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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 六四安稳--在学院安全稳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5月20日)

  同志们:

  今年是“六四”25年,境内外敌对势力正利用这个时机策划“天下围城”、“重进天安门”活动,从已掌握的情况看,他们动手早、来势猛,捣乱破坏活动名目繁多、手法多样。另外据有关部门情况通报,近日境外某网站一用户煽动“东突”分子“六一”前对我境内学校发动恐怖袭击;越南发生反华示威活动极易刺激我国内民众情绪,引发反越游行抗议示威活动。中央和省委、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对此高度重视,先后就做好“六四”敏感期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多次召开会议,下发电报进行部署,提出要求。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上级精神,做好敏感时期学院安全稳定工作,现在我再讲几点意见:

  一、正确判断当前国际国内形势

  当今的世界格局仍然处于结构性的力量变动之中。世界格局的发展和体系的变化,呈现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的情况。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与“全球化”是最根本的确定性。而最显著的不确定性在于,在这个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细微的突发性事件都有可能葬送人类60多年来关于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努力。

  (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虽然仍存在着全球金融危机深化、恐怖主义肆虐、气候变化等众多不确定性和难以(甚至是不可)预测性因素,但世界政治的一些新发展趋势已可被勾勒出来。

  1.全球化迅猛发展,在带给各国无限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给全球治理和各国自身的发展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全球化赤字与亏空有可能持续加深,并带来多方面的失衡。

  (1)人口增长失衡。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日趋严重,社会福利负担增加。大批人口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大城市和发达国家。

  (2)社会发展失衡。城市建设无法满足城市人口剧增的需要。穆斯林移民涌入欧盟和俄罗斯,加剧同原住民的族群冲突和社会矛盾。

  (3)资源需求与供给的失衡。能源、水和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短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4)地球生态环境失衡。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的后果日益显现,大规模自然灾害有增无减。

  (5)全球经济失衡。欧美国家出现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新兴大国和资源输出国则积累了过多的外部盈余。全球范围内及各国社会内部的贫富悬殊继续扩大,对各国政治走向和全球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6)全球财富分配失衡。全球范围以及各国各地区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公现象,成为政治动乱的深层根源。

  以上六大失衡相互交织,并同民族宗教矛盾、国家内部矛盾、国际矛盾相互作用。同时,信息网络日益发达,个人、群体的政治角色增强。未来若干年的全球政治形势将更加扑朔迷离,社会骚乱、政治动荡将在许多国家出现,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武装冲突和内战,可能交替发生于某些发展中国家。

  2.世界民主化趋势不可逆转,各民族对于自由与民主的政治文明的追求是大势所趋。但是,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各国家各民族对于“民主”的理解不同,实现民主的方式也很不一样,这就造就了各国多元化的政治发展道路。但同时,由于理解的不同和利益的纠葛,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各国内部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分歧有可能持续加深,再加上一些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搅局,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恶化,社会动荡,进而引发暴力冲突和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3.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正在经历重大调整和变革,世界政治体系正处于深刻转型和调整构造期。

  (1)政治上,国际制度改革提速,其网络化进程越发强劲和覆盖至全球各个角落,各国在国际制度改革中关于话语权的博弈更加复杂。

  (2)经济上,全球经济中心和动力引擎逐步由西方国家转向新兴大国,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深刻变化,以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由过度激进的、不受约束的、相对来说不控制风险的方式,走向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3)安全上,联合国安理会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必将有所改革,硬安全与软安全的界限越发模糊,安全问题的跨国性、跨地区性、跨领域性、跨议题性愈发凸显,对各国合作营造新安全秩序提出重大挑战。

  4.大国间多边协调、中小国家间抱团合作、国家与国际组织共同应对危机、区域集团化等发展趋势愈发鲜明,其实践也愈发成熟。在国际关系中,对全球问题的治理,决定了多国协调与合作的主流行为模式。同时,“问题”的等级之分愈发模糊,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到足以影响格局走向的高度,“问题”之间的相互串联使得各国加深合作并且发展出一条新的合作道路和构建一套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成为必须。

