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

第四节 凯末尔与民族解放战争

　　1918年初，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即将结束，奥斯曼帝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庞大帝国，因军事失利、经济崩溃和政治腐败无能，看来终于变得奄奄一息了。长期以来在帝国民众中间产生的对于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专制独裁的忿恨，正在不断地加深。尤其是随着以英、法等国为首的协约国军队的节节前进，使得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终于不可收拾。1918年7月，继任素丹王位的穆罕默德六世登上了帝国的宝座。10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大臣们宣告辞职，新素丹任命帝国自由派人士伊泽特为新的大维齐，并交给他一项谋求休战的艰巨任务。在经过三天初步的协商之后，10月29日，一个由海军大臣劳夫率领的帝国政府代表团，登上了停泊在利姆诺斯岛的英国军舰，并于次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三位党魁恩维尔、塔拉特、杰马尔，此时同乘一艘德国炮艇越过黑海逃跑了。一支拥有60艘军舰的协约国海军部队，于11月13日在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港口停泊了下来。12月8日，协约国在帝国首都成立了军事管理委员会，对港口、防御工事、宪兵，警察以及电车等交通工具实行了严格的管制1919年2月8日，法国军队的统帅德斯佩雷将军，像几个世纪以前的奥斯曼帝国素丹穆罕默德二世一样，骑着一匹由希腊人赠献的白马，进人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1919年，英国与法国的军队相继占领了靠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的安纳托利亚中南部的几个地方，意大利军队则在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登陆，希腊人也相继占领了伊兹密尔等城市。

　　与此同时，协约国正在巴黎，以及此后从1919年到1920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制定奥斯曼帝国必须严格履行的和平条款。此外，协约国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还规定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它的安纳托利亚。

　　1920年5月，奥斯曼帝国政府收到了巴黎和约条款。根据此项条款，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欧洲领土，除首都伊斯坦布尔周围的一小块外，都得被割让掉。帝国的海峡一律实行非军事化，向一切船只开放，并置于一个国际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帝国的重要城镇伊兹密尔交付希腊管理。独立的亚美尼亚和获得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出现在安纳托利亚的东部，仅留给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的其余部分，也要根据另外一份协议被指定作为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势力范围。巴黎和约条款还规定全面恢复治外法权，并且奥斯曼帝国的一切财政均由协约国来控制。1920年8月10日，摇摇欲坠、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的代表不得不在塞夫勒签署了这份判处奥斯曼帝国死刑的条约。因此，以后成立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把签订条约的这一天，规定为国耻日。

　　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和塞夫勒签订的阴沉和沮丧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许多满腔热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发起反抗，成立了“护权协会”。他们成功地开展了反对西方列强瓜分和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斗争，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此开始了。到了1919年至1920年，这个运动的组织更为严密，协调更加有方，后成为领导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他就是被世人称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

　　在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总会涌现出许许多多治世奇才和英雄豪杰。凯末尔就是这样一位奥斯曼帝国近现代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不但在最后的历史关头把奥斯曼帝国从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而且通过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实行一系列以政教分离为宗旨的世俗化社会改革，最终把一个多民族军事联合体的帝国，演变成为一个民族性的现代国家，把一个具有伊斯兰性质的君主神权国家，演变成为一个立宪民主共和国，把一种官僚封建主义，演变成为一种现代资本主义，被人们称誉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

　　1881年的春天，凯末尔诞生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美丽的爱琴海城市萨洛尼卡的一个中等木材商家庭，凯末尔的祖父是萨洛尼卡地方的一名小学教员。父亲阿里·李查曾经是一名帝国政府海关的低级职员，在凯末尔童年时代，奥斯曼帝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素丹为首的专制统治集团的无能和卖国，奥斯曼民族的屈辱，外国人的跋，这时期在整个奥斯曼帝国表露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动乱冲垮了他的家庭赖以为生的木材生意，父亲经受不住这个打击，在凯末尔7岁那年，不幸身染重病，虽多方求医，耗尽了家中的大量钱财，但终因病情太重，不久离开了人世。社会的动荡，家庭环境的险恶，都在凯末尔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凯末尔从小酷爱军事，似乎对军事有着一种天生的悟性。12岁那年，他违背母亲的意愿，偷偷考人了萨洛尼卡的一所军事中等学校。在军校学习期间，除军事课程以外，他对数学、化学、历史、文学也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立下宏愿，要读尽天下的好书，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自己学习的楷模，长大后成为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才。以后，随着眼界的开阔，阅历的增长，新思想的冲击，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干练，从而为日后的政治军事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895年。凯末尔在萨洛尼卡军事中等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后，升人玛纳斯提尔军事预备学校。他在这所学校不仅表现出数学课程成绩优异，而且外语与化学等课程都获得优良的成绩。凯末尔的远大抱负与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得到校长与教师们的一致好评。从玛纳斯提尔军事预备学校毕业后，1899年，凯末尔进人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学习步兵。不久，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崭露头角，深得有凌部17的赏识，所以又让他改学军事参谋专业。1905年1月毕业，被授予陆军上尉军衔。

　　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期间，正巧也是奥斯曼帝国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黑暗专制统治最严厉的年代，而陆军大学又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境内秘密反抗素丹专制统治的主要中心之一。学员们不顾学校当局采取的一切纪律性措施，依然偷偷地在宿舍里阅读青年土耳其党流亡分子的著作，并且相互就国家的弊病及其挽救之术交换着意见。起初，凯末尔对社会政治问题不予过间，在学校里只是埋头读书，很少关心与军事无关的一些事情，担心因违纪而被开除，失去当军官报效国家的机会。但是，不久，奥斯曼帝国的现状终于对他产生了影响。奥斯曼帝国的软弱，社会的不公正，以及西方列强外交官的飞扬跋肩1傲慢无礼，都在凯末尔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凯末尔一面刻苦学习，一面思虑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杜会的黑暗与人民的痛苦，时常使他冥思苦想通宵达旦，不能合眼。他逐渐地抛弃了政治的天真，越来越深人地卷人了青年军官中的政治活动，最终加人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统一进步协会，成为了一名反对素丹血腥专制统治的坚定革命者。

　　1905年，当凯末尔即将得到毕业证书时，由于他积极参与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政治活动，终于不可避免地被人告发，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被捕，关在皇宫里面拘押犯人的地方。经过长时间的审讯，毫无结果，帝国政府就把凯末尔和他的几位密友一起放逐到大马士革的第五军团去服兵役。大马士革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国内外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点之一，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这里表露得最为激烈。帝国政府在那里派驻重兵，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凯末尔到达第五军团以后，曾经在叙利亚各地到处游览，亲眼目睹到素丹专制统治下无能腐败的社会现状，以及人民大众受苦受难的悲惨情景。为了把帝国从素丹专制残暴的统治下拯救出来，在这里，凯末尔又把在军校学习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恢复了起来。他和四位最可靠的战友，在大马士革成立起祖国与自由协会，的秘密政治组织，并通过这一革命组织同许多朋友们建立起了联系，团结更多的人们参加革命活动。

