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金编钟劫后余生
金编钟被当作寿礼呈给乾隆帝，果然龙颜大悦，全朝上下一片欢乐祥和。但这种升平之景没有维持多长时间，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清政府出兵镇压，财政也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不得不将清宫宝物用来换钱。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彻底摧垮了清王朝的统治，末代帝王溥仪也签署了“退位诏书”，但是清室仍然延续着以前那种奢侈的生活，财政捉襟见肘。1924年，溥仪的岳父荣源将这套金编钟抵押给了北京盐业银行，借款80万，用以筹办溥仪的大婚典礼。同年11月，冯玉祥率国民军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金编钟就归为北京盐业银行所有。
北京盐业银行是袁世凯的亲戚张振芳创办的，总部设在北京，天津、上海还有分行。最初，盐业银行将金编钟秘密藏在了北京东交民巷外库。后来，新闻记者在报纸上报道了金编钟流落民间的事，社会各界开始纷纷探询金编钟的下落，北京已经不安全，金编钟遂被转移到天津法租界中街盐业银行库房的夹屋里。负责转运工作的是当时的天津盐业银行经理兼天津银行会长陈亦候。1932年的一个深夜，一辆满载文物的汽车开到了盐业银行天津分行大楼前，陈亦候指挥几个工友从车上搬下来几个大箱子，箱子里就是金编钟。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陈亦候和盐业银行的两个高层领导。
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特务还是打探到了金编钟的消息。日本驻天津副领事紧盯陈亦候不放，还曾亲自到他家，要求看一下金编钟，遭到拒绝后还对陈亦候进行威胁，并在第二天派人以搜查嫌疑犯为名进入了天津盐业银行的库房，但是没有发现什么东西。面对这种情况，陈亦候于1940年辗转与在香港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取得联系，向他请示金编钟的处理办法，吴鼎昌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毁！”陈亦候深知这一国宝的价值，没有贸然从命，而是找了挚友胡仲文商议。胡仲文当时是天津四行储蓄会的经理、盐业银行董事，也是盐业银行总行副经理朱虞生的女婿，此人素来办事老练，且为人可靠。他给陈亦候的意见是：尽快转移金编钟。
1940年4月的一个黑夜，陈亦候带着自己的司机杨兰波将金编钟装入8个小木箱，在工友徐祥的帮助下分四次运到了英租界四行储蓄所地下室的一个小仓库中，然后叫人运来8吨烟煤，埋住了库门。杨兰波与徐祥分别是陈亦候和胡仲文的至交，在以后的斗争中，他们都信守了自己的承诺，没有透露关于金编钟的一点信息。
金编钟转移后的第三天，日本军警闯入天津盐业银行进行搜查，但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又对陈亦候、胡仲文等人威逼利诱，想让他们说出金编钟的下落，但两人始终守口如瓶，金编钟得以保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高官孔祥熙也惦记上了金编钟。他借视察之名，派要员找到陈亦候追问金编钟的下落，陈亦候对来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斥责，最后对他说：“你去找吴鼎昌吧。”但吴鼎昌时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孔祥熙不敢贸然侵犯，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也觊觎金编钟，他想派天津市警察局长出面，制造汉奸罪名治陈亦候的罪，以逼他说出金编钟的藏身之地。但他不知道警察局局长与陈亦候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陈亦候又躲过一劫。当时的天津大街上到处张贴着布告：凡提供金编钟线索者，奖励所值70%。但是几个知情人都没有被金钱所动，让历史见证了他们崇高的人格魅力。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三天后，胡仲文代表盐业银行，向天津市军管会献上了他和陈亦候密藏多年的国宝——金编钟。他们保护金编钟的历史结束了，但是他们及杨兰波、徐祥两位工友的高尚品质将永远铭记在金编钟的流传史上！
编 钟
编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多用青铜铸成，由若干个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由于每个钟的大小不同，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就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在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不同时期的编钟形状也不尽相同。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在中国云南、山西、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就曾出土过许多古代的编钟，其中在湖北随州发现的曾侯乙编钟要比欧洲十二平均律键盘乐器的出现早将近2000年。
北京盐业银行是袁世凯的亲戚张振芳创办的，总部设在北京，天津、上海还有分行。最初，盐业银行将金编钟秘密藏在了北京东交民巷外库。后来，新闻记者在报纸上报道了金编钟流落民间的事，社会各界开始纷纷探询金编钟的下落，北京已经不安全，金编钟遂被转移到天津法租界中街盐业银行库房的夹屋里。负责转运工作的是当时的天津盐业银行经理兼天津银行会长陈亦候。1932年的一个深夜，一辆满载文物的汽车开到了盐业银行天津分行大楼前，陈亦候指挥几个工友从车上搬下来几个大箱子，箱子里就是金编钟。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陈亦候和盐业银行的两个高层领导。
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特务还是打探到了金编钟的消息。日本驻天津副领事紧盯陈亦候不放，还曾亲自到他家，要求看一下金编钟，遭到拒绝后还对陈亦候进行威胁，并在第二天派人以搜查嫌疑犯为名进入了天津盐业银行的库房，但是没有发现什么东西。面对这种情况，陈亦候于1940年辗转与在香港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取得联系，向他请示金编钟的处理办法，吴鼎昌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毁！”陈亦候深知这一国宝的价值，没有贸然从命，而是找了挚友胡仲文商议。胡仲文当时是天津四行储蓄会的经理、盐业银行董事，也是盐业银行总行副经理朱虞生的女婿，此人素来办事老练，且为人可靠。他给陈亦候的意见是：尽快转移金编钟。
1940年4月的一个黑夜，陈亦候带着自己的司机杨兰波将金编钟装入8个小木箱，在工友徐祥的帮助下分四次运到了英租界四行储蓄所地下室的一个小仓库中，然后叫人运来8吨烟煤，埋住了库门。杨兰波与徐祥分别是陈亦候和胡仲文的至交，在以后的斗争中，他们都信守了自己的承诺，没有透露关于金编钟的一点信息。
金编钟转移后的第三天，日本军警闯入天津盐业银行进行搜查，但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又对陈亦候、胡仲文等人威逼利诱，想让他们说出金编钟的下落，但两人始终守口如瓶，金编钟得以保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高官孔祥熙也惦记上了金编钟。他借视察之名，派要员找到陈亦候追问金编钟的下落，陈亦候对来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斥责，最后对他说：“你去找吴鼎昌吧。”但吴鼎昌时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孔祥熙不敢贸然侵犯，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也觊觎金编钟，他想派天津市警察局长出面，制造汉奸罪名治陈亦候的罪，以逼他说出金编钟的藏身之地。但他不知道警察局局长与陈亦候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陈亦候又躲过一劫。当时的天津大街上到处张贴着布告：凡提供金编钟线索者，奖励所值70%。但是几个知情人都没有被金钱所动，让历史见证了他们崇高的人格魅力。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三天后，胡仲文代表盐业银行，向天津市军管会献上了他和陈亦候密藏多年的国宝——金编钟。他们保护金编钟的历史结束了，但是他们及杨兰波、徐祥两位工友的高尚品质将永远铭记在金编钟的流传史上！
编 钟
编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多用青铜铸成，由若干个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由于每个钟的大小不同，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就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在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不同时期的编钟形状也不尽相同。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在中国云南、山西、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就曾出土过许多古代的编钟，其中在湖北随州发现的曾侯乙编钟要比欧洲十二平均律键盘乐器的出现早将近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