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推动国共合作
一、中共三大上的努力
西湖会议后不久，陈独秀于1922年9月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四大”。11月8日，陈独秀一行到达莫斯科。会议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明确指出东方落后国家应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陈独秀参加了这个提纲的讨论和制定。
陈独秀离开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越飞同志的建议，全力支持国民党。
1923年1月10日，马林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中国国共合作的情况。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在这里，共产国际高估了国民党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忽视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把无产阶级降低到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
与此同时，孙中山本人也在改变自己过去单纯的军事观点和做法。于是，越飞提出“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并只同他打交道”的政策。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中山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
为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早日实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议题是进一步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回顾了中共中央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并对中央工作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时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的问题。
经过争论，陈独秀、马林的观点占了上风。马林的目标使陈独秀的提纲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是绝对一致的，现在，他的目标实现了。为了使陈独秀的提纲获得通过，马林事前曾和毛泽东、王荷波、邓培、王用章等交谈。但会议还是否决了陈独秀、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等偏激观点。党的三大闭幕不久，陈独秀就与毛泽东一起拜访了国民党的杰出领导人廖仲恺，商谈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目的是请他在国民党内，特别是在协调中共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上起到重要作用。
1923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到广州，孙中山聘任他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开会，如果孙中山缺席，会议由鲍罗廷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罗廷的同意。鲍罗廷掌握了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军火物资的分配大权。当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后，也是在鲍罗廷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的。鲍罗廷的权势炙手可热，他对于国民革命的实际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国际代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和国民党接受苏联新派来的顾问鲍罗廷的建议，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了适应这种形势需要，于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了党的三届一次执委会。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等文件。文件从组织、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规定了中共的独立性和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之下，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200人，其中共产党员23人。代表产生的办法，有由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由共产党提名经孙中山同意的，有由各省党员推举的。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纲，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1名，其中共产党员10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二、批评国民党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
也就在此前后，陈独秀发表了许多文章，立场坚定、观点鲜明，针对性更强，火力和措辞也更尖锐。1924年11月19日陈独秀在出版的《向导》周报“北京政变特刊号”上写了三篇文章。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中，他鲜明地指出“在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中国人民呵，我们不扫荡一切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决无实现和平安定的局面之可能。袁世凯死了，我们希望段祺瑞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可是失望了；段祺瑞、徐世昌都倒了，我们又希望吴佩孚出来可以改组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可是结果又失望了；现在曹、吴又倒了，我们却仍希望基督将军出来或段祺瑞再出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仍然是要失望且不但失望，譬如毒疮，不施以剧烈的外科手术，弥缝一次，溃烂必更甚一次”。由此，他批评了国民党对于反对直系的黎元洪、段祺瑞和安福系政客的支持，因为他们都不是国民党应该利用的武器。陈独秀的这些文章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措辞尤为尖锐，没有给国民党和孙中山留一点儿面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研究对策。大家议定从大局出发，应该继续加强和帮助国民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北方的工作，但在对国民党的批评中要尽量避免过火和激烈词句。
西湖会议后不久，陈独秀于1922年9月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四大”。11月8日，陈独秀一行到达莫斯科。会议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明确指出东方落后国家应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陈独秀参加了这个提纲的讨论和制定。
陈独秀离开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越飞同志的建议，全力支持国民党。
1923年1月10日，马林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中国国共合作的情况。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在这里，共产国际高估了国民党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忽视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把无产阶级降低到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
与此同时，孙中山本人也在改变自己过去单纯的军事观点和做法。于是，越飞提出“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并只同他打交道”的政策。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中山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
为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早日实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议题是进一步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回顾了中共中央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并对中央工作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时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的问题。
经过争论，陈独秀、马林的观点占了上风。马林的目标使陈独秀的提纲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是绝对一致的，现在，他的目标实现了。为了使陈独秀的提纲获得通过，马林事前曾和毛泽东、王荷波、邓培、王用章等交谈。但会议还是否决了陈独秀、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等偏激观点。党的三大闭幕不久，陈独秀就与毛泽东一起拜访了国民党的杰出领导人廖仲恺，商谈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目的是请他在国民党内，特别是在协调中共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上起到重要作用。
1923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到广州，孙中山聘任他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开会，如果孙中山缺席，会议由鲍罗廷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罗廷的同意。鲍罗廷掌握了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军火物资的分配大权。当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后，也是在鲍罗廷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的。鲍罗廷的权势炙手可热，他对于国民革命的实际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国际代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和国民党接受苏联新派来的顾问鲍罗廷的建议，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了适应这种形势需要，于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了党的三届一次执委会。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等文件。文件从组织、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规定了中共的独立性和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之下，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200人，其中共产党员23人。代表产生的办法，有由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由共产党提名经孙中山同意的，有由各省党员推举的。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纲，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1名，其中共产党员10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二、批评国民党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
也就在此前后，陈独秀发表了许多文章，立场坚定、观点鲜明，针对性更强，火力和措辞也更尖锐。1924年11月19日陈独秀在出版的《向导》周报“北京政变特刊号”上写了三篇文章。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中，他鲜明地指出“在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中国人民呵，我们不扫荡一切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决无实现和平安定的局面之可能。袁世凯死了，我们希望段祺瑞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可是失望了；段祺瑞、徐世昌都倒了，我们又希望吴佩孚出来可以改组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可是结果又失望了；现在曹、吴又倒了，我们却仍希望基督将军出来或段祺瑞再出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仍然是要失望且不但失望，譬如毒疮，不施以剧烈的外科手术，弥缝一次，溃烂必更甚一次”。由此，他批评了国民党对于反对直系的黎元洪、段祺瑞和安福系政客的支持，因为他们都不是国民党应该利用的武器。陈独秀的这些文章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措辞尤为尖锐，没有给国民党和孙中山留一点儿面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研究对策。大家议定从大局出发，应该继续加强和帮助国民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北方的工作，但在对国民党的批评中要尽量避免过火和激烈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