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画传

三、接受革命洗礼

　　1.刻苦自学，寻求真理

　　卢作孚虽然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机会，但他从来没有气馁。1905年，年仅15岁的卢作孚决心走出合川，到另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学习求知。那个时候，从合川到成都经商的人很多，卢作孚决定跟着这些商人一起步行到成都。一路上风餐露宿，鞋磨破了，脚上打起了血泡，好不容易到了成都，住进了免费的合川会馆。

　　卢作孚自幼就对数学感兴趣，所以他先进了一所补习学校学习数学，但很快他就失望了，因为学的内容太浅显了，完全无法满足他旺盛的求知欲和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两个月后，他毅然离开那家补习学校，决心开始自学。仅仅几个月，他就把当时所能见到的中文数学书都学完了。怎么办？当时，图书馆倒有一些英文的数学书，但他只读过小学，从未学过英语。为了能读懂这些书，他又开始从字母起学起英语来。

　　皇天不负苦心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自学，他逐渐能读懂英文原版的数学书了。在研读中外数学书的基础上，他居然编写了《代数》、《三角》、《应用1914年9月，卢作孚所著《应用数题新解》出版，这是卢作孚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数题新解》、《解析几何》等教材，并以“卢思”之名在成都提学使署立案。其中《应用数题新解》于1914年还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这是卢作孚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该书最后附有“卢思现将出版之著述”目录，计有：《最新中等几何学讲义》上卷（平面部）、中卷（平面部）、下卷（立体部），《最新中等平三角讲义》（全一册），《最新中等代数教科书》（全一册）等。可惜这些著作没能出版，而此时的卢作孚才21岁。

　　对于一个只有小学毕业学历的人来说，居然能编写出中学教材，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卢作孚刻苦自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考取官费出国留学，更好地为社会、为国家服务。在成都，他还先后考上了四川优级师范、陆军测绘学堂、军医学校、藏文学校，但都因为这些学校所学东西有限，达不到自己的理想而未上。1940年，他在《一段错误的经历》中，提到他当年报考陆军测绘学校的往事：

　　在宣统元年（1909年），当时本人未满十七岁，曾去成都投考四川陆军测绘学堂插班生，与考者共七百余人，以年龄论，本人年纪最幼；以学识论，许多投考者皆为四川高等学堂或优级师范学堂或铁道学堂学生，私自忖度，定是名落孙山。但结果，录取四十名，而本人已名列其中，许多留学成都的老前辈倒没有名字。

　　对于一个小学学历的卢作孚来说，从700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已是相当不简单了，但他仍未到校就读。1912年初，卢作孚曾在成都报考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招生分两个等级，甲等入学后只需再学半年强化英语即可去美国，乙等则需先在北京念完4年大学本科后才能去美国读研究生。卢作孚因经济条件关系只能报考甲等，考试成绩下来，他的国文、数学、中外史地获高分，只有英语未能及格而落选。

　　第二年他准备再次报考清华大学，但这年考场只设在北京，卢作孚在家人和亲戚的帮助下，总算凑足了路费，连夜赶往重庆，准备从重庆坐船去武汉，再转火车去北京。可是当卢作孚好不容易赶到重庆轮船码头时，才知去汉口的轮船当天早上已经开走。那时候，重庆到汉口的客轮一个月才几班，误了这一班，就赶不上考期了，卢作孚眼睁睁错过了这次考清华的良机。但这一“错过”，未尝不是好事。诚如有学者所说：“对于国家来说，可能因此而少了一位科学家，但是却多了一位实业家和教育家、思想家。”而且这次“错过”的经历，使卢作孚“切身体会到，交通不便是人民生活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13年后，当他创办民生公司时，或许受到过这一次痛失良机的启发”。

　　卢作孚一生都在自学，使他勇于去探索真理和追求知识，使他从人生的一个高峰迈向另一个高峰。有人说，卢作孚在后来的社会改革试验中善于思考，善于分析，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他一生刻苦自学和喜欢数学、通晓数学，具有数学头脑不无关系，这是很有道理的。卢作孚就说过：“本人对于数学，极感兴趣，以为数学，不仅是数目字的学问，量的学问，同时可以训练我们的思想，使紊乱的思想，变为有条理、有次序、有系统的思想。”

