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苍龙腾空

五、佛教之龙

中国龙文化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除了后来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和道教学说完全继承并极力宣扬龙的信仰，并加以创新和发展之外，还与外来的佛教中的“龙宫”和“龙王”崇拜有关。

在中国本土的龙崇拜中，原无“龙王”崇拜，龙王崇拜是在佛教传入后引进的。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释迦牟尼）氏书人，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在汉代之前，只有龙神，而无“龙王”。隋唐之后，佛教信仰传入中国，龙王信仰遍及中土。学者一般认为，龙王、龙宫信仰是源于印度，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引进的。

在佛经中，龙王名目繁多，如《妙法莲花经》称：龙王有八，一为难陀龙王，二为跋难陀龙王，三为娑伽罗龙王，四为和修吉龙王，五为德义迦龙王，六为阿那婆达多龙王，七为摩那斯龙王，八为伏钵罗龙王。《华严经》则称有十大龙王：一为毗楼博义龙王，二为娑竭罗龙王，三为云音妙幢龙王，四为焰口海光龙王，五为普高云幢龙王，六为德义迦龙王，七为无边步龙王，八为清净色龙王，九为普运大声龙王，十为无热恼龙王。

中国本土的龙崇拜与佛教中的龙王崇拜孰先孰后？两者的关系如何？是一方传给另一方，还是各自产生的？

从一些迹象来看，印度佛教中的龙是由中国传去的，经过印度人的再创造，成为“龙王”。随着佛教的东传，龙王崇拜也随之传入中国。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龙王信仰也得到迅速流传。其理由有七。

其一，中华民族的龙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掘，最早的龙形象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1994年、1995年第7次发掘时发现的一条距今七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龙身全长近20米，宽约2米。其次是举世瞩目的距今约6000年的河南西水坡的蚌壳龙。第三是1993年在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焦墩遗址发现的距今5000-6000年远古先民用卵石摆塑的一条巨龙，龙身长4.46米，高2.28米，宽0.3-0.65米。第四是众所周知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龙等。这些都充分证明龙崇拜早在六七千年前在中国便十分普遍，同时也证明龙文化是中国的本土文化，而不是外来文化。

其二，据目前所见印度龙的最早考古资料是公元前1世纪的壁画《龙王及其家族》（阿旃陀第10窟）和纪元前后的《龙族向菩提树礼拜》（阿旃陀第9窟），晚于中国的辽宁查海石块龙约五千年。

其三，在文字记载方面，据目前所知的史料来看，印度有关龙的文字记载最早是龙树于公元2世纪左右所写的《大智度论》，该书第三称：“那伽，或名龙，或名象……水行中龙力大，陆行中象力大。”这一记载距今仅1800年左右。而中国有关龙的记载较印度早得多，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龙”字以及崇拜龙的一些记载。这说明在3500年前中国的龙崇拜已十分普遍。此外，《山海经》和《易经》中均有大量的关于龙的记载。《山海经》成书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所记之事，都是夏之前的社会情况。据西汉以来的正统说法，都认为《山海经》是大禹、伯益所记。从《山海经》各经未出现夏代之后的帝王名称来看，这一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若此说可靠，则“龙”字早在4000多年前便已出现。而《易经》一般被认为萌芽于殷周之际，其成书时间亦在3000年左右。

其四，中国龙文化自形成之后，不仅在国内迅速传播，而且很快传到国外。印度佛教中的龙当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传播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是经西藏传入。据考古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石器文化便传到西藏及其以南地区。考古学家一般认为，西藏昌都地区距今约4000-5000年间的卡若文化，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相近，“它们在文化内涵上的相似性，可能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者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中有些文化因素，或许是来自黄河上游地区。”而创造卡若文化的民族，据考古工作者的意见：“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西北古羌人传说中的首领是炎帝，是崇龙的部族。古羌人在新石器时代便进入西藏，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并将古羌人的文化带到西藏，其中也必然包括龙文化。龙文化传入西藏，然后传入印度，是完全有可能的。

