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二卷）

第2章 记忆是无法铲除的

　　◎蓝英年

　　一

　　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简称利季娅）是苏联女作家，苏联著名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女儿，她哥哥尼古拉和女儿叶连娜也是作家，一家三代作家，在苏联并不多见。老丘科夫斯基十月革命前便已成名，交游甚广，同时代的文化名人他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他同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交往。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为拯救知识分子不至于饿死，成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吸收他们参加，给他们一碗饭吃，并请丘科夫斯基主持出版社的工作。他也与被布尔什维克视为反动作家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苔菲往来。他和画家列宾同住在芬兰湾小城库奥卡拉（今改名列宾诺），两人过从甚密。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专程到库奥卡拉看望他。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他的座上客，还为他女儿利季娅画过素描。他是文学领域中的多面手，写童话故事、散文随笔、俄国作家和诗人的评论。他精通英语，翻译过莎士比亚的诗剧。可惜他不算无产阶级作家，处境一直不佳，他的重要作品都未译成中文，中国只翻译过他的《哎呀疼医生》和《洗呀洗干净》等几首儿童诗。他在中国远不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苏联正统作家知名。

　　中国读者更不熟悉利季娅了，因为中国没有翻译过她的一篇作品。我也是一九八九年才知道她的。那时我在苏联教汉语。一天晚上在俄国朋友家看电视，看见从美国回来的白银时代老太太尼娜·别尔别罗娃身旁坐着另一位老太太，把放大镜贴在眼睛上看从台下递上来的字条。我问俄国朋友那位视力差的老太太是谁？他们惊讶地回答：“她是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您怎么连她都不知道？”我自惭形秽，在国内没听说过，就像一九五八年苏联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我没听说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一样。自此我开始留意利季娅这个名字。一九九〇年读了她的《被开除作协记》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极为震撼。一九九七年又读了她的《关于阿赫玛托娃的札记》。

　　叶莲娜是利季娅的女儿，老丘科夫斯基的外孙女。叶莲娜的父亲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一九三八年被镇压。她今年已年逾八十。我为翻译这本书（《利季娅作品选》）同她通过信，她给我发来二十七张照片。她说母亲最看重《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请我一定译出，并寄来阿尔汉格尔斯克二〇〇八年出版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书中收集了作家们对小说的评论，比如一九六二年爱伦堡写道：“谢谢您寄来的小说，我一口气便读完了。小说深深打动了我。我首先敬佩您的勇气，一九三九年竟能写出并保存下来这样的作品，对所经历过的事进行如此深刻的反思。”

　　二

　　一九六二年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批准，在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杂志上发表。毫不夸张地说，这篇写劳改营题材的小说震撼了苏联社会。利季娅同作家出版社签订出版《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的合同。利季娅写道：“这是我最珍爱的中篇小说，”“这是写一九三七年的小说，写于一九三九、四〇年，是在监狱门前排了两年队后随即写出的。小说的艺术价值不应由我评价，但它的见证价值无可质疑。我至今（一九七四年）不知有哪本写一九三七年（大清洗年代）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

　　利季娅接着写道：“我想在小说中表现谎言对社会毒害到何等程度，可与之相比的只有军队使用的毒瓦斯。我选择的女主人公不是姊妹，不是妻子，不是恋人，不是朋友，而是象征忠贞的母亲。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失去独子。在被肆意歪曲的现实中，人的所有感情都被歪曲，甚至母亲的感情。这便是我的构思。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寡妇，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儿子科利亚。科利亚被捕，判处十年劳改，并宣布他是‘人民敌人’。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已养成相信报纸和官方人士的习惯，甚至胜过相信自己。检察官告诉她‘儿子供认罪行’，被判处‘十年外地劳改’，她相信检察官。可她心里坚信儿子无罪，也不可能犯罪。儿子绝对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工厂，忠于斯大林同志。但如果相信自己，不相信检察官，不相信报纸……那就会天塌地陷，内心的一点点慰藉将化为乌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想既相信检察官又相信儿子，但这种想法导致她发疯。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没有能力概括所见到的和所感受到的。这不能责怪她，因为对普通人的脑子来说，所发生的荒谬绝伦的一切都被有计划地美化了，他们如何分辨美化过的荒谬？况且独自一人。恐惧像一堵墙，把具有同样感受的人一一隔开。像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样的人太多了，几百万，但生活在不允许人民阅读所有文件和文学的时代，几十年的真正历史被篡改的时代，他们只能根据个人经历独自思考，思考能力自然会降低……多年来我只有一份手稿，用紫墨水写在中学生厚笔记本上。我不能藏在家里，三次搜查和没收全部财产的经历记忆犹新。朋友替我收藏笔记本。如果从他家里搜出，他会被五马分尸。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做手术，我的朋友留在列宁格勒。他因健康的原因未被征召入伍，围困期间活活饿死，我知道他死的时候已经在塔什干了。临死前他把我的笔记本交给妹妹，对她说：‘如果你们两人都活着，把笔记本还给她。’”

　　中国同样没有写于“这里和那时”的作品。谁在“这里和那时”写过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吓破胆。整人的自然不会写，竭力表现自己的忠诚，争取火线入党；挨整的也不敢写，不知道明天的命运如何。有些老实人真诚地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拼命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不敢也不会思考所发生的事。起哄者但求自保。即便清醒的人认识到运动的荒谬，也不会产生秉笔直书的念头。恐惧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怎能不佩服利季娅的胆识呢？

