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三峡水路交通与瓷器贸易（3）
清代瓷器艺术
清代共计260多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堪称盛世，这时期的制瓷质量和数量均达到历史的高峰。
由于康熙、雍正、乾隆都爱好瓷器，康熙本人重视西洋科学技术，著名的珐琅彩品种，就是康熙时引进国外彩料创制的，为粉彩奠定了基础。雍正更是十分重视瓷器的质量，对制瓷技术的提高，采取了重奖办法。乾隆亦更酷爱各种工艺品，还亲自对宋官窑作诗赞颂，足见其对瓷器艺术之深爱，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怎不促进清代官窑瓷器生产迅速发展呢！此外，外销到欧、美及东亚邻国之瓷量十分惊人，而且多按国外指定的器形与纹饰进行制作，这对民窑瓷业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整个清代，景德镇始终保持着中国瓷都的最高地位。
景德镇瓷业，明末清初因战乱，曾一度受到影响。康熙十年负起“奉造祭器”的任务。康熙中期之初，清廷派臧应选、江西巡抚郎廷极监管景德镇官窑制瓷，即称“臧窑”、“郎窑”，官窑瓷器走上正轨，不但恢复了明永乐、宣德以来的所有瓷种特色，还创烧了许多新品种，其郎窑红和豇豆红独步一时，颜色釉的天蓝、洒蓝、豆青、娇黄、仿定、孔雀绿、紫金釉都是极其精致的成功之作。彩绘瓷方面，引进国外彩料，新创了珐琅彩瓷、粉彩装饰艺术。雍正时间虽短，但官窑瓷工艺之成就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康熙晚期创烧的粉彩器，不论官窑或民窑，雍正时都达到极高水平。自此以后，整个清代粉彩成为彩瓷的主流。乾隆时，更是精益求精，当时的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玉器、仿石器、仿象牙，无不惟妙惟肖。装饰上盛行锦上添花，鲜红、大绿，金碧辉煌，繁缛极致。
所谓郎红釉，是指康熙指派郎廷极监管景德官窑器所烧制的红色釉。釉色深红，釉面透光，器口有白色露边，称之为“灯草边”，器里器外均有的开片是其主要特点。
所谓豇豆红，是几次吹釉高温烧成。表面为淡红色釉中现绿色斑点，与植物中的蔬菜之豇豆色彩极似，故称“豇豆红”。豇豆红器内一般为白釉，釉面无开片，是红铜釉。
所谓珐琅彩，是康熙引进国外彩料，仿铜胎画珐琅，绘在瓷器上，又称“瓷胎画珐琅”，是宫廷的御用瓷。瓷胎为景德镇烧制，以宫廷制纹样渲染绘制，以700℃低温烧成。其玫瑰红、胭脂红色料中含有微量黄金，又称金红。中国传统的红色，是用铁、铜为着色剂。中国传统上彩法是用胶或清水，珐琅彩是用油施彩，彩面多有细小的开片。
所谓粉彩，是受珐琅彩的启迪而产生的。粉彩创烧于康熙晚期，成熟于雍正时期。其彩绘技法，是在事先勾画纹饰的轮廓之内，填上一层含砷的玻璃白，而后再以色料渲染，色料与玻璃相互渗融，即有浓淡明暗之感。纹面较厚而无开片。
粉彩与珐琅彩、五彩的主要特点：粉彩与珐琅彩均含砷，胭脂红玫瑰红中粉彩与珐琅彩均含有微量黄金，两者皆施用渲染法与用油上彩，同为700℃烧成。不同之处是珐琅彩料中含有大量的硼，粉彩则无。粉彩与五彩的区别：粉彩是用玻璃白打底，而后再施色料渲染；五彩则不打底，而是直接用单线平涂。五彩所用色料是中国传统料，如红色是用以铁为着色剂的“矾红”；粉彩则用进口的所谓“洋彩”，如以黄金为呈色剂的胭脂红等。施彩方法，五彩是用清水或胶水，粉彩用油上彩，这是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改革。五彩是800℃的高温烧成，又称硬彩；粉彩是700℃的低温烧成，又称“软彩”。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瓷器文化发展的顶峰。其文化内涵丰富极致，题材情韵深邃，有的既注入了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同时又体现了瓷器绘画艺术更加接近于生活现实的特点。如在政治方面，清政府为怀柔南方爱国知识分子，举办博学鸿词科以表示求贤，瓷器上就出现小楷《圣主得贤臣颂》；为宣传忠君爱国出现了《出师表》。此外文采洋溢的《滕王阁序》、《赤壁赋》等长篇诗文即始于康熙时。又如为改变清初受战乱影响的萧条景象，清王朝奖励农耕，瓷器上大量出现了“耕组图”、“渔家乐”等画面。康熙时绘画风格多以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吴历）、恽（恽寿平）的画法为时尚。雍正时，花鸟、山水多宗蒋廷锡。瓷画紧步跟进，瓷画与纸画趋于一致。雍正的珐琅彩之山水、花鸟的画面配以相呼应的题诗，且于题诗的引首之句后，配朱文或白文胭脂水或抹红印章，其印文又多与画面题诗内容相配合，如画竹的用“彬彬”、“君子”章，画山水的则用“山高”、“水长”章，画梅花的用“先春”章等等。这是将中国传统的纸画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审美意识，全面地移植于瓷器上。乾隆时的瓷画艺术更精益求精，粉彩或珐琅彩除沿袭前朝外，亦有创新，其珐琅彩与粉彩纹样特盛行锦底开光，及以《圣经》为题材的西洋人物故事画。山水画多宗董诰、张宗苍，婴戏纹以全廷标为本，花鸟多据邹一桂等等。
清三朝瓷胎硬薄，釉白如玉，又与文人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相互辉映，既表现了中国瓷器文化，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具有无限的观赏价值，又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产物，无怪乎深受世人垂爱。
乾隆以后，由于国内统治者的日益腐朽、外国资本主义的步步入侵，中国瓷器文化走向衰落，共和国建立后，瓷业才得到复苏与发展。
后记
我很兴奋、很愉悦，经过五年漫长时间的求索与琢磨，《三峡与中国瓷器》一书就要付梓问世了，我思绪涌动，感慨万千……
我是一个幸运的考古工作者，又是一个大不幸的人。幸运的是20世纪50年代，当我刚出校门时，即率先发掘了云南滇王墓，又于不惑之年即70年代初发掘了巴王墓。大不幸的是“整风反右”、“文革”十年浩劫，剥夺了我的自由，十余年的青春年华无情地流逝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说却是极可宝贵的。在无奈的境遇中，青春流逝无可挽回，但献身文物考古事业的梦想，我从未放弃。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不惑之年的岁月，国家号召“文物考古为生产建设服务”、为“高峡出平湖”提供历史文物、水文考古依据，我有幸贴近三峡、拥抱三峡。1972—1976年，我曾反复或乘车或乘船，而更多的是步行于三峡，饱览了三峡雄奇秀美的风光，感受了三峡英姿伟美的人文情怀，让我深深地敬仰三峡、酷爱三峡。我也曾粗浅地写过一些考古发掘、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很想继续调查研究，却因经费匮乏而中断。1994年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启动，国家调拨足够的经费保护文物、抢救文物，我很激动，很羡慕，可我已退休了；幸运的是，在比我年轻的四川省博物馆考古专家、挚友陈显双，重庆市博物馆考古队邹厚曦队长（现为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所长），袁东山副队长（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的信任、邀请、推荐下，1994年起到2005年夏，我时断时续地行走于三峡考古工地，并在有关大学进行古陶瓷鉴定、鉴赏、讲学，或被聘为客座教授等，甚而在交往中还和个别考古学者成了忘年交。我有了充分的时间反复触摸观赏美而多的历代瓷器，萌生了撰写《三峡出土历代瓷器》的愿望。但考虑到自己是局外人，以及诸多条件不具备，只好望洋兴叹。
