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汉唐文明简本

第二节 文学

　　周秦汉唐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全面奠基并步入辉煌的发展阶段。诗歌体裁多样，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体俱备。产生了《诗经》《离骚》《蜀道难》《三吏》《三别》《长恨歌》等诗集与名篇，出现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坛巨擘，把中国古代诗歌推上了光辉的顶峰。散文作品自《尚书》肇其端，到先秦诸子百家散文，已是百花争妍。经《史记》《汉书》到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形成散文空前繁荣局面。同时，唐代的民间说唱文学、传奇等又为文学园地增色，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一、周秦文学

　　诗经《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作。《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共三百零五篇。其中，《周颂》产生时间最早，为西周初年的诗；《大雅》的大部分作品也是西周初年的；《小雅》与《国风》中的大部分是西周末、东周初的诗作；《商颂》和《鲁颂》是东迁后的作品。《诗经》三百篇从内容上分析，当来自广大的区域，涉及现今的陕、晋、鲁、豫、鄂等省。如此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诗集是通过有组织的“采诗”活动，采集后整理、编辑出来的。担任这一工作的可能是周王朝的史官或乐师。从西周青铜器墙盘等铭文来看，凡是史官所作铜器，文辞典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由他们来修改、删定《诗经》是比较合适的。

　　《诗经》内涵十分丰富，从不同角度再现了两千五百多年前各种社会生活画面。《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是史诗性质的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周民族的成长历程。

　　贵族的讽喻诗在《诗经》中占有一定分量。在《大雅》和《小雅》中，共有二十二首这样的诗。主要反映了西周厉王、幽王和东周初年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君王无道，横征暴敛，不但平民难以忍受，下层贵族和官吏也“每食不饱”，不堪剥削。

　　《诗经》中的民歌是最有价值的作品，主要保存在《国风》和《小雅》中。这些民歌真实、具体而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愤怒和理想。

　　如果说在贵族讽喻诗中，诗人对于统治者的贪残，讽刺之后还要劝喻一番，促其回心转意，在民歌中，则是直言不讳的指斥和爱憎分明的蔑视。在《魏风·伐檀》中，一群正在采伐木材的奴隶唱道：“不稼不穑，胡取禾三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盵兮”。责问奴隶主为何不劳而食，反映了奴隶思想的觉醒。《魏风·硕鼠》干脆把奴隶主比作“贪而畏人”的大老鼠。认识到再也不能在盘剥中生活，“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决心到没有硕鼠的极乐世界去。

　　民歌中爱情诗占了很大比重。《诗经》的首篇《周南·关雎》即是一篇人们熟悉的情诗。《盶风·柏舟》《郑风·出其东门》《王风·大车》《郑风·有》《邶风·静女》《郑风·女曰鸡鸣》等均属于这类爱情诗。

　　《颂》和一部分《雅》《风》是关于贵族燕宴、狩猎及祭祀的诗作，基调是为贵族歌功颂德。

　　《诗经》不但反映了广阔的生活画面，艺术方面也有惊人的成就。它运用写实的手法，真实、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大到阶级压迫，小至夫妻感情纠葛。通过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细腻的心理描写，表现农奴的痛苦、游子的思乡、弃妇的悲哀、恋人的追慕。作者用自然流畅的语言，将情事娓娓道来，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正是这朴实无华的语言，更强烈地表现了男女相思的情感，十分真挚感人。《诗经》还善于运用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比”的含义接近譬喻，但范围要宽些。如《魏风·硕鼠》以大老鼠比“蚕食于民，贪而畏人”的剥削者，《小雅·鹤鸣》以鹤、鱼、木、石四种形象以比贤士的高洁品格。“兴”的基本含义是借其他事物开一个头，既有引起下文的发端作用，又有象征事理的作用。如《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描写凄凉的环境气氛，以烘托诗人“求之不得”的失望心情。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两千余年来，对我国文学的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它为后世文人向民间文学学习树立了榜样。屈原创造骚体诗，得益于向民间《九歌》学习，两汉诗人留意乐府民歌，从而创制了乐府诗和五言诗。唐五代词体的产生，与民间曲子词有关。《诗经》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和比兴手法，对屈原《离骚》的创作，李白、杜甫的诗歌革新实践都产生了巨大作用。《诗经》的影响不仅在中国，也波及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屈原及其作品《诗》三百篇之后，周代抒情文学的最出色的作品是《屈赋》，作者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屈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的作品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简篇）、《远游》《卜居》《渔父》。一般认为后三篇不可靠，乃后人所作。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三行，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抒情长诗。诗从诗人的世系、姓名说起，谈到自己的远大抱负。但在昏庸的楚王和贪残奸佞的贵族势力的把持下，诗人的志向难以实现。他内心抑郁不平，忧愁愤懑，猛烈抨击黑暗势力，决不同流合污，改变他至高无上的节操。屈原没有孤芳自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了诗人追求理想的急切和求之不得的痛苦。《离骚》通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激励着后人的爱国热情。诗中丰富的想象，绚丽的文采，使诗作瑰丽奇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

