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利簋——武王克商的明证
发现地点：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南罗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76年3月
距今年代：3000多年
考古地位：为确定武王克商的具体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利簋见证武王克商
1976年3月，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南罗村的农民在搞水利建设时，挖到了一个内有大量青铜制品的窖藏，其中就包括利簋。簋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祭祀或宴享时，它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和鼎配套使用。
利簋，又名檀公簋，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该簋最有价值的是腹内底部铸的铭文，共4行32个字，开始即为：“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时克商。”这与文献记载中的周武王在甲子日早上出兵伐纣完全一致。铭文还讲述武王灭商7天后，在陕西阑师赏赐有功人员，“利（人名）”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的金（青铜）。为纪念这一荣耀，利铸造了这件簋，用来祭奠祖先、流传后世。这也是利簋名称的由来。
利簋铭文中记载的武王伐纣一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又缺乏实物见证，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一直众说纷纭。由于推算的依据和方法的不同，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竟有40多种说法，由最早的公元前1130年，到最晚的公元前1018年，时间跨度长达112年，误差悬殊。而利簋腹内的铭文内容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以及《史记·殷本纪》等文献关于武王征商、牧野之战、甲子日恰逢岁星当空等史实的记载，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唯一有关武王伐纣的第一手出土文献史料。它不仅记载了武王征商的史实并与史书记载相印证，同时还记录了确切的干支记日以及天象信息，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克商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意义非凡。
另外，利簋是已知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可以作为青铜器的标准器，即通过同样可以确定年代的器物与利簋相比较，鉴别器形、纹饰、文字、色泽等要素上的异同，确定其他器物的年代和真伪。利簋的方座器形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字体扁长的铭文，也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堪称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艰难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年，我国启动了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工程集合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领域的200多名专家，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武王克商年代”的确定。
专家们根据利簋上的铭文记载，首先确定武王伐纣是在一个甲子日，同时还根据其对“岁星”（木星）的记载，通过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论证，制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和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分析，缩小武王克商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出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一个最佳年代。
首先开始研究的是丰镐遗址，这是周人建都周原岐之后的第二个都城遗址，其时间从先周到西周末。考古学家先为丰镐遗址划分了地层，然后将先周末与西周初地层的相关样品进行了AMS测年，为划定武王伐纣的年代框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便是研究琉璃河燕国墓地。这是西周贵族召公的封国，是西周最早的分封之一，在此找到了燕国第一代诸侯的墓，意义重大。同样，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与武王伐纣也有直接的参照关系，因为这里是晋国的早期都城。
通过对上述遗址和殷墟的研究，武王伐纣的年代框架就集中在了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这30年之间，时间误差一下子缩小了。另外，铸成于武王伐纣第8天的利簋的发现，又为确切年代的考订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
根据前一阶段的成果，天文史学家江晓原开始具体研算当时的天象。他把史籍中的16种天象都找出来，从中选出7种可靠的、可以用于计算的天象进行推算，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武王克商发生于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但是这个结果却与其他专家通过金文排谱得出的结论不同，准确的年代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夏商周断代工程组又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的天象进行验算。
刘次沅得出的结论是：武王克商是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导致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在于二人对月相词“生霸”、“死霸”的“霸”字理解不同。这个字的本意在西汉时就已失传，后人有认为“霸”指的是月亮发光的一面，也有认为是指不发光的一面。金文学家根据最新发现的几个青铜器铭文，证实“霸”字是指月亮的光面。
这时，金文历谱的研究也已近尾声，专家们排定，武王的儿子成王继位的时间是公元前1042年，但因找不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期青铜器，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后世学者对于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虽各有说辞，但文献记述武王克商后的史事，均在四年之内。东汉学者郑玄在《诗谱·豳风谱》中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日本的《史记·周本记》上也记载武王克商后二年病，“后二年而崩”，正是四年。这个年代值与刘次沅的公元前1046年之说符合，也衔接了金文历谱的结果，同时与史料中记载的天象也基本相容，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小组一致认定，武王伐纣的时间定为公元前1046年。
按照这个结果，从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西周结束一共是275年。但《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按照这个数据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代应为公元前1027年，而不是公元前1046年，这是怎么回事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果是西周总年数为275，而《古本竹书纪年》的结果是257，而如果将时间定为公元前1027年，这和武王伐纣的天象都不契合。因此可以确定，是《古本竹书纪年》的作者把275抄成了257.这说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果是正确的，古文献的记载也是可靠的。
在武王克商年代的确定过程中，利簋的发现意义重大，其铭文中记载的天象成为推算确切年代的重要依据，这就决定了利簋无可替代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
商朝末期，纣王昏庸无道，导致政治腐败、刑罚酷虐，再加上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同时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而这一时期，商朝的西方属国——周国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周文王在政治上积善行德、裕民富国、广招人才，发展生产；外交上，争取与国，孤立商纣，实力不断壮大。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之际，在吕尚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在牧野大破商军、灭亡商朝。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六百年的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现及发掘时间：1976年3月