　　当然，卢作孚在自学中，不仅研读他喜欢的数学著作，他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科学都十分感兴趣。而且也系统读了他所能找到的当时中外各种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这些西方启蒙科学思想及其实证主义方法论对他的思想也产生过影响。在卢作孚早期著作中，就能发现他曾多次引用过他们的思想。如1916年9月17日卢作孚在《各省教育厅之设立》一文中就引用了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天演论》中的主张：“赫胥黎氏论天演曰：‘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利，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降，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又曰：“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

　　2.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

　　对于一般人来说，17岁还只是个未成年，不太懂事的少年。而卢作孚却在这一年（1910年）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以推翻清王朝和建立共和为己任的中国同盟会，成为当时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卢作孚加入同盟会，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懵懵懂懂被人鼓动而加入的。完全是彼此思想相通、主张认同的结果。卢作孚在自学时，博览群书，但最让他心动的是孙中山的著作。孙中山的民有、民治、民享理想使他心仪已久，而孙中山关于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和主张，更使他十分信服。因此，他常把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刊登在报刊上。这些文章引起了在成都的同盟会会员的注意，他们按图索骥，从写稿人留下的通讯地址找到了卢作孚。虽然他们惊奇卢作孚的年轻，但也惊奇卢作孚的孙中山（1866～1925年），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卢作孚对孙中山非常尊敬，对其思想主张也十分赞同。思想深度和相互的认同。因此，在他们的引荐下，卢作孚加入了同盟会。

　　从此，卢作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卢作孚特别推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建国思想。他把孙中山的思想和主张，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有人说：“卢作孚的道路，是孙中山的道路，是孙中山之后一条筚路蓝缕而日久弥宽的道路。他是孙中山之后，中国现代化思维和实践的不朽先驱。”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们在卢作孚的著作里看到，他曾多次引用孙中山的思想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如1930年1月他在《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一文中就说：“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是为全中国人建设一种公共理想，以促成全中国人的团结；一省一县一市一乡都应一样，各建设其一省一县一市一乡的公共理想，以促成其一省一县一市一乡的团结，确是必需的方法。”

　　卢作孚把自己创办的航运公司命名为“民生公司”，把公司建造的第一艘轮船命名为“民生”号，把以后陆续增多的轮船命名为“民族”、“民权”、“民主”、“民贵”、“民宪”、“民意”、“民法”、“民信”、“民约”、“民和”、“民泰”、“民众”等等，从这些名号中都或多或少可以体察到卢作孚对孙中山思想的推崇。

　　就在卢作孚加入同盟会不久，他就参加了震惊海内外的保路运动。1911年5月，清王朝宣布实行“铁路国有”，将湘、鄂、川、粤四省人民经过长期斗争从列强手中夺回的商办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但不久却又将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此举激起了四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并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保路运动，而以四川最为激烈。

　　6月，成都川汉铁路股东集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并通电全国，痛斥清王朝的卖国行径。各县也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入会者迅速发展，达到数十万人。卢作孚勇敢地参加了这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活动。四川总督赵尔丰对保路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还下令枪杀请愿群众数百人。卢作孚在这场斗争中不畏艰险，接受了第一次革命洗礼，成了保路运动中的一名积极分子。

　　在全国保路风潮不断高涨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全国各地革命群众也纷纷响应。卢作孚与成都的广大群众一起，四处活动，奔走呼号，参加了这场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主革命。

　　耐人寻味的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成立了都督府。都督府论功行赏，委任卢作孚到四川奉节任年薪4万两白银的夔关监督。