2005年春，王川平局长要编《中国三峡古代历史与文化丛书》，当得知这一信息后，我喜出望外，不自觉地以一种莫名的晓镜不惧云鬓改（时年已古稀有三）、有花堪折直须折、老骥伏枥梦成真的冲动与期待，拟出撰写提纲，自荐请缨，呈送给王川平局长。他看后欣然应允，并亲笔手书信件，请各文管所配合。自此，笔者就和董小陈连年不息地奔走于三峡各文管所搜集资料。
瓷器是科学和艺术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向世界人民贡献的一块名牌，是中国人两千余年享有的一块名牌，是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一块名牌。完美无瑕地展示她的靓丽，不负三峡先民的珍藏、历史的遗存，不负考古工作者的辛劳，将所发现的瓷器资料整理成册，贡献于世，让今人与后人共享，是我们这代陶瓷考古人的使命与责任。
《三峡与中国瓷器》一书，无论时间或空间跨度均较大。以时间而言，自两汉至明清，历两千余年；以空间而论，从东北到西南，从漠北到沿海的瓷器，几乎在三峡地区均有出土。要详尽而科学地作出标准无误的判断难度很大，问题较多。为减少谬误，弄清窑口的特征与艺术成就，时代的承传，以及各窑系的特点与差异，烧造时间的始末，本书皆以实物与文献对照或运用科学测试数据而下定语。对一些疑难处，再到有关窑址、博物馆、考古所调查对比，甚而带着照片与有关专家共议，最后下定语。但仍有较多的南北朝瓷器，或特征不突出之瓷器，与现今发现的窑口对不上号，当为何窑尚是待解之谜。又由于知识不足，有些研究仅是浅尝辄止，或仍有不少错误，但绝大部分是清楚无误的。我们预想此书的问世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凭借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历代瓷器照片，及有纪年墓出土的瓷器断代，定能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研究的新依据，丰富论述，为弘扬中国陶瓷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第二，对两汉以来的墓葬、遗址考古，不失为考古工作人的一本备用参考书；第三，窑口的繁多，定名断代的准确，必为古陶瓷收藏家、鉴赏家所青睐并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第四，对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从事古陶瓷研习，亦是重要的备用参考书。贤夫良师董其祥在病魔缠身将离世之年，还强打精神履行一个考古人的职责，与我形如一对未婚情侣甜蜜地游觅于清溪河畔，复查巴县清溪宋代瓷窑，此情此景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如果他九泉有知，看到本书的出版，定会欣慰地微笑！
此书的完稿，虽主要由董小陈与我共同写就，但我的研究生胡习珍（现云南大学博士生）、重庆师大的傅裕、钟丽英硕士生三人为此书查核文献资料、打印校对文稿、刻录光盘等，特别是傅裕还为此书的国内外联系与收发资料，为有关刊物与赴研讨会送稿和绘制本书示意图、编排出样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她们勤奋热情的合作，功不可没，再致以深深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全国政协委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现名誉馆长）、三峡文物保护领导组组长、重庆文化（文物）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王川平教授对此书的命名，他在百忙之中通读了初稿，提出了高水平高要求的修改意见，大大地为本书增辉，进一步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此外，还深深地感谢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罗小卫先生、总编辑陈兴芜女士、总经理喻杨先生。
还应当感谢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所长邹厚曦教授，无论在经费上、人力上、资料提供上均给予极大的支持与配合。还得到该所副所长袁东山、所长助理白九江、队长李大地的协助支持，均一并致谢。
感谢中国科技陶瓷考古界的张福康、叶宏明、王昌燧等教授，河南省考古所赵青云研究员，景德镇陶瓷学院张茂林博士多年来提供科学测试数据，增添了此书陶瓷研究自然科学的内涵。
感谢四川遂宁博物馆庄文彬馆长提供遂宁金鱼村窖藏论著与未公开的重庆巴县清溪窑钧釉瓷碗照片。
感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申世放、胡昌健，副研究员蓝娥人、余晓玲等先生，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蓝开衡老师为作者查核有关实物与文献资料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谨致谢忱。
感谢《重庆晚报》总编陈聪先生，成都收藏协会陶瓷专委会秘书长代开林先生提供重庆巴县清溪窑宋代仿钧釉瓷照片。
我已将至耄耋之年，还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这要归功于当今社会的美好，但也得益于我的知心女重庆市教委董蜀华处长对我无微不至的爱护与孝敬。
感谢我的长子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董越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从不间断地为母亲、为弟弟进行中、英文翻译所付出的辛劳。
重庆教育学院郭旭老师为本书图片的处理作了大量艰苦的劳动，在此致以感谢。