　　三

　　利季娅的小说被保存下来。苏共二十大后，利季娅把小说打了几份，分送给朋友们看。一九六二年九月，她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看了非常赞赏，立即通过，并与利季娅签订合同，一九六三年一月预付百分之六十稿酬，三月排出清样，配好插图，马上开印。总编辑卡尔波娃和社长列休切夫斯基一致肯定小说的价值。他们的态度可以理解。“怎能不这样呢！‘个人崇拜’被揭发，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陵墓，每家报纸，每家杂志，每家出版社多少都要响应‘揭发大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啊。文章啦，诗歌啦，中短篇小说以至长篇小说啦。响应了。卡尔波娃深深地叹息，痛心地谈到艰难的过去，多亏党英明而及时地揭发，过去一去不复返了。接着又谈到‘恢复党内生活中列宁主义的准则。’”利季娅记述了同总编辑的谈话。

　　“忽然——有的人先感觉到了，我则迟一些，”利季娅写道，“准确地说，在一九六三年才有感觉——令人不安的传言四起，并越传越离奇：‘上面’改变路线了，对文学深入揭露‘个人迷信的后果’不满，还要多谈成绩，不要只谈‘错误’。党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所做的决议已经说明了一切，并改正了一切，够了。幸存的人从劳改营和监狱中放回，恢复了名誉，不仅给他们分配住房，还给他们安排工作。能想得到吗？给牺牲者的亲属颁发他们的儿子、姊妹、丈夫死后平反通知书。还要怎么样？何必往伤口上撒盐呢？按时开展播种或收割运动吧。‘让工厂新的炼钢炉升炉吧。’”

　　五月，利季娅被邀请到出版社，出面同她谈话的是编辑部主任，斩钉截铁地通知她，小说不能出版，却没说清不能出版的原因。利季娅找总编辑卡尔波娃解释。这位十分赞赏小说的总编辑判若两人，态度完全变了，毫不迟疑地对利季娅说：“我一开始就对您说，您的小说在思想上是有害的。个人崇拜的原因及后果报纸上刊登的党的文件中讲得清清楚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几次发言以及党和政府领导人会见知识分子的谈话讲得更清楚了。我对您的有害立场从未怀疑过。”她从未说过小说思想上有害的话，相反，比别人更急于同利季娅签合同。总编辑的厚颜无耻倒让利季娅不知所措了。说句公道话，并非卡尔波娃天生爱撒谎，上面的政策变了，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她必须跟着改变。称赞利季娅的小说是一个时期，认定她作品有害是另一个时期。她不得不执行上面的指示，又无法向作家说明改变观点的原因（有党的纪律），只好经常说谎了。

　　利季娅向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法院投诉作家出版社毁约。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庭开庭。出版社律师发言，“出版社的编辑们先前处于‘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局势的狂热中’，未能发现这些差错，现在通过学习党的新决议，‘用另一种眼光看小说’。”他坦率说，“我们自己未能发现劳改营题材的危害，而是领导向我们指出：共产党员没有必要出这类题材的书，主要是没有益处……”利季娅的律师则强调合同的严肃性，毁约一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审判员请利季娅答辩。利季娅说：“如果不再出版劳改营题材的书，特别是索尔仁尼琴的书，对国家是件不幸的事。至于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他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写于不同的时代，写的是不同的时代，题材并不相同。他写的是劳改营。我写的是‘自由人’……即便我的小说是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局势的狂热’中通过的，现在出版社是否又在新局势的狂热中毁约呢？难道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仅仅是‘局势的狂热’？过去的暴行所以能够发生，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报社编辑部堆满了哭诉的信——亲人们在信中乞求援助，要求重新审查他们亲人的案件——可报纸被剥夺了发表这些信的权力？编辑不敢不迎合局势。确实，那种年代谁敢吭气？签订这类哭号的作品的合同无异于判处自己死刑。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的所有编辑部都时刻听从召唤。所有报纸、出版社和杂志的编辑部永远服从站在乐谱架旁边指挥的指挥棒。登不登这样或那样的报道（如非法逮捕和拷问），都要听从指挥，是否也是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呢？就算我的小说仅仅是照片，而不是画卷，但这张照片摄取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画面，小说对于思考我国所发生的灾难的人是必不可少的。”

　　利季娅胜诉，出版社支付了她全部稿酬。

　　四

　　为了不忘却悲惨的过去，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为无辜牺牲者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利季娅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当局并不希望人民记住过去。一九六五年开始了遗忘个人迷信的后果并竭力颂扬这一时期成绩的过程。

　　赫尔岑说过：“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于是“先存在一半，”利季娅写道。“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多亏我们报刊只有一张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吸取任何教训了。”

　　请看一九六五年以后出版的书籍。

　　一九六五年作家斯拉文出版了一本《肖像与札记》，其中谈到苏联驻法西斯意大利的著名记者维克多·金：“在那些年代，金说过，他幻想活到起义的人们把墨索里尼送上绞架的那一天。金的预言实现了。但……他本人没能活到凯旋的那一天。他无法预见本人发生的耸人听闻的事。”他发生了什么事？也像墨索里尼那样被送上绞架？还是患了癌症？作者没说出发生了什么事：金一九三七年被斯大林处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了几乎全面禁止提及过去的时代。不是完全不提人们瘐死狱中，便是把犯人的生活变成旅游者的生活。

　　举一个避免写“惨死”的高超例子。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州州委第一书记卡尔梅科夫一九三八年被处决。后恢复名誉——获得被处决者罕见的殊荣——在州首府纳尔奇克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碑。我们看看奇马廖夫和科米萨罗夫两位作者在《主要是向前看》中是如何报道的：

　　“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纳尔奇克市街道上玩耍，对他们来说卡尔梅科夫的名字就是历史。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爷爷奶奶们经常来到广场纪念碑前，望着卡尔梅科夫的铜像时而落泪。”其实作者们应当告诉孩子们，爷爷奶奶们落泪的原因，但他们在书中只字未提。

