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二卷）

第29章 赵丹的磨难

　　◎赵青

　　在中国影坛上，几十年都不会被观众遗忘的影星并不多，赵丹就是其中的一位，人们至今还记得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在银幕上创造的一个个形象。

　　然而，他为电影的一生，过得并不愉快。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磨难，再次得到“解放”后，又不能实现朝思暮想的一个个银幕梦。由他女儿赵青撰写的《我和爹爹赵丹》（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子夜时分，我爹赵丹所住的上海湖南路八号三层，被一批口戴大口罩，臂别“红卫兵”袖章的十几个造反派，撕下海燕厂造反派的封条大肆抄家。唯一引起他们兴趣的是信件、照片、杂志……甚至于连钢琴的空腔，镜框的里芯都一一打开，完全是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抄家能手，一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才提着几大包查抄的物品，下楼去了。

　　后来才知这批人是空军特种部队造反派，奉江青命，目的是要追回江青与他第三个丈夫唐纳的一些信件、照片和有关资料。

　　同一天，郑君里、顾而已家也被同样抄了家。

　　江青妄想一笔抹去她肮脏的过去，下毒手害死了多少好人啊！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和导演们：郑君里、顾而已、应云卫、舒绣文等人因批斗而惨死，上官云珠跳楼自尽，徐韬身投钱塘江自沉的噩耗，相继传来。

　　这时正当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我的堂弟（叔叔赵冲的长子）赵羽和我爹的养子周伟先后到北京，在我家住过一阵子。我从他们口中得知我爹惨遭迫害的情况：我爹被揪斗得十分厉害，不仅在厂里斗，还经常在社会上示众揪斗，有时一天要被揪斗七八场子。不少人是看电影明星出洋相。

　　只有周民一个人是“保爹派”。谁贴我爹的标语，周民夜深人静时就去门口撕下来。我爹劝他：“民民，你年轻，要为自己前途着想啊！”

　　周民说：“我不怕。爸爸，你是无辜的，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在那种气氛下，周民能这么想是很不容易的，我听后深为感动。就是“文革”后我爹也亲自向我夸过周民。因此我爹对周民是格外的喜爱，连我对他也是十分尊重。

　　“四人帮”死不放过我爹。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我爹跟白杨阿姨等人一起正式被宣布逮捕，手铐脚镣，锒铛入狱。这一关又是五年多。在狱中是死是活？杳无音信！

　　一九七二年冬，我又再次回上海探亲，我爹还在监狱中待着，仍是杳无音信。

　　一天宗英妈妈要约我和冲叔叔谈话，就定在了冲叔叔家。宗英妈妈很郑重其事，只跟我和冲叔叔谈，这样我们三人进了冲叔叔卧室，把门关紧。

　　宗英妈妈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爹爹就要从提篮桥监狱假释出来了。”

　　我一听爹爹快出来了，高兴得心快跳出来了，可住下听不对劲儿了。

　　“在他放出来前，我要向你们赵家人讲清楚。因为阿丹定了敌我矛盾，为了你弟妹阿桔、阿左、阿劲他们不背上反革命家属的黑锅，为了他们将来有个好出路，争取光明的前途，我决定在你爹爹假释出来后，正式同他离婚。”

　　我和叔叔听了大吃一惊，这点我是万万没想到。冲叔叔愣了一会儿，急忙央求她：“阿嫂，求求你，可千万别这样忍心抛弃哥哥。阿嫂，你就可怜可怜我苦命的阿哥吧……”

　　宗英妈妈说：“现在讲阶级路线，敌我矛盾就是阶级敌人！我也是给逼迫得没法子了。”

　　我几乎是求宗英妈妈：“妈妈，你千万别这样做！现在我们北京正在学习八三四一部队政策经验，推一推就是敌我矛盾，拉一拉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我爹又不是死不悔改，我们大家拉他一把，不就回到人民内部矛盾了吗！”

