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二卷）

第8章 戏曲之家族禁忌

　　◎郭启宏

　　回乡与友人谈及少小趣事，在座有林公者，资深编剧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已然“落笔生风，藉藉声名不负公”，当是时，林公有潮剧《曹宗与余娓娘》问世，该剧取材于本邦饶平县民间传说，属爱情悲剧，曹、余生前为宗族逼迫不得完婚，死后化为二株高耸的木棉树，枝枝覆盖，叶叶交通，若《孔雀东南飞》之缠绵。二主角实有其人，曹系东界乡及第才子，余乃黄冈镇大家闺秀，孰知该剧甫演，余姓宗族便兴师聚众砸戏园子，说是侮辱了余姓祖姑，幸得公安出面，未酿惨祸。由林公大作谈到潮剧经典《苏六娘》，据说更早时候某戏班子曾携此剧到饶平县东里一带演出，被当地杨姓宗族砸打而狼狈逃离，盖因剧中有个反面人物，是讼棍之子，名唤杨子良。于是，话题转为戏曲之家族禁忌。

　　中国的戏曲原有高台教化的效应。儿时听母亲讲述，昔日戏班子生计艰难，夜里演戏，日间乞食，村丁愚妇每见秦香莲（之饰演者）必唏嘘落泪，令其满碗满盆而归，及见陈世美（之饰演者）非但不施粥，且一顿臭骂，时或扬起扫帚。母亲的讲述非关个案、不是孤证，是相当普遍的存在。

　　就说这出《铡美案》，就其版本，也有许多演绎。记得当年在中山大学从王季思先生研习宋元文学，曾参与整理“车王府曲本”，我就见过异乎寻常的版本，其间有一京剧抄本，老包开铡之际，秦氏香莲忽然动起“夫妻之情”，要求“刀下留人”，弄得老包持冠在手，喟然长叹，嗣后还是老包说服了秦氏，秦氏掩面而泣。这一抄本显然是民间艺人的创造，虽然有其审美价值之异向，却不妨碍高台教化之功效。

　　更有奇者，一九四八年，吉林公主岭，马长久戏班正在演出，戏剧流程如风如水，及至尾声，唱老包的演员演出了另一个戏路，劝说秦香莲认太后为干妈，断陈世美充军发配……（郭子插评：这个戏路化悲为喜，颇有些当今“后现代”的颠覆与解构，一笑耳！）这时，观众不答应了！有文字记载这样写道：“观众）纷纷起哄，都说：‘这是《铡美案》吗？像这样的坏蛋怎么能充军发配呢？你是哪国的老包？重断，快，铡死陈世美！’有的观众气愤不过，还往台上扔坐垫，打老包，非让他重唱不可，无奈，收了场的戏只得重演一遍。扮老包的演员临时抓词，编了四句：‘老包无奈又出台，再把驸马带上来。列位莫把本官怪，这就铡死狗奴才。’四句唱完，台下热烈鼓掌。台上包公急忙传令张龙、赵虎、王超、马汉，按倒陈世美开铡。观众这才高兴而散。”（见《中国戏曲志·吉林卷》）也许是现实生活让村丁愚妇感觉太过郁闷、太过憋屈、太过冤枉，他们只好寄望于明君、廉吏、游侠乃至绿林草莽，于是，“不杀奸臣不散戏”，便成了他们的审美信条。

　　还是这出《铡美案》！在湖北均州一带却遭到禁演。据说缘由是剧中虚构的陈世美是对当地清官陈熟美的诋毁。据《均州志》称，均州人陈年谷，字熟美，本是顺（治）康（熙）年间的清官，并无劣迹；又据童德伦考证，顺治十五年，陈熟美的同窗好友仇梦麟、胡梦蝶从均州到京城找陈熟美求官，被陈婉言拒绝，遂恼羞成怒，归途中偶从曲剧《琵琶记》中负心的蔡伯喈身上得到启发，便花钱雇人编传奇以泄愤，初名《赛琵琶》，后演绎为《铡美案》。（事见童德伦《陈年谷秘史》）

　　《铡美案》在均州演出和遭禁的情况，史上虽无完整记载，坊间却有零星传闻。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铡美案〉断考》，内中便有陈年谷的第十代孙陈吉棋的叙述：“我小的时候，据我父亲说，我祖父年轻的时候，河南有个剧团到我们县上来演《铡美案》，当时我祖父四兄弟，还邀约了些亲朋好友到剧场，就砸了戏箱，打了演员，把剧团撵出了均县，从此以后，这出戏在我们县上再没有演出过。”作为参照系，原湖北丹江口豫剧团团长彭书斌也肯定地说，“解放以后，虽然没有人再去为这个事那么认真了，但也没有演，因为演了也没有人看，也没有票房。”（见《〈铡美案〉断考》）。

　　《铡美案》该是域中突出的显例，事实上家族禁忌在中国几乎随处可见。谓予不信，请翻开《中国戏曲志》，这部洋洋洒洒的大书涵盖了全中国各个省份的家族禁忌，例如：

　　江西——曹姓忌演《击鼓骂曹》、《捉放曹》，马姓忌演《夜战马超》，陈姓忌演《陈姑赶船》，严姓忌演《打严嵩》，张姓忌演《活捉三郎》、《薛刚闹花灯》，刘姓忌演《目连》，龙姓忌演《斩金角老龙》……（以上参见《中国戏曲志·江西卷》）

