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5)
上海会议当天周小舟打电话给陈云，请转达两件事给毛泽东：一件是湖南省委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尽可能少减或不减播种面积，因为如果单位面积产量不能如预计增产那么高的话，完成总产量就有危险。二是稻子密植不能太密，省委决定减少密度。
陈云完全赞同周小舟的意见，他立即与谭震林商定，就保持粮食种植面积和合理密植问题发一个通知，由谭震林同农业部办。当天，陈云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他。
4月2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给农村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号召要合理密植，对生产情况要说真话。但是，由于没有根本上改变“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一些强迫做法也没有改变，毛泽东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在一些地方并没有传达到基层，也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根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计划要留有余地，多谋善断的指示精神，上海会议期间，国家计委反复研究，才提出一个把钢铁指标降到1650万吨的方案，会议通过了。
上海会议，把钢产计划核减为1650万吨，当时国家计委自己估计核减后的数字也难于完成。上海会议后，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组织人员，与国家统计局一道，核实1958年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结果发现，钢的产量，好钢只有800万吨，钢产量中包括一部分不合质量标准的钢。铁的产量为1369万吨，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小高炉炼出的土铁。煤产量为3.7亿吨，也包括一部分小煤窑的产量。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因当年烽季后动员全民大办钢铁，丰产没有丰收，实际收成并没有达到4000亿斤，棉花产量3938万担，也是丰产不丰收。
根据这个数字，1959年要完成1800万吨钢，就要比1958年翻一番的速度还要高，这显然不可能。
鉴于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教训，毛泽东也对1959年的指标感到不放心。听到有关方面的反映后，他一方面要求周恩来组织督促实施上海会议确定的钢铁指标，另一方面考虑要进一步落实1959年的钢铁产量指标。
1959年4月，工业中的一些情况更为严重。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250万吨的方案，由于生产上不去，已经不能实现。只有205万吨可供分配，缺口近50万吨。而且，原定第二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也将因此延缓一个月甚至更多时间才能完成。另一方面，由于计划三天两头变来变去，企业单位无所适从，生产秩序很不安定，有人反映，这一时期的生产情况是“长江后浪压前浪，做做停停做做停”。为了安排生产，各部门、工厂和基本建设单位都要求赶快把当年本单位确实可分配到的钢材数量定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意识到，如果不作及时的进一步调整，整个经济形势会更加混乱，因此决定由陈云负责，摸清楚实际情况，寻找摆脱几个月一直被动的局面的措施。
当时的问题，实质上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钢铁的高指标问题。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钢铁生产在那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实指标尽管是中央提出的任务，但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较大幅度地压下来，不是没有风险的。搞不好，就有沦为“促退派”“秋后算账派”的危险。
陈云接受任务后，丝毫也没有因此而退缩。从5月3日到9日，他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研究钢铁指标问题，其中一次是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另外五次是分别按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治金、钢材品种五个专题的汇报。然后集中讨论了一次。
陈云在财经小组会议上一开始就明确地讲：“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耍滑头。要不然我也可以不再理这个指标调整问题。请大家来谈谈1959年计划究竟怎么处理好。”
有一个晚上，他找了廖季立和计委的重工业局和物资分局的主管人到他家里进行座谈，对他们说：你们每个同志都可以随便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说话别受拘束。
当时他身体不好，座谈的时候，他躺在垫着棉被的藤榻上虚心听，但始终全神贯注。在谈话过程中，他不是先入为主，先下定论，而是反复询问和反复交换各种不同意见。这次一直谈到深夜一点多。
他在研究钢铁指标时，也了解和研究了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情况，研究了市场情况、运输情况；同时也研究了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情况，最后确定钢铁指标问题。陈云了解情况之细致，分析问题之周密，工作作风之扎实，都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大家从中也受到很大教育。
对于当时叫得很响亮的“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说法，他从来没有讲过，完全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种不随声附和的调查研究方法，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讨论国家计委的报告。
陈云在会上说，他同意把钢材指标定为900万吨，并以此作为前进的基点。
在这次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中，陈云不但讲了对钢铁生产的意见，还讲了对整个生产和计划安排的三点意见。
陈云的汇报，一直讲了大约一个多钟头。
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计委报告和陈云意见。
邓小平表示，他赞成陈云的初步意见，退到可靠阵地，然后再前进。
周恩来、刘少奇等也都发言同意陈云的意见。
1959年5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通过落实的钢铁指标以后，陈云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把财经小组落实钢铁指标的考虑和分歧作了汇报。