　　《九章》与《离骚》相仿佛，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九篇作品。

　　《天问》也是屈原被逐以后的作品。这是一篇十分奇特的文字。诗人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把他对于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记载、人生道德的各种怀疑都痛痛快快地提了出来，表现了他勇于探索的大无畏精神。

　　《九歌》是经屈原加工改作的民间祭祀乐歌。屈原被放逐的楚国南方沅湘一带，民间祭祀风气很盛。祭祀时必定作歌乐鼓舞来祈神，屈原对这些民歌进行筛选、加工。这些民歌不仅有祈神降福的意义，而且有娱乐民众的作用。也是男女发展爱情的重要手段。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打破了四言诗的格调，采用民间语言形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多变的新诗体——骚体诗，是中国诗歌形式的一大发展。他的作品，比《诗经》来说，无论在句法结构，还是表现方式上，都进了一大步，更适合表现像《离骚》这样气势恢宏的长篇巨制。同时，屈原作品瑰丽的文辞、丰富的想象、磅礴的气势、深沉的感情，都极大地启迪着后来的诗人。我国文学向以“风”“骚”并称，“风”即《国风》，“骚”是《离骚》，可见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青铜器铭辞中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大体有两类，一类在世代相传的文献典籍中，一类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中，如青铜器铭辞。

　　周代青铜器千百年来埋藏于地下，大部未经扰动，比传世文献更多地保留了它的历史面貌，因而十分珍贵。青铜器上的铭文，不少出自史官之手，因而文学价值较高。周代青铜器铭文读来朗朗上口，不少是有韵的。据统计，有韵的两周铜器铭文在二百篇以上。著名者有《虢季子白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薄伐盷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王曰‘白父，孔瞊又光。王赐乘马，是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政瞋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主要以四言为句，用韵整齐，一韵到底，读来铿锵有力，生动形象地塑造了西周晚期一位孔武有力、战绩赫赫的指挥官。

　　西周中期青铜器《史墙盘》是建国以来发现的最重要的器物之一，铭文长达二百八十四字。全文结构严谨，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叙述文王至共王七位周王的重要业绩，后一部分叙述在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作者的史墙一族的家族兴旺史。巧妙地将家族发展史同周王朝发展史前后对比描写，鲜明地反映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铭辞用语精当，极具概括力，在谈到每一位周王功绩时，寥寥数语，表现准确。如形容文王的伟业：“匍有上下，适受万邦”，武王则是“盺征四方，达殷盻民”。甚至用两个字就勾勒出某王的特征，如“盽圉（遒劲刚武）武王”“宪圣（聪敏睿智）成王”“渊哲（渊深明哲）康王”“盿鲁（宏大美善）昭王”等。铭辞作者是史墙。他是商末纣王庶兄微子启的后代，商亡后，这一族投诚周武王，深受朝廷重用，世代担任史官。作为史官的墙，具备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写作才能，所以会创作出墙盘铭辞这样文采洋溢的作品来。类似的文学佳作还有西周铜器《伯公父眀》《眂簋》（周厉王自作器），东周铜器《秦公？》

　　《栾书缶》《王孙遗者钟》《蔡侯申盘》《吴王光鉴》《中山王瞏壶》等。

　　周代散文西周时的散文作品，主要见于《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和西周青铜器铭文。《周书》主要是周王的誓词、政府的文告和贵族的劝诫文字。它的用途限制了其文学性的发挥。也有些篇章铺写了人物性格。如《金滕》，当武王有疾时，周公作册书告神，请代武王死。事毕，将册书置于金滕之匮中。武王死后，因成王年少，由周公摄政。由于流言蜚语，成王怀疑周公有二心。及至成王开启金滕之书，才明白周公的一片忠诚。