龙文化传播的另一条路线是西域丝绸之路。中原王朝早在3000多年前便与西域有接触，传说周代早期已有移民到达葱岭以东地方。周成王（前1115-前1079）时，四方诸侯来贺，其中最远的有来自西部的渠搜（今中亚费尔干纳）人。传说周穆王西巡时曾到达西王母的地方，其地已近葱岭。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西北有“龙方”的记载，龙方即龙部落。笔者认为，商代的“龙方”是夏部落集团的后裔。商灭夏之后，其部众四散，有一部分人徙往西北地区，因他们延续祖先崇龙的习俗，故商人称之为“龙方”。

西徙的夏部落集团到达甘肃等地之后，继续向西迁徙，进入西域的焉耆国。后来，这些迁入焉耆国的龙氏族部落至晋代时成为该国的统治者，并以“龙”为姓。《晋书》卷九八《四夷传?焉耆》载：“武帝太康中（280-290），其王龙安遣子入侍。”据史籍记载，焉耆王的世系有：龙安、龙会、龙熙、龙泥流、龙鸠尸卑、龙突骑支、龙栗婆准、龙薛婆阿那支、龙先那准、龙婆伽利、龙嫩突、龙如林等10多代。这说明夏部落集团迁入西域的时间是相当早的，他们把自己的龙文化带入西域是肯定无疑的。

公元2世纪左右撰写《大智度论》的印度人龙树与焉耆人龙姓之人有无关系，尚不得而知。如果说同姓“龙”，则有可能是焉耆龙姓之人南迁到印度。《大智度论》最后一卷谈到有许多经典藏在龙宫。《龙树菩萨传》则说龙树由龙宫得到大乘佛经。传说龙树入山出家之时，向老比丘受戒学大乘经，后来又周游列国，想再学别的经，当时有菩萨化为龙王，把他接入龙宫，打开龙宫中七宝华函，以各家经典与他。龙树受读90日，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创立大乘空宗。龙王把龙树送到南印度，大弘佛法，使大乘空宗成为佛教八宗之一。现代学者根据传说龙树曾到北印度雪山等地周游求学，便有人认为龙树《大智度论》中的龙宫是指北印度雪山上的大湖；也有人认为龙宫在锡兰岛，即今斯里兰卡；另有人认为，北印度雪山一带与中国昆仑山脉接近，与中国西北民族相邻，龙树有可能受中国龙崇拜的影响，由崇拜大蛇转而崇拜龙。其实，如果龙树与焉耆龙姓之人同一族源，也不奇怪。夏部落之人由西北迁至焉耆，然后再迁至印度，是完全有可能的。20世纪40年代，新疆三区革命后期，不少新疆北部的哈萨克族部落迢迢万里迁到青海一带，然后又从青海经昆仑山脉迁至印度。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乌鲁木齐的国民党残部亦经新疆南部逃至印度，然后再由印度到台湾。

另外，再看一下秦汉时期崛起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为“夏后氏苗裔”，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史籍记匈奴亦崇龙，并有“三龙祠”。夏灭亡之后，有一部分人西徙到甘肃一带，另一部分人迁徙到北部地区成为秦汉时期的匈奴，是完全有可能的。匈奴的活动范围很广，包括西域北部地区。因而他们把自己的龙文化传入西域诸国，然后再传入印度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据此，西域丝绸之路也应是龙文化传入印度的主要渠道之一。

龙树的《大智度论》有较多的关于龙的记载，而学术界目前公认的说法是龙树的活动年代为公元2世纪或3世纪。该书称：“那伽，秦言龙”，说明在公元2世纪之前，印度有关于中国龙的传说，即中国龙文化在公元2世纪之前已传入印度。