　　1907年，年轻有为，充满朝气，敢想敢干，性格刚强，对军事具有着一种天生悟性的凯末尔，被晋升为少校，调往马其顿的第三军团任职，开始了他战功卓著、戎马控惚的军旅生涯。随后，他同青年土耳其党的秘密政治组织同盟进步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加他们的革命活动。然而，这一时期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恩维尔等，刚惶自用，爱好虚荣，嫉贤妒能，排斥异己。他们并没有重用像凯末尔这样一些革命品质坚强，非常有才干的青年军官。因此，在奥斯曼帝国著名的1908年革命中，没有使得凯末尔显露头角。

　　1908年的奥斯曼帝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因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纲领，只满足于帝国宪法的恢复和暴君的下台，国家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进步，革命的发展趋势与凯末尔的想法和政治信仰相冲突，为此，凯末尔十分不满。他很快脱离了青年土耳其党，一度放弃政治而专心致力于军事。他曾经先后翻译并发表了德国著名将军李兹曼的步兵排战斗操典和步兵连战斗操典，使受训的官兵颇有收益，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崭露头角。

　　1910年，凯末尔第一次访问欧洲，参加了当年在皮卡尔迪举行的法国军事大演习，亲眼看到了欧洲经济上的繁荣和军事上的强大，接触和学习到了许多欧洲的新思想，以及先进的军事科学。并通过对比，对奥斯曼帝国国势衰微、政治腐败、民众疾苦有了进一步较深刻的认识。这段经历对凯末尔日后树立治国平天下的雄心有着很大的影响。

　　此后，在奥斯曼帝国对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的战争中，凯末尔亲率他指挥的部队奔赴前线，总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屡建奇功。他的所作所为与军事才能，深得上级的赏识。不久，他就被上级任命担任大大超越他军衔的军事指挥职务。他当时仅只是一名少校军衔的副官，可是上级却命令他统率一个团的军队。由于凯末尔任人唯贤，不拘一格，为人宽厚，善待士兵，使得上下左右齐声交口称赞，深受广大官兵的衷心爱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国际形势洞察敏锐的凯末尔预见到，不管奥斯曼帝国的同盟者德国是否获胜，等待奥斯曼帝国的都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凯末尔曾经多次给最高军事当局建议，竭力反对把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同德国拴在一起，反对听任德国摆布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但是，对德国人言听计从，希望依靠德国的武力，建立以奥斯曼王室为首的突厥民族大帝国的最高政府当局，充耳不闻，听之任之，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凯末尔的劝告和批评。1911年，急公好义，疾恶如仇的凯末尔被调离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在此后令人惴惴不安的和平年代里，他任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武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成为以德国为首的同盟集团成员之一。1915年初，由于凯末尔本人的恳切请求和大声疾呼，不久，被帝国政府召回国内参加战争，奉命统率当时在马尔马拉海欧洲沿岸泰基尔达地区正着手建立的“几乎属于空想”的第19师。随后，踌躇满志的凯末尔率领他的军队由泰基尔达奔赴加利波利半岛前线。一时间，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奥斯曼帝国境内社会动荡，人心仿徨不安，到处笼罩着不安的情绪。凯末尔感到救国家与民族于水火之中，是他一名军人责无旁贷的崇高天职。他到达前线后，亲临阵地视察，关心士兵的疾苦，人们对他充满了尊敬。

　　凯末尔经过周密、细致的研究部署之后，率领军队顽强地抵挡住了英国军队强大的攻势，成功地保住了达达尼尔海峡，为扭转整个不利战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达达尼尔海峡保卫战的辉煌胜利，虽然一方面给凯末尔带来了晋升和荣誉，使他蔽得了“伊斯坦布尔大救星”的美称，但另一方面也遭到了帝国政府最高军事长官恩维尔的嫉妒和猜疑。不久，凯末尔被调往距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数百公里以外遥远的东部前线执行一项任务。因为恩维尔认为，如果把凯末尔这样一位家喻户晓、光彩夺目的民族英雄留在帝国京城，总不免会过于引人注目，使他相形见细。

　　1916年2月27日，凯末尔受命正式接任在迪亚尔巴克尔地方的一项军职，并被授予将军军衔。在同俄国人进行了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之后，他为奥斯曼帝国夺回了比特利斯和穆什等许多地方，同时也为他自己燕得了新的荣誉。1917年7月，凯末尔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帝国第七军军长。他曾经蝎立地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军政府的轻率进攻战略，相反，他多次强调守卫国土和奥斯曼帝国人力与物力的必要性。他同时反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认为那是幻想。他相信西方化，私下认为伊斯兰教在许多方面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他的思想比他的同事们更加世俗化。因此，可以这样公正地说，如果他早先还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和独立意识也足以使他成为这样的历史人物。

　　1918年初，体弱多病，长年卧床不起的奥斯曼帝国素丹病故，由皇太子瓦希代丁继位。因瓦希代丁对具有非凡体力、超人精神和具有独创军事才能的凯末尔颇有好感，所以委任他为驻战略重地叙利亚的第七军团总司令。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整个战局不断恶化。装备精良的英国与法国军队已马不停蹄地向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军队发动强大的进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帝国与德国联军赶出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广大地区，到处传来奥斯曼帝国军队兵败如山倒的噩耗，奥斯曼帝国的许多重要城镇纷纷沦陷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的铁蹄之下。

　　尽管凯末尔指挥自己的军团，在撤退下来的其他各军团的协助下，经过周密筹划，组织了多次卓有成效的反攻，并在哈来卜北部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打跨了法国军队，后又腾出手来有效地阻止住了英国军队的进攻，获得了局部战役的胜利。特别是凯末尔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果断地命令手下虎将伊斯梅特上校率其部强渡沙姆特斯河，将英军退路切断，准备在勒阿颇以北地区同英军进行最后一场殊死之战，发誓要雪洗民族之耻。然而，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巨人气数已尽，在军事上彻底被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击垮，再也完全无力进行抵抗了。

　　1918年10月3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在摩德洛斯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停战协定规定，德国元帅应从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离开，而任命凯末尔担任奥斯曼帝国最精锐的部队、闪电集团军总司令。但是，在两个星期之后，精锐的闪电集团军被帝国政府勒令解散，凯末尔本人也被召返回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1918年11月30日，当凯末尔抵达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天，也正是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庞大舰队开到伊斯坦布尔的同一天。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渗败，使得凯末尔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暗中发誓一定要洗雪民族之耻。