他说，今年究竟能够可靠地生产多少钢材和多少钢，议论是不一的。多数人的意见，把今年钢材生产可靠指标定在900万吨，为此作为分配给各部和各省市的数量，把将来超过的数量作为奋斗和争取的目标。但冶金部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数量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各省市的同志也有不同的意见。
陈云表示，他个人认为，为了安定生产秩序，不使计划再变动太多，以900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哪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
针对指标定低了会影响群众积极性的说法，陈云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在信中，陈云激烈地批评了小高炉炼铁存在的问题，他说，这是劳民伤财。
5月23日，陈云主持财经小组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8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也就是说，中央完全接受了陈云的意见。
钢铁指标调整以后，陈云就出去休息了，一直到1961年。
实际结果表明，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经过全民动员式的共同奋斗，连一些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都弄去回了炉，一些小学生也动员起来到处找废铁，而且还是在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形势下，拼设备、拼劳力，到年终只是勉强完成1387万吨钢、897万吨钢材。
现在看来，当时不搞1300万吨钢更好。当时为了保钢铁，花了很大的代价，挤了其他部门，造成了比例失调。假如不是按照陈云的意见降到1300万吨，还搞1650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第二节 惟是求实属高风良谋度难系栋梁
毛泽东于是给三人讲起了他不久前那句话的典故。他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成千上万的逃荒人群涌向破破烂烂的火车站；火车车顶上挤满人、车门上扒着人，喘着粗气，沉重地驶向远方……
庐山会议，没到会的陈云成了议论的中心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到8月16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这是一次波澜频起、风云骤变的会议。陈云因身体不好，没有参加会议，但这次会议及其后果，与陈云几乎是息息相关的。
庐山会议前，虽然一直在纠左，但实际上只是在具体方法上修修补补，始终未能涉及最根本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因此，纠左也是很不彻底的，效果有限。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同时也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随着比例失调的加剧，农业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再加上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反瞒产、超购浮夸等等折腾破坏，农村的形势已经极为严重。河南、湖北一些“大跃进”搞得起劲的地方，已经发生农民逃荒的情况。湖南平江一位红军时期残废的老战士，在彭德怀去考察时，躲过生产队干部的视线，偷偷地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是这样几句话：
“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过，请为人民鼓掌、欢呼！”
这实际上是人对“大跃进”盲干冒进最深痛的控诉。彭德怀心里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庐山会议前，人们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可能视而不见，大家比较了“大跃进”以后和“大跃进”以前的局面，不可能不对毛泽东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有所议论，也就自然谈及原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泠西曾在闲谈中对李锐说，不久前在毛主席处谈话，主席这样谈到：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心情5月后才开始好转。毛泽东还谈到政治家与书生问题：书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时机，不能当机立断；1957年反右时，抓住卢郁文讲话，写了《这是为什么？》，使形势急转。李锐也记起田家英1958年同他的一次闲谈，谈到田有一次和谭震林一起在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突然说起：“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当时还拍了桌子。因此，在火车上，吴冷西、李锐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的交谈中有一共同观点：1958年由毛泽东自己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到了一个大钉子，他自己也觉得应该转变了。
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保健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么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褴褛，蓬首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显然都是灾民。
虽然情况已经比较紧张。但庐山会议开始时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予以肯定。他提出会议要讨论的19个问题时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6.5亿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会议上讲话，也肯定陈云对粮食问题的看法。他说：多年以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多么紧。北戴河一高兴起来，是从粮食多了出发的。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
7月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前不久在湖南视察时，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发表过感想：去年计划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李锐这时乘机提议，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为好。周小舟、周惠也当即附议。毛泽东于是给三人讲起了他不久前那句话的典故。他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陈云当总指挥好，他有短处也有长处。