原中国陶瓷学会会长（今名誉会长）、厦门大学教授叶文程先生；前任维多利亚艾尔伯特博物馆远东藏品部总馆长，英国李约瑟研究所荣誉研究员、英中协会教育托管主席、格拉斯哥大学荣誉研究员，前东方陶瓷协会主席柯玫瑰（Rose Kerr）；中国考古学者、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周世荣研究员为此作序。对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
陈丽琼
2009年11月22日于重庆巴渝书斋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读陈丽琼、董小陈“长江三峡与中国瓷研究”长江三峡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古老的人类，孕育了中国古老的文明。近年来，学者们利用三峡地区的考古资料，通过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环境保护学、社会学、艺术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三峡历史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陈丽琼、董小陈著作的《长江三峡与中国瓷器研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本书主要作者陈丽琼先生致力于陶瓷研究近40年，取得一系研究成果，赢得了包括陶瓷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和赞誉。退休后，她仍鼎力宏扬中华瓷器文化：奔波于遗址发掘现场、跨越大洋在异国他域鉴赏国粹精品、在学术研讨会上慷慨陈词，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每有心得，她总有抑制不住的喜悦，在与她的交谈中，我能感受到她青春般的激动。她认为，三峡历史文化的研究不能缺了三峡陶瓷这一领域。年愈七十之后，她本可以菊南山，息影泉林，但学者的责任感和对古陶器的热爱所涌现出来的激情，使她毅然投入到撰写本书的劳作中，她克服一系列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极大的勇气，高举斧钺，芟夷开拓，披荆斩棘，和董小陈先生一道完成了这部新作。
“长江三峡与中国瓷器研究”上下两篇及附录组成，长篇是长江三峡出土的历代瓷器研究，包括三峡出土的东汉瓷器、三国瓷器、西晋瓷器、东晋瓷器、南北朝瓷器、隋唐五代瓷器、宋元瓷器、明代瓷器；下篇为长江三峡窑系研究，包括浙江德江原始青瓷窑址调查、邛窑陶瓷的发展历史及外销状况、三峡地区唐宋瓷器与茶文化、达州窑与耀州窑的关系、重庆巴县清溪宋代瓷窑址研究，四川广元瓷窑宋代瓷窑及建水窑调查、三峡水路交通与瓷器贸易等，附录为中国瓷器发展概览，为读者了解三峡地区瓷器发展史提供了更为宏阔的背景。上篇、下篇、附录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全书既有辨析毫芒的细致考证，又有高屋建瓴的视野、胸襟是一部资料详赡，气魄宏伟、论证缜密、新意迭现的拓荒之作。读书稿如下特色，最能引人注目。
1.研究领域的开创新。对古老文明的研究，必须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依据，而自古以来，三峡地区远离中原，交通阻塞，信息不畅，文化教育也不发达，故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有限。这样，在研究三峡文明及社会发展历史时，除了很好地利用这有限的文献资料外，更多地则要依靠考古资料。1949年以来，特别是三峡水利根纽工程的上马，给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带来了极大的历史机遇，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发掘了大量的遗址和文物，其中当然也包括各个朝代的瓷窑及瓷器。但在本书问世之前，只有若干篇幅的瓷窑遗址发掘报告，没有出现系统研究这一地区瓷器文化的专著，没有研究该区域陶瓷文化与周邻区域陶瓷文化的关系，这与长江三峡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本书稿以《长江三峡与中国瓷器研究》为题，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
2.学术观点的新颖性。本书第一次对三峡地区出土的历代瓷器作了全面的梳理；第一次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为依据，阐明了三峡地区是中华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重大的学术发现；第一次根据三峡地区出土的瓷器，阐明了三峡与外界的贸易通道。这一个个的“第一次”如春风扑面，悦人耳目。又如，本书下篇“再论邛窑外销陶瓷》一文，作者根据21世纪三峡考古最新出土物与历史文献相参照，提出了邛窑是有外销的观点，并认为外销路线为，从岷江、涪江、嘉陵江入长江三峡，并由此直入扬州港出海，否定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邛窑不可能有外销的臆断。类似这样的新观点，书中俯仰可拾，值得读者珍惜。”
3.资料详赡的文献性。本书研究成果的取得均以地下出土的最新陶瓷实物为依据，书中有大量的长江三峡地区瓷器遗址发掘报告和出土瓷器的类型分析，这些科学描述，同历史文献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是后来者研究这一地区瓷器及相关历史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4.研究成果的借鉴性。本书所取得的不少学术成果，均会对瓷器研究、相关历史问题研究产生借鉴作用。如下篇《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窑址调查收获》一文，作者根据出土青瓷，推断春秋时期，可能就具备了成熟青瓷的水平，如果是这样，我国瓷器的发明又提早了近5个世纪。又如《三峡地区出土的瓷器与茶文化》一文，作者阐述了三峡地区是中华茶文化的发源地这一重要学术观点。《三峡水路交通与瓷器贸易》一文，根据瓷器论证了各个历史时期，三峡与周邻地区的贸易状况，等等。这些相关研究成果必须会引起相关专家的高度重视，为他们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传证。