　　返回首都后的凯末尔很少抛头露面，曾经引起许多人的猜疑凯末尔时常一个人默默无语，感觉到这眼前的世界变得很茫然。在等候、期盼和焦虑之中，阴郁地度过了一段归隐生活。但是，就在凯末尔归稳期间，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贪得无厌的疯狂瓜分，以及素丹王朝的摇摇欲坠，为凯末尔日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东山再起，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早在摩德洛斯停战协定签字之前，凯末尔就给帝国政府发去电报，陈述奥斯曼帝国对敌人无条件限制的投降，是极其危险的。然而，软弱无能的帝国政府仍然在丧权辱国的摩德洛斯协定上签了字，宣布奥斯曼帝国无条件的投降。面对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虎视耽耽，迫不及待，试图在众目睽睽之下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狼子野心，凯末尔又含泪给帝国大维齐伊泽特将军发去一个电报，再次指出，如果帝国政府未对停战协定条款其错误之处加以争辩修改之前，就将解散本国军队，敌人必然要随意长驱直人侵占许多地方，奥斯曼民族必将陷人灭顶之灾。但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摇摇欲坠，满朝的皇戚贵族都吓得魂飞魄散，一心只想妥协求存，如何苟延残喘，根本就听不进去凯未尔的建议和忠告。因此，凯末尔私下将其部属的军队尽可能地悄悄转移到托罗斯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并把余存的武器和阵地设施，采取发给奥斯曼帝国南部各省民众收藏等必要措施。凯末尔的这些必要措施，在后来伟大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为取得安太普、乌尔法、马拉斯等保卫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条件。

　　尽管凯未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硕果仅存的胜利将军而声誉昭著，但他要想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组织领导民族抵抗运动，挽救危难的国家民族，却很难有所作为。素丹及其帮凶拼命地反对所有一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奥斯曼帝国的不幸遭遇，都是民族主义所带来的。他们对外国侵略者提出的任何无理要求都惟命是从，根本就没有一点骨气和反抗精神，陷于一种极端恐惧的状态之中。素丹政府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阻止任何群众性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运动，害怕这类运动不仅将会威胁外国侵略者的利益，而且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他们一方面继续遣散奥斯曼帝国军队，但另一方面却听任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一再违犯休战条款。素丹政府命令在伊兹密尔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不得对希腊侵略军进行抵抗，并对京城内任何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抗议活动一律采取严厉的镇压。此时的凯末尔已经敏锐地体察到卖国求荣的奥斯曼帝国素丹政府已经完全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成了声名狼藉的外国侵略者代理人和人民公敌。面对越来越险峻的形势，凯末尔于是决心离开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依然到奥斯曼帝国当时民族主义运动非常活跃的安纳托利亚去。那里成立了全国第一批民族主义抵抗运动团体，即保卫权利协会。这个团体后来又相继出现于奥斯曼帝国的全国各地，并且为各个受到外国侵略者威胁或被外国侵略者占领地区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凯末尔虽然早就有离开外国侵略者所占领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想法，但最终到达安纳托利亚参加组织领导奥斯曼帝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却完全是处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1919年初，行将崩溃的多民族军事联合体的奥斯曼帝国，到处都是各族人民的反抗，尤其是在黑海地区由希腊人组织的武装游击队的活动非常活跃，对素丹政府在那一地区的统治威胁极大。素丹政府为了彻底消灭这些由希腊人操纵指挥的游击队，想起了起用声誉昭著，晓勇善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凯末尔，任命他为驻防在安纳托利亚黑海沿岸的萨姆松地区的奥斯曼帝国第九军团军民联合检阅使，全权负责这一地区的军政大事，成为了一名掌握如此重要职权的领导人。虽然当时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政府领导人，对具有爱国热情与军事才能的凯末尔的这一任命持怀疑态度，但素丹政府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只能起用像凯末尔这样的人才，所以仍然坚持这项任命。最后，1919年5月16日，凯末尔登上了邦德玛号轮船，离开了使人窒息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前往奥斯曼帝国当时的民族抵抗运动中心安纳托利亚，并在那里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最终成为奥斯曼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1919年5月19日，凯末尔胜利地到达了安纳托利亚的东部，开始组织军事抵抗，加强奥斯曼人之间的政治团结，并为奥斯曼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外交上的承认。在今夭的土耳其共和国，5月19日作为青年和平运动日，全国各地都纷纷举行庆祝，以纪念长达四年的民族解放拯救斗争的开始。

　　促使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凯末尔到达安纳托利亚东部前四天发生的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强行登陆的事件。根据停战条款，伊兹密尔应由协约国共同占领，但这只是表面文章。1919年5月巧日，一支希腊军队在协约国军舰的掩护下，在伊兹密尔登陆。希腊军队在按照计划占领该城及其周围地带之后，继续向东推进，进人了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区。希腊从一开始就让人明白，他们此次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临时占领，而为了永久性地吞并，是为了把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并人一个拥有爱琴海两岸的大希腊，重新恢复君士坦丁堡希腊东正教帝国过去的辉煌。希腊人的这种伟大理想对于奥斯曼帝国具有的最终威胁，是所有有识之士都能看到的。

　　把其他各民族居住的遥远省份割让出去，倒还可以忍受，甚至帝国的京城被人占领也还可以容忍，因为占领者是作为胜利者一方的不可战胜的西方大国，同时这些军队迟早总会退回到他们的国家去。但是一个帝国的邻邦，一个过去的附庸民族，突然地冲进了帝国的心脏地带，这实在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危险和耻辱。这时，压在奥斯曼帝国民众心灵上的忿怒，终于燃烧了起来，变成了无法扑灭的烈火。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他们不顾占领军机枪大炮的威胁，纷纷举行大型的抗议集会，并且第一次着手进行秘密的抵抗运动。在安纳托利亚的厄代米什地区，少数的帝国军队甚至与希腊军队发生了遭遇战，虽然未能阻止希腊军队的前进，但在希腊军队行进的沿线，广大民众到处都展开了游击战。