　　在众人眼里，这可是个“肥缺”。因为奉节位于长江三峡之一的瞿塘峡口，又名夔府，是长江上游的咽喉，四川的门户，过往船舶经此地，必须向夔关缴纳税金。这是多大一笔收入，“油水”肯定少不了。但年仅18岁的卢作孚却不为利禄所动，谢绝了这一委任，仍然留在成都自学和从事爱国革命活动。有学者认为卢作孚一生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阶段。卢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作孚加入同盟会，投身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可以算作他跨越了人生的第一阶段。

　　3.艰难的求索——上海之行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但革命却远未成功。不少野心家、阴谋家和一些因势趋利的旧官僚政客打着革命的旗号钻进革命营垒，却干着敌视革命，甚至破坏革命的勾当。一旦他们大权在握，便露出了反革命的真面目，又向革命者挥舞起屠刀。辛亥革命才过了没两年，就有无数革命党人惨遭杀害，中国大地，再次陷入四分五裂和白色恐怖之中。诚如孙中山的痛心之言：“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来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中国如此，四川更甚。1913年，四川军阀胡文澜当上了四川都督，坐稳了江山之后，反革命原形毕露，在四川特别是在成都开始大肆搜捕和杀害革命党人。卢作孚的亲朋好友都为他担心，劝他赶快离开成都。风声越来越紧，卢作孚不得不离开成都，徒步返回家乡合川。

　　谁知刚走到大足县境，半夜三更，突然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闯进了卢作孚所住的小客栈，不由分说，将卢作孚抓起来，押到大足县城牢房里关起来。卢作孚心里明白，在此生死关头，只有沉着冷静，方能逃脱此劫。第二天过堂时，面对审讯者，卢作孚不慌不忙，从容应对，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审讯者看他像个穷学生，只好将他放了。

　　然而卢作孚的心里却十分沉重，他和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十分困惑不解：为什么辛亥革命轰轰烈烈，推翻了清王朝，得来的却是外侮日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无宁日？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国家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少革命者困惑、彷徨；有的人牢骚满腹，借酒浇愁；有的人看破红尘，削发为僧；有的人意志消沉，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而卢作孚却没有悲观失望，他在积极地思索：中国究竟该走什么道路，才能摆脱苦难，走向富强。由此，他开始了新的人生思考和追求。

　　卢作孚虽然还没有找到救国之路，但他却明白，要求得救国真理，必须有新知识、新思想充实自己，必须走出当时交通不便，相对封闭的四川，到外面去经风雨、见世面。此时，四川的不少革命者都到上海去寻求救国真理，那里经济发达、信息灵通、思想文化活跃，卢作孚决心到上海去。

　　1914年，年仅21岁的卢作孚第一次离开四川，乘轮船沿长江，来到了大上海。当他终于找到了那些当年和他一起在成都闹革命的朋友时，十分高兴。但很快他就失望了。这些人大多并非真正的革命者，而此时他们有的正忙于官场钻营，想捞个一官半职；有的沉醉于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之中，哪里还想得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卢作孚愤然与他们断绝了来往，他利用上海有众多图书馆和各大书店的便利，开始了如饥似渴的读书。整整一年的时间，卢作孚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读书上。

　　然而此时卢作孚在生活上则十分艰难。那时他没有工作，除了家里寄一点钱外，就靠自己发表点小文章得点微薄稿费过日子。这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要生存下来实在太难了。他只好住在最便宜的亭子间，有一顿没一顿的过着。有一天，楼下住的裁缝发现卢作孚有好几天没下楼了，感到奇怪，就上阁楼来瞧一瞧，原来卢作孚已三天没吃一点东西，饿倒在床上。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卢作孚探索求知的决心却没有稍减。

　　恰在此时，他结识了著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卢作孚1914年去上海。图为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卢作孚到上海后常常饿着肚子在这里刻苦读书。

　　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黄炎培虽然比卢作孚大15岁，且在2年前出任过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一年前又任教育部“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已是教育界的名人。但他见到卢作孚后，却十分佩服卢作孚求知上进的精神和关心国家命运的胸怀。因此，两人一见如故，心灵相通，很快成了好友。在黄炎培的引荐下，卢作孚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学校和教育设施，读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书。慢慢地，卢作孚的思想逐渐有了一个明晰的观点，那就是要救国，必须要使民众觉醒，要广开教育之路，让老百姓都能受到教育。