　　宗英妈妈说：“你们替我想想。我是先给你们打个招呼，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和叔叔两人再次劝说她、央求她，她却再也不回话，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爹在监狱关押了整整五年零三个月，才作为“假释”放出来。但他的问题还未做“最后结论”，他下放在奉贤农场继续监督劳动。每个月底可以进城回家一次。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处高潮，上海来电告知外婆病危。我硬着头皮请假，工宣队终于批准，我急忙回上海看我爹。

　　因为事先联系了，农场提前放我爹回家等着。父女在离乱中相见，抱头痛哭！

　　不知哭了多久，我抬头看爹爹，害怕得不敢认。他，几乎完全不像他了！变成一个又老又黑又干巴的小老头儿。他还不到六十岁呀，十八年前那英俊、潇洒、豪迈的美男子，到哪儿去了呢？我爹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

　　“爹爹，你的牙，怎么搞的？”

　　我爹遮掩着嘴巴：“打的，几乎掉光了。说话总漏风，不好听。这回要是演糟老头子，真省事儿了，不用化妆啦！”

　　我问：“在监狱里他们待你怎么样？”

　　我爹的目光暗淡下来，阴沉沉的，似乎不愿提起。我心疼地追问：“受刑了吗？”

　　他迟疑着，吞吞吐吐漏了一句：“和新疆监狱里受过的差不多。”

　　我顿时明白了。我想起从前他说过的，在新疆监狱里被火钳烫、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吊起来挨皮鞭抽打……我不忍心再问了。也知道有纪律，我爹不敢说。

　　我安慰地说：“活过来了，没被整死就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幸福！”

　　父女双双含泪的眼，久久地相望着。

　　坐定下来后，我有一团多年的疑云，急于搞清：“爹爹，到处传说你跟江青‘有一腿儿’，所以江青才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爹神情严肃，沉思良久：“阿囡，爹爹对你从来没隐瞒过任何事情！我跟她，确实没发生过关系。三十年代，你妈咪是一流演员，又温柔又漂亮，众所周知，我对你妈咪最专一了。江青一个三四流演员！”

　　我爹愤愤地点燃一支“生产牌”烟卷，仰头喷了一大口说：“当年她死乞白赖猛追我倒是真的……”他沉吟半晌，咳嗽一声，下了决心似地说：阿囡，有一件事，爹爹当年害怕，没敢告诉任何人。一九六〇年我为拍《鲁迅传》去杭州，正巧她也在杭州宾馆，一定要见我！就在宾馆大门口，她突然紧紧地拥抱我，亲我。我躲也躲不及，又尴尬，又害怕。

　　接见后，她还约我夜里再来宾馆找她。那天我紧张坏了，晚上我没去。心想：她已不是三十年代的蓝苹了！犯上就是作乱，人命关天哪！可了不得，天一亮，我就坐火车离开了杭州。估计这件事又触犯了她。

　　“后来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事，你都知道了。她对我直发脾气，为什么不听上海柯庆施的话，而要听周总理的话？我跟她真是什么也没有，只是对她在三十年代的情况知道得多一点儿。这个人是很记仇的，要把我们一个个全害死，顾而已、郑君里全被害死了！后来我在监狱里也差点被害死。”

　　我神经马上紧张起来：“爹爹，快讲！”

　　我爹给我讲起事情的来由：“当时我还蒙在鼓里，还是过后听别人给我讲的。有一次是由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办、工作组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在一间小小会场内，挤满了三四十人。主席台上有王洪文、徐景贤和工宣队一办的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大多是文化电影系统工宣队、造反派头头和搞专案的工作人员。会议开始徐景贤讲话，接着王洪文讲话，他恶狠狠地说‘我看哪，赵丹可以杀，如果不宜公开枪毙的话，就在关押中把他搞死算了’。这时会场上突然冒出一个人来，提出不同的意见‘嗳，这可不行啊，在关押中搞死，由谁负责呀？’王洪文脸色突变，忙问：‘这个人是哪儿的？’这人无所顾忌，起身自我介绍‘我是上海人艺的籍耿龙’。岂不知籍耿龙这么一说，他们怕暴露，不敢在关押中搞死我，让我死里逃生。可籍耿龙自己却从此遭到飞来的横祸，不明不白被逮捕入狱。今后我可要好好感谢他，救了我一命的恩人哪！”