　　素丹政府在给凯末尔的指令中，要求他全而恢复地方秩序，平定游击队的骚乱，解除活动于这一地区的一些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军事性质的团伙武装和他们的政治组织，并监督其余的奥斯曼帝国军队解除武装和进行复员的工作。然而恰恰相反，从凯末尔在萨姆松登陆的那一天起，就巧妙地利用这一机会着手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现有的民族抵抗团体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并另外成立了许多新的抵抗团体。同时，为了武装保卫奥斯曼帝国的腹地，共同御敌，他又多方筹集经费，辛勤操劳，为成立一支抵抗外国侵略军的武装队伍四处寻找于部，进行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舆论准备工作，为以后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各地四处奔走，宣传鼓动，揭露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扼杀奥斯曼帝国民族独立的阴谋。当时在革命队伍中，还有不少人对帝国主义国家存有幻想，企图依靠英国的保护或者美国的托管，来逃避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厄运。凯末尔则积极主张利用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式，来保卫奥斯曼帝国的民族独立。他大声疾呼：一个民族与其作为别人的奴隶活着，还不如死了更好。不独立，毋宁死。并严肃地指出：奥斯曼帝国惟一的出路，就是建立一个以民族主权为基础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无条件的独立国家。为了组织民族抵抗武装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凯末尔与志同道合的富阿德将军、劳夫及雷费特上校等人多次举行秘密军事会议，商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办法，并积极与驻防在埃尔祖鲁姆地区的帝国第十五兵团司令、著名的爱国将领卡拉贝基尔将军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不久，凯末尔又向国内的一些军政当局发出一封用密码拍发的通电，借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通电的开头语是：1.国家完整，民族独立，正处于危险之中。2.中央政府已无力履行所承担的责任。因此，应该认为国家已不复存在。3.惟有民族的意志及决心，有能力挽救民族的独立。这些慷慨陈词，为此后数年间的奥斯曼帝国国民政治纲领定下了基调。

　　凯末尔在发出通电后不久，接着又提出了立即召开将不受任何方面影响与干涉，并在全世界面前坚持本民族权利的国民议会要求，同时，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区秘密派遣代表前来安纳托利亚这个当时奥斯曼帝国最安全、革命形势最高涨的地方。此时，著名的爱国将领卡拉贝基尔将军，也向奥斯曼帝国东部各省发出将在埃尔祖鲁姆举行商讨挽救民族危亡的代表会议的邀请。

　　凯末尔等人进行活动的消息传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之后，爱国人士感到欢欣，深受鼓舞，面卖国求荣的素丹政府却感到万分惊恐，坐立不安。陆军大臣要求凯末尔立即返回首都伊斯坦布尔，并得知他拒不遵命后，便以素丹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终止凯末尔军职任命的救令。为了竭力避免过早地发生任何公开背叛合法的奥斯曼帝国素丹政府的行为，凯末尔毅然辞去了所有的军职，换上了便装，转而参加了1919年3月3日成立于埃尔祖鲁姆的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权利协会。这个政治组织，后来在埃尔祖鲁姆地区按照合法手续正式登记，从而为凯末尔领导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提供了合法性，成为以后同素丹政府以及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进行斗争的重要政治工具。

　　1919年7月23日，由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权利协会发起召开的东部各省代表大会，在埃尔祖鲁姆开幕。凯末尔在第一天就被定为大会主席。会议开了20多天。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就，是起草了一项后来被称之为国民公约宣言的初稿。会议并且宣布，在必要时它有成为奥斯曼帝国临时政府的权利。

　　会议期间，卡拉贝基尔将军接到了来自首都伊斯坦布尔素丹政府的命令，要求他立即逮捕凯末尔等爱国人士，并且由他接替凯末尔的第九军团军民联合检阅使的职务，但卡拉贝基尔将军断然拒绝从命。

　　9月4日，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参加的更为重要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瑟瓦斯正式开幕，凯末尔再度当选为大会主席，并亲自指导大会的讨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埃尔祖鲁姆会议的政治成果扩大到全国范围，并通过决议，成立了奥斯曼帝国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安纳托利亚和隆美利亚保卫权利协会”，下而设立一个以凯末尔为首的常任代表委员会，直接领导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社会动荡，人心仿徨不定，政治上一片混乱。一些伊斯兰教上层僧侣，一些著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以素丹政府海军大臣饶夫为首的一群将军，以及一些大资本家，非常同情和附合全国护权协会，但他们又坚决表示要保留素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此时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强烈的伊斯兰主义色彩，素丹和哈里发仍然被承认为合法的统治者。凯末尔虽然早就怀有建立世俗共和国之志，但此刻却非常谨慎，以免伤害帝国民众忠于素丹和哈里发的感情。

　　凯末尔为了团结更多具有广泛政治影响的人参加民族统一战线，审时度势地决定暂不攻击素丹和哈里发，而只攻击反动的大维齐费里特，强烈谙责他向素丹政府隐瞒真情，无视民族权利，冒犯素丹的威严与荣誉，影响了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团结。凯末尔宣布素丹目前因为置于协约国控制之下，所以在伊斯坦布尔的帝国政府未能真正代表国家之前，他所领导的代表委员会应起到国民意志代言人的作用。

　　不久，顽固反动的费里特被撤销了大维齐职务，改由对全国护权协会态度比较温和友善的里扎将军接任大维齐职位。他一上台就同凯末尔举行了多次谈判，并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协议，其中涉及素丹政府实际上对以凯末尔为首的全国护权协会的承认，以及对全国护权协会纲领中主要政治原则的接受。

　　在爱国革命者的游说和压力下，奥斯曼帝国举行了成立新帝国议会的选举。1920年1月20日，新议会正式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开幕，民族主义分子及其同情者取得了新议会中的大多数，在新选出的议员中，有些便是属于来自安纳托利亚全国护权协会的重要成员。凯末尔由于感到去首都伊斯坦布尔有危险，所以便留在了安卡拉。两周以后，新议会表决通过了以埃尔祖鲁姆和瑟瓦斯宣言为基础的国民公约，从而确立了关子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基本政治要求。这时凯末尔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组织代表委员会，已经在安卡拉站稳了脚跟，加上在帝国的京城还有一个对他们表示同情的新议会，以及素丹政府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的承认，似乎凯末尔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处于一种坚强有力的地位。

　　随着奥斯曼帝国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的爱国者们这时变得更加活跃起来，他们不仅在舆论上广泛支持凯末尔与全国保护权利协会，而且还袭击了协约国军队的军械库，把夺获的战利品送往安纳托利亚全国保护权利协会所在地。这一切都震惊了协约国占领军，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应付措施。首先迫使大维齐里扎将军辞职，由敌视民族革命运动的海军大臣萨利赫接任他的职位，并派协约国军队开人首都伊斯坦布尔奥斯曼人居住区，逮捕全国保护权利协会成员及其同情分子。当时被捕的知名人士共计有150人左右，其中还有不少议会议员，都一律被关押在马耳他岛。他们这些人，直到1921年下半年同在安纳托利亚被民族革命派捉住、并作为人质扣留下来的英国军官实行交换时，才获得释放。

