以下。农村中，佃农占绝对多数，而且穷人占绝对多数。

　　卢作孚以他对农村穷困现状的了解，历数中国农村农民在衣食住行用上是怎样“不成问题”的：

　　他们的用品，除了简单而廉价的铁器和木器是买一次可用若干年外，很多更简单的竹制、草制用品都是自己制造，“用”是“不成问题的”；他们每间几天到附近市场赶集一次，距离不过几里或十数里，耕地就在房屋的周围，早出暮归，凭着两腿，便可解决，“行”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的房屋一向住几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客堂、寝室、饭厅、厨房，又每每都在一间屋子里，“住”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的衣服，是结婚时缝制的，每每穿到老死。哥哥穿过的，弟弟还要穿，前一辈穿过的，后一辈还要穿。四川七千万人，每年棉花进口最多不过十四万包，值银四千余万元，平均每年每人穿的棉纱，不过值银六七角，1925年，重庆綦江发生旱灾，大批难民骨瘦如柴，坐以待毙。

　　“衣”是“不成问题的”；过年、过节、生期、喜期，才有肉吃，“肉类”是“不成问题的”；早午晚餐都是咸菜，以其咸也，为量甚少，“菜蔬”是“不成问题的”……总而言之，“食”是“不成问题的”。

　　卢作孚愤怒抨击这种胡说：“这都是我们中国人！这都是我们最可敬重的中国人！这都是我们最大多数的中国人！请穿洋服，吃大菜，住大洋房子，乘1934年式的汽车，由剃胡刀到抽水马桶都要非常漂亮的朋友，看一看且比一比！”

　　卢作孚身为维护地方治安的峡防局长，却脚踏实地在峡区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因为在他心里，有着千千万万饥寒交迫的农民在盼望着真正过上衣、食、住、行、用都无忧的生活。

　　18.“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各界人士的评价

　　对于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成就，特别是北碚的大变化，卢作孚有深刻的体会。1943年，卢作孚在北碚作了《我们要“变”，要“不断地赶快变！”》的讲话，谈到他的体会：“有人说，总算北碚好些的理想，如今都实现了。如教育有各级学校，游览有各处名胜，经济方面工业虽说不上，而矿业却占大后方第一的位置了，有好多是比原来的想像甚至超过……北碚的街道变好走了，树子活了，公园变美丽了，……原来是荒地的，都变成耕地了，原来的田种一季稻的都变成双季稻了，原来品种、肥料、农具是用不顶好的，现在都变成适用的顶好的了，到处不是农田，便是森林，原来无铁路的，有铁路了，原来公路不行车的，都变成有充分的车辆行驶了，原来房子是黑暗的，是闷塞的，都通光线，通空气了，原来每家门前是光秃的，都栽了各种花果树木了。使你一走进这区域，到处都感觉得美丽，到处都整洁，到处都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