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论史

附六：杨杰的爱国主义思想

　　人生是在学习中长成，在不断的学习中向前走‘这个教条，我是坚信，在努力着。——杨杰杨杰：《大军统帅》开头语。

杨杰是中国现代享有世界声誉的着名军事理论家，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他在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时，走上了”军事救国“的道路。在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征途后，终于坚决地为民主革命而献身。他这种”在不断的学习中向前走“的革命精神，的确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对于今天努力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更是值得学习的一个光辉楷模。杨杰在短暂的人生历程中，给祖国留下了大量的军事理论着作，对于我们研究中外战史是有益的，本文拟对杨杰坎坷、曲折的经历及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

杨杰，字耿光，一八八九年生于云南大理县一个贫寒的家庭，祖父是个裁缝，父亲杨汉章是个走方医生，母亲徐氏是位勤朴的白族妇女，她除做完繁重的家务外，还接许多针线活来家做，一家人的辛勤劳动，生活仍难维持，这对杨杰后来的人生道路是有很大影响。

杨杰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生存问题摆在每个人面前。而清王朝镇压了义和团以后，已经完全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使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这一切给少年时代的杨杰很大的刺激。”那么大的中国，为什么打不过远远跑来的外国强盗？“这个问题一直蕴芷在他的心中，促使他勤奋不懈的读书，十三岁在中学考第一名，十六岁步行到昆明，考取云南陆军学堂，十七岁考选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十八岁又考选日本陆军士官予备学校，二十岁正式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杨杰就是在不断学习进取中结束了他的少年时代。

杨杰的爱国主义思想春苑论史——杨德慧文集在日本学习期间，他亲眼看到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向西方学习时收到很大的成效，认为：“五、六十年前的日本，也是一个被侵占的弱小民族，好吃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苦头以后”就向西洋人学习，结果把日本推上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中国也应该向西方学习，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建设强大的国防，抵御外来的侵略，才能使祖国独立富强。他在送友人的联句中表达了他对清政新的不满，“在鲁文章旧，西欧教化新。”又说：“海禁开后，外交军事，无一不告失败，若不改弦更张，就会亡国灭种。缅甸、安南、印度就是榜样”反映了他迫切要求改革现状的思想。

这些国际国内的原因，促使杨杰走上“军事救国”的道路，这种热切地希望祖国独立富强的愿望，是他后来成为一位具有国际声誉国防战略家、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的最早思想基矗彻底铲除依赖外人的劣根性，是杨杰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九二一年，杨杰率领云南留学生前往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当他第二次登上日本国土时，心中万分惆怅，回顾十年前离去的情景，怀抱一腔热血，莫大的希望，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戎马生活一混十年，民国的招牌虽然挂起，国家的情况却一天天坏下去，帝国主义仍然欺负中国，使杨杰对“向西方学习”来达到祖国“独立富强”的目的产生了怀疑。他寻根究底的结果认为：中国现在害了“时代脖，就是落后于时代的病，”这种病根从满清末叶到现在，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一天天的加重，当初是苦于抓不住病根，后来是讳疾忌医，因循自误，到今天我们如果再不咬紧牙关，下大决心，根治病根，’东亚病夫‘不久就要寿终正寝，万却不复，四万万五年万的人民，沦为奴隶；一千二百万方公里的土地，拱手让人，五千年悠久光荣的历史从此断送。中华民族兴亡绝续，就看我们这一代黄帝子孙努不努力，争不争气了。”

所以，他说：“要完成国民革命，复兴中华民族，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彻底铲除依赖外人的劣根性，使全体国民能够过独立自主的经济生活，中国社会能够获得独立自主的进步，中华民族能够进行独立自主的战争。换句话说，我们要自发的生产力、生活力、战斗力、机械力”，这一切“操之在人则亡，嫖之在我则存”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建设自己的国防，来求取国家民族的安全。