5.研究视野的开阔性。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作者在长江窑系研究，中国瓷器发展史这些大背景下研究三峡瓷器，这从全书的篇章安排上即可看到作者这样的用心，如下篇为“长江瓷（窑）系研究”，附录为“中国瓷器发展概览”，作者在提示阅读者，研究区域瓷器史原有陶瓷发展史的整体观念，而瓷器发展的整体历史不能在长江三峡这一区域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作者的笔下，长江仿佛就是中国瓷器发展史的一个宏大卷轴。正确地把握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使部分和整体互相观照，这是作者在本书中体现的重要研究方法，又是作者视野开阔的重要表现之一。第二，注意各区域陶瓷文化的交流。如《再论邛窑外销陶瓷》一文就论证了邛窑的外错状况。又如“达州窑的调查及其与耀州窑的关系》，论证了陕西耀州与四川达州瓷器文化交流的实际状况和原因等。第三，作者将陶瓷研究的视野伸向社会、经济中外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如《略论明靖江潘王青花摩羯纹梅瓶》，从瓷器的摩羯纹的演变，阐述了印度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第四，在瓷器研究中，作者特别注意使用自然科学方法。如上篇《三峡与涪江出土的宋元瓷器·漆光闪耀的建窑系》中，作者引用化学分析方法，对涂山窑的‘曜变’作了细致的分析，由于这种阐述是以自然科学的报告为依据，结论显得可靠。又如，为了探索两宋的南北名窑黑釉瓷的微观差异。作者将涂山窑系与其他名窑的黑釉瓷的胎、釉化学成分列表比较，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结论，类似的研究方法又见《霓虹闪烁的钧窑系》等处。”
本书作者以三峡瓷器研究为支点，钩沉稽玄，探幽索微，考镜源流，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新收获。佛经中说，唯智者能于一粒沙中观世界，一滴水中见大海，一刹那间看沧桑，我认为，本书作者就是具有这种风范的智者。
在与陈丽琼先生的交流中，我得知她还有许多具体的研究课题，不少课题已搜罗了完整的资料，只待空暇执笔写就。陈丽琼先生有深厚的学术涵养，视眼高瞻，才思涌动自在情理之中，我祝愿陈丽琼先生有更多创新性成果的问世。
多年来陈丽先生坚持给陶瓷考古领域的研究生传遍业，她的这项工作至今仍在进行，我相信亲炙春风的弟子一定能将她的高尚人格和学术思想发扬光大。同时，我也相信“吉人自有天相”的古语，豁达大度、慈悲待人、浑身书卷气，中国陶瓷考古作出了突出贡献的陈丽琼先生一定能够福寿延年，如意吉祥！
长江三峡——中国三峡诗歌的摇蓝
长江三峡是世界著名的大峡谷，是宇宙的一个奇观，是中国南方文化的摇篮。
瓷器诞生于中国，传播于世界，是世界文明的伟大创造，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三峡河段是长江标志河段，她不仅是东方人类的发源地，也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之一”。文化积淀深厚，在旧石器时代（距今约12万年至200万年前），是我国南北文化的大通道；新时期时代（距今约8000年至4000年）是东传西递的文化大动脉；进入文明时期，是沟通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政治、经济、文化的咽喉要地。
一、长江三峡的诞生与英姿
三峡地区，昔仅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全长204公里。今包括西起重庆，东至湖北宜昌的长江及其支流的地域，全长632公里。其自然景观雄奇壮美，秀丽幽深。他的形成，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逐渐形成。大约在中生代以前（距今7000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到大约在距今7000万年之时，我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地壳运动，称之为燕山运动，才由海洋变内陆湖泊。四川盆地和三峡地段的岩层，被挤压成波浪形的弯曲状，这种形状在地质上称之为“褶皱”。其岩层凸起的叫“背斜”，向下凹的称为“向斜”。在三峡地段就形成了三个背斜、两个向斜，三个背斜即瞿塘峡背斜、巫山背斜、黄陵峡背斜。在三个背斜之间夹着两个向斜，从而在三峡地区就出现了连绵起伏隆起的新的山脉。又大约在距今2000万年，又发生了喜马拉雅山运动，使我国大陆发生了西高东低的地形变化，从而改变了水势向较低的东部流去。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向斜地段岩层多泥岩、叶岩、砂岩，其岩性松软，易被江河冲刷，江水易向两侧扩展，就形成宽谷。而背斜地段，岩层多致密坚硬，抗水蚀能力强，是垂直裂隙比较发育的石灰岩，江水经过，向两侧侵蚀力受到阻止，就造成逐渐裂隙崩塌、垮落，形成悬岩峭壁，和溶洞密布，又由于流水浸蚀和重力作用等的大自然雕刻修饰等，就形成了深切的大峡谷。在峡谷里，山峦起伏，高峰耸立，溪河纵横，险滩急流，飞泉瀑布，溶洞奇观，多姿多彩；植被丰茂，郁郁葱葱。人们生息过往于此，共创神奇，名胜古迹煌煌。故人们称三峡之美，在雄、险、奇、幽、雅；无处不可以成诗，无处不可以入画。三峡不仅是地理上的伟大峡谷，还更是一条文化上的大峡谷，中华大地因为有了他而世界闻名。
二、远古的三峡人
三峡地区的人类活动，早在200万年至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于此。经考古发掘，出土有约距今200万年的“巫山猿人”、12万年的“长阳猿人”在今重庆奉节发现有14万年的智人化石。其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三峡沿江发现有4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80余处。新石器时代，大约距今8000年到4000年间，有的是以渔猎经济为主，有的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但渔猎经济却占相当比重。进入文明时期，据文献记载，三峡地区约于新石器晚期或夏之际，有巴部族的祖先廪君住于峡区之清江流域的武落钟离山，钟离山即今湖北宜都。大约到商代中期廪君部族日益壮大，沿清江西进，在今之恩施建夷城巴国。至商周时，除巴国而外，有湖北竹山县为中心的庸国、重庆奉节为中心的鱼国秭归丹阳为中心的楚国、巫山县巫峡镇北楚之支系的夔国。到春秋战国时，三峡地区主要是巴、楚相持息居于此。秦统一六国后，即为巴、楚、汉与其它族共处。
三、山巍水秀育英豪
长江三峡，山雄水秀，奇伟壮丽，宽阔幽深，气势轩昂。在她的哺育滋养中，熏陶感染下，造就了无数的文武英杰，开发她、捍卫她、赞美她、谱写了引人钦羡崇敬，真实而神话般的豪情华章。
在远古时期，三峡曾养育了多个部族或邦国，但最后主要还是巴、楚先民拥有这方美丽的山川。
