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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重礼教和睦乡邻 惩奸邪鞭打仲坡

  在封建礼教中,男女婚姻当父母做主、明媒正娶,否则族里不予承认或男儿自己找的只能为小妾(偏房),那是要另眼相看的。

  土库十房后人程一枟,字逸斋,号文轩,官名建钧。生于光绪乙亥年(1875)十一月初八,国学生,报捐候选通判,因军功保举知府,分省补用,钦加三品衔,民国四年(1915)第四届考试知事保以免试分发山东任用,六年署理山东鱼台县知事。

  弃妇而去

  在山东为官,正值战乱频繁,他身为一县之长,一时无法回家,便在当地娶了山东城武县典史曾鏊长女。后来,一枟回乡探亲,其父母强迫一枟和自幼订婚的女子南昌县黄氏拜堂成亲。至于两个女人的名分,一枟父母严格按照礼教常规,定先和一枟成婚的山东女子为妾。这件事很快被一枟的山东岳父母和妻子知道,他们三人千里迢迢赶到江西,对一枟父母说:“你们家是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哪有先娶妾后娶妻的道理?”一枟父母无言可对,但仍然坚持了封建礼教,没有更换两女子的名分。

  之后,一枟送山东的妻子和岳父母回山东,从此便落户山东,再没有回家乡。一枟在家乡的妻子有一个正室的名分,也生了个儿子,但一生独守空房。

  辛亥革命爆发后,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封建思想、封建等级观念并没有根除,尤其是像汪山土库这样的家族,封建礼教观念更是深入人心。

  二房应铿的五叔是个纨绔子弟,既不愿读书,又不愿干活,成家后很快成了破落户。应铿记得,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见到家里有身份的人笑嘻嘻地作了个揖就踉踉跄跄地进后院去了。他平时黄渣渣的脸,喝了酒又红又亮,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妻子跟他过不下去就离家出走。有一天他从镇上领回来一个唱戏的女孩子。那时戏班子在小镇上混得不好,唱老旦的女孩子粗粗笨笨,唱不出名堂。班主就破了她的身子,逼她在镇上接客。自小买来的孩子没有名姓,艺名在大宅院里叫,很不得体,就让她随五叔的排行姓了五,叫五婶。五婶刚来土库时,穿一双绣着刺眼的红花绿叶的黑布鞋,十分显眼,成了大宅院中好说闲话的女眷们的谈料。为了这双鞋,为了涂抹了脂粉的脸、花缎的衣裤和一寸多宽直直垂到眉际的刘海,她简直无地自容。据说这个好强的女人竟一夜未睡,拆了鞋子上的花花朵朵,找出不显眼的旧衣裤缝好补好,第二天就让自己和宅子里的其他女眷的穿着差不多,黑色中式长裤,夏布的斜襟短褂子,担起水桶到塘边挑水去了。为了要这个家接纳她,五婶一直寡言少语,干活不惜力气。

  把这个五婶领回来时,族里闲言碎语是不少的,在她接连生下两个女儿,把这一房破落的人家整治得像了样,大家的看法才改变了。五婶是个要强的人,进了门就一肩挑起了里里外外的活路:做饭,洗衣,种菜,养猪;抽空还纺纱、织布,换些置油买盐的钱。灯里有了油,桌上有了新鲜蔬菜,过年也能像各房一样“羔年猪”“做米糖”。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头,住在一起的妯娌,谁有重活找她帮忙她都乐意搭把手。几年下来,人胖了,肤色也白白红红的。在她手里,日子一天好似一天了。即使这样,土库里的人仍旧看不起她。

  汪山土库族人推崇程朱理学,不断强化礼教。他们经常教育后辈敬老爱幼、文明礼貌。晚辈见到长辈,该下跪的要跪,该拜的要拜,该作揖的要作揖,该怎样称呼就怎样称呼;长辈说话,晚辈不能插嘴;不能说脏话、粗话;吃饭时要先给长辈盛饭;进入女眷住房,先要在门外呼唤,房里人同意入内才可以进去,等等。

  大塘民间流传一句顺口溜:“潘打锣,余抬轿,程家老爷坐官轿。”潘姓人替程家打锣,余姓人为程家老爷抬轿,周边许多村都有程家的佃农、佣人、保姆,还有奶妈,但程家对这些所谓的“下人”都能友好相处,礼貌相待。曾长期为程家老爷们抬轿子的余宗佳老人逢人就说,程家老爷非常仁慈,我们帮他们抬轿,天天都有肉吃。

  竹林潘村训典媳妇在汪山土库做厨师,经常蒸参汤给小姐们喝。一次,她把蒸好的红参汤自己先喝了,加水再蒸过一碗送给小姐喝。没想到,自己喝过参汤后,身上发热,脸上出现了浮肿。程家老爷问她怎么回事,她不好再隐瞒了,于是说自己喝了参汤。老爷并没有责怪她,而是说,你如果想喝,与我们说一声,另给你蒸点西洋参汤,你的身体好,可能是火性体质,不能喝红参汤。这件事让她非常内疚,也非常感激程家老爷的大度和宽容。还有一个潘家媳妇在汪山土库当过一段时间的奶妈,喝她奶的程家小姐叫程楚华,长大后,一直把这位奶妈当自己的妈妈,她在广州工作,经常来家乡看望奶妈。