　　“教育救国”思想的逐渐形成，是卢作孚上海之行的最大收获。

　　4.狱中抗争

　　1916年春，卢作孚从上海回到合川，在福音堂小学教数学，哪知才过了一个月的安定日子，卢作孚却因一件阴谋陷害事件锒铛入狱，真是祸从天降。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卢作孚的哥哥卢志林是成都《群报》的合川特约通讯员，不时为该报写稿。就在此时，合川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县的人命案。在审此案的过程中，合川县的县大老爷田某由于收受了罪犯家属的贿赂，竟亲自出面包庇杀人凶手。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此事终于暴露出来，全县一片哗然。卢志林出于记者的良知和责任感，如实将这件事在《群报》上发表了。其实，在这篇文章里并未对田县长指名道姓，只是影射了他贪污受贿、包庇凶手的丑行。

　　但田县长心中有鬼，得知此事后，自然对卢作孚兄弟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没过几天，卢家兄弟的好朋友胡伯雄到合川来登门拜访，正当他们3人在家中谈得火热时，没想到一伙荷枪实弹的士兵闯进屋来，不由分说，将3人捆绑起来，押进县大牢，罪名竟是卢家兄弟私通“土匪”。

　　原来当时湖北有个土匪头子姓熊，这田县长为了陷害卢家兄弟二人，故意把胡伯雄混淆为“湖北”的“熊”某，诬陷卢氏兄弟二人与土匪有勾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卢作孚兄弟无端被打入牢房，哪里会甘心含冤受屈，枉坐监牢。他们要申诉，要揭露这一挟嫌报复的事实真相。其实，当时在合川，不少人都知道给卢氏兄弟安上这“通匪”罪完全是无中生有，借机报复。连关押他们的狱卒也充满了同情。当狱卒知道卢氏兄弟要写申诉书时，趁深更半夜偷偷给他们送来了笔墨纸砚。

　　卢作孚怀着满腔激愤，写了一封《告全县各界人士书》，揭露事实真相，申诉自己的冤情。卢作孚犀利的文笔，畅快淋漓，一时传遍合川街头巷尾。合川的绅士名流，见合川居然有如此人才，却蒙受不白之冤，深陷囹圄，哪能坐视不救。于是联名作保，卢氏兄弟和胡伯雄才出了牢房。

　　从此，卢作孚的名声大震，成为合川的名人。

　　5.文笔犀利的记者

　　卢作孚在狱中写的《告全县各界人士书》不仅震动了合川，也引起了成都《群报》主持人李劼人的注意，认为卢作孚的人品文品都让人钦佩，于是诚邀卢作孚到成都任《群报》记者。卢作孚身世坎坷，又有强烈的爱国心、正义感和敏锐的政治头脑，加上他挥洒自如的文笔，因此当了记者的他，把对社会的观察，对人民的疾苦，对国家的忧患，都在《群报》中展现出来。他在《群报》上发表的《各省教育厅之设立》中说：“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提出“教育经费之宜谋优裕；教育权限之宜谋扩张；教育人才之宜谋独立”，等等。他的这些文章大受读者欢迎，自然引起反动当局的憎恶。《群报》以其新文化的视野和激进的观点，以及对政治腐败的深刻揭露，成为成都最有影响的报纸，但也预示着它不可避免地被当局查封的结局。果然，不久，《群报》被查封。

　　1919年春，李劼人在成都又创办了《川报》，他马上给已在合川中学教书的卢作孚写信，请他担任《川报》的主笔、编辑及记者，卢作孚愉快地答应了。

　　卢作孚上任不久，就爆发了由北京学生率先发难，使国人真正觉醒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成都各校学生积极响应，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卢作孚脱下长袍，穿上一身灰麻色学生服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热情洋溢地参加了示威游行，又以主笔和记者的身份，以《川报》为舆论阵地，及时报道了学生爱国运动的动态，撰写了不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的文章和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在广大市民和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如当时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运动领袖的张秀熟（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曾说，《川报》是当时成都唯一一张替学生说话的报纸。