  5.科技进步及其全球化的持续加快,信息化的无限加深,使新科技彻底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并对各国与全球的政治发展产生巨大冲击作用。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赛中,领土主权、政府权力、自然资源等传统因素继续有效的同时,技术进步、产业先机、“头脑风暴”等后发因素作用持续上升;而在国际制度的生成演进中,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经贸、外交、法律的作用增强,军事的优先性有所下降。就今后一段时期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整体性和平崛起的势头显著,今后十年是其发展和崛起的关键时期。同时,东亚作为“世界最具增长活力的地区”,正逐渐成长为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区和新的世界财富中心。

  (二)中国发展的确定性因素

  1.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领导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未来的中国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在我国高校内谈论未来中国发展和崛起的趋势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掉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内容,也许他们认为这是常识不需要讨论。但我们必须首先强调,中国目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以及中国目前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都是在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架构中得来和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我们在今天一切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都将无从谈起,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崛起”的态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的,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崛起。因此,未来中国发展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推进。

  2.中国将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继续努力。中国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只有在作为统一国家的时候,才能得到世界的尊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力量就在于,它在国家长期分崩离析之后于1949年恢复了国家统一,因此中国领导层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把国家团结在一起。统一的中国才能造就崛起与和平发展,未来中国将能够有效保持这一点。

  3.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整体性增长,并在此过程中加深同世界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以经济实力确立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不仅涉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和话语权,还是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持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方式,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支持、保持自身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因此这项政策将长期不动摇。同时,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中获益颇丰,中国只会越来越采取与世界经济联系更紧密的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这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因素。

  4.中国将持续同主要大国和重要的国际组织加强沟通与合作,将继续积极地融入主流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中去。就中国同其他主要大国的关系而言,应该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中国同它们在全球治理的各个层面上的竞争将会越加激烈,但中国基本上不会同它们发生直接的武装对抗和冲突,大国之间的和平能够有所保证,这为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有利保障。即使同某些国家的关系可能会出现紧张和矛盾,但由于谁都不希望兵戎相见,因此还是可以保持对话和沟通,相互关切对方利益的。就中国同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关系而言,如世人见证的那样,中国人参加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把参与的过程与本国的建设与发展事业挂钩,国际化进程本身在中国日益成为衡量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自我提升的重要标尺。

  (三)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1.经济。未来30年中国能否保持过去30年经济领域的成功增长,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根本问题。但这涉及许多问题,例如政治体制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发展质量、发展模式等。目前的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一些亟待二次改革的问题。未来中国能否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中国经济是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10年(抑或20、30年),还是会陷入各种改革困境而停滞不前,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2.政治。改革开放和经济成功给中国政治带来的最重要影响,或许就是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极为坚实的经济成功的基础。而这种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双环联动模式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后发型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后,必然要求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但怎么改,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将产生哪些影响,如何避免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共产党循环”,都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带领全中国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走过的独特的道路,这条路只许走成功,不容许失败,但是全没有经验可循,因此怎么走,是充满了不确定的。

  3.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愈发复杂和矛盾。政治精英与大众间关于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的分歧愈发突出。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和机制仍未构建齐全,法制、规则仍不完善,社会各群体、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和矛盾常通过体制外的方式被激发,进而影响到体制内的稳定。除此之外,腐败令人关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德下降、就业困难、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突出、环境污染加重、干群矛盾激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将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呈现迸发之势,中国能否顺利渡过矛盾多发期、进入相对平稳的后改革时代,能否处理好各方矛盾、将之控制在相应的体制解决范围之内而不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具有不确定性。

  4.文化。当代中国存在八种主要的社会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在多种思想价值观和思潮相互博弈的背后,体现的是不同利益阶层和集团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权力的利益争夺。在这种博弈中,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否保持领导地位并持续统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结果,也取决于外部力量压力的强弱和持续程度。

  5.民族和国家统一。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直以来都在民族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进行着许多探索。在新时期中,国内还有民族分离分裂势力作祟,国外还有敌对势力在利用这些民族矛盾以达到虚弱中国实力、延缓中国崛起和发展的目的。应该看到,中国的民族问题的发展前景也具有许多不确定性。

  二、认真分析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搞好社会治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有必要对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因素作一些分析。大致说来,社会分配不公冲击了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信仰体系紊乱削弱了社会稳定的精神维系,境外势力渗透增加了社会稳定的外来压力,现代传媒的立体化态势强化了社会稳定的复杂程度。

