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改变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四节 两个“大”字：大孝与大忠

　　在当今社会，忠与孝仍是人们遵守的社会公德，能做到大忠与大孝的人自然能得到人们的敬仰。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忠、孝的关系上，可以看出曾国藩的道德修养和大事面前不糊涂的决断素质。

　　（1）孝是一颗心而不是做给人看

　　曾国藩的孝道，主要表现在他的日记和家书里，由于他终生居家时日颇短，但其一颗殷殷孝子之心，却昭然可表。曾国藩但凡给父母的家书总有一个格式，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结尾则多用“男谨禀”或“男谨呈”等。虽然这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孝心殷切，至孝至诚了。其次，曾国藩远在他方时，总是不时地向父亲禀呈自己的现状，以缓父母对己的怀念。又嘱托兄弟、子侄多多来信呈报父母的身体状况，也是他孝顺的一个方面。如在家书中他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叔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又如：“母亲齿痛，不知比从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明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不知近日精进何如？务宜慎之又慎。”似这类关切父母、孝顺双亲的家书甚多。有时候，曾国藩要做一件事，父母不同意或想不开，他便去信开导，实在开导不成，事情便放下作罢。曾国藩在京为官时曾写过这样一封家书：“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城欠账将近一千，归家则途费接礼又须数百，甚是难以措办；二则二品归籍，必须自己具折，折中难于措辞，私心所愿者，颇想得一学差，三年任满，即归家省亲上也。若其不能，则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办途费，则后年必归次也。若二者不能，则只得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后年得一京官，支持门面，余则归家告养，他日再定行止耳。如三者皆不得，则直待六年之后，至甲寅年母亲七十之年，余誓具折告养，虽负债累万，归无储粟，余亦断断不顾矣。然此实不得已之计。若能于前三得中其一者，则后年可见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审祖宗能默佑否？”

　　在这封信里，我们从言词诚挚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一位思家迫切、盼归甚殷的孝子，在京城繁杂、匆忙的官场奔忙里，望乡而兴叹，把眷眷思家省亲、奉孝床前的炽热情感，深深隐匿在剪不断的思念里。他在京里得知母亲欲买一丫头，马上去信表示支持，即刻从自己窘迫的收入里拼凑起五十金给母亲寄回。甚至于给他祖父母、父母的四口寿具上漆之类的小事，他也亲自过问，并叮嘱每年同时上漆一次，花费由他自己专项报销。他曾经给星冈公买了一副黑狸皮褂，以尽孝孙之心，并去信再三叮嘱，说：“闻狸皮在南边易于回潮，黑色变为黄色，不知信否？若果尔，则回潮天气须勤勤俭视，又凡收皮货，须在省城买‘潮老’（指防潮剂），其色如白淮盐，微带黄色，其气如樟木。用皮纸包好，每包约寸大，每衣内置三四包。收衣时，仍将此包置衣内。又每年晒皮货晒衣之日，不必折收，须过两天。待热气退尽乃收。”细致的叮咛中，曾国藩的孝心殷殷可见。当他得知父亲因过多地躬亲家事而累坏了身体时，马上去信说：“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忝窃卿贰，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并再三嘱托诸弟代父劳苦，以宽解父亲的疲累。当然，曾国藩不是仅让兄弟孩子们养成一种孝道，他自己却是只说不做，相反，他在事关孝悌的重大关头，也是挺身向前，勇于担当。如在咸丰七年（1857年）他听说他的父亲去世的消息，竟不经允许就匆忙回家委军奔丧。虽然也有向清廷发泄不满之意，但也足见他的孝悌之心。曾国藩从祖、父辈传承下来的孝敬，反映在家庭伦理中，他主张对待长辈应时时存一“敬”字，由“敬”而生出“孝”来就十分自然。无论哪个时代，哪个阶段，无论出自于何种理由，人们都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学问和能力。他集严父、慈父于一身，时时注意教子的方式方法，“爱之以其道”。其教子成功的经验，时至今日也颇具借鉴意义。

　　（2）处世为人既要讲忠又要讲孝

　　曾国藩念念不忘治理家庭，要家人讲求忠孝二字，认为“忠孝”是种道德风范，在家可盛家，在朝可治国，好的家范可以造就忠臣。他谆谆教诲家人说，我们家现在门第显赫鼎盛，而居家过日子的气象、礼节等方面总是没有能够认真讲究一番。遍览古往今来名门世家得以久长的，男子要讲求农耕、读书两件事，妇女要讲求纺织、酒食这两件事。《斯干》一诗，讲的是帝王贵族建筑宫室等事，而妇女重在“酒食是议”一句，就是妇女只需讲究酿酒做饭等家事。所以我总是教导儿媳妇、女儿们要亲自主持烹饪，后辈看来好像不是什么要紧事。以后回到家乡，在家闲居，妇女们纵使不能精通烹调技术，也一定要常到厨房去，一定要讲求制作酒、醋、肉酱、小菜及换茶之类的事务。你等也要留心种菜养鱼，这是一家兴旺的气象，决不能忽视。纺织虽然不能数量很多，也不能间断。为兄的大房首倡之，其余四房都响应，家风从此也就淳厚了。曾国藩真可谓是在朝忠、在家孝的模范代表。在家中，他竭力缔造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敦亲睦邻”的理想环境。从某一方面来讲，他们曾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政治力量只着重维系统治者利益而忽略大众利益的专制时代，社会的秩序就靠着他们的影响，而得到相当维持。从曾国藩的家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如何处理他与家族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怎样追求孝、悌、慈爱、温厚的完美人格。在骨肉亲情日渐淡薄，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曾国藩的家信，实在具有劝世化俗的价值。曾国藩家信中，虽然也谈些家务琐事，但有关军国大事、做人处事的原则、训勉子弟敦品砺学等记录，也不在少数，值得所有人一读。