　　1920年3月18日，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新议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一顶抗议逮捕国会议员的决议后，宣布无限期的休会。从此，它再没有举行过会议，最后在同年的4月11日，经素丹同意予以解散。此时的形势急转直下，因此，在议会宣布休会的第二天，忧心如焚的凯末尔立即发表声明，要求举行选举，以便成立一个新的紧急大会。在凯末尔的亲自主持下，紧急大会自1920年4月18日起，在已经成为“代表委员会”所在地的安卡拉举行。一时间，这个风景如画的安纳托利亚小山城，变成了奥斯曼帝国民族抵抗运动的大本营，变成了奥斯曼帝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实际首都。

　　协约国军队的这次镇压行动与上次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一样，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一次新的推动和促进，使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转化成为了一个有效的独立政府。1920年4月23日，一批被称之为大国民议会的代表，在安卡拉举行了正式会议，选举了大国民议会政府，这一天从此就成了以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庆日，也叫做儿童和国家主权日。大国民议会政府并没有宣布废默素丹，只是声明由于素丹是协约国的俘虏，所以只有大国民议会政府才代表国家。第二天凯末尔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并主持了部长会议。1921年1月大国民议会颁布的法律把这一组织具体化了，法律宣布主权无条件属于国家。这个国家现在第一次被正式称为土耳其气。

　　甚至到了此时，大国民议会的代表们仍然是非常不愿意采取任何可能被认为是叛逆行为的步骤，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持政治运动的合法性。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尽可能地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素丹兼伊斯兰教哈里发瓦希代丁的忠诚，并且重申要把他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抢救出来的愿望。但是不久，随着双方斗争的白热化，这种妥协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1920年4月28日，素丹再度召回反动透顶的外国侵略者的走狗费里德为大维齐，并且成立了讨伐民族革命派的讨逆军，任命长期以来一直同民族革命派为敌的安扎费尔为总司令，开始向民族革命派发动新的猛烈攻击。此外，伊斯兰教教长埃芬迪也发布了一道通令，宣称遵照哈里发的命令和宗教义务，要杀死所有的叛逆者。5月11日，经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缺席审判，郑重其事地宣布凯末尔等其他民族革命派领导人死刑。此时的素丹和他的政府，正在准备利用宗教、政治、军事等一切手段，向在安纳托利亚的民族抵抗运动大本营，发动他们最为猛烈的进攻。这些行动使得安卡拉政府与素丹政府之间几乎不可能再有任何和解。

　　面对以素丹为首的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民族革命派给予了坚决有力的还击。以凯末尔为首的大国民议会首先任命了一个大臣会议，其次让安卡拉的法典官伯雷克奇扎代替原伊斯兰教教长埃芬迪的职务，并在安纳托利亚其他152名法典官的一致赞同下，发布了一道通令，宣布大维齐费里德为叛徒、卖国贼；宣布在外国侵略者强迫下素丹政府发布的任何命令无效，呼吁所有的穆斯林行动起来，把他们的哈里发从囚禁中解放出来。

　　不过，民族革命派当时的这些措施，在用来抵制像素丹、大维齐、伊斯兰教教长等这些历史悠久的至尊人物所拥有的极高声势方面，只起到了极其有限的作用。同时，在安纳托利亚的许多地方，因首都伊斯坦布尔素丹当局的鼓励和支持，发生了反对民族革命派的骚乱与暴动，弄得民族革命派甚至在安卡拉附近也得不到安宁，时局日趋紧张。

　　此时，形势的发展对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越来越十分不利，使他们确实感到有些为难，陷人了被反动武装四面包围的困境。他们既要抵挡装备精良、来势汹汹的素丹军队，又要时刻提防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的武装千涉。当时在奥斯曼帝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心脏地区安纳托利亚，西部是英国支持下的希腊侵略军，法国军队则在叙利亚边境不断向奥斯曼帝国进攻，而意大利军队也相继占领了安塔利亚等地区，并且还不断进行挑衅。从民族革命派本身来说，关键性的问题，主要是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统一指挥的正规军。虽然在镇压反叛和粉碎素丹军队进攻的战斗中，游击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战斗中，游击队也表现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但是，分散不统一的游击队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和组织指挥系统完备的西方列强侵略军面前，却处处表现出了劣势和被动。

　　不过，到了1920年下半年，整个形势的发展开始变得对民族革命派越来越有利。在西方，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终于为处理奥斯曼帝国、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病夫留在人世间的财产作出了最后的安排。经过在伦敦和圣雷莫一系列幕后的肮脏交易与喋喋不休的争吵之后，他们起草了一份条约。1920年8月10日，在色佛尔由协约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素丹政府双方的代表在上面签了字。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色佛尔条约》是一个内容非常苛刻、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奥斯曼帝国将支离破碎，陷人绝境，变成了一个有形无实的国家，仅能依靠吞并了它最富庶地区的那些西方列强的怜悯和宽容来生存。这比强加于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的条约还要更加严厉得多。因此，《色佛尔条约》的签订，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引起了广大民众对于接受这项条约的素丹政府的极大反感，并把签订条约的那一天定为国耻日。凯末尔代表安卡拉革命大本营发表声明，坚决拒绝接受该项条约。

　　此时的素丹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些不满意签订条约的大臣和重要官员，纷纷投奔加人了民族草命派的安卡拉政权，把自己同奥斯曼帝国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奥斯曼帝国人民的眼里，似乎所谓不忠不敬的正是那些反对安卡拉民族政权的人，而不是坚决支持这个政权的人，凯末尔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民族大救星。

　　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共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凯末尔率领游击队在阿达纳、腊代加和济安普特等地，曾经有效地阻止过法国侵略军，使他们没有能够越过雷池半步。然而，在著名的安特鲁战斗中，由于游击队在人数上与武器装备上都远远不及敌方，虽然经过了十个多月的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遭到惨败，几乎丧失了全部人马和武器装备。凯末尔肩部负伤后，仅带着剩下不到500人的队伍，西渡萨卡里亚河撤往山区。而此时的10万希腊侵略军，则凭借着协约国雄厚的财政和大量武装的支持，更是气势汹，不可一世，占据了奥斯曼帝国的许多重要城市和大片土地，奥斯曼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

　　军事上的失败并没有使凯末尔沮丧、绝望，他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很快地找出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就是政治纲领确定之后，急需建立一支纪律严明，指挥统一，英勇善战，能够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主力军的正规部队。凯末尔为了建立这支正规部队，与他的助手们到处召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他过去的许多老部下、老战友也纷纷脱离素丹政府率领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万人参加了新组建的国民军。

