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投身《甲寅》杂志
一、爱国心与自觉心
《甲寅》杂志于1914年5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刊，由胡汉民发起，章士钊任主编。该刊以条陈时弊、朴实学理为宗旨，设有时评、政论、通信、论坛、文艺等栏目，是一本政论性杂志。《甲寅》杂志的主要撰稿人除了章士钊、陈独秀外，还有留日的学生李大钊、高一涵、张东荪、苏曼殊等人。他们反对专制，主张革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同时也反对使用暴力，因此在抨击时政的同时，对革命激进派也进行了批评，因此并不像其他反袁报刊那样旗帜鲜明。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工作期间，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等人，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陈独秀在协办《甲寅》的同时，也积极在该刊上撰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爱国心与自觉心》，这是陈独秀第一次以“独秀”的名字发表的文章。在文章中，陈独秀对国人漠视国事、没有爱国心与自觉性的惰性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指出：“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陈独秀认为，爱国心是一国建立的要素，但中国人将国家与社稷同等看待，误将爱国与忠君同义。国家建立后，人民成为了缔造者的牺牲品，没有丝毫的自由权利与幸福可言。与中国不同，近世欧美人将把国家看作国人共谋安宁幸福的团体，宪法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在批判了中国传统国家观的基础上，陈独秀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国家观和爱国心，指出：“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
在当时社会环境和陈独秀自身所处的艰难困境下，《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无疑有很多过激的言论，并且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很消极。然而，陈独秀却鲜明地指出了爱国救国的出路在于自觉心，特别指出了国家的本质及人民所应该拥有的民主权利。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种超越时代的进步。
然而，当时很多读者都不能理解陈独秀的观点，就连李大钊也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文章对陈独秀的观点进行温和的批评。但是，时隔几月后，国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张勋复辟等事件惊醒了国人，许多人对陈独秀观点，由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推崇。
二、产生共鸣
自“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舆论界在总结“共和”政制失败的教训时，出现了一种强调“国权”，抑制“民权”的论调。梁启超等人更提出“国”为重，“民”为轻，认为“共和”就是民主，“国权”就是民权的一种说法。认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共和制度的基础，因此，为了实现民主，先要实行专制，即“开明专制”。主张通过袁世凯这样握有强大实力的人物，在“共和”的形式下，运用专制手段，把国家引上宪政的轨道。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梁氏一派所愿。袁世凯上台执政后，中国的政制生活日趋专制，根本无开明可言。由此，梁启超也开始觉醒，他在《大中华》上发表了《痛定罪言》，从侧面回应了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梁启超列举了若干个有国不如无国的事例，痛告国人，并说有此同感者竟十之八九。章士钊更称陈独秀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
陈独秀用民主观揭示出了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痛斥了他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害人民的罪行，观点鲜明，鞭辟入里。
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造成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软弱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强大。不仅如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之间也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又严重脱离。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更不可能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下层人民群众，也没有形成一个能够领导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而这些问题正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关键问题。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陈独秀对革命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他初步认识到国民思想解放的重要性，找到了新的斗争方向，为以后传播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领导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总之，《爱国心与自觉心》是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思想的集中反映。此时的他虽陷于革命失败后痛苦、彷徨、苦闷的情绪之中，但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重新思考并探索中国革命之路。
三、重新启程
在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后，妻子高君曼虽有汪孟邹的接济，但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只能勉强度日，此外还要抚养年幼的儿女陈子美、陈鹤年。白日里高君曼辛劳忙碌，晚上还得挑灯为孩子缝补衣物，思念远在异国的丈夫。时间一久，高君曼身衰体弱，面容憔悴，已不见昔日的风采。一天，正忙着洗衣的高君曼，突然觉得心头一阵难过，胸口发闷，头昏目眩，紧接着一声大咳，吐出殷红殷红的鲜血，昏倒在地。年幼的女儿子美、儿子鹤年吓得哇哇大哭。汪孟邹闻讯赶来急忙送高君曼到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经过诊断，高君曼因长期劳累过度，得了肺病咯血，身体处于极度虚弱状态，需要继续治疗、休息和补养。于是，汪孟邹写信给陈独秀让他速速归国。
陈独秀接到汪孟邹的信后，归心似箭，匆匆告别章士钊，登上了回国的海轮。此时的他心中已经找到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即进行思想革命。而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须办杂志，启蒙民智，激发群情，唤起国民魂。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国到达上海。陈独秀住在法租界澎山路南口一栋砖木结构的楼房里，与分别了一年的妻子及儿子鹤年、女儿子美团聚在一起。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领导者