为了进一步深造，为国家建立功业，杨杰自费报考日本陆军大学，忍耐着清苦的生活，勤学苦练，因而学习斐然，常被选为“统帅”指挥演习，得到日本天皇的赞赏，“天皇赐予宝刀，因有天才将军的名号”一九二四年冬，杨杰毕业于日本陆大第十五期。他拒绝了日本当局的挽留，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时值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与他平生主张相吻合，遂投奔广东，任程潜第六军的总参议，参加北伐战争。

杨杰在爱国主义道路上的曲折弯路。

蒋介石、汪精卫通过“四一二”、“七一五”相继叛变革命后，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标志的革命统一战线就最后破裂了。

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任杨杰为新第六军副军长、代理军长。继后指挥第二路军第一、三两师及第六军继续北伐。七月任十八军军长，八月蒋介石策定淮河防御方案，任杨杰为总司令部淮南行营主任兼总予备队指挥官。

一九二八年二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杨杰任军委常委，办公厅主任。蒋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时，杨杰任总参谋长后兼任陆军宪兵学校校长。一九二九年，出席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蒋与冯、闫、桂等新军阀之间的矛盾也就随着表面化起来。

在新军阀的混战中，杨杰对蒋介石的本质认识不清，因而做了蒋介石的忠实帮凶，走上了歧途。杨杰认为，要使国家富国强兵，首先就应该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建设强大的国防以抵御外侮。要统一中国，他认为当时只有蒋介石是比较适合的。因为在蒋介石下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又出现了各派军阀和政客的动乱情况，加上此时的蒋介石对杨杰是很尊重的，称为学兄，有事即请商量，并不断地委任杨杰一系列重要的头衔，事实上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手中还掌握着中央政权和政党，它虽经过共产党人的揭露，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它仍然在部分群众和中间阶层中有一定的欺骗性，一心走“军事救国”道路的杨杰，就秀自然地把统一国家及其施展自己抱负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为了帮助蒋介石“一统天下”，杨杰在蒋冯战争中亲临指挥，在河南战役中，正确捕捉战机，解登封之围，进驻临汝，扭转了战局，取得了胜利。之后，又击败唐生智的举兵反蒋。中原大战中，杨杰曾杨合第三师于五月十二日击破马牧集冯闫阵地，十七日炮兵集团轰归德，守军投降，解了蒋介石免做俘虏的困境。又替蒋介石拟了作战计划，提出运动拥兵关外的张学良的主张。七月二十八日杨杰，刘峙召集贵州、济宁、曲阜附近各军、师长会商决定进攻计划，杨杰作了六条具体布置，不久蒋军克复济南，改变了战争的形势，接着又取得郑州诸会战的胜利，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十一月初闫冯失败。历史半年之久的大混战，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结束，使蒋在各派军阀中居于优势。杨杰为蒋介石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统一”各派军阀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封建法西斯政权，它不容许代表二次大众的人民政权存在，立即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攻。这就促成了杨杰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在爱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了一段曲折的弯路。

杨杰不愿参加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遂与方鼎英化装离开部队，避居上海。杨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中不参加“围剿”战役非常稀少的一人。

这一时期，杨杰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很明显的。最初由于对清朝的腐朽统治不满，希望在向西方学习中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无情的事实使这一希望破灭了，于是他下决心走上“军事救国”的道路，一心追求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实现他建设国防抵御外侮的抱负，所以，杨杰此时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

二

杨杰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首先，杨杰主张坚决抗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蒋介石在北平成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来处理中日事务，派杨杰主持。

杨杰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非常忿慨，主张坚决抵抗。在制定古北口抗日作战计划时，遭到何应钦的反对，由于蒋介石执行的是对日妥协政策，也不支持杨杰，杨杰的抗日计划不能实行，只好辞职。蒋改任何应钦与黄郛主持北平军分会，结果华北战事失败。为此，杨杰非常气愤，他到处说，到处骂不积极抗日，对日妥协的可耻行为，蒋介石对杨杰刚强，直爽毫不顾虑的性格运动感到恼火，一九三三年派杨杰出国考察，以避免影响的扩大。

杨杰在国外将近一年的时间，对二十九个国家进行考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他的军事外交才能给予了广泛的好评。