　　赏识卢作孚的才华，把卢作孚聘到《群报》、《川报》当记者的李劼人。

　　1919年重庆学生举行声援“五四”大游行。

　　1919年秋，李劼人去法国勤工俭学，他郑重地把《川报》委托给卢作孚，卢作孚担任了《川报》社长。从此，《川报》更成了宣传爱国主义和新文化的阵地，成为了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喉舌，成为四川最有名气的一份报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卢作孚在《川报》上还特辟了《省议会旁听录》专栏。这是报社为市政公开，增加政治透明度，维护公众知情权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卢作孚常常去列席省议会，并将省议会的议题辩论、议决情况整理成文，在《省议会旁听录》专栏中刊登出来。当然，卢作孚不只是单纯客观地记录，而是加进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对省议会违背民意的议案和举措，他都撰文抨击，很受读者欢迎。

　　卢作孚清醒的政治头脑，深刻的见解和犀利的文笔，使他在成都舆论界享有很高威望。一些当权人物和省议会也不禁对他另眼相看，甚至想以优厚的薪金聘他出来做官。如四川督军熊克武要聘他兼任督军署的委员，省议会也要聘他兼任议会秘书，这些都是挂名领干薪的官职。但卢作孚不为所动，因为他的理想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6.难得的教师经历

　　别看卢作孚只是小学毕业，但他却多次当过教师，不仅当过小学教师，还当过中学教师和师范学校的教师，而且当得十分出色。1913年，年仅20岁的卢作孚到川南江安县的县立江安中学担任国文和数学教员。1916年，到合川县福音堂小学教数学。1917年，到合川县立中学当数学老师兼监学。1923年，到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兼校副董事长。10年中4次到不同学校任教，对卢作孚来说，是一生中难得的教书经历。

　　如他在江安中学教数学和国文时，校中一些教师听说卢作孚只有小学毕业程度，就对他投来轻蔑的眼光，甚至连学生也对他的教学能力表示怀疑。一天，一个学生拿出4道数学题请卢作孚解析。卢作孚一看题十分难，便知这个学生是有意考他。他不动声色，对那位学生说：“明天上课时我来解答。”当晚卢作孚反复演算到深夜，4道题竟答出了3道。第2天，他在课堂上把3道题分析解答得头头是道，让学生们口服心服。连这所学校教数学最有名气，被称为“数学举人”的何姓教师，也对卢作孚刮目相看，学生们对他更是佩服了。

　　卢作孚教数学，有独到的教法。他曾回忆在江安中学教数学的方法：

　　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门口。1923年卢作孚应聘在此校教国文。

　　我曾教过中学的算术，用学生自学的方法，最初教得很慢，整整一学期，才把基本四法教完，而那班学生即可拿他所学的问题，去考那些高班次的同学，而不能解答。至于他们以后学分数，学比例，学百分……太容易了。因为那都是由四法演变下去的，所以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很快地学起来了。他总结自己的教学方法时说：“唯一的施教方法，就是教学生如何去思想，并且如何把思想活用到数学上去。”

　　但对于卢作孚能否教好国文，特别是教好古文，老师学生更是有疑虑。哪知卢作孚在过去自学时对古文下过一番苦功，曾用半年时间精读了全套《古文辞类纂》等古文经典，早有厚实的古文基础。因此上起国文课来，讲解精透，深入浅出，大受学生欢迎，使学校里那些自以为精通古文的老举人、老秀才也惊叹不已。合川那位著名史学家张森楷得知自己的学生这么有出息后，十分高兴，特邀卢作孚参与他主持的《合川县志》的编撰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当时有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教育家，曾做过清朝四川劝业道台和广东将弁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的周善培老先生，见卢作孚古文根底深厚，竟要他为自己撰写墓志铭。他可不是说着玩的，几次见到卢作孚，都不忘提醒道：“作孚吔！我的墓志铭哦！”