　　听了以上爹爹的解释，我解开了心中疑团，这才真正放下了心。

　　我敏感地又问：“爹爹，宗英妈妈对你怎么样？”

　　爹爹似有话而无法说出口。我将他出来前，宗英妈妈正式向我和冲叔叔提出离婚一事告诉了他，让我爹好有个精神准备。但我提出了我的主意：“在目前情况下，主动权在宗英妈妈那边。但你要忍着，为了弟妹们，尽量挽回关系，保持下去！”我爹点了点头。我心想我爹真是太可怜啦！

　　我爹又跟我讲起在运动中帮助过他和整治过他的人。只有在患难之中才能真正分辨人啊！在危难时刻出现的真情，我爹真是记一辈子啊！

　　他又讲到上影厂的情况。他万万没想到，他平时对他们这么好，总在一起合作的几位演员，有学生，有同辈的，会对他批斗这么狠啊！叫我爹好不伤心啊！“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太过分了！”我直劝我爹，莫伤心，在那种情况下应该理解和谅解他们。看来我爹心中对他们已结下了疙瘩。

　　我爹又说：“奇怪得很，平时和我交往不多的几位老演员，对我可真好啊！白穆、张伐、舒适，在干校对我特别关心照顾，令我十分感动，尤其白穆经常到家看望我，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我爹对他们的情谊一直记在心间，由此我也对他们更尊敬三分。在我爹去世后，我的舞剧电影《剑》就是舒适主动提出担任导演的。他定是看在我父亲生前的情谊上。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终于倒台了！人民熬尽了十年的煎苦，终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四人帮”虽被粉碎了，可被“四人帮”迫害最深的“阶下囚”赵丹，却迟迟不能“解放”。甚至恶语中谣言四起，说赵青是“赵丹跟江青所生，从两人姓名中各取一字”，还有鼻有眼说是美国女记者威特克所写《红都女皇》一书中有此记载。我没看过这本书，可在大街上油印的该书一节，我亲眼看到了，书中记载着赵丹与江青一起去敌后方，结果江青去了延安，赵丹去了新疆，在途中他们生下了赵青。

　　真是天大笑话！竟连我们团内和我同事多年的个别老演员，也血口喷人！“赵青长得多像江青！”真把我肺快气炸了。为什么“四人帮”得势时不这样讲，而“四人帮”倒台后却要造这谣？而且有人深知我身世，这要做什么？无非让我永无抬头之日啊！

　　我的亲生母亲叶露茜、我刚出生接我出院的金山伯伯，都是最有力的证人。何况我出生时，江青还没这个名字，她当时叫蓝苹，江青是到延安后才改的名字。简直牛头不对马嘴，只是一个可耻的笑料而已，真是让人恶心！

　　一九七七年初，我爹虽还未落实政策，却被允许开始工作，给电影《八一风暴》当导演。刚去江西体验生活回来，他像小孩一样高高兴兴地来到北京，见到了我，兴奋地把上海当时粉碎“四人帮”时欢腾的气氛给我描述了一番。他又告诉我，宗英妈妈和他和好如初，再也不提离婚的事啦！

　　连日来父女俩又是说不完的话；父女俩一起畅想着未来，要把受“四人帮”迫害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多演戏，多拍戏！

　　他说中国三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一定要拍成电影，这是中华民族的精髓。有的他当演员，有的他当导演。拍出来一定是一部划时代的佳作。他说他还要出演《鲁迅传》、《阿Q正传》、《李白与杜甫》等等。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八一风暴》竟没拍成。我爹唉声叹气，没有办法。