陈云完全赞同周小舟的意见，他立即与谭震林商定，就保持粮食种植面积和合理密植问题发一个通知，由谭震林同农业部办。当天，陈云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他。
4月2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给农村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号召要合理密植，对生产情况要说真话。但是，由于没有根本上改变“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一些强迫做法也没有改变，毛泽东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在一些地方并没有传达到基层，也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根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计划要留有余地，多谋善断的指示精神，上海会议期间，国家计委反复研究，才提出一个把钢铁指标降到1650万吨的方案，会议通过了。
上海会议，把钢产计划核减为1650万吨，当时国家计委自己估计核减后的数字也难于完成。上海会议后，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组织人员，与国家统计局一道，核实1958年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结果发现，钢的产量，好钢只有800万吨，钢产量中包括一部分不合质量标准的钢。铁的产量为1369万吨，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小高炉炼出的土铁。煤产量为3.7亿吨，也包括一部分小煤窑的产量。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因当年烽季后动员全民大办钢铁，丰产没有丰收，实际收成并没有达到4000亿斤，棉花产量3938万担，也是丰产不丰收。
根据这个数字，1959年要完成1800万吨钢，就要比1958年翻一番的速度还要高，这显然不可能。
鉴于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教训，毛泽东也对1959年的指标感到不放心。听到有关方面的反映后，他一方面要求周恩来组织督促实施上海会议确定的钢铁指标，另一方面考虑要进一步落实1959年的钢铁产量指标。
1959年4月，工业中的一些情况更为严重。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250万吨的方案，由于生产上不去，已经不能实现。只有205万吨可供分配，缺口近50万吨。而且，原定第二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也将因此延缓一个月甚至更多时间才能完成。另一方面，由于计划三天两头变来变去，企业单位无所适从，生产秩序很不安定，有人反映，这一时期的生产情况是“长江后浪压前浪，做做停停做做停”。为了安排生产，各部门、工厂和基本建设单位都要求赶快把当年本单位确实可分配到的钢材数量定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意识到，如果不作及时的进一步调整，整个经济形势会更加混乱，因此决定由陈云负责，摸清楚实际情况，寻找摆脱几个月一直被动的局面的措施。
当时的问题，实质上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钢铁的高指标问题。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钢铁生产在那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实指标尽管是中央提出的任务，但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较大幅度地压下来，不是没有风险的。搞不好，就有沦为“促退派”“秋后算账派”的危险。
陈云接受任务后，丝毫也没有因此而退缩。从5月3日到9日，他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研究钢铁指标问题，其中一次是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另外五次是分别按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治金、钢材品种五个专题的汇报。然后集中讨论了一次。
陈云在财经小组会议上一开始就明确地讲：“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耍滑头。要不然我也可以不再理这个指标调整问题。请大家来谈谈1959年计划究竟怎么处理好。”
有一个晚上，他找了廖季立和计委的重工业局和物资分局的主管人到他家里进行座谈，对他们说：你们每个同志都可以随便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说话别受拘束。
当时他身体不好，座谈的时候，他躺在垫着棉被的藤榻上虚心听，但始终全神贯注。在谈话过程中，他不是先入为主，先下定论，而是反复询问和反复交换各种不同意见。这次一直谈到深夜一点多。
他在研究钢铁指标时，也了解和研究了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情况，研究了市场情况、运输情况；同时也研究了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情况，最后确定钢铁指标问题。陈云了解情况之细致，分析问题之周密，工作作风之扎实，都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大家从中也受到很大教育。
对于当时叫得很响亮的“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说法，他从来没有讲过，完全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种不随声附和的调查研究方法，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讨论国家计委的报告。
陈云在会上说，他同意把钢材指标定为900万吨，并以此作为前进的基点。
在这次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中，陈云不但讲了对钢铁生产的意见，还讲了对整个生产和计划安排的三点意见。
陈云的汇报，一直讲了大约一个多钟头。
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计委报告和陈云意见。
邓小平表示，他赞成陈云的初步意见，退到可靠阵地，然后再前进。
周恩来、刘少奇等也都发言同意陈云的意见。
1959年5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通过落实的钢铁指标以后，陈云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把财经小组落实钢铁指标的考虑和分歧作了汇报。
他说，今年究竟能够可靠地生产多少钢材和多少钢，议论是不一的。多数人的意见，把今年钢材生产可靠指标定在900万吨，为此作为分配给各部和各省市的数量，把将来超过的数量作为奋斗和争取的目标。但冶金部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数量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各省市的同志也有不同的意见。