　　卢作孚当教师，非常注意改进教学方法。他教国文时，“让学生自己选文读，自己讲”，他只听和问。他自称这是把教师、学生的教与学的关系“颠倒过来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学生真比先生讲得好，因为先生是马马虎虎，学生是用过一番功夫”。

　　更出人意料的是，卢作孚教学生写作文从不出题目，而是让学生按自己的心意将作文写好了交给他，他最后才加上适当的题目。卢作孚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大家须知道富有天才的好文章，就是一个人自己想说的话，恰如其分地写出来。必须自己有想说的话，自己有深刻的体会或感动，然后才能写得出很深刻、很生动的文章。”为此，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当时二女师另外有一班的国文卷子送我改，因为那一班的国文教师出了一道国文题叫做“欧化文体，何以不适宜于中国文学？”这样困难而非学生所要求的题目，没有一个学生做得来，有一个学生却有几句很自然的话，我觉得真是文章，并让学生和教师都传观。那几句话是：“我自忖我的能力，实在不能够解答这个问题，但先生出着这一个题目了，没奈何也只好勉强敷衍，做这篇文章。”

　　卢作孚当了多年教师，他的体会是：“最好的教师，是帮助学生自己学习，帮助学生自己解决实际问题，个个学生都有他的天才，要看教师如何去帮助发展他。”

　　这是1923年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师范班毕业照。卢作孚曾在该校教书。当时女生剪短发为新时尚。

　　7.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对于27岁的卢作孚来说，是他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他由陈愚生介绍，加入了当时在全国青年中极具感召力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1日，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其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这样宽泛的理想主义宗旨和信条包蕴着反对封建保守、崇尚科学进步、重视探索创新、严格自律自重、改造建设中国等内容，这对当时追求进步、富有理想的青年具有很大感召力。因此，入会的会员大多数人都是当时勇于思考探索，富有抱负雄心，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青年。蔡元培当时就认为虽然这一时期新生的社团众多，但“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它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少年中国学会前后只存在了7年，据说全部会员也只有110多名，但它网罗的几乎都是当时的青年精英。如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张闻天、恽代英、萧楚女、王光祈、卢作孚、曾琦、赵世炎、许德珩、宗白华、张申府、左舜生、周晓和、黄日葵、李劼人、杨贤江、高君宇、李璜、王德熙、沈泽民、刘仁静、朱自清、杨钟健、穆济波、康伯情、舒新城、吴俊生、余家菊、陈启天、方东美等等。这些人当中，有的日后成为坚定的革命家或共产党的领导人，有的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佼佼者。难怪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人在审视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现状后感叹说：“现在的中国，已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可见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是多么大了。

　　卢作孚的一生，深受少年中国学会崇尚科学与民主，为改造建设中国而奋斗的思想影响。他一生都在为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国的富强而努力拼搏。

　　1925年10月25日，卢作孚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的“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中写道：

　　1.彻底的改革教育，以“青年的行为”为教育中心；

　　2.以教育方法训练民众，为种种组织、种种经营，以改革政治，绝不利用已成之一部分势力推倒他一部分势力，但谋所以全融化之或全消灭之；

　　3.以政治手腕逐渐限制资本之赢利及产业之继承，并提高工作之待遇，减少其时间，增加工作之人，直到凡人皆必工作而后已。

　　实际上卢作孚在填此表时，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已成立近半个月，从他确定的公司宗旨“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中，也可以看到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正是他努力实践的理想和目标，而且为此奋斗了终生。而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可以说早已深入到卢作孚的骨髓之中，在他一生中都时时刻刻体现出来。

　　卢作孚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同盟会”、“少年中国学会”，参陈愚生（？～1923年），与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是卢作孚的朋友和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介绍人。

　　加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有学者认为，“与卢作孚同时代的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胡适等等，后来能够成为‘各领风骚’的历史伟人，应该都与年轻时受到时代浪潮的洗礼，进而树立高远的志向有密切关系。”纵观卢作孚创业、奋进的一生，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