他到莫斯科时，受到斯大林的器重，数次接见畅谈，对他所着《蒙古骑兵之性质及其使用法》一书深为加赏，并称杨杰为“战略专家”。他到英国时，识辨了英国伪国防计划，英国国防大臣送给他一个“军学泰斗”的称号。他到意大利，墨尼里尼十分敬佩他，并把自己多年随身带的一根成鞭送给了杨杰。

杨杰对这些国家的访问与考察，使好有机会了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不同制度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并加以比较和研究，以为他日改造中国的借鉴。从此，杨杰的军事，外交雄才闻名世界。

一九三四年杨杰从各国考察回来后，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写了《欧州各国军事考察报告》一书，向蒋介石建议：赶快进行重工业的建设，进行国防工业重心的兵工业的根本建设，克服依赖外国武器的弱点，力求自强，建设独立自主的兵工业，否则，“职予料世界火偋战祸一开，必蔓延全世界。是时，各国自顾不暇，敌必以海军封锁我各口岸，断我军火之来源，是的，虽以万万金，不能得一御侮之工具。”

表达了杨杰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反侵略的斗争中求得民族解放的思想。

杨杰回国后，看到国民党政府松松散散，毫无抗日准备，并且还继续对共产党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感到忿忿，他指责时局说：“我去外国游历了近一年回来，看到了他们的国家都在紧、急、忙，德国是紧，意大利是急，日本是忙，总觉得侵略我国东北四省还不满足，还气势汹汹地要灭亡中国。我回到上海一看，遍于是闲人，政府的官员更闲，甚至有些吃、喝、玩、乐通宵达旦，把东北四省沦于敌手的耻辱置于脑后不问。我拥护蒋委员长的’要雪耻救国，收复失地‘，这是适合现时的国际形势，是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符合的，我已拟好了一份抗日作战计划，予料日本必败，望政府拿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国策来，统一思想，发动群众，中国是大有希望的”这一时期，虽然杨杰与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是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上升时，杨杰对蒋介石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想通过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让蒋介石认请形势，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抗日，因而，他想尽一切办法，把蒋介石往抗日的轨道上拉，而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没有直接威胁到他的统治时，他是不愿意抗日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他的心腹之患，他对杨杰的才能是深为了解的，并且亦是拼命的拉杨杰为他的“剿共”和巩固其政权尽诚尽忠。然而，尽管蒋介石给了杨杰许多重要头衔，杨杰与蒋介石在“抗日”、“剿共”这两方面的分歧始终不能统一，谁也没有把谁拉过自己一边。

其实，杨杰为抗日培养军事人才。

蒋介石不能用杨杰到抗日的第一线去，杨杰鉴于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战争不可避免，培养军事人才，当然更是刻不容缓。于是，杨杰为造就中国正直的有军事才能的一代抗日军人，操尽心血。

他反复向学员讲明陆大培养学员的目的：“为养成优良将校与募仍，以备国家干城之用，不持党国命脉的所寄，而民族兴亡亦与共负，”学员在学习期间，要“完成其救国之鉴识，御侮之本能。”

他严格要求学员：“年来吾国纪纲不振，死因虽多，然军纪废弛与学风败坏，二者为尤，正士子志气嚣张，视师道法无物；军人动辙干政，以武力为私有，武德之不修正与士子之不守校规同出一辙。国家秩序因之而乱，”“此后诸君宜力矫此风”才能将所有的才能全部贡献给国家。

他提倡透导式的“取化教育”，要求学员要明辩是非，反对无意识地盲目服从：“比方有人说某人很好要群起拥戴；某人不好，要群起打倒；没有理智的人则必吠影吠声，一唱百合，而学者闻之，则必加以检讨，加以讨论，研究是否值得拥戴；是否值得打倒，而后才决定可否，而后才决定行止……我们陆大的学员就非有这种修养不可”。