陈云表示，他个人认为，为了安定生产秩序，不使计划再变动太多，以900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哪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
针对指标定低了会影响群众积极性的说法，陈云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在信中，陈云激烈地批评了小高炉炼铁存在的问题，他说，这是劳民伤财。
5月23日，陈云主持财经小组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8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也就是说，中央完全接受了陈云的意见。
钢铁指标调整以后，陈云就出去休息了，一直到1961年。
实际结果表明，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经过全民动员式的共同奋斗，连一些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都弄去回了炉，一些小学生也动员起来到处找废铁，而且还是在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形势下，拼设备、拼劳力，到年终只是勉强完成1387万吨钢、897万吨钢材。
现在看来，当时不搞1300万吨钢更好。当时为了保钢铁，花了很大的代价，挤了其他部门，造成了比例失调。假如不是按照陈云的意见降到1300万吨，还搞1650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第二节 惟是求实属高风良谋度难系栋梁
毛泽东于是给三人讲起了他不久前那句话的典故。他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成千上万的逃荒人群涌向破破烂烂的火车站；火车车顶上挤满人、车门上扒着人，喘着粗气，沉重地驶向远方……
庐山会议，没到会的陈云成了议论的中心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到8月16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这是一次波澜频起、风云骤变的会议。陈云因身体不好，没有参加会议，但这次会议及其后果，与陈云几乎是息息相关的。
庐山会议前，虽然一直在纠左，但实际上只是在具体方法上修修补补，始终未能涉及最根本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因此，纠左也是很不彻底的，效果有限。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同时也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随着比例失调的加剧，农业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再加上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反瞒产、超购浮夸等等折腾破坏，农村的形势已经极为严重。河南、湖北一些“大跃进”搞得起劲的地方，已经发生农民逃荒的情况。湖南平江一位红军时期残废的老战士，在彭德怀去考察时，躲过生产队干部的视线，偷偷地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是这样几句话：
“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过，请为人民鼓掌、欢呼！”
这实际上是人对“大跃进”盲干冒进最深痛的控诉。彭德怀心里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庐山会议前，人们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可能视而不见，大家比较了“大跃进”以后和“大跃进”以前的局面，不可能不对毛泽东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有所议论，也就自然谈及原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泠西曾在闲谈中对李锐说，不久前在毛主席处谈话，主席这样谈到：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心情5月后才开始好转。毛泽东还谈到政治家与书生问题：书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时机，不能当机立断；1957年反右时，抓住卢郁文讲话，写了《这是为什么？》，使形势急转。李锐也记起田家英1958年同他的一次闲谈，谈到田有一次和谭震林一起在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突然说起：“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当时还拍了桌子。因此，在火车上，吴冷西、李锐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的交谈中有一共同观点：1958年由毛泽东自己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到了一个大钉子，他自己也觉得应该转变了。
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保健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么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褴褛，蓬首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显然都是灾民。
虽然情况已经比较紧张。但庐山会议开始时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予以肯定。他提出会议要讨论的19个问题时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6.5亿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会议上讲话，也肯定陈云对粮食问题的看法。他说：多年以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多么紧。北戴河一高兴起来，是从粮食多了出发的。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
7月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前不久在湖南视察时，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发表过感想：去年计划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李锐这时乘机提议，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为好。周小舟、周惠也当即附议。毛泽东于是给三人讲起了他不久前那句话的典故。他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陈云当总指挥好，他有短处也有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