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一、明晰国内时局
1921年4月间，北方两大军阀集团--直系与奉系爆发了战争。战争的结果，直系获胜，控制了中央政权，奉系虽战败，但仍有很大的实力，时刻准备伺机入关，企图夺取中央大权，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这场军阀战争实际上是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太平洋会议以后他们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
面对这种形势，政界、军界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人士都纷纷提出解决国是的主张。执掌中央权力的直系军阀的头领吴佩孚一开始扬言废督裁兵，继而又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战败的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以及其他盘踞一省地盘的军阀主张联省自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北京的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的知名学者、教授对吴佩孚的态度。他们早在4月间，就联名提出组织“好人政府”的主张，即不分党派，由全国公认的好人，出面组成一个“好人政府”。这个政府应实行废督裁兵、尊重国会、制定宪法、支持联省自治、宣布停止内战、公开政府财政等主张。此事的发起人是胡适，有包括李大钊在内十五人联合署名。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苏联驻中国的外交人员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态度也影响了时局的发展。早从1920年开始，出于中苏关系和苏俄远东的利益及他们对中国政治军事的初步观察，他们认为吴佩孚虽然是军阀，却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他可以实行联合。与此相适应，他们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同吴佩孚合作的方针。
以上尖锐形势和重要难题就这样摆在了陈独秀的面前，要求他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和弃取，这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首先派人到北京做李大钊的工作，说服李大钊并通过李大钊劝说那些文化界的朋友放弃“好人政府”的主张，不要对吴佩孚抱任何幻想。李大钊很快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并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作。基于这种情况，陈独秀根据远东会议内容于1922年6月20日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表的重要政治声明，陈独秀在文中鲜明指出，“好人政府主义”等办法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陈独秀认为，“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为此，文件提出了“目前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而在当时中国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是比较真的民主派。同时，他还列出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具体十一项原则。《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向中国人民以党的文件形式正式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原则，把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提高到民主革命中两党合作的高度，从而为党的二大创制民主革命纲领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制定新的革命纲领
1922年6月16日，即在中共第一次时局主张讨论通过的第二天，吴佩孚就勾结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背叛了孙中山，时局的发展证明了陈独秀对时局的预见是正确的。共产国际也不能不承认中共的第一个时局主张“是很成功的”，“完全正确地掌握了旨在反对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民主统一战线思想”，承认中共“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和蔡和森等人被推选为大会文件的起草人。文件主要由陈独秀执笔起草，蔡和森在起草的过程中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努力将全党的创造和智慧凝结在文件之中。
《宣言》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首先追述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宰割史，然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现状，指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揭露军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工具，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二大通过了民主联合战线等决议案。二大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二大宣言，对当时舆论界流行的几种错误的政治言论都做了批评，尤其批评了联省自治论。
三、痛斥“联省自治”
陈炯明兵变后，张继和陈独秀会晤，希望陈独秀站在孙中山北伐军一边。陈独秀表示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不料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在广州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陈炯明联省自治。
当时，鼓吹联省自治的有三种人：一是盘踞一省或数省的地方军阀，如湖南的赵恒惕、浙江的卢永祥、东三省的张作霖等，他们吹嘘自治的目的无非是借自治之美名行军阀割据之实，以对抗执掌中央权力大军阀的“武力统一”；第二种人是官僚缙绅，他们虽然大都有一官半职，但并无实权，他们嚷嚷着要自治是为了捞取地方上的实权，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然而，联省自治论之所以能形成一股政治思潮，主要是由于第三种人的提倡，他们是一些自由职业者，有大学名教授、新闻工作者、著名作家，等等。他们的动机是出于善良的改良愿望，但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认为造成军阀混战、时局动乱的原因是有权的不守法，是由于“大倡统一集权”之说，因此，反对集权，主张分权，实行自治。胡适认为“只有‘省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时局，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终究必失败的武力统一”。由于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的鼓吹，联省自治论一时甚嚣尘上。于是环绕着联省自治论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参加争论的一方是陈独秀和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另一方主要是由胡适代表的以《努力周报》为阵地的一些改良派。