　　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作家迪姆希茨笔下变成旅行家。革命前到过西欧，意大利和巴黎，回国便在国内漫游。在克里木住过，在莫斯科住过，在彼得格勒住过，后来又去克里木，后来到第比利斯，后来又到莫斯科，又到第比利斯，后来是埃里温，是罗斯托夫，是彼尔姆，是阿布哈兹，再后来呢，来到卡马河上的小城切尔迪尼，后来是沃罗尼日——再后来呢——旅行之路中断了。可切尔迪尼和沃罗涅日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流放地，曼德尔施塔姆被押来押去，最后死在海参崴近郊劳改营转运站。他招致杀身之祸的是那首嘲讽斯大林的诗《我们活着，感觉不到国家的存在》。劳改犯变成旅行家。

　　五

　　利季娅决心捍卫记忆，与谎言斗争。不再允许别人铲除对被迫害人的真实回忆，宁肯不发表，宁肯得罪人，也绝不妥协。不少出版社和报刊向她关上大门。

　　“不久前我还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苏联作家。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集体谎言和集体沉默的同谋。”利季娅写道。“但对每个人来说，真理总有一天会扼住你的脖子，永远控制你的灵魂。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扼住所有人的脖子。‘灵魂是密林，道路难分清’。我的故乡审讯室里流淌鲜血的时候，真理扼住我的脖子。我睁开眼睛是不是迟了？当然，我没在农业集体化年代醒悟，然而终于醒悟了。睁开眼睛后，虽然不准备发表，准确地说，隐藏在地下，但我仍然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记录了失去理性的社会。过了二十年（斯大林死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召开后），我与很多人被希望所迷惑。这么说我没白写，现在可以发表了！人们将会阅读我的小说。但我的希望落空了。那时我明白了，我们这里又开始剥夺记忆，我还明白了其他的事：无论如何我不会交出用痛苦换来的财富，并竭尽全力阻扰人民再次失去记忆。就算不再发表我写的一个字，就算我所呕心沥血的文学构思永远无法实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我作品中删除牺牲者的姓名和导致他们牺牲的共名。不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休想。决不考虑、掂量、权衡哪样做好？多少谈论一下牺牲者还是什么也不说，因为不让说嘛。就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吧。我自己已经解决了。”

　　铲除记忆的办法之一是用谎言代替真理，美化、粉饰现实又是说谎最简便的方法。不少人采取了这种方式，所以他们在作家协会占据显要的地位。像利季娅这样解决问题的人陷于被整肃的处境。

　　利季娅认为，对待斯大林时代大致有三种态度她写道：

　　“我们发生过的，确实发生过。一些自诩热爱真理的人说，”他们确定自己公正的看法后，便画上一个热爱真理的肥大句号。瞧，我们多公正！承认‘确实发生过’。

　　‘我们发生过的一切根本没发生过’，另一些人说，‘当然，斯大林做过一些错事——过火，错误，但这一切党已经通通揭发了。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前进——建设共产主义！人死了不能复活，越少谈论过去越好’。

　　“必须追查所发生的一切，‘第三种人说，其中也包括我。’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的，竟导致如此惨重的后果。泪水冲洗不净的伤口已经溃烂。忘却所发生过的就无法前进一步。”

　　一九六八年二月利季娅写了一篇文章《不是处决，而是思想，而是言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要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追查这架把充满创造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冷冰冰的尸体的机器。要对这架机器作出判决，并大声宣读判决词，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不能把这笔账一笔勾销，盖上‘清账’的戳子了事，而要拆清原因和后果的线团，一圈一圈地拆……几百万农民家庭，劳动者，在‘富农和富农帮手’的罪名下，被赶往北方，赶往死地。几百万城市居民在‘间谍’、‘破坏者’和‘危险分子’的罪名下被关进监狱和劳改营，有时直接送往另一个世界。整个民族被指控叛国，把他们从祖居地赶往异邦。

　　什么导致我们陷入亘古未有的灾难？手无寸铁的人民对扑向他们的机器如何抗拒？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国家保安部门（每时每刻、白天黑夜都在犯法）与维护法律的检察机关（多年有意熟视无睹）化合为一体，最后，又与以捍卫正义为天职的报纸化合为一体，报纸为何不捍卫正义，反而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千遍一律地诽谤受迫害者——被揭发出来的、死不悔改的、卑鄙无耻的、出卖给外国情报部门的人民敌人？

　　“这种化合是学者们所知道的化学化合物中最可怕的化合，它起于何时又如何化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化合成功？研究其中的原因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浩瀚的工程。而首先是对作家。这是今天头等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工作。急迫的工作。应当号召人们，年长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只有那时未来的道路才能变得清晰。如果这项工作及时进行，那就不会有不久前的文字狱了。”

　　六

　　利季娅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她写的文章一定保留牺牲者的名字，并说出死亡的原因。“他们建议我删除某页、某半页、某段或某句，在我删除某句或某段后，作品将发排、出版，也许还会受到赞扬。但一提到删除牺牲者的名字我便断然拒绝。”一九六六年，在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前，仍有报刊和出版社约请她写文章。由于父亲的关系，她几乎认识所有老一代的文化人。比如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马尔夏克是利季娅父亲的朋友，又同她一起工作了九年。一九六四年七月马尔夏克去世，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马尔夏克纪念集，也请利季娅写回忆文章。利季娅写好后编辑很满意，通知她回忆录已经发排了。但第二天，总编辑卡尔波娃的助手索洛维约夫要求删去半页，一共两段。第一段：“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马尔夏克的某些同事被捕并消失——有人长期消失，有人永远消失，他站出来为无辜受迫害的人说话，并起了作用……”第二段：“岁月流逝。斯大林死后人们开始返回并获得新生。一九五五年尤里·格尔曼在《文学报》上为马尔夏克所领导的‘列宁格勒编辑部说了几句公道话。仿佛打开封堵的门，马尔夏克读完这篇文章对我说……’”出版社的要求遭到利季娅的断然拒绝，她的回忆录被从纪念集中删除。