据文献记载与专家的考证，距今约4000年的夏代，在三峡域内有五姓，为巴氏、樊氏、潭氏、相氏、郑氏，均居于武落钟离山，即今清江的长阳。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居于赤穴，其它四姓住于黑穴，未有其首领，只信其鬼神。为推选有其才能领袖，便约以掷剑比武，谁能投入石穴，即奉以为君。巴氏务相独中之，余四姓皆未投入，尚有不服之意，则又提出的操船为事，谁能浮者，奉以为君，其巴氏务相又独浮之，余四姓皆沉没，于是四姓即共立巴氏务相为“廪君”。其后在廪君的率领下，巴部族溯夷水西进，到达夷水流域今之恩施。遇到了一个尚处于母系社会的盐水神女部族，盐水女神爱慕癝君魁伟强壮俊俏的体貌；习于行水操舟制舟、善于射猎之才能，愿与廪君相好，盐水女神为与廪君共同开发，共享其利，并以此地广大富饶，鱼盐所出与之相告，诚请廪君留此共居。廪君是一强悍，技能超群的首领，怎会与一弱小盐水女神共欢或与之相等呢！便谢绝不从，还要独占其地。盐水女神，激怒为仇，便召集众多成员，成群集队，以“掩蔽日光”之势，与廪君绝一死战，鏖战十余日，悲状激烈，打得天昏地暗，最后，廪君占据了这片产鱼盐之地，不断开发，建设于此，筑城为都，都名“夷城”。四姓皆臣之，建立奴隶制的国家——巴王国，巴人以虎为图腾崇拜，好鬼神。廪君就是长江三峡区域最早最强悍的国王。
巴国立国后，巴民族在国君廪君善于操舟行水，长于射猎，精于战斗，勤劳勇猛的传承下，不断的“开发了大巴山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三大地区。开发了清江流域、沅水流域、汉水流域、乌江流域、嘉陵江、涪江流域众多的江河，做出了重要贡献”。廪君是巴人英雄的化身，是远古时代开发长江三峡地区的第一位首领。
在巴国将领中，还有一爱国名将，巴蔓子将军，是值得效法与赞颂的。据《华阳国志》记载：在战国时，巴国有内乱，求楚救巴，巴王派巴蔓子将军出使楚国商请，楚国同意出兵相救，但必须于事平后，巴割让巴楚交界的三座城池作为谢礼。其后巴楚联合终于平息内乱，巴国既宁，楚王便派使前来索取三座城池，巴蔓子是个爱国将领，对楚国索城之事早有准备，于是当着巴王与群臣及楚使，高昂大声地说：头可断，血可流，割与楚国城邑不可许！于是即拔刀自刎，以身殉国。楚使捧着血迹未干的巴蔓子将军的头见楚王，楚王叹息不已，还说：假若我有这样的文臣武将如巴蔓子一样的刚烈忠勇，为国捐躯，又何愁得不到天下的城啊！于是下令以上卿之礼厚葬其头，在巴国也令以上卿之礼葬巴蔓子之身于重庆，在今之七星岗的莲花池地侧。巴将军的爱国气慨可歌可泣，充分体现了三峡人的高贵情操。
在楚人中，有我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名平、字原，字灵均，又自名正则，大约生于公元前340年，是战国时楚国的大臣，楚武王的后代子孙。他出生在今湖北的秭归，其地望正是在长江三峡、西陵峡与巫峡之间，这里山峰林立雄伟，急流险滩密布，风景绮丽。雄险的三峡风光，培育熏陶感染了屈原圣贤的成长；造化了他壮美情怀与奇思妙想的翅膀，他是我国最早最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在文学上，其诗篇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最突出，是他创立的极高浪漫主义的骚体诗歌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文化传统。在政治上是一个革新者，他明于治乱，主张修明法别，选贤授能实现富国强兵。为维护楚国的存亡奔波，提出要强楚必须进行改蔽任贤，以慷慨激昂的笔触，写出了义辞酣畅激烈的《离骚》，其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畏艰难险阻，坚持维护真理的意志。这一名句，成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坚持真理，追求光明的座右铭。
宋玉，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后于屈原，或称屈原的弟子。是中国著名的辞斌家。曾事于楚顷襄王，但很不得志。常用辞斌抒发情怀，其《九辨》就是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与抑郁不满的流露。为讽谏楚顷襄王之淫惑，作了《高唐赋》、《神女赋》。把长江三峡迷人的风光，托以幻萝，用其真实的三峡山川地理，互动的把巫山神女、云霞变幻，林茂郁葱，山崖岖嵌，水美滩险，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么动人心弦的笔触，就是三峡的大自然养育了他，熏陶了他，否则是写不出这流传千载的神话故事。此二斌便为后世历代诗人骚客来往三峡吟咏的遐想题材。
王昭君，名王嫱。西汉时期出生于屈原的故乡秭归，今之湖北兴山县。原是一农家女，在三峡绮丽的大自然陶冶下，滋养出王昭君天生丽质。在一次汉王朝选美中，被选进宫。在大汉国与北方匈奴长年交战中，国无宁日，至公元前33年，即汉元帝建昭五年，匈奴呼韩邪单到长安请和亲，王昭君主动要求远嫁漠北，光任和亲使者，她的勇敢精神，使满朝文武为之钦佩。她到了茫茫无际的大草原，不畏劳苦，学会了骑马射箭，驰骋在漠北辽阔的草原上，成了汉人和匈奴的和平使者，两族保持了和平安定的局面，“长城内外五谷丰登，牛羊肥状的繁荣景象”。牧民们为纪念她，在呼和浩特修建了著名的王昭君墓。在秭归建有昭君庙、祠、台等，甚而在地少年时曾在溪浣边浣洗过衣的溪流，命名为香溪河，昭君溪等。她的感人故事，为后来的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电影、电视讴歌的时尚流行题材。
四、长江三峡是南方文学的发源地
“奇丽弘深的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她和黄河文化南北交会，澎湃激荡，形成奔涌不息的中华文化之巨流，汇入古代世界文明的海洋”。这一观点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考古与史学界的共识。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相继又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中国的北方文化源于黄河流域，南方文化源于长江流域，南北文化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专就文学而论，北方可以《诗经》为代表，南方可以《楚辞》为代表。艺术风格和思想内容，都是各不相同。北方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南方则是浪漫主义的”。这是很有见地看法。
