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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 再论线装书(下篇)

  世界上还没有包治百病的万应丹。平常所谓良药,用了得法固然可以起沉疴,用了不得法也许可以杀死人。世上也没有绳之万古都相宜的真理。太戈尔劝人少读书。他对于东方的文艺,虽然洞见症结,对准了毛病发药,可是说给现在的中国人听,实在如像煎了一剂催命汤。新中国诚然有许多地方用得着外国朋友的指导,可是不读书那一层是已经毋须劝驾的了,虽然不读了书也不见得就与自然相接近。

自然是要亲近的,人生是要观察的,生活是要经验的,同时书也是要读的,虽然不一定要至少读破多少卷。许多的天才是不用读什么书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博览群书的。许多的天才是没有经过学习时期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化了多少年的心血才逐渐成熟的。况且天才向来是凤毛麟角般少见的,大多数以天才自负,或是被朋友以天才见许的人也许不过是野鸡毛鹿角之类吧?

自从有书已经有二千多年,这二千几百年中不知有多少天才在艺术之园里培养了多少花草,在理智之塔上加了多少砖。谁能在艺术之园里去种一枝还不曾有过的花树,或是在理智之塔上砌上一块小石,已经尽了天才的能事。你不进园细细的赏鉴,或是不费力爬到塔顶,这希望是容易落空的。

书是要读的,可是不一定要读中国书。不但这样,努力于新文学的人,我以为,虽然不能如吴老先生所说,完全不读线装书,也得少读线装书,多读蟹行文。我不是说中国没有优美的文学。我们的祖宗实在曾经给我们无数的宝山。只恨子孙不争气,非但不能发扬光大他们的先业,却在宝山上压着层层的砂碛,弄得我们的文学成了一种矫揉造作的虚伪的文学,与自然没有一点关连,与人生更没有一点关连。近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讣闻式”的文学,因为讣闻很可以代表中国人表示情感或意见的方式。“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显妣”了,“孤哀子□□等泣血稽血稽颡”了,“苫块昏迷,语无伦次”了,甚而至于“所以不即死者,徒以有?”了,那一句是真话?大家明明知道这是假话,可是大家还得用它,正因为大家觉得自古以来大家就这样用。在文艺里也是如此:你自己的情感,或是没有情感,是不要紧的,最重要的是古人对于这事怎样的情感。所以,最美妙的文章得“无一字无来历”!结果争事模拟,陈陈相因的牢不可破,再没有半点新鲜活泼的气象。

我们觉得一个人能说一句自己心腔中的话,胜于运用一百个巧妙的典故——不用说太多数的典故是粗笨无聊的了——一个人能写一段自己亲见的风物,胜于堆砌一千句别人的典丽斌媚的文章。文学家的天才正在他的感觉特别的灵敏,表现力特别的强,他能看到人所不能见,听到人所不能闻,感受到人所不能觉察,再活泼泼地写出来。同一风景,我们不能十分领略它的美,可是读了天才的作品,他好像给了我们一双新眼睛,我们对于那风景增加了欣赏。同一人事,我们也许漠然的看过了,经天才作家的赤裸裸的一描写,我们就油然生了同情心。所以世间伟大天才的作品,我们非但不能不读,还得浸润在里面。可是我们不是为了要摸拟他们的作品,不是为了要抄袭他们的文章,只是为了要增高我们的了解力,扩充我们的同情心,使我们能够赞美自然的神秘,认识人生的正义。

也许有人要说了,这样说来,线装书不是不可读,只是读的人不得法。要是换了方法,线装书还不一样可读么?线装书本来不是不可读。就是吴老先生也不过“约三十年不读线装书”罢了。可是,第一,披沙寻金,应当是专门学者的工作,文艺作者没有那许多功夫,也不应当费许多功夫去钻求。第二,适之先生说过:“人类的性情本来是趋易避难,朝着那最没有抵抗的方向走的,”古文的积弊既久,同化力非常的大,一受了它的毒,小言之,种种的烂调套语,大言之,种种的陈旧思想,就不免争向那最没有抵抗的地方挤过来。你一方面想创造新东西,一方面又时时刻刻的尽力排弃旧东西,当然非常的不经济。所以要是你想在文艺的园里开一条新路,辟一片新地,最简单的方法,是暂时避开那旧有的园地,省得做许多无聊的消极的工作。将来你的新路筑成之后,尽可以回头赏鉴那旧园里的风物。

书是要读的,并且得浸润在里面,只是那得是外国书。中国人的大错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他们以为外国人胜过我们的就是在物质方面,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及别人。就是以文学来说,我们何尝胜过欧洲呢?就算中国与欧洲的文学各有它们不能比较的特点,欧洲文学也不能不作我们新文学的“因斯披里纯”。他们的文学,从希腊以来,虽然古典主义也常擅势力,特殊的精神还是在尊自由,重个性,描写自然,实现人生的里面。这当然是新的文学,活的文学当取的唯一的途径。中国的文学里虽然不是没有这样的精神,例如陶渊明,李太白,也窥探过自然的神秘,杜少陵,曹雪芹,吴敬梓,也搜索过人生的意义,可是他们在几乎不变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只是沙漠中的几个小小的绿洲罢了。

我们只要一读各国的文学史,就知道文学不是循序渐进不生不灭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文艺好像是火山,最初只见烟雾,渐渐的有了火焰,继而喷火飞石,熔质四溢,极宇宙之奇观,久而久之,火势渐杀,只见烟雾,再多少时烟消雾散,只留下已过的陈迹。有些火山过了多少年便一发,所以在两个发动期之间,静止不过是休息,有些却一发之后,不再发了。文学运动也是如此。

由小而大,渐达澎湃扬厉的全盛时期,又由盛而衰,也许由衰而歇,如希腊文学一样,也许改弦更张,又达美境,这样盛衰往复,循环不已,如近代欧洲的文学。每一种运动,在崛起的时候,都有奋斗的精神,新鲜的朝气,一到了全盛之后,暮气渐渐加增,创造的精神既然消失,大家弃了根本去雕琢枝叶,舍了精神去模仿皮毛,甚而至于铺张的正是它的弊病,崇尚的正是它的流毒。在这时候,精神强健的民族,自然就有反动,它们或是回溯往古,如韩退之的“非秦汉以前之文不敢观”,或是饮别国的甘泉,去作革新运动,它们的方法虽然不同,对于已过的运动,大都不问良莠,排斥不遗余力,是一样的。复古的办法,虽然也可以一爽耳目,可是仍旧徘徊在古典文学范围之内,好像散种子在不毛之地,难望它开花结果。在别国的文学里去求“因斯披里纯”,结果却往往异常的丰美,犹之移植异方的花木,只要培养得法,往往可得色香与原来大异的美本。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这自然不过是开端,将来的收获如何,要看他们和其他作家努力的结果了。

可是很不幸的,提倡新文学的恰巧是胡适之先生,一个对于研究国故最有兴趣的人。国故是应当研究的,而且不比其余的科学不重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十三期里有一篇极好的文章,把这一层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觉得几乎没有一句话不同意。可是让顾先生胡先生去研究他们的国故好了,正如让其余的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等,好了。不幸的是胡先生是在民众心目中代表新文学运动的唯一的人物。他研究国故固然很好,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哑起来,那就糟了。新文学运动的结果弄得北京的旧书长了几倍价——几年前百元可买的同文馆版《二十四史》现在得卖三百元——这是许多人常常引了来代新文学运动夸张的,可是这是我觉得最伤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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