  不论是分配问题还是信仰问题,都是从内因角度来分析我国的社会稳定问题,但是,事物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内因,而且也与外因有很大的关系。当外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甚至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那么,近年来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就构成了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下面我集中分析境外势力渗透增加社会稳定的外来压力。

  长期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始终未变。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途径和特点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一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注重渗透手段的欺骗性、隐蔽性、虚伪性;二是核心价值观由幕后走向台前,更加注重渗透效果的现实化、具体化、应用化;三是传统途径与新兴媒介并行,注重渗透渠道的立体化、深入化、平民化;四是利用热点敏感问题进行炒作发挥,注重渗透时机的准确性、集中性、针对性。

  第一,以“普世价值”论为突破口,竭力渗透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近年来,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始终围绕着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来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越来越体现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较量。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是典型。2005年,流亡美国的胡平就通过《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武器,攻击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7年秋天起,借助于某些报刊和网站媒体的推动,“普世价值”论开始在国内扩散、传播,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为“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2008年以后,境内外一部分媒体又借“藏独”暴力事件、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北京举办奥运会和纪念改革开放30年等重大事件借题发挥,集中炒作,以“普世价值”曲解民族分裂问题、曲解抗震救灾精神、曲解奥运口号、曲解改革取向,误导了很多群众、青年学生甚至党员干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重创西方体制神话,“普世价值”的鼓噪有所降温,但远没有结束。价值观的颠覆就是信仰体系的颠覆,而信仰体系颠覆的未来,可能就是一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颠覆。

  第二,以基金会为平台,寻找热点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制造社会动荡事件。境外敌对势力特别是美国利用民主基金会作为其渗透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工具。2008年拉萨的“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背后都有民主基金会的影子。民主基金会对中国极为重视,它资助的中国项目多达50项,仅次于伊拉克的52项。民主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重点:一是“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二是所谓“民运”势力和各种“民权”团体;三是国际学术界的“中国项目”;四是“纯文化与技术”团体。如民主基金会拨款3.65万美元资助“北京东增纳兰文化传播公司”。这个项目对外宣称是“资助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与保护”。近年来,美国国会对民主基金会的拨款数额在增加:由最初3300万美元的“定额”增至2004年的4000万美元,再跳到2006财年的6000万美元。到了2008财年,美国民主基金会所获得的年度拨款是1亿美元。西方敌对势力在这个方面的渗透已经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第三,利用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攻击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力图消解中国人的红色情结。这一方式大多为公开反对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势力所采用。境内一些人与境外势力相互沟通、配合,出版和传播大量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旨在颠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大多具有攻击诽谤捏造不实或煽动性敏感内容,容易对具有猎奇心理、缺乏判断力的读者产生思想政治上的误导。非法出版物主要通过几种方式传播:一是在境外出版然后流入境内;二是在境内非法印制散发;三是通过盗版印制低价销售流传;四是制作成电子书籍在互联网上传播。流传较广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类是政府明令禁止销售、增印的国内正式出版物,如《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第二类是在境外出版的充斥着大量诋毁诽谤领导人或内容不实的政治性著作,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晚年周恩来》《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以及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宗凤鸣记述、李锐和鲍彤作序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等。第三类是私自编辑、印制和散发的宣传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如《怀念李慎之》《李慎之文集》《胡绩伟自选集》《哈维尔文集》等。

  第四,利用学术途径渗透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抢占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这方面的主要手法有:一是将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文化冲突,以文明冲突论掩盖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本质;二是将意识形态转化为价值之争,将两种社会制度之争解释为自由、民主、人权与专制、集权、蔑视人权的斗争;三是将意识形态融入学术性话语,以科学、学术的名义阐释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合理性和普世性,并运用西方理论、概念、方法和思想话语总结中国经验、对策中国问题;四是将意识形态消解于大众文化,通过世俗化的、大众化的、娱乐化的文化符号和对实用主义生活态度的支持和培育,以长期潜移默化的功能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传入和传播就是典型。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我国较大规模地传播和讨论始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主要通过文献出版物、以大学为主的各种讲坛(论坛)、各种研究机构(包括学会、研究会)主办的学术讨论等几种渠道或方式传播。目前,我国很多大学都先后安排了介绍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潮的专题课程;有些学者主持讲解有关新自由主义的教学大纲和教案,也陆续整理成书出版,成为新自由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传播的主要渠道和重要物质载体。新自由主义的研讨会也逐渐多了起来。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已经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金融危机滞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但是,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视。