  程氏家族里“下人”的子女也可与程家少爷小姐一起读书,但只能读两三年。

  长期以来,汪山土库程氏家族与周边邻村和其他姓氏关系都相处比较好。道光二十八年,鄱阳湖地区遭大水灾,田地都被淹了,中小农户都缺粮,他们都向程家借粮,虽然也有利息,但程家的利息比别人还低,别人一石谷两升息,程家只一升。大家都乐意向他们借,等到第二年秋后再还;第二年又遭水灾(大塘属鄱阳湖滨湖地区,常遭水灾),小户人家没有粮食还,只有把土地作价抵债,把田契押在程家。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怎么办,仍然可以经营自己的土地,只是这份土地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而是程家的,自己便成为程家的佃农,而且有“永佃权”,成为程家世代佃农。程家规定自己租种的土地一年每斗种(相当于一亩,六十平方丈)得交八斗租谷(每官桶二斗五升,70斤左右),交了租剩下的就是自己的,遇到丰年还是可以的;如果遇到灾年,程家还会给免些租,会借粮给你,甚至还给点救济粮,过年过节还向贫困户施舍些粥饭,所以当地人都说程家老爷好。但到民国后期,汪山土库程氏官员和学者大都外居在全国各大城市或侨居海外,而在家守业者有少数纨绔子弟,他们在家仗恃官亲,难免有些霸道。汪山村北5公里处有一牧牛草地,四周尽是未开垦的湖脚田,本为公有,但程家人站在望庐楼,只要肉眼能看见的地域,便属程氏所有,此地便成为程家的“望洲”。有的程姓子女(包括汪山土库以外大塘地区程姓人)在稍远点的沙溪、金桥等地仗势欺人,在征粮、征兵问题上借程家义田(用于教育的田地称文宝公义田)的名义不交粮,而是摊到附近的农户身上;国民党征壮丁时,免程姓兵员,用别姓人顶替。

  1932年冬,县长盛永发亲自带几个县吏和兵丁来汪山村催缴粮税,他说:“你们程家几千亩土地为什么不交公粮?”几个妇女提着几桶馊水说:“我们连年受灾,没有收成,哪有公粮交?”县长就问:“你们西凤乡程欣午乡长在哪?叫他来回话。”一妇女辱骂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胆敢来作威作福?老娘抖抖裤子也不只生你这个小小的县长!”说完就舀一瓢馊水往县长身上泼。随从官兵见状鸣枪警告。这时锣声骤起,只见从四面八方涌来执器人群,吓得盛县长一伙抱头鼠窜,落荒而逃。这时程欣午赶紧出面,劝散众人说,县长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还是要尊重的。

  沙上坪有程文宝公义田二千余亩,都是当地有“永佃权”的佃农耕种,这里也常受水灾。1936年,首士(头人)程统熏前往收租,除了年租谷外,还加了招待首士的“饭谷”,还有“看禾钱”“草鞋钱”,给本就贫困的佃户雪上加霜。有个叫况列和的佃户说:“我们连年租都交不起,哪里还有什么‘草鞋钱’?”程统熏叫手下人将他绑了。当时,沙上坪有个叫孙慧清的曾在南京政府任职,回乡听到此事后,先找大塘东乡联保主任蔡石琴,后与佃农代表到县里找盛县长。得到县长支持,把状子递到省里,熊式辉叫程时煃回去调停。程时煃了解情况后,痛骂程统熏他们胡来,擅自更改程家租约,引起民变会吃不了兜着走。满口答应孙慧清及其佃农取消“饭谷”,还有“小租”(按田面积每亩四至八升)“看禾钱”和“草鞋钱”的要求。仍照旧约收秋后稻谷。之后,程时煃调三名公办教师到汪山土库稻花香馆义学教学,并增拨了学校办公费用。

  为了保护家乡的一方平安,汪山土库程氏家族在对抗太平天国时就已建了民团,并配有刀枪剑戟等武装。门官镖手日常都要练武,其祖坟和庄园(共48座)有专人看守。1939年,邻县永修以淦路为首的一伙匪徒来到汪山村讹诈抢劫,被程欣午指挥的民团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逃窜时自相践踏,仓皇从修水支流蚂蚁河游泳逃走,不会游泳者有七八人被淹死在河中。1945年抗战胜利初,县参议会开会,没有通知本是参议员的程欣午,他便带领一帮随从大打出手,将参议会厅捣得支离破碎,一片狼藉,被打的参议员敢怒不敢言。程欣午等在解放初期“镇反”时被镇压。

  程茂堭,号仲坡,汪山土库六房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在日寇占领当地时,他一度任维持会秘书。抗战后,在省粮食厅任职的程茂型返乡,家家请吃。一天仲坡也请他吃饭,茂型说:“不吃小汉奸家的饭。”仲坡听了十分难堪。还有一天,仲坡和学恂等人在族中宴饮,仲坡在席上发牢骚骂娘,学恂等认为他有违礼义,当即请出祖宗影像(即挂出祖宗画像)和家法,对他进行鞭打处罚。仲坡的老婆要求代夫挨打,学恂等不准。这位当时已年过五十岁、饱读诗书的仲坡,被执法的族人打了三鞭。

  汪山土库及大塘程氏宗法制度十分森严。他们对族人非礼和违法行为有处罚权:一是鞭打,二是游街,三是抄家,四是处死。文宝公首事会议,对犯罪极为严重的族人可以决定并执行死刑。如解放前夕西头村时修、时说两兄弟打架,一人被另一人打死,族中将凶手绑在一块大石头上沉入泥岺河,令全族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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