距今年代：3000多年
考古地位：为确定武王克商的具体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利簋见证武王克商
1976年3月，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南罗村的农民在搞水利建设时，挖到了一个内有大量青铜制品的窖藏，其中就包括利簋。簋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祭祀或宴享时，它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和鼎配套使用。
利簋，又名檀公簋，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该簋最有价值的是腹内底部铸的铭文，共4行32个字，开始即为：“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时克商。”这与文献记载中的周武王在甲子日早上出兵伐纣完全一致。铭文还讲述武王灭商7天后，在陕西阑师赏赐有功人员，“利（人名）”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的金（青铜）。为纪念这一荣耀，利铸造了这件簋，用来祭奠祖先、流传后世。这也是利簋名称的由来。
利簋铭文中记载的武王伐纣一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又缺乏实物见证，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一直众说纷纭。由于推算的依据和方法的不同，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竟有40多种说法，由最早的公元前1130年，到最晚的公元前1018年，时间跨度长达112年，误差悬殊。而利簋腹内的铭文内容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以及《史记·殷本纪》等文献关于武王征商、牧野之战、甲子日恰逢岁星当空等史实的记载，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唯一有关武王伐纣的第一手出土文献史料。它不仅记载了武王征商的史实并与史书记载相印证，同时还记录了确切的干支记日以及天象信息，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克商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意义非凡。
另外，利簋是已知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可以作为青铜器的标准器，即通过同样可以确定年代的器物与利簋相比较，鉴别器形、纹饰、文字、色泽等要素上的异同，确定其他器物的年代和真伪。利簋的方座器形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字体扁长的铭文，也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堪称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艰难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年，我国启动了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工程集合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领域的200多名专家，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武王克商年代”的确定。
专家们根据利簋上的铭文记载，首先确定武王伐纣是在一个甲子日，同时还根据其对“岁星”（木星）的记载，通过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论证，制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和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分析，缩小武王克商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出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一个最佳年代。
首先开始研究的是丰镐遗址，这是周人建都周原岐之后的第二个都城遗址，其时间从先周到西周末。考古学家先为丰镐遗址划分了地层，然后将先周末与西周初地层的相关样品进行了AMS测年，为划定武王伐纣的年代框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便是研究琉璃河燕国墓地。这是西周贵族召公的封国，是西周最早的分封之一，在此找到了燕国第一代诸侯的墓，意义重大。同样，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与武王伐纣也有直接的参照关系，因为这里是晋国的早期都城。
通过对上述遗址和殷墟的研究，武王伐纣的年代框架就集中在了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这30年之间，时间误差一下子缩小了。另外，铸成于武王伐纣第8天的利簋的发现，又为确切年代的考订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
根据前一阶段的成果，天文史学家江晓原开始具体研算当时的天象。他把史籍中的16种天象都找出来，从中选出7种可靠的、可以用于计算的天象进行推算，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武王克商发生于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但是这个结果却与其他专家通过金文排谱得出的结论不同，准确的年代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夏商周断代工程组又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的天象进行验算。
刘次沅得出的结论是：武王克商是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导致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在于二人对月相词“生霸”、“死霸”的“霸”字理解不同。这个字的本意在西汉时就已失传，后人有认为“霸”指的是月亮发光的一面，也有认为是指不发光的一面。金文学家根据最新发现的几个青铜器铭文，证实“霸”字是指月亮的光面。
这时，金文历谱的研究也已近尾声，专家们排定，武王的儿子成王继位的时间是公元前1042年，但因找不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期青铜器，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后世学者对于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虽各有说辞，但文献记述武王克商后的史事，均在四年之内。东汉学者郑玄在《诗谱·豳风谱》中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日本的《史记·周本记》上也记载武王克商后二年病，“后二年而崩”，正是四年。这个年代值与刘次沅的公元前1046年之说符合，也衔接了金文历谱的结果，同时与史料中记载的天象也基本相容，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小组一致认定，武王伐纣的时间定为公元前1046年。
按照这个结果，从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西周结束一共是275年。但《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按照这个数据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代应为公元前1027年，而不是公元前1046年，这是怎么回事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果是西周总年数为275，而《古本竹书纪年》的结果是257，而如果将时间定为公元前1027年，这和武王伐纣的天象都不契合。因此可以确定，是《古本竹书纪年》的作者把275抄成了257.这说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果是正确的，古文献的记载也是可靠的。
在武王克商年代的确定过程中，利簋的发现意义重大，其铭文中记载的天象成为推算确切年代的重要依据，这就决定了利簋无可替代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
商朝末期，纣王昏庸无道，导致政治腐败、刑罚酷虐，再加上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同时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而这一时期，商朝的西方属国——周国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周文王在政治上积善行德、裕民富国、广招人才，发展生产；外交上，争取与国，孤立商纣，实力不断壮大。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之际，在吕尚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在牧野大破商军、灭亡商朝。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六百年的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