其五，古印度本来没有龙的观念，梵文中没有“龙”的专用词，“龙”是和“象”合用一个词来表示的。如前所述，《大智度论》第三称：“那伽（N惫iga），或名龙，或名象。”此外，不少佛教著作谈到“那伽”一词的意义，如《玄应音义》第三称：“那伽，此云龙，或云象，言其大力故以喻焉。”《玄应音义》第二十三则称：“那伽有三义，一云龙，二云象，三云不来。孔雀经名佛为那伽，言佛不更来生死故也。”象是印度所固有的最早的动物之一，从《玄应音义》所称“言其大力故以喻焉”一语来看，那伽（N惫iga）的本来意义当是指“大力”，象在印度是“大力者”，故以“那伽”称“象”。在古印度神话中，雷电是骑白象的大神因陀罗手持雷凿造成的。中国龙传入印度之后，龙神很快取代了因陀罗，成为风雨雷电的主宰神。因而，表示“象”的词又用来表示“龙”了。

其六，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的传说约有20则，其中西域5则，北印度5则，中印度10则，而南印度一则也没有。从内容来看，龟兹、于阗的龙传说与中国古代的龙传说很相似，有乘龙及龙与妇女交合而生龙种的传说，而与佛教毫无关系。而《大唐西域记》中关于葱岭以南、邻近印度的龙神话传说，其内容则与佛教中的人物有关。这也可说明西域是中国龙文化传入印度的一条路线。

其七，中国原始的龙，具有较多的蛇形象和属性，印度龙也一样，与蛇有密切的关系。《善见论》第一十七称：“龙者，长身，无足。”此与王充在《论衡?龙虚篇》中所说的“马首蛇身”相似。又如《大云轮请雨经》称：“复有诸大龙王，其名曰：难陀龙王……大蟒蛇龙王……”又《孔雀王咒经》说：“……地行龙王，如是依水依虚空依须弥山，一头二头彼常慈我。无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神龙皆莫为害。”在佛教的绘画雕刻艺术中，龙王的头部后面一般都有一个展开的有三五个或七个头状物的眼镜蛇冠子。另外，佛经还常有“毒龙形状如蛇”的说法，也说明印度龙具有蛇的属性。

中国本土龙具有马、牛、鱼、鹿、蛇等动物特征；佛教中的龙王也相似，具有象、蛇、马、鱼、虾等多种动物的特性，如《大集经须弥藏品》称：“善住龙王为一切象龙王，婆难陀龙王为一切蛇龙王，阿耨达龙王为一切马龙王，婆楼那龙王为一切鱼龙王，摩那苏婆帝龙王为一切虾龙王也。”

据上，有理由认为，佛教中的龙是由中国传入的。

佛教中的龙与中国龙也存在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中国龙与印度龙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在动物崇拜中，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在龙崇拜与政治结合起来之后，龙成为帝王的象征，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神。而印度龙则是一般的神灵，如佛经中的天龙八部之“龙”，不过是普通的护法神而已，无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印度的动物崇拜中，金翅鸟受到最高的崇拜，而龙经常是金翅鸟的猎物。在印度神话中，蛇最惧金翅鸟，看到飞过来的金翅鸟，便惊慌逃走。在佛典中，龙的“三患”之一便是金翅鸟。传说金翅鸟每天以龙为食，一天需要一条大龙王，五百条小龙。这说明龙的地位远在金翅鸟之下。而中国则相反，龙的地位远在凤鸟之上。

其二，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能够升天入地，沟通天人；能为神仙乘驭，来往于天地之间。如黄帝乘龙升天，颛顼、帝喾、启亦乘龙往来。而印度，佛教中的龙则没有这种神性。大神乘骑的是金翅鸟，如古印度人的天神毗湿奴（Vishnu）常骑在金翅鸟上飞行。佛教中的文殊菩萨乘的是狮子和孔雀，或坐白莲台；普贤菩萨乘的是六牙白象，或坐青莲台。