　　年底，爹爹终于“解放”了。虽然听宗英妈妈说，在我爹落实政策的书面文件上还没签字，但他确实可以和大家一样，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五年零三个月的牢狱生活，吃尽“四人帮”的苦头，压在头上的一块重石终于搬开了。他又重见了天日，他又可以有重上银幕的机会了。

　　很快他接到了通知，要他与白杨一起在两天之内，赶排出一个朗诵节目，在上海文化广场向群众亮相。我爹和白杨阿姨两人在电影界是最后“解放”的。他俩是多么惊喜，他们以惊人的记忆力，很快就背熟了朗诵词《中南海的明灯》，并即刻进入排练。

　　那晚上，上场前我爹十分紧张。当报幕员报出了赵丹、白杨的名字时，上海文化广场一万多名观众顿时报以浪潮般的掌声，久久回荡！

　　过些日子，张瑞芳阿姨告诉我爹一个好消息：“阿丹，我们推荐你在《大河奔流》里扮演周总理！这下子可让你过瘾了吧！”我爹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一样蹦跳起来。

　　我爹耐心等待了很长时间。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大河奔流》的正式邀请书来了，郑重通知他在该片中扮演周恩来。

　　我爹简直高兴坏了：“把周总理的形象搬上银幕，全国就数我最有条件。和周总理经常接触，我太熟悉他了。我演周总理，不仅会形似，更重要的是能神似！因为我和周总理是老朋友了，我最有资格演他！”

　　整整一个月，我爹关在北影招待所，终日认真研究周总理的文献资料，仔细揣摩周总理生前的大量纪录片。一言一笑一举一动地琢磨周总理的神态表情和心理活动，我爹好用功，好用功！

　　个把月，我爹又来看我啦，带来两张他扮演周总理的试装照片。真是太像啦！我爹说全摄制组都拍案叫绝，连瑞芳阿姨也大叫大嚷：“周总理复活了！”我真为我爹试成功叫好！

　　我爹告诉我，要感谢口腔医院的刘东亮大夫，是他一双巧手，将我爹的脸腮托宽托方了。周总理的脸是方脸方腮，而我爹的脸是鹅蛋脸，圆下巴。刘大夫为我爹精心设计，努力实践做了一副塑料腮托，住口内一叠，果然把脸绷了起来，变成周总理那样丰满宽厚的方脸方腮了。

　　到了秋天，我爹怒发冲冠来到我家，说不让他演周总理了。说什么某位将军认为：“赵丹太有名了，再演也是赵丹，观众不会相信他是周总理，会影响影片的政治效果。”更有位官员认为，赵丹历史上跟江青的关系究竟怎样，还没彻底搞清楚，因此赵丹演周总理不合适。

　　我问是哪两位领导讲的？我爹自己也没搞清，总之不让演了！

　　我爹气极了：“莫名其妙！我怎么不像？只有我最有能力、最有条件演周总理！政治上我已经彻底平反啦！我是被冤枉的！我有什么问题？”

　　我爹告诉我，谢铁骊、张瑞芳他们拼命为他说情，也无济于事。

　　我爹跟北影厂厂长汪洋都吵翻脸了。我爹还亲自找到了文化部长黄镇，责问他为什么：“过去旧社会我和老板订了合同还不作兴撕毁合同的，今天新社会，为什么作兴撕毁合同？”听得我也目瞪口呆，无言对答。

　　我爹为此事百思不得其解！他痛苦！他烦恼！这回打击可非同小可。从此我爹再也不提此段伤心事，白天变得沉默寡言，傍晚一个人蒙在被子里偷偷痛哭……

　　周恩来总理的电影形象演不成了。我爹虽很伤心，但他还在顽强地奋斗，立志再上银幕。

　　一九七八年，我爹来北京。见了我又发牢骚：“白桦不讲信义！‘文革’前答应将剧本《李白与杜甫》交我，让我演李白，谢添演杜甫，这是珠联璧合的搭档。在监狱中我一直构思这部片子，连分镜头都想好了。可这家伙现在却又答应给另一演员来演李白，根本不是演这戏路子的人！”