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南方《楚辞》，是集楚国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编集所成。全书以屈原之作为主，其余各篇都是承袭屈原的形式，叙写楚地风土物产等，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屈原的主要作品，据载有25篇，即《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招魂》、《远游》、《卜居》、《渔父》。除《九章》的少数篇章如《桔颂》是早年作品外，多是遭谗流放的创作。屈原之作是在《诗经》的基础上，更有发展和创新。屈原在《离骚》中以香草、香花象征美人；以春芏秋菊，比喻高洁，创造了具有浓郁芳香，内美与外修兼备的美人形象，从而表达了诗人渴望实现美政理想的强烈愿望。这个奇幻瑰丽的美人形象的出现，即显示了中国诗歌自始走向审美创作的自觉阶段。如《九歌》原是民间流传的祭歌，经过屈原的整理，语言精炼，格调清新，更具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其中的《山鬼》是描写一个女鬼和她的恋人相亲相爱的关系。在屈原笔下，既描绘了三峡一带山高路险，石磊葛蔓，雷雨风急，秋猿夜鸣的山地景色，同时更别有创意的，惊人的写出这个女鬼并不狰狞凶恶，而是一个美貌端庄，身姿窈窕，性格温雅的绝代佳人。这种女鬼的塑造，对后来文学影响很大，如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女鬼狐精即有其影子。又如《湘君》、《湘夫人》中的洞庭波涌，湘女来游；《大司命》、《少司命》中的秋芏麋芜，罗生堂下，荷衣蕙带，九河扬波……展现了一幅幅楚天辽阔的水乡风光。在《九歌》中屈原第一率先描写三峡与楚地景色，并汇中国东部与西部两种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观于一体的伟大作家；开了中国山水诗的先河。
在《离骚》中，诗人的“哀民生之多艰”渴望实现“美政”，他不顾“路漫漫其修远兮”而“上下求索”，其理想不能实现，即大声呼喊“既莫足以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诗人为美政不能实现，即以身殉国。这是他捍卫自我完美人生及高贵品质的宣言，是人生价值第一次在中国文学中充分的展现、也展示了先秦时代高扬的人文精神。
“屈原及其辞赋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在思想上他的爱国忧民，独清独醒，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节，铸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性格，是民族灵魂的象征；在艺术上，他的作品哺育了历代文人骚客，所以刘勰说他‘衣被辞人，非一代也’。自屈原诞生之后，以它的鲜明的浪漫主义诗篇与北方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异水分流，双峰并峙，成为中国文学中两大主流，奔腾浩荡，向前发展，构筑成中国艺术的辉煌殿堂，在世界文苑中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宋玉的主要作品，除《九辨》外，即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凤赋》及《对楚王问》等。他的辞赋，对屈原的辞赋又有了发展，在语言上，将战国散文的行文用语引进了辞赋，促进了诗歌与散文的结合，扩大了辞赋反映事物的广阔内容。
在《诗经》中，有不少男欢女爱的言情之作，但仅具片段，很少对女性美丽的容颜与身姿及心灵的美，作深俊的细致描绘。而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中，以精细笔触，描写了女神的超凡绝世，倾国倾城雅丽动人的艺术形象。在他的浓墨重彩笔染之下，让人感到“其象无双”、“其美无极”。不愧是中国文学以女性为中心的言情之作的先躯。他的这类言情辞赋，对中国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如曹植《洛神赋》中美丽的洛神，应是曹植心中的女神。以及后世的有关巫山高及男女情场中的云雨之情的描写，多是受了宋玉辞赋的影响。
三峡与楚郢都一带，雄伟奇特壮丽的山川，对宋玉有深刻的影响。在《高唐赋》中：高唐巍峨，无物可比。巫山高大，不可匹敌。登高危岩而下望，如临水中大洲。遇天雨初晴，观百谷聚集……砾石巨石摩擦，震天巨响轰隆声。水摇动而回旋，鸟兽蹄足洒血。充满了奇险与惊叹！令人神往，是一篇气势磅礴，语言华简歌颂巫山三峡山水的最佳杰作。
至此后，在屈原与宋玉的影响下，历代诗人墨客，插上想象的翅膀，以无尽的情怀描写三峡歌颂三峡，中国南方文学，更加发扬光大；相继与北方文学汇聚，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的光辉艺术殿堂。
五、诗的长江三峡
在《楚辞》之后，三峡又一朵奇葩——《巫山高》
在西汉初汉惠帝（公元前195-188年设乐府令掌管雅乐，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设乐府署掌管俗乐，即指民间音乐诗章，集乐章诗章统称《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在《乐府诗》中，有“汉饶歌”18曲中，第七曲即《巫山高》。这是迄今见到最早以《巫山高》为题的诗歌：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
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
水河（梁）汤汤回回。临水远望，
泪下露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此诗是写，汉代长江上下游商业交往频繁，一家居江南入川经商游子，临巫山峡江思归不得之作。诗中突出“我欲东归”、“远道之人思归”以巫山之高而大，联系家乡淮水之深，据《汉书·地理志》淮水在安徽南陵县南，北注大江，当为作者家乡所在，“害（曷）不为”为何不能归去，巫山高峡，水盛流急（锡锡，河道迂回（回回）难于竞渡，临水只能望远当归，泪沾衣裳。集中描绘了巫峡山水之险，形象明晰动人。
由于《巫山高》具有崭新的内容，在乐府诗中具有巨大的开创意义和重大的社会影响；同时它又是以写三峡风光或神话故事为主；因而引起了后世历代诗人仿效，甚而掀起了以巫山高为题材的创作旋风，或描写三峡歌颂三峡风光的第二个高峰，如南齐的虞羲、梁王融、及刘绘、梁元帝、范云、黄昶、王泰、陈的后主、萧诠、唐的郑世翼、沈诠期、卢照邻、张循之、刘芳平、皇甫冉、孟郊、李贺……等等。现将范云、王融、刘虞羲《巫山高》录于下：
范云（451-503年）南朝梁诗人，河南泌阳人，11岁能诗赋，操笔仍就，下笔成文，曾官至吏部尚书。原有集三十卷，今诗存四十余首，以《巫山高》、《别诗》著名。
《巫山高》
巫山高不极，白日陷光晖。
霭霭朝云去，溟溟暮雨归。
岩悬兽无迹，相望空依依。
此诗以巫山高为题，突出巫山高无尽头，可遮天蔽日。由于山高悬崖，猿猱难攀；以及日昏林暗，飞鸟鸣惊，险峻空寂；朝暮帷见阴雨绵绵，浓云漫漫。从而联想到巫山神女荐寝梦楚襄王事，在如此险境中，襄王何能到此？只好空相望了。