其三，在佛教中的龙王崇拜传入之前，中国的龙没有地域性，龙被奉为主宰雨水之神，受到各地各民族的普遍崇拜，龙的形象基本上也是相同的，只有颜色的区别，分为青、赤、白、黑、黄五种。印度人虽然封龙为“王”，给龙造“宫”，是印度人的一个创造，而印度龙的地方神特性较明显，龙王的种类繁多，各水域的龙王各有其名，各据一方，每一个水域都有龙王、龙宫，说明龙只不过是某一水域的主宰神。

从以上差异来看，龙文化传入印度在秦汉之前，因为龙在秦汉开始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前，龙的主神性是主宰雨水，而印度的龙王也一样，主宰大海、湖泊和水潭等水域。龙崇拜传入印度之后，经过再创造，与本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印度特色的龙文化。佛教产生之后，龙文化又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佛教东传，佛教中的龙文化又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我国原有的龙文化融为一体，从而使中国的龙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说法颇多。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图经》，当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此说源于《三国志》裴松注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浮图》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原在甘肃敦煌、祁连山一带游牧，汉文帝时（前180-前157年），为匈奴所迫，迁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不久又遭匈奴和乌孙的联合攻击，遂迁至今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建王庭于阿姆河之北。约在公元前130年前后，越阿姆河，攻占大夏，据有其国。因大夏当时已崇奉佛教，故亦改信佛教。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汉使张骞至其国。公元1世纪中叶，建贵霜王国。其后国力渐强，破安息、灭天竺（印度）等国，国势鼎盛，佛教发达。由于大月氏国原在中国，因而与中国有特殊的感情，相互来往频繁，他们在传播佛教方面起到特殊的作用。

由中国传入并经过印度化而纳入佛教体系的龙王崇拜，随着佛教的东传又反馈到中国。在龙王信仰传入之前，中国本土只有海神、水神、河神或河伯信仰，而无龙王信仰。先秦时期的神仙家和早期道教，都不讲龙王。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龙王信仰也一样，自传入中国之后，经过再创造，后来中国的龙王已不同于印度的龙王，成为中国化的龙王。在印度，龙王是佛的信徒、供养者或守护神，而中国因受道教和儒教的影响，龙王信仰也发生了种种变化。在道教的影响下，中国的龙王成为玉皇大帝的部下；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的龙王传说强调仁、信、义，强调夫妇、弟兄、父女之情，并有善恶之分。此外，中国各地的龙王一般有姓、名和封号，这也是中国特有的。

印度佛教艺术的传入，对中国龙形象也有较大的影响。从汉晋到唐宋时期，龙的形象在演变过程中，明显地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如敦煌北魏壁画上的龙，其动态虽在奔腾，却给人以一种安详、宁静的感觉，这种造型显然来源于同时代佛教中的飞天。在南北朝时，龙的颈上和背上出现“焰环”，其造型是受佛顶上的“火聚光顶”（为五佛顶之一）之类佛教艺术装饰的影响。至唐宋时期，此种影响更为明显。中国原无狮子，狮子形象是佛教东传后传入的。《传登录》载：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在《大智度论》中更把佛说成是人中狮子。狮子形象在东汉开始出现，到西晋时期较为流行，南北朝以后广为盛行。印度佛教中的狮子对中国龙形象的演变影响很大，唐宋时期的龙吸收狮子的形象。头圆而丰满，脑后披鬣，鼻子也近似狮鼻。江西江宁南唐要升墓中壁画上的龙，不但头部像狮子，就连整个身体也有点近似于狮子。龙吸收狮子形象，主要是为了言其神威，增加它的神通。

龙珠也是佛教东传以后才有的。在佛教中，有一种宝珠，又叫摩尼珠、如意珠。《大智度论》卷五九：“有人言，此宝珠从龙王脑中出。人得此珠，毒不能害，入火不能烧，有如是等功德。”《往生论》注下说：“……此珠多在大海中，大龙王以为首饰。”唐宋以后，龙戏珠的出现，当与佛教有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