　　（3）关键时把忠字放在前面

　　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曾国藩对孝十分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曾国藩的孝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家里老人的照应上，更重要的是当忠孝发生矛盾时，往往以忠代孝作出正确的选择。在这一方面，似乎跟家传有很大的关系。如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先后送出四个儿子参军赴前线与太平军作战，并勉励其尽忠报国。太平军自咸丰元年（1851年）揭举义旗于广西金田村之后，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于次年入湘过道县，又占郴县、攻长沙，而湘乡境内的会党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亦揭竿而起，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对此，曾麟书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为此，他在与本县知县朱孙诒、乡绅刘东屏等组织乡勇前往镇压农民起义之外，还多次写信给在京做官的曾国藩，向他介绍“匪情”，表示要继续招募乡勇，以“卫吾道”，希望他“赞襄庶政，矢慎矢勤，以报皇恩于万一”，官阶愈高，“接人宜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星冈病故之时，曾国藩意欲回家奔丧，曾麟书便去信要他安心做官，不必南归故里：“努力图报，即为至孝，何必作归家之想”；“祖父生前爱尔特甚，以尔受国厚恩，必能尽心报效。尔今日闻讣信，能体祖父此意，即所以孝祖父，毋以感伤之故而更系念于予夫妇也。”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曾国藩念及家人安危，遂有请假归家之念，曾麟书便又去信叮嘱他不要顾及家中小事，应以国家安危为重、为急务。他告诫曾国藩说：“官秩是朝廷所颁，职分是己躬所尽。尔今所任礼部侍郎兼署刑部侍郎，礼部位清贵，刑部事繁重，君恩厚矣。唯日孜孜尽力供职，以报恩于万一，即是尽孝之道，何必以予夫妇为念而有归省之辞也。”忠孝不能两全，往往是封建官员常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观念曾经是主张孝大于忠，并以此去要求别人。

　　可是，当问题落到自己头上时，他又转而认为孝要服从于忠。1853年1月21日，正当曾国藩权厝母亲于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巡抚张亮基转来了咸丰帝的寄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这项寄谕立即打破了曾国藩的宁静生活。清依古制，父母死，官吏均得在家守制三年后始得复官。曾国藩正是这样打算的，谁料，仅三个多月，皇帝便叫他墨絰从戎。墨絰从戎，他是坚决反对的，一年多以前，即咸丰元年，当他在京城听说江忠源墨絰从戎时，他曾振振有词，力加阻止。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在家乡办团练，镇压瑶民起义。接着，历任浙江省秀水、丽水知县。大学士赛尚阿至广西围歼太平军之前，在左景桥上书言事，其中有一条提及江忠源善带兵，疏调他至军前效力。曾国藩闻此事，“欲行阻止，而赛公已杩牙成行矣”。此时江忠源正在家守制，得谕旨，即与其弟江忠浚募乡勇五百人，奔赴在广西的副都统乌兰泰帐下。曾国藩立即写信给正在粤中为大军筹粮饷的友人严正基说：“岷樵读礼山中，谊为乡里御寇，然墨絰从戎，则非所宜。弟比有书，告其不必远出。君子爱人以德，似应如此。阁下以为然焉否也？”他以“爱人以德”的姿态，动员友人来劝阻江忠源。他还直接给江忠源写信说：“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之余，不宜轻往。斯关大节，计之宜豫。”不久，再次写信给江忠源说：“吾子在忧戚之中，宜托疾以辞，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又说：“顷闻吾弟被命即行，虽军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他还为江忠源出谋划策说：“所可幸者，闻尚在乌公幕府，未尝署一官，领一职，犹为无害于义。将来功成之后，凡有保奏议叙，一概辞去，且预将此意禀明乌公转达赛公，再三恳告；如不保叙，则仍效力行间，终始其事；如不允从，则托疾归去。”“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

　　在曾国藩看来，最好不要墨絰从戎，去了，也要只效力不当官，只有这样，才叫忠孝两全，即“从戎以全忠，辞荣以全孝”。他再次警告说：“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到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曾国藩在家守制，犹写信给友人刘蓉说：“岷樵去年墨絰从戎，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然而，言犹在耳，只过去一个月，有亏大节的墨絰从戎的事又临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他草写了一份奏稿，请求在家终制。并在接到谕旨后的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五日（1853年1月23日），写信给住在京中的内兄欧阳秉铨（字牧云），申述自己不能墨絰从戎的原因：“弟闻讣到家，仅满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权厝，尚思寻地改葬，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遽出而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且所办之事，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这是他在申明“大节”之外，多道出了一层“难寻头绪”、心无把握的理由。

　　中国封建士大夫讲究忠孝两全，曾国藩更是奉此为一生的圭臬，同时在这两方面，曾国藩都做得近乎完美。现代社会对这两个字提得少了，似乎已不再重要，事实上，我们对父母、家庭的责任、对国家、事业的忠诚的强调和追求，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