1922年8月，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之我见》一文，详细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指出“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认为联省自治的主张是没有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那里。他认为，“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此时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连国有的铁路、盐税他们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扩大地方权，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最后，陈独秀再次声明“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8月13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吴佩孚与联省自治》一文，主张以“联省式的统一”代替吴佩孚“集权于国，公权于民”的统一。他把联省自治定义为一种联邦或联省的国家；认为无论联邦或联省，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认为只有实行联省式统一国家，才是现在唯一的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是可能的；而吴佩孚说的‘集权于国，分权于民’的统一，只是纸上的名词。9月7日胡适再次发表了《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把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问题看作是中国社会的病根。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文章《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点名批判了胡适等人。认为“中国此时还正在政治战争时代，不是从容立法时代，我们并不像一般书呆子迷信宪法本身有扶危定乱的神秘力，我以为此时一部宪法还不及一张龙虎山的天师符可以号召群众。”“中国已经是无政府状态；不必再鼓吹无政府主义了；中国的政象已经是超联邦以上的地方专权，不用再鼓吹什么联省联邦制了。”“拿联省自治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因为中国此时的病症，是武人割据不是中央专权，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权而采用联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据的扰乱以外，必无其他好的结果。”
这次争论的实质性的分歧，仍然是以社会革命的手段彻底改造中国，还是在保存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点滴改良的问题。是1919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继续和深化，反映了自“问题与主义”以来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进一步分化。如果说“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斗争，那么这次争论的双方都努力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付之于实践。
当联省自治论的呼声高涨之时，吴佩孚复电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8月，直系诸将领田中玉、孙传芳、肖耀南、陆洪涛在吴佩孚的授意之下纷纷发表通电，咒骂联省自治论是“邪说奸谋，天人共愤”。虽然他们所攻击的对象主要是赵恒惕和卢永祥，但也间接地向那些热衷于联省自治的知识分子当头泼了一瓢冷水，要他们清醒清醒。胡适一时还不肯罢休，直到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之后，他才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将《努力周报》停刊了。
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普及与推行。这个纲领虽然还需要在今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完善，但它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例如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定、对革命对象的确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倡议和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动军阀的统治，等等，毫无异议是真知灼见，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区别于旧民主革命的主要分界线。
1921年4月间，北方两大军阀集团--直系与奉系爆发了战争。战争的结果，直系获胜，控制了中央政权，奉系虽战败，但仍有很大的实力，时刻准备伺机入关，企图夺取中央大权，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这场军阀战争实际上是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太平洋会议以后他们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
面对这种形势，政界、军界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人士都纷纷提出解决国是的主张。执掌中央权力的直系军阀的头领吴佩孚一开始扬言废督裁兵，继而又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战败的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以及其他盘踞一省地盘的军阀主张联省自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北京的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的知名学者、教授对吴佩孚的态度。他们早在4月间，就联名提出组织“好人政府”的主张，即不分党派，由全国公认的好人，出面组成一个“好人政府”。这个政府应实行废督裁兵、尊重国会、制定宪法、支持联省自治、宣布停止内战、公开政府财政等主张。此事的发起人是胡适，有包括李大钊在内十五人联合署名。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苏联驻中国的外交人员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态度也影响了时局的发展。早从1920年开始，出于中苏关系和苏俄远东的利益及他们对中国政治军事的初步观察，他们认为吴佩孚虽然是军阀，却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他可以实行联合。与此相适应，他们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同吴佩孚合作的方针。
以上尖锐形势和重要难题就这样摆在了陈独秀的面前，要求他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和弃取，这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首先派人到北京做李大钊的工作，说服李大钊并通过李大钊劝说那些文化界的朋友放弃“好人政府”的主张，不要对吴佩孚抱任何幻想。李大钊很快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并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作。基于这种情况，陈独秀根据远东会议内容于1922年6月20日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表的重要政治声明，陈独秀在文中鲜明指出，“好人政府主义”等办法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陈独秀认为，“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为此，文件提出了“目前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而在当时中国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是比较真的民主派。同时，他还列出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具体十一项原则。《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向中国人民以党的文件形式正式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原则，把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提高到民主革命中两党合作的高度，从而为党的二大创制民主革命纲领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制定新的革命纲领