　　山东——潘集、潘庄忌演《骂殿》等杨家将剧目，高庄和回族住地忌演《高老庄》，定陶县东关曹姓忌演《曹瑞莲踏雪》，定陶县西关田姓忌演《田三春捣灶》，孔府禁演《打严嵩》，闵姓忌演《芦花记》，阳谷潘姓忌演《水浒传》，王庄、王村忌演《锯大缸》，黄楼、黄口忌演《三烈配》……（以上参见《中国戏曲志·山东卷》）

　　陕西——安康忌唱《破洪州》，紫阳不唱《雷打张继保》，汉阴蒲溪不唱《审头刺汤》，后坝不唱《拾玉镯》，岚皋不唱《胡二八闹酒馆》……（以上参见《中国戏曲志·陕西卷》）

　　江苏——丹徒大路乡忌演《双合印》，陈武乡忌演《双下山》，茂西乡前、后潘村忌演《杨家将》，环城乡刘亭村忌演《狸猫换太子》……（以上参见《中国戏曲志·江苏卷》）

　　安徽——桐城禁演《乌金记》（又名《桐城奇案》）……（以上参见《中国戏曲志·安徽卷》）

　　甘肃——赵姓忌演《八义图》……（以上参见《中国戏曲志·甘肃卷》）

　　河北——邯郸曲周县忌演《玉堂春》，东万庄忌演《刘公案》，西景萌忌演《三上轿》……（以上参见《中国戏曲志·河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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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构的戏剧作品面对现实群体的禁忌，该是何等的尴尬！依循创作规律，创作者本来为真善美而作，创作者无意于百家姓里分出好赖，在创作者眼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本来就是一个个符号，除非另有寄托，可那也是创作者的自由，是创作者手握彤管的权利，即便真名实姓，早已“被升华”为艺术形象，岂可同日而语？依我看来，该尴尬的倒是现实中这个摇晃着“禁忌”大旗的群体！这个群体不去考察艺术效果、社会效益，为狭隘的宗族利益所捆绑而不自觉，为腐朽的封建理念所桎梏而不自知，这才是真正的悲剧！便以《铡美案》为例，我们有必要为陈世美翻案吗？他是个虚构的艺术形象，翻的什么案？我们有必要为陈熟美翻案吗？他是个清官廉吏，本无案可翻！我把话说开来，可笑的是现实中的愚人群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即便头上戴着乌纱帽者，也去承袭封建家族的遗风，说什么这也“犯忌讳”，那也“有影射”，硬是自己码套自己钻，搞假设敌，对号入座，大概因为捆绑了创作者，又桎梏了评论家，还自以为得意呢。

　　中国戏曲之家族禁忌是一种丑陋的存在，究其原因，固然有“同姓一家”的族权思想作祟，也因戏曲艺人历来地位低下备受欺凌；然而，追本溯源，禁忌究竟来自统治者集团。今从野史中摘得二则“轶闻”：

　　其一、李洪春《京剧长谈》有载：“著名武老生‘红眼王四’王福寿，虽没挨过竿子，可也没得过银子，倒不是他唱得不好，而是因为他在外边跟人家合伙开了一个‘羊肉床子’（羊肉铺）。这个生意犯忌了，慈禧属羊的，她说：‘不许给王四赏钱，他天天刮我，我还赏他？’”

　　其二、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史话》有载：“雍正帝偶然一次观看杂剧《绣襦记·打子》……因艺人演唱、表演俱佳，雍正帝很高兴，赏予食品。演（常州刺史）郑儋的艺人不经意说道，不知现今常州刺史是谁，雍正帝勃然大怒，说：‘你本是优伶贱辈，怎么敢大胆问起官员？这种风气实不可助长。’立即命人把那伶人打死在棍棒之下。”

　　在今天看来，野史二则也许叫人啼笑皆非，“开羊肉铺”犯了“属羊的”，这叫什么禁忌？问一句话，或许不该问，多嘴多舌吧，也算犯了禁忌、落个杖毙？当然，如果联系起有清一代惨无人道的文字狱，倒也不算稀奇，若戴名世、查嗣庭、陆生楠辈大儒们都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杖毙个把优伶又算得什么？原来禁忌跟随皇权，无处不在！

　　记不得哪位西方思想家说过，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被统治者自然地接受了统治的思想。我以为，被统治者同时也自然地理解了，贯彻了，执行了，而且往往比统治者更有甚之，时下语曰——更“给力”，何况禁戏者即便算在被统治之列，手中也还握有“四权”之一的“族权”呢！于是我们看到，时至今日，戏曲之家族禁忌依然隐隐约约地存在着，时而混同于堂而皇之的本乡风俗习惯，时而被冠上“入境问禁，入乡问忌，入门问讳”的所谓“礼法”。据说湖北均州一带至今仍然无人敢演《铡美案》，又偏有花样翻新者，居然出现了一部翻案的戏曲——《陈世美喊冤》，真让人弄不明白，难道今天还是封建宗法社会？

　　（作者附注：本文中有若干引文转引自张勇风《中国戏曲家族禁忌探略》[《文化遗产》2010年第四期]一文，因手边无原始资料，未加核对，倘有舛误，当由转引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