  第五,现代文化传媒的立体化,给境外敌对势力开辟意识形态渗透的立体化途径创造了条件,从而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西方主要国家和敌对势力在我周边地区共设有30多个转播台,每天使用普通话和多种方言、170多个频率对我国播出60多个小时的节目,再加上一些国家从本土发射的广播信号,共有50个境外电台使用300多个频率对我国进行广播,特别是不断加大对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区域的宣传覆盖。另一方面,互联网已经成为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的重要工具。敌对势力利用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板、电子论坛、网络聊天室、留言板等一切网络传播途径,宣传西方生活,美化西方社会,传播西方制度,抨击我国经济社会政策,歪曲和攻击我国人权状况,诋毁我国形象。当前这些网站境外的主要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大纪元、博讯、看中国、人民报、民主中国、北京之春、争鸣、动向、多维网、万维网、大参考、自由时报、华夏文摘、议报、开放杂志、自由新闻导报、新世纪、中国事务、中文独立笔会、西藏之页等。同时,境外资本、民间资本大举进入文化领域,使敌对势力和资本势力掌握了文化传播平台,对文化产业的价值观导向造成了巨大影响。

  总之,维护社会稳定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分配不公、信仰体系紊乱、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现代文化传媒的立体化,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不利影响,化解现实矛盾,搞好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三、加强影响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因素分析和对策制定

  当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高校切实把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作为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从总体上保持持续稳定。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国内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加之高校自身教育、管理、服务水平的限制,影响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因素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只有不断地全面、深入挖掘并剖析影响因素,才能进一步做好高校的安全稳定工作。所以我们要对影响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一)人员因素

  安全稳定工作的主体是人,因此,影响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首要因素就是人员因素。人员因素影响可以从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工作对象和工作人员两个角度加以分析。工作对象泛指师生员工,但主要是指学生;工作人员则主要是指从事安全稳定工作的一线教育者和安全保卫人员。

  1.工作对象的复杂性因素

  一是学生结构的多层次化。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办学规模逐渐扩大,学生层次多元化现象较为普遍,越来越多的高校包含了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成人高等教育生等多种层次的学生。不同层次的学生,在思想观念、政治觉悟、成长环境、认识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给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二是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问题。随着高等教育收费改革的深入、生活费用的提高、大学的扩招以及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损失,大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问题已经成为各高校不可回避的严重问题。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尤其是特别困难的学生,为了赚取学费和生活费,有的通过打工挣钱,有的努力争取奖学金,他们时时处在工学矛盾之中,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一些贫困生自尊心强、期望值高、缺乏自信、承受能力差、适应社会能力相对较弱,容易出现自卑、敏感、孤独、情绪波动等心理问题,自觉寒酸,自卑心理油然而生。加之有时他们在同学中和社会上可能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甚至歧视,容易出现人格与心理健康的负面改变,产生自卑、抑郁、冷漠和嫉妒心理,极易产生对社会的仇视心态,一旦就业无门,发泄不满情绪,极易产生极端行为,从而对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产生影响。

  三是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经历了高中阶段的紧张学习和高考,有的学生身心健康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进入大学后,又面临着环境、学习、人际关系等一系列新的适应问题。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一部分心理比较脆弱的同学,则易发展为精神疾病,产生偷盗、破坏公物、打架、沉迷于网络等不良行为,部分大学生追求快乐,满足虚荣,攀比高消费,穿名牌,视享乐为第一需求,直至荒废了学业。大学生中有抑郁、焦虑、恐惧、自卑、过分依赖、神经衰弱等心理疾病的人数要高于一般的社会青年,是心理障碍高发人群。调查显示,在大学期间“经常感觉压力很大或较大”的学生占45.9%,接近调查总数的一半。如果这种现象不及时得到疏导,部分学生则会出现心理障碍、精神失常甚至是自杀、他杀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安全稳定。