　　春秋战国处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急剧变化的动荡中，斗争的激烈、交流的频繁刺激人们思维形式的变化，也促使散文蓬勃发展，如《左传》《战国策》《论语》等应运而生。

　　《左传》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纪实文学名著。它的叙事手段很高，尤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事件。无论战争如何纷繁，经过如何复杂，作者都能有条不紊地叙述战前的谋划，战斗中双方力量的变化以及胜败原因的检讨，人事的处理。如秦晋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眃之战、晋楚眅之战、吴楚柏举之战，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些章节文采飞扬，情节生动，脍炙人口，百读不厌。《左传》善于用传神的文字，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如善于辞令、果断有为的子产，宽宏大量、庸弱无能的华元，骄傲蛮横、目空一切的子玉，阴险伪善的郑庄公，无不栩栩如生，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左传》无论在篇章结构、人物刻画、遣词造句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给中国散文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国语》是国别体的记言史书，就文学成就而言，远不及《左传》。不过它主要记载某些人物的对话和议论，写法与《左传》不同，以朴实简重见长。

　　《战国策》主要叙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和各种人物的活动。它的文学价值很高，并不亚于《左传》。《战国策》的每一段文章，都几乎构成一篇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首尾完整，人物刻画细致。由于主要写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说辞，攻城略地的策划，因此要求很高的语言表达技巧。论说的雄辩，入木三分的讽刺，耐人寻味的幽默，正是《战国策》所以成功之处。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后学者记录孔子的言行片断。所记孔子格言明训，内涵丰富，耐人寻味。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欲速则不达”“当仁不让于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成为后世“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孟子》是继《论语》之后儒家的重要作品。孟子不同于孔子，极有辩才，论辩时锋芒毕露、感情强烈，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孟子》极善于运用比喻，取日常生活之事，说明抽象的道理，很有说明服力。如“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挟太山以超北海”，已成为世人皆知的格言。孟子社会地位不及孔子，但其散文的影响却超过《论语》。

　　《庄子》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其论说文字，以奇特多变、气势奔放、汪洋恣肆见长，有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其寓言，想象奇幻、比喻丰富、幽默而讽刺辛辣。其观察事物之细致，想象力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往往通过简括的几笔，就将人物的音容笑貌、身份气度勾画出来。

　　《韩非子》在诸子散文中也很突出。可以说先秦说理文发展到《韩非子》时，已经完全成熟了。余如《荀子》《墨子》等都是周代散文的优秀作品。它们奠定了中国散文发展的基础，对后代散文、小说的影响十分深远的。

　　秦的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秦人皆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他们满脑子想的是斩首立功，获爵晋官，很难想象他们还有什么感情世界、文学情趣。特别是秦帝国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窒息思想，扼杀文学，故论者一般都认为，秦无文学可言。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

　　《诗经·国风》中，保留有《秦风》十篇，这些诗，或写秦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他们同仇敌忾，同生死共甘苦的战斗友谊；或写爱情，反映妻子思念征夫，以及青年男女间爱与恨、失望与希望、苦与乐的复杂感情；或写秦上层社会，记叙统治者狩猎、宴饮的盛况，反映其惜别、怀旧的感情；或写民众的情绪，宣泄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等等。其语汇丰富，语言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节奏感、音乐美和艺术感染力。这是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秦诗歌作品，显示了秦诗歌文学的高超水平。

　　《尚书》中的《秦誓》则是秦散文水平的集中展现。该文是春秋霸主之一秦穆公所作的一篇誓词，或者说是一个“罪己诏”。通篇全是悔过之词，充满自责的沉痛心情。其语言诚挚，情感真实，自始至终运用对比手法，写得深刻有力，不愧为《尚书》中的成熟之作。

　　秦的文学作品中，说理散文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君书》与《吕氏春秋》堪称此类著作的代表。