王融。字符长，琅邪临沂人（今山东临沂）（467-493年），与范云同为“竞陵八友”之一。作诗文藻富丽，为当世称颂。
《巫山高》
想象巫山高，薄暮阳台曲。
烟云乍舒卷，猨鸟时断续。
彼美如可期，寤言纷在瞩。
怃然坐相望，秋风下庭绿。
诗人王融虽未曾到过巫山，但由于当时“巫山高”，为诗人墨客泳颂的时尚题材。如范云与他曰为“竞陵八友”，以诗互赠尤多，他读后必有奇兴，亦对三峡风光烂熟于胸，故以“想象”二字发端，联想到《高唐赋》。前半首写巫山景色，后半首叙神女情事，前后呼应。高山云雾舒卷，映衬巫山之高，攀高之猿哀啸，高飞之鸟悲鸣，点缀其间，传出一种怆凉之情。由于巫山之高，神女虽有寤言，可期而难期；徒然在瞩，相望不相及，秋风薄暮，能不忧然若失？虽未身临，想象宏富，写出巫山雄奇壮丽，声色俱绘，情神皆备。
齐·虞羲，此人生卒与事迹记载不详
《巫山高》
南国多奇山，荆巫独灵异。
云雨丽以佳，阳台千里思。
勿言可再得，特美君王意。
高唐一断绝，光阴不可迟。
此诗仍是袭用宋玉《高唐赋》之内容，描写巫山之山美。但开头一二句却说南国多奇山，尤以荆楚巫山最灵异，其后才用笔于高唐，楚王之事。是一首写景抒怀之诗。
此后，在两晋南北朝记叙三峡风光的歌谣与诗章和文学记着着亦层出不穹。
晋·无名氏《三峡谣》
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水经注》说：峡中有滩，名曰黄牛滩，岩石既高，江湍纡回。
黄牛滩，在西陵峡之江的南面，有一高山远望似一黑人牵着一条牛，神态逼真，而山下多乱石水浅，纡回曲折、滩险，故名黄牛滩。谣中的“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即说明溯江而上行船之缓慢与艰辛。
晋、无名氏《谣豫》
淫豫大如马，瞿唐不可下。
淫豫大如象，瞿唐不可上。
淫豫，即滟滪堆，滟滪堆在瞿唐峡口之西，长江中的一巨大礁石。1958年整治河道已炸毁。此歌谣是三峡河段船工们行船的经验总结。即是说滟滪礁石大如马与象，皆不能行船，否则即触礁或被惊涛骇浪冲击沉没。它充分说明了三峡行船之艰难险恶。滟滪石不啻行船瞿唐口的警示航标。
北魏、无名氏《峡中行者歌》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
这峡中行者歌，真实的唱出了三峡最长的是巫峡，其峡中森林茂密葱葱，而人烟稀少，野兽出没其间，听到猿猴凄伤的悲鸣，更增添行者的孤苦，不禁泪流沾衣。读后亦让人感伤。
北魏郦道元（472或466-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地理学家，散文学家，文笔深峭，在各地“访读收渠”，留心观察水道等地现象，著《水经注》，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巨著。其中就有不少关于三峡风物的记载：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沂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若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敕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点裳”！
文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几句文词，即把瞿塘峡两岸悬壁高峭，江面奇窄的自然风光勾画得十分逼真。其“至于夏水襄陵，沿沂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写出了盛夏进三峡水速之急，足势不可挡。“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岩与生椰柏，悬泉瀑布，飞漱向，清荣峻茂，良多趣味”，写出春冬时节，仍是山青水秀，绿潭倒影，泉水瀑布飞漱其间，呈现清荣峻茂的美景，更是趣味无穷。其最后一段：“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屡引凄异，空谷传响，哀持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是写秋末，山寒洞水断。在雨后初晴到秋霜之晨，高山上常有猿声哀鸣不绝，引人凄伤不已。故渔夫们歌中：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郦道元这段绮文不到三百字，即精妙的把三峡山势之奇伟，水势之奔腾，风景四季优美的转换，猿声的哀鸣，渔夫们生活之凄苦传神的描绘，令人神往。三峡之美名，从此更加扬名天下，引来无数唐宋诗人墨客、文人学士赞美三峡、开发三峡、享受三峡，再铸三峡文化。
唐代诗人墨客，在屈原与宋玉的影响下，插上奇想的翅膀，以无尽的情怀赞美三峡，抒发三峡。
唐代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诗的发展同是又一个高峰。由于三峡自然景观繁丽，人文情怀灵厚，为唐代诗人驰骋才华，发抒灵性提供了美好的创作平台，培育升华了诗人的胸怀，所著的华章更增加了三峡无尽的风采。
初唐时，为三峡倾注情怀，赞美三峡发抒灵性的诗家画家，有驰名隋唐的山水人物画大家，诗才过人的阎立本（601-673年）、初唐四杰之一，诗风由纤柔转为明快清新的卢照邻（约637-680年），长于七言，文辞靡丽，律体严密的沈全期（713年）、能诗善政，诗境壮阔，朴素遒劲，寄慨遥深的张九龄（678-740年）皆以《巫山高》为题咏诵三峡，把峡中景色、神话故事，古代谚语融于诗中。此外，以其它为题描绘三峡人文地理的，有以诗抒发政治感慨，风格清新，才气纵横作《滕王阁序》脍炙人口的王勃（650-676年），以及诗文风雅，朴实畅达，高昂清峻，上承阮籍、曹植下开李白、杜甫的陈子昂（661-702年）。
盛唐时，有其诗以写田园山水得名于陶渊明、谢灵运的后继者，措语精深华妙的孟浩然（689-740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文人画的创始者王维（701-760年），其诗大源于《楚辞》，落笔惊风雨，诗成注鬼神，浪漫派的诗仙李白（701-762年），其诗多源于《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的诗圣杜甫（712-770年）。
中唐时，有情感真挚，造句力避平庸浅率，与贾岛齐名的孟郊（751-814年），善画山水兼诗的颜况（约725-约814年），文学家兼哲学家，其诗语言生动，风格清新的刘禹锡（772—842），文学家李肇（约824年），朴质清新，明白如话与王建齐名的张籍（约676-730年），提倡以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诗文明晰晓畅，通俗易懂的白居易（772-846年），作诗清而不淡，秀而不媚与白居易友善，世称元白的元稹（779-831年）。
晚唐时，有作诗生动奇雄，才华横溢的陆龟蒙（约881年），诗画兼善的贯体（832-913年），构思精妙，诗句清婉明白的郑谷（约897年），语言清丽，素雅含蓄的齐已（约863-937年）等。