　　我说：“那你拍《鲁迅传》吧！”我爹说导演陈鲤庭手里有戏，又不能很快地抽出来。

　　我爹又想演《阿Q正传》。田汉和陈白尘都曾经把这部不朽作品改写成剧本，多次搬上话剧舞台。当年在重庆的时候，我爹还亲自导演过这部戏呢。怎奈改写电影剧本的大编剧陈白尘身体不好，剧本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现在只好和你妈合作写电影《闻一多》。”

　　谁知真是天不从人愿！等过一段时间，我爹又告诉我，《闻一多》又拍不成了，说这片中有反美情绪，因为中美马上要建交了，又不让演。我说：“这是历史！”我爹说：“中国戏剧、电影总与政治有关！”他非常懊恼，无非又是一次打击。

　　为重新上银幕，为拍出好电影，我爹四处奔走，八方呼吁，磨破了鞋底，磨破了嘴皮。上访、个别谈话、写信、打报告，大声疾呼：“各位领导同志！赶紧让我拍电影吧！我快要饥不择食了！可怜可怜我这饿煞鬼！”

　　不久，日本电影界提出：希望中日双方共同拍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由我爹主演“中国棋王”。我爹高兴地说：“哈哈，总该时来运转了吧！”

　　但是，一九八〇年初上海来信说：我爹在春节时不思饮食，也不能喝酒，胃总疼痛，怀疑胃出了毛病。四月我爹住进上海华东医院，一直误当胃病治疗，吃药打针，总不见好转。

　　我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面容枯槁，嘴唇发黑，说话已经很困难，后来就长久地昏睡不醒。他为人们付出那么多，但他又得到了什么呢？

　　他得到了一场梦。我爹一辈子做的尽是电影的梦，他一生拍过四十部电影，参演过五十多台话剧，但他最好、最美、最催人泪下的杰作，是他“未完成的杰作”。一旦自由，总该了却心愿了吧！但是……

　　这可怕的“但是”，可悲悯的“但是”，可诅咒的“但是”！

　　八月一日，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来医院探望他。这件事表明北京医院已经向中央打了“赵丹病危”的报告。我爹却在病榻上向华国锋说：“文革‘以来十四年了，粉碎’四人帮也已经三年多了，但是我还没有拍成一部电影！不好向老百姓交待！”

　　一九八〇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时，我爹在北京医院动了外科手术。医生们打开了腹腔，直观之下，病变比想象的还要严重。

　　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爹爹最后一篇呼吁书，爹爹在文章结尾说：“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讨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但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习惯，不是真理，更不能尊为铁板钉钉的制度……每有争议，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这篇临终遗言，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巴金、冰心、夏衍、曹禺、阳翰笙、白杨、张瑞芳、陈荒煤等文化名流，纷纷表示衷心的支持和钦佩。

　　一九八〇年十月四日下午，跟每天一样，我从中国歌剧舞剧院排练场赶到北京医院。这次，见到宗英妈妈拿着一个笔记本在那里正等着我。

　　“阿囡，你爹他今天早晨比较清醒，他留下了遗言，我应该告诉你。”

　　说罢，打开笔记本念起来：

　　听，你爹他是这样说的——宗英，你辛苦了，我们夫妻关系是和睦的，家庭子女是快乐的……

　　人活着或者是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

　　遗体捐赠给国家，由医院解剖分析，对医学作最后一点贡献；

　　不开追悼会，不要奏哀乐，我喜欢贝多芬、柴可夫斯基……

　　“骨灰，一半埋葬在日本聂耳墓旁，另一半撒在柳州柑橘树下……”

　　静默之中，女儿理解了爹爹的心意……这篇遗言是我爹生命交响曲的最后乐章。十月十日凌晨二时四十分，我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爹爹去世后，按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分为两个骨灰盒，一份准备送往柳州，一份准备送往日本。