  2.队伍建设的因素

  首先是辅导员队伍数量相对不足。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直接面对和接触大学生的思想、学习、日常生活。在维护与大学生有关的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方面,辅导员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整个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和地位。根据《普通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各高校应按照不低于1:200的师生比例配备辅导员。然而,当前能够达到这一指标的省份屈指可数,与《普通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要求差距巨大。师生比的严重不足,导致辅导员往往忙于各种事务性工作,安全稳定的相关工作难以深入开展。

  其次是安全保卫人员专业素质相对较低。高校校门是高校与外界联系的主要窗口,是一所高校的门面,保卫工作者则是高校校门最直接的管理者,高校校门在管理上存在的各种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与保安工作密切相关。高校的安全保卫工作者基本上由转业军人、退役士兵、原武装部人员及其他人员构成,极少数是专业对口的高校大学毕业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员学历层次较低,存在语言表达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不足的现象。由于每天进入高校的人员众多,包括学生、教师、后勤服务人员、外来办事人员、学生家长等,这些人员的个人修养和素质参差不齐,保安要求进入校门人员出示有效证件或登记时,总有少数人或车辆不配合保安的工作,甚至与保安发生口角,双方如果都不退让,矛盾就会升级,这一现象在高校门卫管理中比较普遍。

  再次是部分专业教师对安全教育工作重视相对不足。部分专业教师认为自己的全部职责只是教书,安全教育不属于自己的工作范畴,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轻视、漠视、忽视。同时,个别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一些不负责任的观念和想法,对学生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开展与加强。

  (二)社会因素

  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国内外各种政治问题、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加之越来越多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影响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政治与社会因素明显增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1.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国内外敌对势力害怕看到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往往打着自由、民主、人权、交流的幌子,进行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非法活动。而“高校”一直是境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思想意识渗透与破坏活动的重点目标和主要场所。近年来,“法轮功”等非法邪教组织利用电台广播、邮寄信件书刊与光盘、张贴和散发传单小报,或利用网络进行蛊惑宣传,或利用社会热点问题煽动闹事,企图破坏高校的安全稳定。宗教在大学校园有蔓延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师生的共产主义信仰。另外,民族分裂势力也十分猖獗,“台独”、“藏独”等势力活动也从未停止。

  2.网络安全问题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建设的完善,网络己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调查显示,大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依次是“阅览新闻”、“查阅学习资料”、“聊天娱乐”、“观看小说和影视作品”和“玩网络游戏”。网络给大学生带来便捷和舒适的同时,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影响到高校的安全稳定。绝大多数学生反映自己在浏览网页时受到过垃圾广告、色情网站等不良信息的干扰;对于少数人散发谣言、挑拨煽动制造事端、诈骗财物等不法行为,许多学生表示这些不良诱导对自己的影响较大。可见,网络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不可控因素之一。

  3.严峻的就业形势

  近年来,我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毕业生自身期望值过高,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不乐观。求职就业越来越难,使毕业生心浮气燥,容易就某些小事起哄、发泄情绪,从而形成事端。另外,各用人单位在选用人才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不公平现象,部分学生会心理不平衡、不服气,日积月累后稍有触动,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直接影响高校的安全稳定。“就业难”成为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一大隐患。

  (三)法规、制度因素分析

  1.法律体系不健全

  法治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由于我国法制建设时间较短,法治化程度还不完善,反映在校园安全问题上就是有关校园安全的法律处于相对缺位的状况,校园安全方面的很多问题还无法可依、无章可循。2002年8月21日,教育部出台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纠纷提供了指导,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目前该《办法》只是教育部的一部行政规章,层次还不够高。另外,目前关于校园安全的政策法规缺乏系统性,比较零散,难以发挥其整体效能,并且不能涵盖校园安全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2.制度体系不完善

  任何一项系统工作都离不开一套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它的制定与执行直接关系着工作的最终成效。高校的规章制度就整体而言是广大师生员工参政议政、民主参与学校治理的渠道;就教师而言是对其教学与科研的有序要求;就学生而言是校规校纪和公正、公平的奖惩制度;就员工而言则是严格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无不影响到高校的安全稳定工作。

