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20章 领导人浮奢导致中共台湾地下党被破坏

　　徐焰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共台湾工委为何遭受大破坏》，披露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创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泽东曾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时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地下党组织。

　　可惜的是，几个月后，在解放军开始筹划渡海攻台而急需内应时，中共台湾工委在一九五O年初却遭到近乎覆灭性的损失。

　　一八九五年，台湾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一些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女革命者谢雪红在一九二五年便于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邓小平、蒋经国为同期同学。

　　一九二八年四月，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共产党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成立，后被人俗称“老台共”。台共书记为林木顺，蔡前（后改名蔡乾）、谢雪红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

　　台共在中共中央帮助下建立，不过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当时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归日共领导。

　　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于一九二九年在台湾中南部通过“农民组合”发起小规模暴动，但日本警方两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如蔡前回福建后进人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跟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抗战时还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该省建立组织。当时在延安的蔡前是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虽然此前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中共中央鉴于他熟悉岛内情况并经过长征考验，还是任命其为台湾省工委书记。

　　一九四六年四月，被任命为台湾工委副书记的台湾籍干部张志忠先行到达台北，七月间蔡前抵达，并联络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组织。由于台湾受日本半个世纪统治，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工委一年内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

　　国民政府刚上岛接收时，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对重归祖国感到兴奋，随后又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搜刮恶行极度失望，不少人对共产党产生向往并要求入党。不过其中一些人出于赶时髦，意志并不坚定，遇到风浪便逃避，李登辉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九四六年九月，刚从日本回台湾大学农学院就读的李登辉申请加入共产党，很快得到批准。一九四七年二月末“二二八”起义时，李参加了一些宣传，随后因国民党军警特展开血腥镇压，便躲起来不参与活动。

　　一九四八年夏天，毕业后担任台湾大学助教的李登辉找到中共台湾学工委要求退党，经挽留无效后便予同意。不过李答应保守秘密。

　　据几十年后退休的台湾特务头子回忆，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后，国民党当局也知道了李登辉这段历史，曾将他拘留审查过七天，放出后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定期汇报，外出也遭跟踪。直至一九七〇年代初，蒋经国强调“吹台青”（即提拔台籍新人）时提升了李登辉，才向其说明：“你的有关材料已经被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卷起全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变，中共台湾工委因事先缺乏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斗争。

　　进入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统治在大陆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加强。此时台湾工委只看到逃台的国民党军人心惶惶，以及众多群众认为解放在即，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解放，蒋介石撤至台湾。此时台湾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一千三百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二干人，比起岛内七百多万人口，力量仍很薄弱。

　　此时工委却开始在山区建立武装据点，在台北市内印刷《光明报》散发，并大力发展党员。工委还在《攻台建议书》表示：“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根据这一估计，工委只以几个月的短期准备来策应解放军登陆。

　　一九四九年七月，撤到台湾的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在高校内发现《光明报》，顺藤摸瓜破坏了印刷场所，并掌握了上层领导者“老郑”（即蔡乾）的线索。十月间，保密局通过刚混入中共高雄工委组织的一名老牌特务，逮捕了其“上线”李汾——这个工运负责人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让他去与陈接头，对陈实施了抓捕。

　　陈泽民被捕后经严刑拷打虽不肯说出“老郑”身份，却暴露了他的住址，不过特务赶到此住所时已空无一人。十二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的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此人只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他一眼便看出此人追求享受，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三个低层特务便让他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此人突然跑掉。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台湾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这是地下工作不允许出现的大错误——因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者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等便认定吴石中将在向中共提供情报，经上峰同意将这个重要“卧底”抓捕，几个月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

　　两个月后，谷又掌握了蔡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得知他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此人的特务去查找。

　　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见此反常目标，特务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是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

　　蔡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妻妹来监狱同住。谷正文听后大笑，马上把小姑娘送来。

　　原来蔡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当地有日本经营的基础而在经济水平上远高于大陆，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原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便同仅十四岁的妻妹同居，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进入一九四九年后，蔡乾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以关照。

　　蔡乾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据国民党当局统计，共抓捕一千八百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中共台湾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渡轮回大陆，因蔡乾供出其行程而在基隆码头被逮捕。工委在山区的一些武装训练营地也被特务掌握了线索。一九五〇年三月间，“竹子坑武装基地”遭到破坏。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一九五二年，在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

　　当对蔡乾和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特务头子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并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人“批斗”蔡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一九九〇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对此案的总结是——“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