　　一九六六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约利季娅为作家米尔奇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的小说写序，三十年代利季娅曾是这篇小说的责编。米尔奇科的儿子也找过利季娅，请求她不要推托。他的儿子请求为他牺牲的父亲写前言，利季娅又怎能拒绝呢。利季娅写了，主要写米尔奇科的童年，他如何在机械作坊举轮子，他与马尔夏克的结识，但也写了他被捕，死在狱中。编辑部对她的序很满意，小说连同利季娅的序马上发排。四月末的一天，将近午夜十二点，利季娅家里的电话铃响了，分社社长请利季娅接电话。社长说他很喜欢她的序言，非常喜欢，但要求删去一段话。

　　“哪一段？”

　　“您知道我们是为儿童出书的出版社，不应用过去悲惨的回忆在他们生活中投下阴影。”

　　投下阴影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米尔奇科被捕。马尔夏克所创建的编辑部全体职工被驱散：有的被捕，有的被开除。

　　利季娅对社长说，米尔奇科的书是为青少年而不是为婴儿出版的，及时让他们知道父辈和祖辈的经历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做不到。”社长回答。利季娅请求把序言寄回。

　　不久利季娅收到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您不肯从您为米尔奇科小说《斯乔普卡的童年》写的前言中删除一个段落和另一个段落里的一句话，作为编辑我深表遗憾。我知道您的想法，但请您为读者着想。您拒绝发表前言，使读者失去阅读小说连同与小说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您卓越的文章的乐趣。请您再次考虑一下小说和读者。”这封信含蓄地批评利季娅过于任性，几行字都不肯删去，激怒了利季娅。利季娅回信道：“我与您（出版社）争论的不是‘一段话或一个句子’，而是人的鲜血和人的话语权。你们准备出版的书的作者米尔奇科是卓越的作家，我的挚友，党员，来自人民中间的人，老工人，参加过两次革命的活动家，在斯大林兽行肆虐的时期，同千百万无辜牺牲者一样，被野蛮杀害……您提到为新一代读者着想，可他们需要的是真相，不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真相，还需要告诉他们本世纪几十年的真相，在那几十年里，正是现在的青少年的父辈和祖辈牺牲的年代。”利季娅不仅得罪了出版社，也得罪了米尔奇科的儿子，他多么希望父亲的书早日出版啊。一九六六年米尔奇科的小说终于出版。简介代替了序言。简介是这样写到米尔奇科之死：“一九三八年二月米尔奇科悲惨地中断了自己的生命。”飞机失事也是悲惨地中断生命。

　　七

　　利季娅说自己属于对待“斯大林时代”的第三种人。这类人中还有不少作家和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索尔仁尼琴和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院士。他们要求公开地反思过去，广开言路，允许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苏联当局所不允许的。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置于与当局对立的地位。当局对他们不会手软。他们把自己遭受的迫害记录下来，作为未来反思今天的依据。不论索尔仁尼琴还是利季娅参加任何会都把会上的发言记录下来。当然不止他们两人。其中突出的是利季娅的挚友、女记者弗里达。如果没有她，全世界和苏联人民未必知道苏联当局如何迫害诗人布罗茨基的。

　　布罗茨基是苏联年轻诗人，对一九五六年苏联向匈牙利出兵持否定态度，认为是国家的耻辱。他不是作协会员，没有固定职业，靠翻译赖以为生。一九六四年苏联法院审讯布罗茨基，同年二月十八日以“游手好闲”罪名判处他五年强制劳动。这一判决引起著名诗人、作家阿赫玛托娃、丘科夫斯基、帕乌斯托夫斯基和马尔夏克等人的抗议，也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投入拯救布罗茨基的活动。其中功劳最大的要算弗里达。她参加了审判的全过程，做了记录，并把记录以“白皮书”的形式公之于众。利季娅在《纪念弗里达》一文中写道：

　　弗里达刚刚完成了一件功勋。审讯过程中她一直在场，不知疲倦地往中学笔记本上记下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发言、提问、回答、大厅里的呼叫。一个笔记本保存下来……字写得出奇工整，但在法庭上弗里达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此前她出差的时候无论陷入任何险境总有一张记者证保护她。可这次《文学报》和《消息报》都没派她采访布罗茨基诉讼案，所以她在法庭上不是媒体代表，只是旁听者，普通公民，即不受保护的老百姓，任何人都可以欺负她。周围旁听者的处境也都如此，但她与他们不同的是她在战斗。她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法官的仇视的目光下，邻近人凶狠的目光下，记录听到看到的一切。您还记得札记中写的人群企图强迫她停止记录的那段话吗？此前不久坐在她身边的朋友格涅金，也是从莫斯科赶来旁听审讯布罗茨基的，在社会公诉人对布罗茨基的律师破口大骂的时候，格涅金发火了，喊了起来。纠察队命令他离开法庭，并把他押上停放在法院入口处的警车。弗里达继续记录。接着弗里达的另一个熟人也被纠察队带走，民警局的记录上写道：“他想用打喷嚏的方法打断法庭审讯。”弗里达继续记录。“作家们！把你们一起从列宁格勒撵出去！”旁边的人喊道。萨韦利耶娃女法官对她大发雷霆后她还写。她仍不动声色地干自己的事，她这样把人群激怒了。人群中也有朋友，但在挤满激动的人群中，在列尔涅尔（克格勃人员）专门挑选出来的纠察队队员的仇视的目光下，他们能用什么援助她？