很显然，杨杰办陆大的宗旨和教育方法，是与蒋介石的要求背道而驰。蒋介石要求杨杰“要教办事方法，不能专讲学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绝对服从领袖”等等的盲目服从的法西斯奴化教育，而杨杰在讲学理中要求学员对“社会上百般事理之探索”，反对盲目服从，让学员真正学到“救国之鉴识，御外侮之本能”。

杨杰此时办陆大的思想，是因为过去他一直为之奔波、努力奋斗的“军事求国”的理想，在蒋政权建立后都不能实现，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逼近时，他想通过办陆大培养一批正直的有才学、有品德、人格高尚的军事人才，来担负起救国救民的伟大使命。可是，此时的杨杰还不了解在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一天不消灭，中国的独立富强就办不到。事实上，杨杰培养的这批军事人才，除少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多数仍成为蒋介石的帮凶。

第三，努力于中苏邦交亲善，以争取抗日援助。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蒋介石为了争取得到苏联的军事物资援助，任杨杰为特派军事代表团团长，张冲为付团长往苏联争取援助。

杨杰在拜会苏联领导人时，努力陈诉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及与苏联和世界的关系，诚恳地要求苏联给予货款及军事物资援助。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获得苏联第一批军事物资，十月以前，苏联给中国两次贷款，各为五千万美元。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三日苏联又给中国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为此，蒋介石曾让杨杰转电给斯大林及伏罗希洛夫，表示感谢：“中国对日抗战，建承尽量援助接济，俾战局克以支持迄今，敌人消耗甚钜，不独私哀感激靡量，即全体战士与民众对贵国仗义相抑强扶弱之意，均表示无限之钦佩与感激。”“全中国军民将永不忘贵国急难相扶之衷。”

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请杨杰转给蒋介石复电：“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其一切可能援助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让杨杰转给蒋介石回电。1938年5月10日于莫斯科。

杨杰努力于中苏两国邦交的亲善，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英、美帝国主义拿中国人民运做赌注的时候，得到苏联无私的大力援助，这正体现了杨杰热爱祖国赤诚之心。

一九三八年八月，蒋任杨杰为中国特命全权驻苏大使，苏联外交部通知杨杰于九月三日十二时呈递国书。

杨杰虽然身在国外，一颗热爱祖国赤子之心却和祖国安危紧相连。

当他得到南京失陷消息时，对国民党腐朽无能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南京失陷，深为悒悒，此皆举棋不定所致，如此名城，如此工事，反不如一烈日要塞之寿命，真腾笑万邦矣。噫，岂天之灭中国，使鬼神辈充斥要枢欤欤。”杨杰日记：1937年12月15日武汉失守，蒋介石企图让苏联替他抗战，他电示杨杰，要苏联一次派几百架飞机，轰炸日本重要城市及军事根据地，使战局“急转直下，一举成功”。杨杰一方面积极向苏联请求援助，另一方面，他坚持一贯主张抗日要靠自己的力量，外援只能为辅，所以武汉失守后，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具体的抗战建议书。杨杰就是这样与祖国命运共呼吸。

杨杰在苏联期间，经常受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最高领导人的接见，给予很大的重视和关心。有一次斯大林接见杨杰谈话达五小时之久。会见后，杨杰对斯大林作了如下评价：“我在苏联莫斯科郊外之德皇行宫与史太林先生及伏罗希洛夫元帅会见亘五小时的谈话，可称历史上的谈话，而史太林先生之一切态度言语行动诚可为吾人模范，第一耐烦，第二和蔼，第三诚恳，第四平民，第五对人考察有方，或名曰懂相人之法，第六沉毅而精细，伟大人物应具有之条件皆兼而有之”这对杨杰思想的进步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苏联政府给杨杰及其随行人员，提供过不少方便，经常让他们去参观集体农庄和工厂以及他们能去的场所，他连许多场合广泛地接触了苏联劳动人民，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特别用心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共产国际史略》等，并做了笔记。他认为“苏联是现在世界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它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它的经济是计划性的，其“经济建设的特点是工业化、军事化进行两面同时作战的经济体系”。它的国防建设是受恩格斯“武器、编成、组织、战术和战略等，第一是依存于当时的生产和交通状况”的军事理论指导的。他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解决了建设中’国防人‘的问题，它的经济任务是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物‘的问题”因而苏联的制度是建设理想国防的最好制度。“苏联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掩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发展的武器，因此，“比一切其它国家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确地把握现实。”