　　1921年初，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进人了第二个阶段。在战斗的初期，同样还是外国侵略军占据了上风。新组建的国民军仓促应战，处处被动挨打，形势十分严峻。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和人员所遭受的重大伤亡，时常使凯末尔彻夜难眠，变得很茫然，甚至心存退意。有些重要的领导人也建议凯末尔与素丹政府妥协，接受协约国的条约。经过数日痛苦的反思，再三考虑，他觉得妥协与退让，只能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被瓜分，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只能殊死一战，决不能仅顾虑个人的荣辱安危。”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凯末尔慷慨激昂地对他的部下说道。一句豪言壮语，反映出凯末尔大义凛然，报效国家民族，平定天下的大志向，他不愧为挽救奥斯曼民族的中枢人物。

　　凯末尔决定重整旗鼓，发动民众。一方面利用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同部分国家签订友好条约，让他们停止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干涉，承认安卡拉民族革命派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争取苏俄政府在经济上、军事上的支持，使奥斯曼帝国有一个安定可靠的后方。此外，由农民为主体组建的国民军，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青年人纷纷参军人伍，老人和妇女们帮助士兵们挖战壕、修工事、护伤员、运枪弹，把水和粮食运到了前沿阵地。广大民众这种忘我的精神和全力以赴的支援，使凯末尔深受感动，更坚定了他与外国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信念。

　　1921年夏天，骄阳烤灼着安纳托利亚的大地，希腊侵略军在英国军事顾问的指挥和英国军队大炮、坦克的火力支援下，由国王君士坦丁亲自统率，气势汹汹地向国民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8月，希腊侵略军兵临安卡拉城下。但是，凯末尔坚信他所领导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最终是一定会胜利的。

　　在希腊侵略军得意忘形之际，凯末尔经过周密、细致的研究，针对希腊侵略军速战速决，急于攻占奥斯曼帝国民族革命派大本营安卡拉的战略计划，决定采取稳定后方，迁回作战和突破重点的作战方针，抓住有利战机，志在必得，同希腊侵略军展开了一场事关奥斯曼帝国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决战。为了给大决战作好充分准备，凯末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平定了素丹军队的武装围剿，消除了肘腋之患，并重新调兵遣将，使一支支由工人、农民新组建的国民军的生力军，如离弦之箭冲人敌阵，锐不可当，迅速分割包围了希腊侵略军。

　　1921年8月23日至9月13日，在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援下，在凯末尔卓越的指挥下，国民军发动了为时20天的“萨卡里亚战役”。这是一场充满英雄主义色彩，可歌可泣，非常感人的战斗。在战斗中，国民军前仆后继，英勇冲杀，数度攻占敌军阵地。而希腊侵略军凶悍善战，又几次反攻击退了国民军的进攻，战场被一片冲天的火海所吞噬，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一次夜间作战中，亲临前线阵地指挥的凯末尔环幸被流弹打断了一条肋骨。用绷带句扎好以后续指挥战斗。在凯末尔大无畏精神的鼓舞下，国民军士气大振，越战越勇，所向披靡。而此时的敌军已成惊弓之鸟，不堪一击，落荒败逃。在国民军的追杀下，希腊侵略军大部分被歼灭，少数溃逃到萨卡里亚河西畔。这是一场关系到奥斯曼帝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决战的结果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尊宁了凯太宋以业绩。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表彰凯末尔的功勋，奥斯曼帝国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以“加兹”称号，意思是“圣战的胜利者”，并晋升他为国民军元帅。

　　“萨卡里亚战役”的胜利，不但改变了战场上国民军长期处于劣势的状态，而且还促使协约国集团内部出现了分化。在这次战役结束后的一个多月，法国首先同奥斯曼帝国民族革命派政府签订了和约，并撤出了自己的军队。意大利也停止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干涉，同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此时的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武装干涉完全陷人了一种孤立的状态，只有它的小伙伴希腊侵略军在奥斯曼帝国维持着被动的军事局面。面对协约国土崩瓦解的局面，凯末尔惟恐因自己的失误和犹豫不决而失去一个有利的战机。他多次到战火纷飞的前线视察，亲自主持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军事反攻计划，并把那些缺少进取精神，徘徊观望，停止不前的军官撤职查办。在极其周密的安排下，凯末尔完成了军事上总反攻的准备工作。

　　此时国民军的人数和武器装备，与希腊侵略军几乎相等。虽然在飞机、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方面的数量，希腊侵略军略占优势，但国民军却有强大的骑兵，并且通过苏俄的大力援助，获得了许多重型的远射程大炮，从而为大部队的全面反攻和轰城拔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国民军斗志昂扬，充满必胜的信心，而希腊侵略军却由于内部意见不和，加上国内政权和决策的不断变化，导致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

　　雄韬武略的凯末尔制订的反攻军事计划是：针对外国侵略军各怀异志，军心不齐，兵力分散，一触即溃的特点，决定集中主力部队，首先攻击希腊侵略军一翼，击并消灭其主力，然后分路包抄歼灭其他侵略军。

　　在大反攻的前夕，前线是一片寂静，看不出一场决定历史命运的大决战即将爆发的任何迹象。这是凯末尔为麻痹敌人，掩护反攻，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的结果凯末尔在安卡拉向新闻界宣布：他将在1922年8月25日举行茶话会，招待国民议会的议员和外国使节。而实际上，凯末尔早在8月6日已经向全军秘密下达了准备总攻的命令，并于8月20日在前线召开了各路军司令长官的联席会议。8月25日，大国民议会的议员和外国使节们都在安卡拉等待凯末尔为他们举行茶话会，而此时的凯末尔根本就不在安卡拉，他正在前沿总指挥部下达立即出击的紧急命令。

　　发起总攻的国民军，如同离弦之箭冲人希腊侵略军的阵地，所向披靡。在国民军猛烈地攻击下，敌军无法抵挡，纷纷弃城而逃或投降。因此，第二天傍晚，国民军便占领了不堪一击的希腊侵略军的大量阵地，俘虏敌军数万人。缴获武器弹药不计其数。胜利大大激发了国民军将士们的斗志，军官们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士兵们也不甘示弱，前赴后继，越战越勇，一路势如破竹。

　　与凯末尔麻痹敌人，发兵神速的战略相反，希腊侵略军却心存侥幸，行动迟缓。认为有英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支持，凯末尔的国民军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末认真作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如在国民军摧枯拉朽之势的打击下，希腊侵略军的总司令哈詹尼斯蒂斯将军这时竟不在前线，而在风景如画、歌舞升平的伊兹密尔度假。当得悉前线溃败的消息后，希腊政府才慌忙撤销了失职的总司令，任命特里席皮斯将军为总司令，并下达反攻的作战命令，但此时特里席皮斯所在的军团，已经完全被凯末尔指挥的国民军切断了与周围希腊军的联系。所以在佩纳忠地区进行的最后战役中，希腊侵略军新任总司令特里席皮斯将军被俘，人们风趣地把这次战役戏称为“总司令战役”。

