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10.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认为他还统率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9月11日，北上部队陆续到达俄界后，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刻率部北上。张国焘又一次抗拒中央的命令，并于9月12日直接发电给红一、三军团，攻击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还诱令说：“望速归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等21人出席。会上，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揭露了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错误，先是按兵不动，以后是把左路军拉到阿坝就不再北上，而要右路军南下。

　　关于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他指出，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众我寡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出于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义愤，有的同志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指出：我不同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因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向南是没有出路的。

　　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彭德怀、李富春等相继发言，批判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批评了张国焘向西南地区退却的逃跑主义错误，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因其分析与态度是悲观的，“以至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建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决定还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

　　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给他以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个《决定》只在中央委员中公布，没有向下传达。

　　会议讨论了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在开会前夕，彭德怀找毛泽东建议：“老毛，现在我们部队只剩6000多人，有的连只剩空架子了，为了充实部队，就必须缩编，我建议，取消红三军团番号，将红三军团编入红一军团。”

　　会上讨论了这一建议，决定把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同时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取代“三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的方针，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9月14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的时候，又致电张国焘，恳切地说明“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

　　再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服从中央命令、率军北上。

　　在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张国焘唆使其亲信黄超等向朱德施加压力，硬要朱德承认党中央的北上抗日行动是逃跑。

　　朱德明确回答：“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

　　黄超等恼羞成怒，对朱德破口大骂：“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

　　朱德义正辞严、一板一眼地回击道：“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我最了解毛泽东，完全信得过他。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

　　朱德大义凛然，一身正气，又在党内军内有崇高的威望，张国焘也对他奈何不得，只能弄些下三滥的伎俩：限制他的军事指挥权，指使人偷走他的马，调走他的警卫等。

　　不仅如此，张国焘把分裂的闹剧推向高潮：自立“中央”。

　　10月5日，张国焘竟然在卓木碉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自封“书记”，形成决议，发布宣言，说中央已“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 月5 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宣称“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如此，张国焘就把事情弄到毫无回旋余地，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相形之下，毛泽东是何等高明。他不仅在俄界会议上不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而且在1936年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一方面向全党公布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仍保留了张国焘的党籍。既占了“理”，又留有余地。因为毛泽东知道，与张国焘的斗争，直接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

　　彭德怀在自述中对毛泽东此举进行了评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反党活动作了形象描述：“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这就是张国焘的反党三部曲。”

　　如果说先期张国焘与中央“北上”、“南进”之争还可归结于战略分歧之争、行军路线之争的话，那么，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他与中央分歧的性质就成为了组织问题。这对于一个将组织路线看得高于一切的政党来说，张国焘的行为无疑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张国焘以一个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召开军内高级干部会议，然后就作出了改组党中央，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籍的决定，不仅打击了一大片，而且成了一个典型的“枪指挥党”的活靶子，在全党面前输了理。

　　§§七 陕北安家

　　至1935年9月，毛泽东已经率领红军走过了24000里的路程，饱尝艰辛，且战且走，一直没有找到地方落脚，终于在甘南的哈达铺决定安家陕北，去找刘志丹、徐海东的红军。陕北既是红军的落脚点，又成为革命的出发点。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把这块热土变成了共产党的生聚之地，打造了一个才华横溢、叱咤风云的领袖群体，而且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共产党由此胜利地走向中国、走向世界、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