《甲寅》杂志于1914年5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刊，由胡汉民发起，章士钊任主编。该刊以条陈时弊、朴实学理为宗旨，设有时评、政论、通信、论坛、文艺等栏目，是一本政论性杂志。《甲寅》杂志的主要撰稿人除了章士钊、陈独秀外，还有留日的学生李大钊、高一涵、张东荪、苏曼殊等人。他们反对专制，主张革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同时也反对使用暴力，因此在抨击时政的同时，对革命激进派也进行了批评，因此并不像其他反袁报刊那样旗帜鲜明。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工作期间，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等人，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陈独秀在协办《甲寅》的同时，也积极在该刊上撰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爱国心与自觉心》，这是陈独秀第一次以“独秀”的名字发表的文章。在文章中，陈独秀对国人漠视国事、没有爱国心与自觉性的惰性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指出：“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陈独秀认为，爱国心是一国建立的要素，但中国人将国家与社稷同等看待，误将爱国与忠君同义。国家建立后，人民成为了缔造者的牺牲品，没有丝毫的自由权利与幸福可言。与中国不同，近世欧美人将把国家看作国人共谋安宁幸福的团体，宪法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在批判了中国传统国家观的基础上，陈独秀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国家观和爱国心，指出：“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
在当时社会环境和陈独秀自身所处的艰难困境下，《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无疑有很多过激的言论，并且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很消极。然而，陈独秀却鲜明地指出了爱国救国的出路在于自觉心，特别指出了国家的本质及人民所应该拥有的民主权利。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种超越时代的进步。
然而，当时很多读者都不能理解陈独秀的观点，就连李大钊也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文章对陈独秀的观点进行温和的批评。但是，时隔几月后，国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张勋复辟等事件惊醒了国人，许多人对陈独秀观点，由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推崇。
二、产生共鸣
自“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舆论界在总结“共和”政制失败的教训时，出现了一种强调“国权”，抑制“民权”的论调。梁启超等人更提出“国”为重，“民”为轻，认为“共和”就是民主，“国权”就是民权的一种说法。认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共和制度的基础，因此，为了实现民主，先要实行专制，即“开明专制”。主张通过袁世凯这样握有强大实力的人物，在“共和”的形式下，运用专制手段，把国家引上宪政的轨道。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梁氏一派所愿。袁世凯上台执政后，中国的政制生活日趋专制，根本无开明可言。由此，梁启超也开始觉醒，他在《大中华》上发表了《痛定罪言》，从侧面回应了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梁启超列举了若干个有国不如无国的事例，痛告国人，并说有此同感者竟十之八九。章士钊更称陈独秀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
陈独秀用民主观揭示出了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痛斥了他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害人民的罪行，观点鲜明，鞭辟入里。
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造成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软弱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强大。不仅如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之间也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又严重脱离。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更不可能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下层人民群众，也没有形成一个能够领导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而这些问题正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关键问题。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陈独秀对革命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他初步认识到国民思想解放的重要性，找到了新的斗争方向，为以后传播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领导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总之，《爱国心与自觉心》是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思想的集中反映。此时的他虽陷于革命失败后痛苦、彷徨、苦闷的情绪之中，但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重新思考并探索中国革命之路。
三、重新启程
在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后，妻子高君曼虽有汪孟邹的接济，但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只能勉强度日，此外还要抚养年幼的儿女陈子美、陈鹤年。白日里高君曼辛劳忙碌，晚上还得挑灯为孩子缝补衣物，思念远在异国的丈夫。时间一久，高君曼身衰体弱，面容憔悴，已不见昔日的风采。一天，正忙着洗衣的高君曼，突然觉得心头一阵难过，胸口发闷，头昏目眩，紧接着一声大咳，吐出殷红殷红的鲜血，昏倒在地。年幼的女儿子美、儿子鹤年吓得哇哇大哭。汪孟邹闻讯赶来急忙送高君曼到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经过诊断，高君曼因长期劳累过度，得了肺病咯血，身体处于极度虚弱状态，需要继续治疗、休息和补养。于是，汪孟邹写信给陈独秀让他速速归国。
陈独秀接到汪孟邹的信后，归心似箭，匆匆告别章士钊，登上了回国的海轮。此时的他心中已经找到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即进行思想革命。而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须办杂志，启蒙民智，激发群情，唤起国民魂。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国到达上海。陈独秀住在法租界澎山路南口一栋砖木结构的楼房里，与分别了一年的妻子及儿子鹤年、女儿子美团聚在一起。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