　　1922年9月9日，威武雄壮的国民军，迈着矫健的步伐，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进人了长期被协约国军队占领的军事战略重镇伊兹密尔。同日，协约国要求与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政府谈判。然而，当凯末尔到达谈判地点时，并无诚意的协约国无一名代表在场。凯末尔随即发表了（军队从地中海向全国致敬》的宣言，并发出命令：“全军将士们，你们的目标是爱琴海，前进！”此时的外国侵略军，在国民军的乘胜追击下，风声鹤映，草木皆兵，已成惊弓之鸟，不堪一击。不久，安纳托利亚境内的侵略军全部被歼灭，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所有失地，至此全部得到了收复。在以后的时间里，英国政府为了避免一切已经迫在眉睫的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民族革命派政权的武装冲突，于1922年10月11日，同安卡拉民族革命政府签订了新的停战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各协约国政府同意把伊斯坦布尔、海峡地区以及东色雷斯的主权交还给奥斯曼人，并同意召开一次和会，废除《色佛尔条约》，缔结一项新的和约至此，奥斯曼帝国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奥斯曼帝国民族独立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西方列强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从1920年国难当头时起，铺放在奥斯曼帝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桌子上作为哀悼标志的黑色桌布，这时被取了下来，而象征着胜利与和平的绿色桌布，被平整地铺设在了主席团的桌面上。

　　和平会议于1922年11月20日在瑞士的洛桑召开。经过随后许多个月的艰苦谈判和外交争执，终于在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正式和约。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这项条约最主要的意义，是重新确定了奥斯曼人对于几乎包括今天整个土耳其共和国在内的全部领土所拥有的完全和不可分割的主权。在这同时，还废除了长期以来象征着卑劣和屈从，因而引起人们深恶痛绝的治外法权条约。正因为如此，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个战败国中，奥斯曼帝国是后来惟一不愿意修正和约的国家。

　　军事上胜利了，以凯末尔为首的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纲领也已经达到了目的，并且还在一次国际和约中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呢？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凯末尔表现出了他的真正伟大。奥斯曼帝国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胜利以后，摆在凯末尔及其拥护者面前有几种选择。他们可以乘胜利长驱直人叙利亚和伊拉克，占领奥斯曼帝国失去的亚洲领土，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凯末尔还可以登上素丹和哈里发的宝座，维持封建神权专制的国家形式。但是，凯末尔是一位头脑清醒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政治家，他认为没有必要为大奥斯曼主义效劳，他认为这种扩张主义违背了民族愿望，增加了敌人的力量，不如回到我们自然合理的限度中去，坚持和平共处的睦邻友好关系。

　　战事一停，为了使奥斯曼帝国和希腊摆脱令人头痛的少数民族间题，凯末尔首先同希腊达成了交换人口的协定，不惜采用残忍但十分有效的交换人口的办法，解决了奥斯曼帝国与希腊之间从古至今的民族纠纷，在以后的几年中确实使两国易于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此外，凯末尔宣布放弃一切对外野心和一切形式的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意地把自己的行动和意愿限制在洛桑和平条约所规定的奥斯曼民族领土的范围之内，并把他的后半生贡献给了艰苦、费力而不引人注目的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1923年，凯末尔在一次精彩的演说中提醒奥斯曼人民：至今我们的军队己经取得的胜利，不能被认为已经能够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得救了。这些胜利，仅仅只是为我们将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我们不应该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而感到自豪，我们还应该更多地为取得科学与经济方面的新胜利作好准备。

　　一旦挣脱了奥斯曼帝国侄桔和卸下额外领土这副重担，去实施凯末尔他那世俗主义的理想，使奥斯曼帝国完全接受西方文明，从而推动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改革便不难进行。改革之所以比较容易进行，还因为奥斯曼帝国经过几代改革家们承前启后的不断努力，此时己经培植出了一种改革的传统和社会发展方向，这种方向便是全面学习西方的制度、思想和习俗。虽然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和伊斯兰教古老的信仰、仪式和习惯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有的已经敏改造，更多的则是面临能否存在下去的挑战。这种新老体制的共存，时常造成人们的精神痛苦。

　　凯末尔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位胸怀大志向，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社会改革家。从奥斯曼帝国几百年来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凯末尔判断，要想巩固他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掌握奥斯曼帝国未来的发展命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迫在眉睫的政治体制问题，即奥斯曼帝国的形式与结构问题。

　　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从一开始便坚持他们是忠于素丹的，君主之所以反对他们的正义事业，那是由于听信了馋言和受到外国人控制的缘故。但是这些原则，从奥斯曼帝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长远的目标来看，又是同保留素丹君主制相矛盾的。早在1920年7月，凯末尔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向安卡拉民族革命派大国民议会宣布：“我想，使我们今天能够存在的这个基本现实，已经显示出我们民族总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民族主义和人民政府。这意味着政府正在转到人民的手里。”此后，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凯末尔一直宣扬这种观点。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据官方统计，奥斯曼帝国人口90%信奉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是封建神权的专制制度，即王权（素丹）和政权（哈里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素丹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又是宗教的最高领袖。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于1517年征服阿拉伯的哈里发末代王朝统治的埃及以后，又给自己加上了哈里发的尊号，因而素丹又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最高领袖。这两个融为一休，形成了奥斯曼帝国封建神权君主专制制度，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促使凯末尔下决心从此一劳永逸地结束奥斯曼帝国君主的政治权力，把它同哈里发制分离开来的原因，是因为在召开瑞士的洛桑和会之前，协约国同时向安卡拉的民族主义政府和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政府发出正式邀请。而这种双重邀请，对在这紧要关头由于这一邀请而展示出来的奥斯曼帝国国家权力行将分裂的前景，不得不使凯末尔下决心要彻底废除素丹制。

　　凯末尔在进行重大政治改革时，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魄力和灵活的策略。他分两步来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先废除素丹制，后废除哈里发制、以解决奥斯曼帝国国家政治改革中的老大难问题。然而，当时凯末尔将要进行的这项政治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不仅封建神权专制的维护者们坚决反对这项政治改革，同时也遭受到了凯末尔的许多忠于传统制度思想极深的亲密同事和一些大国民议会议员们的反对。