1922年6月16日，即在中共第一次时局主张讨论通过的第二天，吴佩孚就勾结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背叛了孙中山，时局的发展证明了陈独秀对时局的预见是正确的。共产国际也不能不承认中共的第一个时局主张“是很成功的”，“完全正确地掌握了旨在反对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民主统一战线思想”，承认中共“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和蔡和森等人被推选为大会文件的起草人。文件主要由陈独秀执笔起草，蔡和森在起草的过程中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努力将全党的创造和智慧凝结在文件之中。
《宣言》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首先追述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宰割史，然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现状，指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揭露军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工具，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二大通过了民主联合战线等决议案。二大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二大宣言，对当时舆论界流行的几种错误的政治言论都做了批评，尤其批评了联省自治论。
三、痛斥“联省自治”
陈炯明兵变后，张继和陈独秀会晤，希望陈独秀站在孙中山北伐军一边。陈独秀表示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不料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在广州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陈炯明联省自治。
当时，鼓吹联省自治的有三种人：一是盘踞一省或数省的地方军阀，如湖南的赵恒惕、浙江的卢永祥、东三省的张作霖等，他们吹嘘自治的目的无非是借自治之美名行军阀割据之实，以对抗执掌中央权力大军阀的“武力统一”；第二种人是官僚缙绅，他们虽然大都有一官半职，但并无实权，他们嚷嚷着要自治是为了捞取地方上的实权，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然而，联省自治论之所以能形成一股政治思潮，主要是由于第三种人的提倡，他们是一些自由职业者，有大学名教授、新闻工作者、著名作家，等等。他们的动机是出于善良的改良愿望，但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认为造成军阀混战、时局动乱的原因是有权的不守法，是由于“大倡统一集权”之说，因此，反对集权，主张分权，实行自治。胡适认为“只有‘省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时局，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终究必失败的武力统一”。由于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的鼓吹，联省自治论一时甚嚣尘上。于是环绕着联省自治论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参加争论的一方是陈独秀和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另一方主要是由胡适代表的以《努力周报》为阵地的一些改良派。
1922年8月，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之我见》一文，详细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指出“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认为联省自治的主张是没有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那里。他认为，“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此时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连国有的铁路、盐税他们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扩大地方权，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最后，陈独秀再次声明“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8月13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吴佩孚与联省自治》一文，主张以“联省式的统一”代替吴佩孚“集权于国，公权于民”的统一。他把联省自治定义为一种联邦或联省的国家；认为无论联邦或联省，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认为只有实行联省式统一国家，才是现在唯一的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是可能的；而吴佩孚说的‘集权于国，分权于民’的统一，只是纸上的名词。9月7日胡适再次发表了《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把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问题看作是中国社会的病根。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文章《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点名批判了胡适等人。认为“中国此时还正在政治战争时代，不是从容立法时代，我们并不像一般书呆子迷信宪法本身有扶危定乱的神秘力，我以为此时一部宪法还不及一张龙虎山的天师符可以号召群众。”“中国已经是无政府状态；不必再鼓吹无政府主义了；中国的政象已经是超联邦以上的地方专权，不用再鼓吹什么联省联邦制了。”“拿联省自治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因为中国此时的病症，是武人割据不是中央专权，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权而采用联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据的扰乱以外，必无其他好的结果。”
这次争论的实质性的分歧，仍然是以社会革命的手段彻底改造中国，还是在保存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点滴改良的问题。是1919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继续和深化，反映了自“问题与主义”以来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进一步分化。如果说“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斗争，那么这次争论的双方都努力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付之于实践。
当联省自治论的呼声高涨之时，吴佩孚复电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8月，直系诸将领田中玉、孙传芳、肖耀南、陆洪涛在吴佩孚的授意之下纷纷发表通电，咒骂联省自治论是“邪说奸谋，天人共愤”。虽然他们所攻击的对象主要是赵恒惕和卢永祥，但也间接地向那些热衷于联省自治的知识分子当头泼了一瓢冷水，要他们清醒清醒。胡适一时还不肯罢休，直到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之后，他才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将《努力周报》停刊了。
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普及与推行。这个纲领虽然还需要在今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完善，但它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例如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定、对革命对象的确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倡议和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动军阀的统治，等等，毫无异议是真知灼见，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区别于旧民主革命的主要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