　　《商君书》又名《商子》，是记述商鞅思想及政治主张的一部法家著作。其文学特色最主要的是，语言明快简洁，文字质朴无华，从而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格。另外，其每篇文章，皆开门见山，直言不讳，既不雕琢文饰，也不委婉陈词，没有太多铺陈，更没有拖泥带水的敷衍之词。这种质朴的特色，显然是商鞅一派法家的思想与统治政策在文风方面的反映，其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民风完全一致。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为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编写而成。从文学角度来看，它堪称秦国最好的一部作品。该书虽出自众手，掺杂着各派学者的观点思想，风格不一，但总的来说比秦国其他作品的文学水平都高。特别突出的是书中许多寓言、比喻写得含意深刻，妙语连珠，形象生动，引人入胜。不少寓言故事皆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自成完整的文学作品。

　　秦王朝因其短祚，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学作品。但像秦刻石一类的韵文，其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似还不可低估。

　　二、两汉文学

　　两汉辞赋两汉的文学，主要是汉赋与乐府诗。仅诗赋就有一百六十家，作品有一千三百一十八篇。汉赋有两种，一种是骚体赋，一种是散体大赋。

　　骚体赋盛行于汉初，这种文体可上溯到战国末年。楚人宋玉、景差模仿屈原赋的写法，形成了被后人称为“楚辞”骚体诗的新形式。及至汉代，运用这种文体写作的人很多。但由于汉初的骚体赋是楚辞的末流，仿作多于创新，所以作者虽多，但佳作甚少。重要作家有贾谊、淮南小山等人。以贾谊《吊屈原赋》《瞐鸟赋》有名。

　　散体大赋在汉武帝至成帝时进入全盛阶段。散体大赋的特点是铺陈写物，长于宫殿建筑、田猎巡游等壮观场景的描写和品物的形容，而这一时期汉朝经济空前繁荣，统治阶级需要这种歌功颂德、点缀皇家贵族生活的文体。一时赋家众多，作品丰富。著名赋家及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

　　《羽猎》，东方朔的《答客难》等。其中以司马相如名声最著。

　　东汉的散体大赋基本上承袭西汉作品的艺术手法。但自中叶以后，汉赋从思想内容到形式风格都发生了变化。西汉以来唱赞歌的散体大赋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揭露社会黑暗、讥评时弊、抒情咏怀的短篇小赋。这些小赋清新可喜、平易近人，一扫大赋那种“铺采扌离文”“侈丽闳衍”的恶习，在赋的发展上很有积极意义。张衡的《归田园赋》道出了自己不与贪官佞臣同流合污，“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的隐退思想，并出色地描绘了田园风光，颇具代表性。

　　东汉末年有不少抨击黑暗现实的佳作，以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最有名。赋作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时的衰风陋俗，抒发了愤世疾俗的抗争精神。

　　汉代民歌及其影响汉武帝时，为了点缀升平、观察民风，开始大规模采集各地民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乐府采集民歌共一百三十八篇。这些民歌虽经文人加工、润色，但基本保存着民歌特色，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爱憎感情。这些作品继承了周代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汉代文学的瑰宝。《战城南》《十五从军行》《东门行》《孔雀东南飞》等为其中优秀的代表。

　　汉代民歌的体裁形式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而以五言为多。五言诗是汉代新兴的文学体裁。在两汉文学史上，它的出现是诗歌艺术的重大突破。汉初时，文人所采用的诗歌形式一是《诗经》那样的四言体，一是《楚辞》体。由于内容空虚、形式陈旧，这两种诗体走进了死胡同，难以为继。就在这时，劳动人民创造了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五言诗。它克服了四言诗平板、单调的缺点，又较骚体整齐遒炼，既便于歌唱，又适合描写复杂事物和情感。五言诗首先在民歌中使用，后来借助乐府的传播，引起文人注意。在文人模仿的过程中形成了。班固的《咏史》、张衡的《同声诗》、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疾邪诗》、蔡邕的《翠鸟》等，都是文人学写五言诗的成功作品。而《古诗十九首》则是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杰作。《古诗十九首》绝大部分是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主要反映他们的仕途生涯和家庭生活。为了赚取功名，他们背井离乡，但不少人求官无望，游荡在外，造成游子和思妇的离别和相思情。其中《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等为其中代表作。