　　当凯末尔决心一劳永逸地结束奥斯曼帝国封建君主政治权力的时候，他曾经向一些最亲近的同僚征求意见，结果却发现他们仍然对素丹表示忠诚。例如，凯末尔在问起民族独立解放战争时期他的最亲密战友劳夫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时，后者回答说：“在良心上和感情上，我是离不开素丹和哈里发的，我有责任继续对君主保持忠诚，我对哈里发的爱戴，是我所受教育的结果。”劳夫用严肃的口吻继续说道：“废除素丹和哈里发，而另设其他性质的官职来代表，将会造成失败和灾难，这是千万做不得的。”当时坐在凯末尔身边的许多亲密战友也都表示同意，并且还说：“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除素丹制和哈里发制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政府。”

　　然而，凯末尔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得出了与他的那些亲密战友不同的结论。在他看来，素丹和哈里发由于在奥斯曼帝国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中同外国势力相勾结，所以已经被弄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成为过时的东西了。而民族革命派在战争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并且手中有强大的军队作后盾，所以逐步废除素丹和哈里发的时机已经成熟。特别是当协约国一方面同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政府签订和约，另一方面又顽固地继续坚持承认素丹政府，这种别有用心的双重承认，企图使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政权陷人一种分裂的状态，促使凯末尔更加坚定了废除素丹和哈里发。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凯末尔决定把素丹和哈里发这两个职位分开，并先废除前者，从此将不再有素丹，而只有一位奥斯曼王子来担任哈里发的职位，他仅拥有宗教权力，而没有政治权力。凯末尔希望通过这项折衷办法来瓦解宗教分子对于政治变革的反对，来保持一个超越政治之上的合法宗教权威所具有的优点，同时又结束了素丹的个人专制。1922年月1日，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包含两项条款的决议。第一项条款宣布，“奥斯曼帝国的人民认为，在伊斯坦布尔的那种依靠个人统治形式的政府，已不复存在，至此，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第二项条款承认哈里发职位应属于奥斯曼王室，但规定哈里发只能依靠奥斯曼国家而存在，并应由大国民议会遴选奥斯曼王室中最属品学兼优的分子充任。同年11月16日，大国民议会又决定，以勾结英国的叛国罪，将把素丹及主要大臣交付国家最高法庭审判。素丹穆罕默德四世11月17日，得到消息之后，见大势不妙，还没有等候大国民议会来评定他是否品学兼优，便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带着他那不满10岁的幼子，仓皇从王宫侧门逃出，登上英国军舰逃离了奥斯曼帝国。留传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素丹制，随着这位最后一代素丹的逃亡而一去不复存在。不久，素丹穆罕默德四世的堂弟麦吉德被选为新的哈里发。然而，此时的哈里发制，也随着素丹制的灭亡而形影相吊，摇摇欲坠了。

　　凯末尔在终于办完了奥斯曼帝国素丹制的丧礼之后，又开始为下一阶段的政治改革做好了准备。他首先需要一个政治工具。虽然保卫权利协会曾经在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作了许多工作，但它却满足不了一个享有和平与独立国家的需要。凯末尔这时着手把它改变成为一个在现代政治体制运作中的真正政党。凯末尔经过走访全国各地，同国内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交换了意见，并在他的领导下，1923年8月9日，一个叫做人民共和党的新政党宣布成立，凯末尔担任该党主席，它是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惟一的政党。

　　与此同时，凯末尔另外又准备进行着一项甚至更加彻底的政治改革。首先是在1923年10月13日正式宣布定都安卡拉。其次是宣布共和。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经过许多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当天晚上8时30分，成立共和国的决议案以158票获得了通过。投票时，虽然有许多人投了弃权票，但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15分钟之后，也就是在8时45分，大国民议会一致选出凯末尔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他的亲密战友伊斯梅特伊诺努将军为他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同一夭晚上，在全国各地发布了这项消息，午夜后，全国各地都鸣炮一百零一响以示庆祝。定都安卡拉和宣布共和，凯末尔的每个行动都象征着进一步割断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联系，以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并不是所有过去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们都能以同样的历史现实主义眼光看待时事的发展。在许多地方，宣布共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认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在一些地方，它给人们带来了震惊和悲伤，以及对于未来的无限忧虑。对于国内的保守派分子来说，他们之所以反对共和，主要是认为它危及民众同自己的伊斯兰过去，以及与自己帝国过去的联系，同时也危及他们同长期以来一直以他们为首的那个更大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联系。因此，传统的保守势力也就不可避免地全部都聚集到作为两重感情的活生生象征者哈里发本人的周围来了。哈里发麦吉德虽然也并不失为一个温和的、具有学者风度的人，然而他却不惜使自己出来承担了一个很可能是反对土耳其共和国世俗化变革和凯末尔本人的精神领袖，并且他本人也试图把他在宗教上所起的作用扩大到国家政治上，因为他一度谈到“哈里发宝藏”，所以遭到凯末尔在1924年1月的一次大国民议会上对他发出的尖锐申斥：“哈里发在他的府内，特别是在他公开露面的时候，似乎还是按照他的先辈素丹们的那套办法在行事。我们不能为了保持礼貌和表明道理而牺牲土耳其共和国。哈里发必须确实弄清他是什么人，他的职务是什么，并且应该要知足。”

　　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凯末尔，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判断出，政治改革仅废除素丹制是完全不够的。他认为，废除素丹制而单独保留哈里发制，使得国家元首问题不明确，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论是在大国民议会里，以及其他的地方，许多人都认为哈里发便是合法的君主和国家元首，即一种立宪君主，特别是那些狂热的宗教维护者，更是如此看法。

　　通过一段时间对局势的耐心观察，以及深思熟虑之后，凯末尔决心彻底解决作为封建神权精神支柱的哈里发制间题，从根本上消除国家政治制度中，所存在着的各种模糊观念和混乱局面。不过，废除哈里发制要比废除素丹制困难得多，甚至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压力是来自各方面的，首先是宗教界的代表在大国民议会中公开声称：“议会应属于宗教，伊斯兰教就是一切。”1923年11月11日，国内著名的一家报纸《塔宁报》的一篇杜论反映了一般人的心理状态，它写道：“如果我们没有哈里发，奥斯曼连同它的500万或1000万人口，将失去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并且在欧洲政界人士的心目中，我们将会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小国之列。”

　　此外，哈里发制问题所引起的关注，远远超出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界，并且从各方面，特别是从印度接到了对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意图不安的询问。1923年底左右，两位著名的印度穆斯林写信给凯末尔，提出哈里发制应当建立在得到全世界敬重的基础上。当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里的各报都发表了该信之后，凯末尔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彻底解决哈里发问题。他首先同人民共和党和中央政府内几位职位显赫的主要支持者达成协议，然后说服国内几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