　　宗英妈妈是我爹主要合法继承人，这后事的妥善处理，主要应由她承担。爹爹去世后她一再表示她要尽心整理爹爹的遗著，并撰写《赵丹传》，为爹爹树碑立传，以继承爹爹的遗愿！她说，为了安排骨灰安葬事宜，要有一筹备阶段，故将我爹的两个骨灰盒暂寄北京八宝山公墓存放。我表示服从。

　　冬去春来，每年清明和父亲的祭日，都由身在北京的女儿——我，前往八宝山去祭奠父亲的亡灵。

　　一九八三年春，宗英妈妈在北京给我来电话，约我第二天同住八宝山取回我爹的骨灰盒。第二天我走到我爹骨灰盒安放处，却不见我爹的骨灰盒。左打听右打听，才知已挪放到另一间靠边高处的旮旯地。取下时满是灰尘，连骨灰盒上名字也更换成随便写的错别字“赵舟”。我们内心十分气愤，为什么出现这样反常的变化？

　　从宗英妈妈口中才得知是因为又在搞运动引起的。但总也想不通，为什么连安放死人骨灰处也要卷入这场斗争？

　　怀着沉重的心情，手捧着爹爹的骨灰盒离开了八宝山公墓。宗英妈妈说，她护送一份回上海老家，另一份骨灰盒就放在北京我的小家。这样我们就分手了。

　　我在爹爹骨灰盒上面覆盖着金山伯伯送我的孙维世阿姨生前的一块美丽的大纱巾，骨灰盒前放了一些祭物，供奉在我家客厅大玻璃柜中。每逢祭日总要取出，按祖辈留下的规矩，烧香叩拜以寄哀思。

　　宗英妈妈并没有亲自将我爹骨灰盒带回上海老家。托人捧我爹骨灰盒送到上海。按约定时间，上海家中却无一人相接，吃了闭门羹，不得已送到周民家安放。我听后自然很不高兴，回上海后是我亲自捧回我爹骨灰盒，放到冲叔叔家安置。后又放回我爹生前住处。这样才最后转回上海我爹自己的家中。

　　以后我曾去过上海复兴中路花园公寓我爹家，看我爹骨灰盒却在客厅一茶几下，上盖一块大布，不知者根本不知茶几下还存放着我爹骨灰盒！我看后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我也不便多嘴。心想：我爹命真苦，连死后也不能安身！

　　爹爹骨灰安葬一事，总是听不到音讯。爹爹去世后，据说柳州两派意见不一致，故无法安葬在柳州。宗英妈妈参加拍摄中日合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曾先后两次前往日本，但从她口中得知，若双方政府不出面的话，无法实现我爹临终的遗愿。

　　后又听说宗英妈妈曾前往南通老家，通过当时文联主席帮助，谈判想将父亲骨灰安葬在老家，也没谈成。又过了几年，我又再次问起此事，宗英妈妈说：“你爸的戏总也唱不完，就让他唱不完吧！”看来她早已灰心了，可女儿的心却总也不死。

　　爹爹离开人世已近十二个年头。可父亲的骨灰总不能分开两地，父亲的灵魂总不能到处漂泊。爹爹生前这么坎坷，死后总不该再承受这么多的磨难了，他该安息了！

　　女儿决心把爹爹的骨灰安葬在他自幼成长的故乡南通市，我想在九泉下的爹爹会同意女儿这个举措，会感到欣慰的。

　　在南通市政协热情支持下，得到南通市政府批准，将我爹爹生前在南通的母校崇敬中学校园划出一块地，作为安葬我爹骨灰的墓地，并决定立碑，塑一尊半身铜像。这尊铜像和碑，由我个人出资，作为女儿对父亲敬献的一片孝心。

　　临近十月二日，我只身飞往南通，进行我父亲骨灰安葬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