　　与乐府民歌不同，汉代民谣由于未被或很少被上层统治者与文人删改，更多地保留了它的原貌，更直接地反映了社会矛盾和人民的爱憎感情。如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统治阶层的伪善和腐败。民谣短小精悍，寓意深刻，常用比喻或夸张的手法。如《郑白渠歌》：“举瞓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跃入釜。”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两汉散文司马迁的《史记》是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在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散文以及其他种类文学作品影响很大。特别是《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部分的人物描写，栩栩如生，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勇敢机智、完璧归赵的蔺相如，为人坦诚、负荆请罪的廉颇，含愤投江、以身殉国的屈原，躬耕陇亩、胸怀大志的陈涉，体恤士卒、悲壮而死的飞将军李广，无不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正如鲁迅所言：《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汉书》中有些人物传记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朱买臣，善于逢迎上司、盘剥农民、狡诈又庸俗的张禹，都写得生动形象。尤其是《苏武传》中的苏武，作者运用大量细节去刻画他，真实地展现了这样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在任何逆境中都坚贞不拔的英雄形象。

　　两汉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说理散文和记事散文。前者如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晁错的《贤良对策》《言兵事疏》，王充的《论衡》，或陈词慷慨激昂，尽所欲言，气势逼人，或善于运用典故比喻，说服力强。后者如刘向的《新序》《说苑》等，其中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传说、寓言，如《曾参杀人》《扁鹊见蔡桓公》《狐假虎威》等，通俗生动而寓意深刻，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三、唐代文学

　　唐代诗歌唐代文学的大繁荣，得力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在唐代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灿烂辉煌的时代里，诗歌创作无疑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题材之广泛，数量之浩繁，描写技巧之高，都是空前绝后的。见于记载的就有两千三百多位诗人，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至于散佚的还不知有多少。唐诗的体裁也丰富多彩。五言古诗在齐梁时已臻成熟，七言古诗经鲍照大力写作已初具规模。到了唐代，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已运用得炉火纯青。另外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以及歌行体、新乐府等都盛极一时。

　　唐初的代表诗人是“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的个人遭遇都不幸，且死得比较早，对社会生活有比较深的认识。他们的视野比较宽阔，例如都去过边塞，创作了不少关于边塞生活的作品。歌颂将士为国效力的英雄精神，也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苍凉和战争的残酷。“四杰”以其诗作题材的广泛，突破了六朝以来局限于宫廷生活，束缚于形式主义的樊篱。作者怀着真挚的感情去创作，因而作品极富感染力。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已成为千古传唱的佳句。其诗风也鲜明、活泼，对后来唐诗的创作影响很大。

　　在初唐诗人中，陈子昂是一位高举革新旗帜的闯将。他反对齐梁间“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形式主义文学，提倡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并以其创作来实践它的主张。他的代表作《感遇》诗三十八首，是抨击社会现实，讽刺权贵，同情人民的现实主义诗篇，比“四杰”更进一步。唐诗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盛唐时期，中国诗歌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出现了两位最杰出的诗人——李白和杜甫。李白生在唐朝的鼎盛时期。他以奔放的热情，磅礴的气势，丰富的想象，大胆夸张的手法和明快的语言，描绘了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李白的伟大还在于他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他写了不少痛斥封建权贵骄淫奢侈、世道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诗篇。他的不妥协的叛逆精神导致他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决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的诗歌，以豪放为主调，但也有委婉的《江夏行》，工丽的《清平调词》等，艺术风格多样。

　　杜甫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出生晚于李白十一年，处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诗作被赋予更多的现实主义精神。安史之乱前，由于生活贫寒，仕途困顿，使他正视现实，敏锐地看到表面繁华掩盖下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千古传诵的名句。安史之乱后，他长期漂泊，颠沛流离，饱经沧桑，更多地接触到社会底层的人民，深刻地感受了腐败政治与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进一步写出了《羌村》《北征》和《三吏》、《三别》等震撼千古的诗篇。

　　杜甫一生写了几千首诗，细致地反映了唐代从强盛走向衰落这样一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所以他的诗被人们称为“诗史”。他与李白齐名，并称“李杜”。正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称誉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继杜甫之后出现的又一位杰出诗人是白居易。此时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正走向衰落。白居易经常过着遭贬斥的生活，使他比较容易接触社会下层现实。他关心人民疾苦，抨击统治者的贪暴。《杜陵叟》的“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诗句，表明作者对黑暗现实入木三分的深刻认识。白居易还创制了两首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以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被广泛传诵。

　　唐代古文运动隋唐以来，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庶族地主势力日益占据优势，社会与阶级要求有一种新的文体来代替形式僵化、内容空洞的骈文。由此，唐代古文运动兴起。