　　“夺下她的笔记本！”法庭休庭的时候有人喊道。

　　我现在仍然看见小个子弗里达，穿着厚灰大衣，戴着儿童戴的毛绒帽，看到人群要抢她笔记本的那一刻。她坐在大厅中间，死死抓住笔记本和钢笔，中学笔记本上的记录就是珍贵的战利品，珍贵的武器是文字，它有无穷的力量，可以拯救人。

　　您还记得那一幕吗？

　　“我说，做记录的那个女人，您干嘛要记录呢？”

　　“我是记者，”弗里达和蔼地回答。“我写教育儿童的文章，想写这件事。”

　　“干嘛写这件事？事情很清楚。应当夺下您的记录本。”

　　“你们敢！”弗里达厉声说。

　　“那又能怎么样？”

　　“你们夺个试试，那时你们就知道了。”

　　“好啊，她威胁。纠察队，这里有人威胁！”

　　“他是纠察队员，不是警察，不能因为一句话抓人。”

　　这时响起一声喊声：

　　“起立！开庭！”攻击停止。

　　……弗里达先在列宁格勒整理记录，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幽静的寓所。在莫斯科先在自己家，后在我家，我们一起坐在桌前整理。越深入阅读这份文件，越看重它的威力。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即便是官僚主义者，读了这份札记也会明白，发生了天大的冤枉事。如果给阿朱别伊看（《消息报》主编，赫鲁晓夫的女婿），他会创造奇迹……

　　布罗茨基的“罪行”是什么呢？法庭问他做什么工作，他回答写诗。不是作协会员把写诗当成工作就是寄生虫。靠什么生活，靠翻译，每月能挣四十二卢布，花四十卢布，还有结余。问他喜欢谁的诗，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如果他回答马雅可夫斯基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可能完全不同了。群情激奋的法庭审讯记录下来竟如此可笑。

　　八

　　利季娅说克格勃和作家协会是兄弟单位。总的说是不错的，克格勃的兄弟单位何止作家协会？全国所有单位都可以说是克格勃的兄弟单位，它可以到任何机关抓人。斯大林时代很多作家被克格勃逮捕、关押、处决。克格勃逮捕作家时需要作协第一把手签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清洗时期作协的第一把手是斯塔夫斯基，而不是法捷耶夫。都是斯塔夫斯基签字。但斯塔夫斯基二战期间战死，战后由法捷耶夫领导作协，所有一九五六年陆续平反返回莫斯科的作家们把怨恨都撒在法捷耶夫身上，法捷耶夫一肚子委屈，又无法解释，这或许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苏共二十大后，克格勃与作协的关系逐渐疏远，实际上当然仍然起作用，但形式上却通过司法部门了。一九六六年惩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位不听话的作家就是通过司法程序。另外，当局对“异己分子”也不再逮捕、关押、处决了，而是想方设法败坏他们的名誉，最严厉的惩处是送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境。毕竟换了人间嘛！

　　一九七三年八月开始，全国报刊一齐攻击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手法还是老一套：把他们话的意思颠倒过来。比如他们说保卫和平，那一定是渴望战争。“大众传媒掌握在同一伙人手里，”利季娅写道，“给毒瓦斯进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人们每天从报纸上吸入毒气，怎能不中谎言的毒呢？怎能不仇恨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呢？”一九七三年萨哈罗夫成立人权委员会后，更被报纸骂得狗血喷头，把和平斗士说成战争贩子。让利季娅痛心的是著名作家、作曲家和院士也加入迫害者的行列，如肖斯塔科维奇和艾特马托夫。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有的还受到过斯大林的迫害。他们并非在拷打和威逼下说谎的。他们本应挺身而出，声援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然而相反，却在报纸上诋毁他们。但人们相信他们，因而也相信谎言。他们的表现令利季娅震惊，于是她写了一篇戳穿谎言的文章《人民的愤怒》，并亲手交给美国之音记者。美国之音很快就广播了。文章指出铺天盖地的谎言蒙蔽了人民的眼睛，使他们丧失辨别事物的能力。报纸上刊登成千上万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各行各业的工人对这两个人的抗议信，但他们谁也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也不了解萨哈罗夫主张销毁核武器的真正意义，却跟着报纸辱骂他们。利季娅举了一个例子。一九五八年围攻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她乘出租车外出。司机座旁放着一份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真理报》。年轻司机对利季娅说：“您知道吗，揭发出大坏蛋帕斯捷尔。”利季娅告诉司机，他不姓帕斯捷尔，而姓帕斯捷尔纳克，是俄国伟大诗人，不是祖国叛徒。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司机火了：“不管姓帕斯捷尔还是帕斯捷尔纳克，还不一样。您是文化人，怎么不看报，竟说这种话？”司机气得连小费也不收了，被谎言毒害的百姓又能怎么想？

　　那时莫斯科出现了地下出版社，发行量不大，但传播速度极快，一旦打印出来，马上传遍全城。利季娅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就是通过地下出版社在莫斯科广为流传的，并流传到国外。国外把小说译成几种语言出版。在国外出版书犯了苏联大忌。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就是因为在国外出书而受审判的。利季娅的父亲老丘科夫斯基一九六九年去世，利季娅失去靠山，惩治她再无顾虑。《人民的愤怒》是她亲手交给美国之音记者的，是惩治的最好口实。于是利季娅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被作协召到作协大楼第八会议室。这里是专门开除作家的地方，一九五八年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这间房间被开除的，利季娅被开除后又有六七个作家也都是在这间房间里被开除的。一九八九年我在苏联教汉语，每到莫斯科必到作协买烟、吃饭，因为那里吃饭便宜，能买到外国烟。但我那时并不知道第八会议室，不然必定会去看看的。

