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强人 : 割据军阀的人生沉浮

直皖大战五天打碎段祺瑞“统一梦”

　　被称为“德军装甲兵之父”的古德里安，他的肖像至今还挂在德国军营里。古德里安提出了闪击战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闪击战理论的指导下27天征服波兰，1天征服丹麦，23天征服挪威，5天征服荷兰，18天征服比利，39天征服法国。

　　集中、突然和速度是闪击战的三个关键要素。闪击战的精髓就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优势兵力以最小的损失，突然而迅速地达到战争目的。20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直皖大战，交战双方都使用了闪电战术。那么，谁获得了胜利？靠什么取胜的呢？

　　1920年6月13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已进驻河南、威胁京师的吴佩孚发出通电：反对安福系包办和谈，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这份通电之所以把所有的小伙伴都惊呆了，是因为吴只想到要解决国家统一大计，忘了他的角色只是个小小的师长。这对皖系无异于火上浇油。

　　此时的吴佩孚已迅速完成了北上布兵，主力在河南待命。张作霖暗中策应直军，分批开进廊坊。曹锟所部移兵德州兵工厂附近，并以德州为直军右翼前沿阵地。兵力部署全部到位，曹、吴等召集秘密军事会议，高调提出撤销边防军，免职徐树铮等苛刻条件。

　　段祺瑞闻讯后，立即要求徐世昌惩办曹、吴。同时，段开始布防，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严守京师。随后，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段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翰为第三路司令。7月5日，段祺瑞对边防军紧急动员，准备迎敌。

　　看到惩办曹、吴的命令，曹锟立即举行誓师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号称“讨贼军”，设大本营于天津，设司令部于高碑店。吴佩孚亲率大军，战略目标为“直捣北京，驱逐段徐”。

　　段祺瑞对闪电战术胸有成竹，自信只要96小时就可以攻下保定。但之前宣布“局外中立”的奉军在京奉路、津浦路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后，公开通电讨伐段祺瑞，这让段始料不及。他再找总统请求颁发停战令，重回和谈，此时的徐世昌只是例行公事应付了一下。

　　鉴于一触即发的情势，段祺瑞遂于7月14日下午召集特别军事大会，下达总攻令，直皖战争正式打响。那么，段祺瑞是如何运用闪电战术摆兵布阵的呢？

　　段祺瑞派出西路军总指挥段芝贵，率边防军曲同丰等主力沿京汉铁路南下，直趋保定；命令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率部北上，驻洛阳的西北军混成旅同时东进，三军会合，围歼直军主力于中原。东路军由徐树铮任总指挥，全力夺取天津并乘胜南下。驻济南马良部沿津浦路北上，夹击歼灭东线直军。

　　西路是双方交战的主战场。7月14日晚8时，边防军发起总攻击，炮火猛烈，直军后退，但并未打到直军痛处。15日晨，皖军集中火力向固安及宫村附近的直军猛烈进攻，吴佩孚指挥直军顽强抵抗。而东路西北军进攻直军杨村防线，处于胶着状态。到16日，经过3天较量，直军处于不利，防线一退再退。

　　难道吴佩孚的兵力不敌边防军吗？其实直军后撤乃诱敌之计。吴将精兵摆在左右两翼，只等皖军深入。16日，右翼直军北进将边防军第三师击溃，师长陈文运受伤逃走，直军占领南庄、长安城等地。偏偏当夜下起大雨，皖军重型榴弹炮失去威力。吴佩孚亲率左翼一部兵从天而降，突袭皖军前敌总部，生擒前敌指挥曲同丰。

　　戏剧的一幕出现了：吴佩孚与曲同丰既是山东老乡，又是武备学堂的师生，这回学生抓住了老师，真是“教会徒弟打师傅”。曲同丰被俘后竟在保定上演了一出向曹锟献刀的闹剧。他还发出通电，劝告边防军投降。段祺瑞听说曲同丰献刀受降，又看到被打得溃不成军的部队降的降、跑的跑，有的还跑回京城，非常震怒，下令关上城门，不许败兵回城。

　　西路军总指挥段芝贵倒是有“大将风范”。他将火车作为司令部，在车厢里一边打麻将，一边坐视外面的战况。曲同丰老窝被端的消息传来，他扔下打了一半的牌局溜之大吉。原来，他早就有所防备，火车头是朝北的。西线战场已全线溃败，那么，东路又如何呢？

　　奉军与直军形成掎角之势，集中兵力夹击皖军，廊坊告急。徐树铮听到西线军一败涂地，扔下人心惶惶的部队跑回北京。直奉联军长驱直入，轻易收拾了东路军。那么，身为段祺瑞小舅爷的吴光新该拼死一搏了吧？

　　吴光新手握6个旅，本是皖系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段祺瑞密令他向汉口秘密集结，伺机突袭湖北。可湖北督军王占元摆了桌鸿门宴，不费一枪一弹就拿获了吴光新。吴光新所部看大势已去，大部接受收编。

　　到了18日，段祺瑞接受失败的事实，再次请求徐世昌下停战令，亦派人到天津求和。次日，段祺瑞发出通电引咎辞职，以谢国人。此后，直奉联军进入北京，直皖战争至此结束。26日下令撤销曹锟、吴佩孚等人处分。29日下令通缉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等人。

　　皖系仓促应战，看似兵强马壮，装备精良，但实质上缺乏战略考量。尤其是决策者一边想和，一边应战。段祺瑞一直没有放弃和平统一的努力，甚至在吴军兵临城下时，还亲自前往保定，密见曹锟，争取不战而和。他多次恳请徐世昌下令停战。如此犹豫不决的心态影响他对战略战术的总体部署与决战到底的信心。

　　定国军在宣传战方面乏善可陈。相比于吴佩孚直接将皖系定位于“卖国祸民”的全民公敌，通电连篇、言辞激烈、影响空前，段祺瑞只是从行政体系上谴责直系挑战中央政府权威，显然在格调上低了许多。

　　最重要的，双方都熟知《孙子兵法》“兵贵胜，不贵久”，但段祺瑞不仅在战略部署上慢了吴佩孚一拍，而且吴佩孚还娴熟运用了围魏救赵之术，与闪电战术构成一个战术组合，快速制胜，这比段祺瑞采取单一战术胜出一筹。

　　再一点，段祺瑞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嫡系部队，只有靠利益链条维系在一起的几位将领。徐树铮既已成为直奉的死敌，本应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但战端一开首先考虑的是自身退路。若他们在吴佩孚麾下，将是军法侍候。如果古德里安穿越到当时的中国来收一个爱徒，非吴佩孚莫属。

　　从“定国军”的名字上就可看出段祺瑞的良苦用心。有着“三造共和”美誉的他，一心想通过和平方式统一中国，一致对外。但是，他的每一次努力都没能阻止战争的发生，而每一次战争都离他梦寐以求的共和体制渐行渐远。这是他个人理想的失败，也是近代中国精英政治的失败。

　　段祺瑞晚年，面对日寇入侵中华，坚守民族气节，留下亲笔遗嘱，向国民政府提出，他想以此作为国家的“复兴之道”，字里行间折射出拳拳爱国之心。

　　官德上无可置疑的段祺瑞，在和平与战争的博弈中碰得头破血流，注定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民国枭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