  (四)环境因素分析

  1.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自然灾害种类多且发生频繁,如近几年的南方洪水、北方雪灾、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等,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高校分布在我国的各个地区,必然也会受到这些自然现象的影响,校园内的自然灾害成为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首要不可控因素。

  2.消防、餐饮、交通等校内的基础环境

  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高校原有的基础设施不能满足扩招后大大增加的学生、教师以及员工的需要,基本生活服务设施陈旧且疏于管理,服务水平与质量不能达到要求,很容易使师生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例如防火安全问题、偷盗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对高校的安全稳定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3.校园周边的复杂环境

  高等学校大多处于城市人口密集区,校园及周边存在大量出租房屋,一些学生在校外租房住,常引发治安问题,成为侵害对象;外边流动人口大量进入校园,其中不乏不法分子,他们伺机作案,对校园秩序构成危害。近几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高校扩招后大学生数量猛增,很多人都盯住了校园这个市场带来的商机。由于缺乏规范管理,大量不择手段、违规违法经营夹杂其间,一些不法商贩利用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自制力差,引诱学生不良消费和堕落消费。由于教育部门对大学生在外居住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致使大量学生在外租房,男女同居、混居。管理混乱,学生酗酒、斗殴、持刀伤害或从事盗窃等时有发生,既影响了社会治安,又易使自身受到伤害。高校周边已成为治安问题的衍生地,对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提出了挑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期,高校稳定工作面临着复杂的内外局势带来的挑战。因而,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校园成为新时期高校管理的一个主题。在重视稳定新问题的前提下,应从下述几个维度做好高校稳定工作。

  第一,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充分熟悉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利用校园各种媒体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增强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组织学生开展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健康、向上的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积极营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校园环境。深入学生生活,了解学生思想动态,主动参和大学校园网络交流,把校园网作为引导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有利场所。

  第二,加速完成高校配套设施和环境的优化建设。加强教学和后勤管理工作是影响当前高校稳定的一项重要指标。一是要加快教学改革进程,提高教学质量,保障教学设施的正常运转;二是积极协调高校后勤保障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加速后勤设施建设,提高后勤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改善学生的生活质量;三是加强校园及周边的治安工作,防范校园内外刑事案件发生,尽量避免学生受到人身及财产损失,维护学校正常学习和生活秩序。

  第三,改进学生管理工作。首先是更新管理观念。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其成为教育和学习的真正主人。尊重学生对学校管理工作的知情权、话语权、参和权、自主权,正确处理以教育为本和以人为本的关系。其次是管理方式的法治化和科学化。要使学校的管理制度符合法律规范,符合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对学生的管理张弛有度,将学校的管理纳入规范化的轨道。最后是实施人性化管理。关心学生学习和生活,加强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针对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建设和人员配置严重不足的目前状况,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帮助学生正确熟悉心理健康新问题,发挥辅导员、学生干部的骨干功能,帮助学生主动进行心理调适,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急剧变动的时代。

  第四,建立高校现代化长效应急机制。近年来各高校在群体事件的防范、处理和消除影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许多的经验,这是高校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但目前的这种机制尚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是对未预料事件控制的有限性和应对事件组织方法上的临时性。目前高校对群体事件的防范主要限于每年“六四”前后、国内外重大事件前后,对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却无从防范。就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而言,缺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现代应急规程。建立高校应急机制,一是要建立在党委领导下的组织扁平、反应迅速的人员组织结构;二是制定科学长效应急预案;三是建立立体化、网络化的信息采集、分析和反馈机制,做到及早预警,及早防范。

  第五,建立学校和学生间多维度沟通管道。高校应建立和学生的多维度沟通管道。在群体事件的防范和处理中起到预警、决策建议和疏导的功能。一是日常调查制度。定期了解学生的群体情绪指数和对指标性事件的态度。二是民主行政制度。使学生的意见表达管道、合法投诉管道畅通,对和其相关的重大决策有知情权和参和权。三是建立长效性应急沟通管道,如网络、学生电话、校方新闻发言人等。在事件过程中及时进行舆论情况调查和真相解说,并根据事态的发展采取进一步的应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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