　　一月九日一群朋友陪同利季娅来到第八会议室门前，他们也都是作协会员，但守卫不准他们进入。他们向会议主持人、诗人纳罗夫恰托夫请求旁听，遭到主持人的拒绝。朋友们请求进去一个人陪同利季娅，因为利季娅是半残疾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视力极差，几乎失明，进去的人可以照顾她，但仍遭拒绝。利季娅一人抱着夹着一摞白纸的木片夹走进第八会议室。

　　出席会议的有二十至二十五名作协理事。说他们都是坚决反对反思斯大林统治恶果的人未免过于笼统。他们不可能对周围发生过的灾难视而不见，何况很多人还深受其害。如果“上面”号召反思个人崇拜的后果，他们肯定会积极响应。但经过多年的煎熬，他们认为紧跟“上面”是自保的上策。他们心口不一，发言自然言不由衷，在当时的气氛中发言者未必感到自己的发言如何荒唐可笑，记录下来就不仅可笑而且卑鄙了。这就是文字的威力。利季娅记录了会议的发言。

　　先由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介绍利季娅的种种劣迹。他说利季娅承认亲手把《人民的愤怒》交给美国记者。接着书记罗列利季娅的主要罪状：

　　一九六六年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位作家；

　　一九六七年写《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批驳肖洛霍夫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谴责；

　　一九六八年著文投寄《文学报》，反驳抨击索尔仁尼琴的文章；

　　一九六八年支持被作协开除的作家金兹堡和加兰斯科夫；

　　在国外出版《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下水》等两篇小说。

　　“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她的公开信和她的小说，并根据作协相应的章程对她进行组织处理。”理事会书记结束了开场白，下面是与会者发言。很多作家中国读者不熟悉，除重点发言人外，我用男作家和女作家表示。

　　男作家一：（喘不过气，吐字不清）：同志们，我说话困难……请原谅我，我说话困难……这件事使我无限悲伤……十分悲伤……不久前新西伯利亚市我们的苏联少年向我们的哨兵开枪……这太可怕了，同志们新西伯利亚市发生了可怕的罪行。（利季娅怀着真诚的同情听他发言。而男作家本人正是教育苏联少年的人之一，他们在他的书的哺育下茁壮成长。他又怎能不激动呢？）同志们，当我们从广播中听到丘科夫斯卡娅一类的文章时，我们就会明白，少年们为什么会犯罪了。广播《人民的愤怒》一类文章就是犯罪的根源……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说了，我太激动了。

　　男作家二：她用《人民的愤怒》作标题——这是她以人民的名义说话，您能代表愤怒的人民吗？

　　利季娅：恰恰相反，我在文章中强调，不以任何人的名义说话，只代表自己说话，不代表任何人。您读过我的文章吗？文章里写得很清楚。标题纯粹是嘲讽意义。报纸编辑部起先组织读者信任的知名人士的愤怒，后来是“劳动人民愤怒的信”。愤怒的仿制品。这种游戏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变成真正的愤怒。我不希望这样，并为此担心。这一点我在文章中警告过。

　　男作家二……谈谈索尔仁尼琴。几年来我们已经有幸阅读他的反苏的、歌颂君主政体的作品了。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到了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这种有争议的名气仍能满足您的虚荣心。

　　利季娅：为什么到了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没准备死呢。

　　男作家三：我多次读过《人民的愤怒》。这篇文章令我气愤。应当给索尔仁尼琴、马克西莫夫（被驱逐出境）和丘科夫斯卡娅等人一个总的评价：他们的活动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应；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阶级斗争。《人民的愤怒》是对作家和人民一连串的诽谤和诬蔑，仿佛政权在作家和人民之间筑起一道墙。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诬蔑，对个别人的诬蔑，比如对科热夫尼科夫（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双重理事）。她写道，把他“放出来”攻击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同志们，狗才放出来呢。科热夫尼科夫是人，不是狗。

　　利季娅：热科夫尼科夫当然是人。狗不会写文章，不论出于真心还是有意把读者引入歧途。

　　男作家四：萨哈罗夫是令人尊敬的物理学家，但在政治上是个微不足道的自由主义分子。索尔仁尼琴一肚子旧恨新仇。可您为什么呢？嫉妒他们在西方的名声？索尔仁尼琴在文学界算什么玩意儿？充其量是二流作家。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出两三页失败的地方。他在国际上投机倒把，贩卖反苏言行，以求积累财富。他为沙皇哭泣。

　　利季娅：您的话让人无法忍受。索尔仁尼琴——投机倒把！他在哪儿为沙皇哭泣？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书中，尼古拉二世被描绘成废物，而这个废物沙皇和他手下无用的将军对千万人的死亡承担责任。

　　会议主席：请不要打断别人发言，会给您发言的机会。

　　男作家四：由于苏联政府的不懈努力，世界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因为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所以反苏言行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从这里传出的所有反苏言行，西方都慷慨酬谢，报以黄金和荣誉。您是否愿意陷入这摊污水中？您认为B-B-C能使我国人民离开正确的轨道？您错了……必须开除丘科夫斯卡娅，让《文学报》向广大读者阐明好了。还有其他报纸。让她受到人民的唾弃。

　　女诗人巴尔托（声音低沉）：我很激动，很难说话。我看到另一个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当年她表现出批评的热情，批评艺术性差的作品。那时我对她充满敬意。现在我完全理解儿童文学作家的愤怒……一个人怎能堕落到如此反苏的地步，如此仇视人民，如何解释？我想问您一句，您为什么如此凶恶？哪儿来的这么多仇恨？我这几天读了《人民的愤怒》，心情非常沉重。仇恨，仇恨，还是仇恨。我很难再说下去。在您背后我看见您父亲的影子，一个对我和对在座的人都非常珍贵的人。