杨杰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细心研究，全面了解的结果，使他非常想往这样制度的国家，他希望祖国也象这样制度的国家的道路迈进。

一九四〇年初，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蒋介石与此相呼应，在国内也掀起了反共高潮，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蒋介石免了杨杰驻苏大使的职务。杨杰明知回国后因他的言行而日子不好过，可留在苏联”休养“，但他却因”念念不忘者，惟抗日耶“，毅然拜辞苏联领导人回到祖国。

他在拜辞伏罗希洛夫时，伏氏说：“贵元帅为人诚实负责，为苏联真正朋友，予中苏结合及巩固中苏之友谊有莫大的贡献，本人极为钦佩，现已，为极相熟极相得之朋友，办事极为方便，深不领贵元帅去而不返……”杨杰拜辞伏罗希洛夫谈话记录。1940年1月8日下午二时。

杨杰在拜辞莫洛托夫时，莫氏说：“贵大使为树立中苏新邦交，巩固中苏亲善唯一有力者，贡献两国者实深且大，今言辞行，深不领此次拜访为辞行也。……”杨杰拜辞莫洛托夫谈话记录。1940年1月8日下午五时十分。

从伏氏及莫氏对杨杰的评价，可知杨杰在任驻苏大使期间，对于中苏亲善，争取抗日军事物资等的确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对于他的思想从此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他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发展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三

杨杰爱国主义思想的再一个主要内容是坚决投入反蒋的民主运动的洪流。

杨杰回国后，眼看着国民党许多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被排斥、被逼走，亲日派却掌握了实权，大敌当前，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蒋介石先后策划了三次反共高潮。杨杰的加强国防建设，抗日建议，抗日作战方案，疆场杀敌素志，加强中苏亲善，联共抗日消弥内战等等，一概付之东流。蒋介石给杨杰一部《曾文正公全集》，叫好好阅读后加上批注，三个月送还，杨杰为此忿忿，满腔抗日热血洒向何处？期满蒋要回书一看，大发雷廷骂道：“不可救药”，遂给了杨杰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留在重庆。从此，杨杰对蒋介石的本质也有了彻底的认识，他不再把国家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了，他认识到不彻底改变剥削制度，单纯的“军事救国”是没有出路的，他说：“假若一个国家在经济方面还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在政治方面，管理国家大事还仅仅是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特殊的权利；在文化方面，知识分子被当作一个阶级；在军事方面，还有一部分国民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人民的国防是建设不起来的。”因此，他提出：“把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交到全体人民手里。”

同时，杨杰也看到了新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全民族的抗日期望，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沉重地打击着侵略者，使日本帝国主义这条野牛，深深地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沼里而难以自拔。因此，他对自己的生命及生活的道路有了新的认识，他说：“五年来的抗战，中华民族觉醒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脑膜上都被敌人的刺刀雕刻着殷红的字迹：’国家‘、’民族‘。每一个中国人民对于生命和生活都有了新的评价和新的认识。”杨杰：《国防新论》自序他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对共产党的进攻的内战，认为，那是“破坏国防的健康，抵消国家的作战力量，”他针对蒋介石指出：“国防建设的指导者，必须认清这种事实，致力于国内战争的消弥，不论这种战争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机。”

杨杰在国内外的言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无限的关怀及诚恳的教育。周恩来同志遇有重大事情都要接见他，董必武同志常把重要消息告诉他，让他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党内有许多重大的事情也是通过他转递的。如一九四三年中共中央同意刘浩同志关于与龙云建立统战关系的指示信，就是由杨杰带到昆明交楚图南同志，后按地址寄到刘浩手中的。党对杨杰的信任与关怀，就是杨杰在民主运动中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坚决反蒋的力量源泉，也是使杨杰思想发生飞跃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