　　武则天时的陈子昂，可称得上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他提倡汉魏风骨反对齐梁靡靡之音，明确提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要求恢复《诗经》风雅和汉魏古文的传统。陈子昂的主张，名义上是要恢复周秦两汉的古代散文体，是一个复古运动，实际上是用内容活泼的散文体来取代形式僵化的骈文体。他身体力行，第一个用古文创作，即自“子昂始变雅正”。只是他的创作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加之骈文积习已久，所以还无法掀起古文运动的浪潮来。

　　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韩愈、柳宗元。他们强调“文以载道”，要求文学作品有思想内容，为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服务。他们提倡继承先秦两汉的古文成果，但不是单纯复古，而是“师其意不师其辞”，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和革新，借复古而创造一种适于表达思想情感的新散文体。韩愈不仅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而且身体力行，是我国文学史上出色的散文家。他共写了三百多篇散文，涉及政论、传记、书信、序文、墓志铭等方面，以其数量多、范围广、影响大而占领了原先骈文的领域。他的政论文如《原道》《原毁》《谏迎佛骨表》，感情充沛，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杂文如《杂说》《师说》等短小精悍，或气势逼人，或幽默可爱。韩愈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创造性地运用古代词语，又吸收当代口语，因而他的文章词汇丰富，语言生动，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语言宝库。

　　柳宗元一生遭遇坎坷，因而对统治阶级的本质和社会现实有深刻的认识。他写了四百多篇散文，其中优秀作品大半是在贬谪永州、柳州期间写的。如《捕蛇者说》《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等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指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体现了他强烈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他受《庄子》影响，写了不少寓言性短文，但明显与《庄子》有别，用来抨击、讽刺现实，如《永某氏之鼠》《眆眊传》等。这些作品思想性强，文笔生动，语言简洁。柳宗元对于散文的另一贡献是他的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文笔清新秀美，对自然景观描写生动逼真，富有诗情画意。对后世山水游记散文影响很大。

　　唐代民间文学唐代民间文学极其发达，反映的现实面很广。20世纪初，甘肃敦煌千佛洞所藏唐代民间文学作品被发现，资料十分珍贵。其中有俚曲小调、长篇叙事诗歌，还有数量较多的“变文”。变文是佛教传人中国后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佛教徒在对普通人进行宗教宣传时，为了把抽象深奥的佛经教条通俗化、故事化，于是采用夹叙夹唱、散文与韵文结合的方法，并配有图画，来吸引听众，争取信徒。这种讲唱形式，就叫“俗讲”。随着城市的发达和市民文学的发展，这种新兴的讲唱文艺形式在佛寺中流行。“变文”就是这种俗讲的话本。它既有生动巧妙的表演，又有充满生活气息的有趣故事，很快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变文开始是为宗教服务，主要讲唱佛经故事。后来逐渐舍弃宗教内容，主要唱讲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代人物故事，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变文结构完整，情节复杂，想象力丰富，词汇通俗易懂，加之讲唱的缘故，语言有相当强的音乐性和强烈的感情色彩，通篇富有生活气息。变文作为新兴的人民口头文学，对于当时的传奇小说、后来的宋人话本以及民间的弹词说唱都有很大影响。

　　唐代传奇由于城市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唐代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它的基础是六朝志怪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不同在于：它由单纯志怪神异而发展到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小说的主角不是神鬼而是现实中的人，作品的主题因此而扩大。唐以前的小说，尚处于历史与小说未分工阶段，往往拘泥于名物制度，叙述较简略粗疏。唐代传奇小说更注重加工创造，想象虚构，因而篇幅较长，情节离奇，叙述曲折生动，传奇于是成为真正意义的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逐渐走向成熟。

　　唐代传奇小说经初唐到盛唐的学习、准备阶段，于中唐进入极盛期。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名篇佳作如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李朝威《柳毅传》，陈鸿《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元稹《莺莺传》，蒋防《霍小玉传》等。这些作品讽刺了现实中的贪婪丑恶，歌颂了人间的真挚爱情生活，成功地塑造了各种性格的人物形象。作品洋溢着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部分传奇语言精炼、活泼、酣畅、有节奏感，可谓古代散文的佼佼者。部分传奇讲究诗与散文的结合，抒情与叙事的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唐代传奇小说对后世诗歌、小说、戏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