　　大家一齐说（一片赞扬声，其中我听出作家出版社社长列修切夫斯基清晰的声音）：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受人尊敬、爱戴……奠基人……经典作家，名字环绕着光环……崇高的评价……崇高的奖赏……苏联人民爱戴的人……

　　利季娅（对社长列修切夫斯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您有能力表达您对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的敬意：您所管辖的出版社哪怕出他一本书呢，或列入出版计划也行呀。

　　社长回答得含糊不清。什么“这不决定于我”，或“缺乏纸张”，或两种兼而有之。

　　巴尔托：我们热爱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怀念他。他教导人向善。他用故事和自己的人格召唤人向善。我保存他的四封信……多么善良的信啊。他在信中称赞我的诗，感谢我，对我的诗评价很高。他是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可您凶恶，您哪儿来的那么多仇恨？您回头吧，利季娅·科尔涅耶夫娜，变得善良些吧！

　　利季娅：我必须指出一点：您一生对他恩将仇报。一九三〇年《文学报》上刊登的反对民间故事和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公开信上有您的大名。一九四四年反对丘科夫斯基已经不是《文学报》，而是《真理报》了。《真理报》把丘科夫斯基的军事故事称为“骗子的胡言乱语”。他立即被召到作协。为了保护他？不是，作协从不保护自己的会员——召到作协是为了整治他……作协主席团重复了《真理报》上的话。他回到家后，我问他发言的人当中谁最恶劣？他回答：巴尔托。

　　巴尔托（耸耸肩）：我不明白，照您看，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就不能批评了。我们大家都尊敬他，他当然是奠基人，但每个作家都有败笔……批评他一个故事，又有什么呢？

　　大家一齐说：一个故事……连这都不行……文学前进依靠批评……苏联文学以自由批评著称，《真理报》批评……主席团批评……一个故事……

　　（竟如此不尊重事实，利季娅想道，不尊重文学史，如此蔑视记忆，蔑视文件！不是只批评一个故事，而是丘科夫斯基没有一个故事不遭受查禁的。“只是一个故事！”“批评批评而已！”听着伪善的嘈杂声，利季娅回想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评判《鳄鱼》杂志的文章，斯维尔德洛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夫人）《略谈丘科夫斯基习气》的文章。“我们应对丘科夫斯基和他的团体开火，”斯维尔德洛娃写道，同时嘲笑民族——人民是诗歌的源泉……回想起家长会议的决议——这可不是普通的爸爸妈妈，而是会聚在克里姆林宫托儿所里的爸爸妈妈：“我们号召与丘科夫斯基习气斗争”……这种号召必然有人响应。这些回忆在利季娅脑子里闪过，错过了反击的机会。）

　　巴尔托：我不明白，您完全不允许个人有保留自己看法的权利。我赞成看法自由。我的想法与肖斯塔科维奇和艾特马托夫一样，而您则像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一想到亲切教导我们向上的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形象会蒙上您的阴影，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

　　利季娅：我可以想象，儿童文学部的其他委员想到这一点也会心情沉重。您的“看法自由”是一字不差抄来的。

　　出版社社长：这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她是抱着敌意到这里来的。巴尔托如此苦口婆心地劝告她，可她妄图把反苏言论强加给我们。我们激动是因为她触动了我们最神圣的东西，可她仿佛在演戏。反苏主义在我们时代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旗帜，可这一刻有人却以反苏分子的身份发言！

　　利季娅：我早就想弄明白“苏联的”和“反苏的”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不断变化。比如，很早很早以前，打秘密报告认为是“苏联的”，可不久前，反过来了，那些因告密而被投入地狱的人放出来，并且安排了工作。认为这是“苏联的”。

　　“苏联的”和“反苏的”变幻无常，概念混乱。就连您，列修切夫斯基同志，可以称之为大专家的人，也会混淆概念。比如，一九六二年您所领导的出版社接受我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讲述的是一九三七年；那时你们出版社认为小说绝对是“苏联的”，它揭发了个人迷信；几个月后上面下令减弱、缩小对个人迷信的揭发，我的小说被否定了，并马上发现其中的“思想差错”。小说已经不完全是“苏联的”了……在我个人档案里，同样的一篇小说，你们先接受后否定的小说，在国外出版后，变成“反苏的”了。所以，就连您这位界定反苏言论的行家里手，也有弄错的时候。犯错误不应由您负责，而是概念本身的伸缩性，谁也追赶不上。

　　出版社社长（飞快地）：您的小说出版社从未接受过。您签订了百分之二十五的稿约合同。

　　（流传这样一种观点：真理能解除武装。看来并不如此。恬不知耻的谎言，在有记录可查的情况下，当众撒谎倒解除了利季娅的武装，使她丧失了说话能力。她随身带着出版合同，掌握揭穿谎言的全部材料，可却软弱无力地回答：“您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和“有文件在”。她失去声音，这不是反驳，只是含混不清的喃喃自语……利季娅感兴趣的倒是多年后，如果列修切夫斯基看到这几行字，他会采取什么措施呢？从出版社找出当年的档案，把肯定的评语付之一炬？命令法院销毁审讯记录？把那时所有编辑的熟人的熟人通通赶出自己领导的出版社？把所有参加法庭审讯的人全部毒死？宣布法庭的判决是反苏言行？什么都可以预料，就是没预料到，列修切夫斯基读了这几行字后，公开宣称：是的，一九六二年作家出版社接受了丘科夫斯卡娅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同意出版，还为小说配了插图，预付了百分之六十稿酬，作者有权领取百分之百稿酬。后因一九六三年春天，所有出版社都收到减少对斯大林揭发的指令，遂退稿。卑鄙战胜高尚。）

　　出版社社长：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对丘科夫斯卡娅不过是借口。她仇恨苏联人民。苏联人民对她不过是干活的牲口。

　　（利季娅听见他大声翻书，书页在他手里哗哗响。）

　　出版社社长：这里写的是什么？我国人民原来受电钮控制：一按电钮，他们便执行命令。政权借助电钮控制人民。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露骨的反苏言行，我们必须予以还击……丘科夫斯卡娅文章的结尾号召暴动……她威胁我们：人民将起来造反，把我们彻底消灭。可我们现在讨论……太可怕了。

　　（利季娅只听见翻书的声音，看不清他的脸，但见他一只手捂在胸口上。）

　　几个人一齐安慰他的声音：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你别激动……不值得为她激动……记住：你心脏不好，得过心肌梗塞，要爱惜自己，激动对你有害……又为什么呢？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捏造……胡说八道……根本没人造反。

　　（利季娅衣袋里装满解痉的药，想给社长递过去，但她不敢。）

　　几个人的声音：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好朋友！别激动！你想想，亲爱的，我们可是胜利者的国家！我们拿下柏林！可你伤心难过。值得这样难过吗？大家已经很清楚，她的反苏立场昭然若揭。不仅是她，还有人同情她。我们对同情者也不放过。

　　利季娅：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用不着难过，我的文章里没有任何地方号召造反。我的文章不是号召造反，而是号召停止向读者提供恶意编造出来的虚假新闻：尤里·费奥多罗维奇（会议主持人），请您读完我文章的结尾。那里没有任何造反的号召，谈的是我竭力反对的东西。

　　主持人读利季娅文章最后的一段，但略去了结尾的一句话。

　　而你们，科热夫尼科夫以及那些按电钮的人，故意遮盖我们伟大祖国大地所诞生的天才智慧的光芒；你们在优秀的头脑和普通人之间构筑了一道钢筋水泥墙；你们想使历史倒退；你们别有用心地按动电钮，激起‘人民的愤怒’的狂涛，不许任何人出声——你们要当心，地下不要迸发出真正的愤怒，愤怒会像火山岩一样，不仅淹没了丑陋的钢筋水泥墙，还有——没有什么能化解愤怒，没有任何崇高与和解的思想，比萨哈罗夫的思想能够平息愤怒了。愤怒将毫无选择地把一切人，有罪的和正义的，通通淹没在血泊中。

　　利季娅（喊道）：您没念完！把结尾念出来。

　　主持人：“我想要这种结果吗？不。我不愿意任何人得到这样的结果。”最后的一句话，什么也不能改变。

　　利季娅：我的文章是对暴力的警告！前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一句话！别再撒谎了！撒谎会让你们遭殃的！

　　会议主席让利季娅发言。

　　利季娅：几分钟后你们会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于是我从作协会员转为被开除的作协会员。这令人痛心，因为作协里有很多有才华的和诚实的人。如果想想当年被开除的人当中有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有被开除后去世的帕斯捷尔纳克，有不久前被开除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感到自豪。我不敢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巨人相比，但感到骄傲的是你们用对待他们的手段对待我……你们用把我从作协开除的办法判决我不存在。我已经不存在了，没有我了。但我是否存在？在你们采取这类措施的时候，永远忘记，你们掌握的只是现在和部分过去。还有一个管辖过去和将来的机构：文学史。请回想一下：你们的前辈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几十年不出他的书，现在你们又向全世界炫耀他……不能这样领导话语，即便长了一双非常有力的长手。话语在我国处于真正绝望的处境；如果一个人说的不符合当局的看法，就宣布他是反苏分子；如果国外有人批评我国某些不良现象，就宣布他干预我国内政。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的。可话语是灵魂中最珍贵的东西，不能领导。话语可以吸引人、治愈人、使人幸福、揭露丑恶、令人不安，但不能领导。领导只能妨碍话语，阻挠话语，为话语筑造堤坝：取消列入出版计划的选题，图书馆的书下架，拆版，不出版，把一九七四年的计划推迟到一九七六年，把纸张据为己有或大量印刷向青年灌输教条的东西。这就是你们的领导。托尔斯泰说过：“话语是灵魂中最珍贵的东西。它独自创造世界。”就连你们也无力阻挠……我们国家和每个人都应以萨哈罗夫为骄傲。他第一个谈到拯救人类不靠战争，而靠各民族的团结；第一个把对全球的关怀同对每个人命运的关怀结合起来。每个人的命运对萨哈罗夫来说都是亲人的命运。现在被称为“为缓和国际紧张形势而斗争”的提法是萨哈罗夫的思想，从中读出一句悲凉的话：为每个人而斗争。

　　（这时响起一片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利季娅手里的稿纸落在地板上。利季娅弯腰捡稿纸，眼镜又掉下来。她抱着捡起来的稿纸，已经不能分辨页码。一片可怕的吼叫声，利季娅精疲力竭，发言的时间已过。）

　　我可以愉快地向你们预言，在我们共同的首都莫斯科，必将出现以索尔仁尼琴命名的广场和以萨哈罗夫命名的街道。

　　雅科夫列夫笑着说：还有以马克西莫夫命名的胡同。

　　利季娅：还有以雅科夫列夫命名的死胡同。

　　理事会一致通过开除利季娅作协会籍。利季娅因反对铲除记忆被作协开除了。十五年后，一九八九年二月正式通知利季娅：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作协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开除利季娅会籍决议的决议。利季娅又成为作协会员。利季娅没有变，时代变了，形势变了。

　　利季娅以独特的视角记述了她与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韦塔耶娃、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以及其他作家的交往。很多事都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读起来津津有味。由于年老体衰，我与振亚兄只选择了回忆录中的一部分。读者如有兴趣，只能去看二〇〇七年俄国出版的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五卷集了。

　　（本文是作者为即将出版的《利季娅作品选》一书所写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