以上诗家中，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曾三次过三峡，杜甫、白居易留居三峡两年，刘禹锡达三年之久，歌咏三峡诗歌最富。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701-762年），出生于碎叶城（今巴尔克什湖之楚河流域），五岁时随父入川，居绵阳青莲乡。25岁离蜀，抱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雄心，辞亲远游。曾三次过三峡，第一次25岁，恰是风华正茂之时，挥笔写出：
《峨嵋山月歌》
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洲。
全诗共28字，五个地名。峨嵋——平羌——清溪——渝洲——三峡。诗境就这样缓缓的展开，真是一幅美不胜收的，千里江川行旅图。其诗所表现的空间跨度之大，真可谓自由驰骋之妙笔。其末句“思君不见下渝洲”，表达年轻的李白辞亲远游依依不舍的无限情思。
《江上寄巴东故人》
汉水波浪远，巫山巫云飞。
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
觉后思白帝，佳人与我违。
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
此诗是李白离家赴巴东小住后，第一次出峡，来到汉水流域，回过头来思念白帝城亲朋好友之作。东风点名已是春天，因积思而成梦，仿佛梦魂为风吹送，渡越汉水洪波，随着巫云飞绕巫山峰顶，落入白帝城中。“此中时”暗含梦中欢唔情景，醒来“惟觉时之枕席”，梦中亲朋消逝，转添烦愁。唐代长江上下游多商贾活动。李白《丁都诜歌》云：“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可证。他的《长干行》也是写一个思妇想念入川的丈夫为题材的“此时”见面无缘，转籍书信，惟有寄望于往来贾客，频为传递，而且“莫含稀”少，方能稍慰深思渴慕。本诗以“波浪远”写汉水之寥阔汪洋，以“巫云飞”状巫山之高耸入云，即景生情，联系自己和故人，情深意挚，感人肺腑。
《巴女词》（27）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如飞。
十日三千里，即行几时回。
此诗主题写巴女盼望出川东去的夫君早日归来。重点显示峡江流水之急，从入峡到出峡，水位骤降百余公尺，水流落差极大，故此段水路，从白帝城到宜昌，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船随水急，驶着飞箭，衬出心情之急，心逐郎去，夫君去时值在十日，计程当在三千里外，相去日远，相思日深，各在天涯，归期难计，结句以问语付出惶急切盼之情。
《观元丹丘巫山屏风》（28）
昔游三峡见巫山，见画巫山宛相似。
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君家彩屏里。
寒松萧瑟如有声，阳台微芒如有情。
锦衾瑶席何寂寂，楚王神女徒盈盈。
高唐咫尺如千里，翠屏丹崖灿如绮。
苍苍远树围荆门，历历行舟泛巴水。
水石潺潺万壑分，烟光草色俱氲氛。
溪花笑日何年发，江客听猿畿岁闻。
使人对此心缅邈，疑如嵩丘梦彩云。
此诗是李白出峡后，看到著名道士元丹丘作的巫山屏风画时，即兴所作。这就是少年气盛，生性潇洒，天才狂放的李白，在诗中把三峡的山山水水，古往今来，神话故事尽收笔端的佳作之一。
第二次入峡，是干元二年（759年）2月，时年58岁，与第一次入峡相隔34年之久，即从英姿焕发的年轻人，变为垂老之人。因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李白出于爱国热情，进入永王李璘的幕府，李璘借平安史之乱为名叛唐，被肃宗李享所败，李白受株连，流放夜郎（今之贵州遵义附近）。此时三峡山水依旧，而自己却人生沉浮。愤懑落魄的李白，在逆水行舟途经滩险水湍，迂回曲折的黄牛峡时，触景伤情，即写出了：
《上三峡》诗（29）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
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
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此诗前两句，是诗人心灵之气。后两句是巧用晋，无名氏《三峡谣》（30），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对三峡的西陵峡中的黄牛滩行舟缓慢的真实写照。融入诗中，绝妙的表达了诗人流放中的苦涩愁情，“青天无到时”的哀怨；“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的逆境悲叹！
应知李白那愤慨消沉之情，并非他本性所在，当离黄牛滩，上行至瞿塘峡，峡中美景令他迷恋，虽还在逆境中及溯江行船的疲惫，已让人难已支撑，但诗人仍不放过巫山登高观览之机，在夜幕时，还以豪情浪漫飘逸的笔触，写出了《自巴东舟行经瞿塘登巫山高晚还题壁》（31）。全诗仅结尾两句略有凄苦之叹！余皆是忘忧写景，其中的“江行畿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塘峡，逐步巫山巅。巫山高不穹，巴国尽所历”，“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却启失丹壑，仰观临青天。青天若可扪，银海去安在。望去知苍梧，永记辨银海”。等等的记景抒怀佳句。读后让人沉醉，遐想于诗人描绘的胜景中。
第三次过三峡，是759年3月，正流放行舟至白帝城。即逢天下大赦，是因关内大旱，唐肃宗为庆祝新立太子，即大赦天下犯人，其令：“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赦免”，李白在绝望落魄之时，忽得赦启，惊喜不已，旋即放州东下江陵，再过巫山时，写出：
《宿巫山下》（32）
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
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
雨色负吹去，南行拂楚王。
高台怀宋玉，访古一沾裳。
这首诗心情与二过三峡迥然有别，再也听不到“青天无到时”，看不到“挥策还孤舟”之哀怨的场影，而是兴高采烈的喜悦轻快的，把巫山浓艳的春景，名胜与人文情怀尽收笔下。
回到江陵，李白惊喜兴奋之情更为炽烈，以欢快激荡之笔墨，写出了“惊风雨而泣鬼神”（33）的：
《早发白帝城》（3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此诗是歌泳三峡的千古绝唱，是李白才华横溢的杰作。全诗给人一种锋凌挺拔，空灵飞动之感。洋溢着诗人经过艰难的岁月之后，突然迸发的一种激情，故雄峻速疾中，又有豪情欢悦，快意快船，使人神远。千百年来一直令人百诵不厌。
让人叹惋的是，李白三次过峡后的第二年唐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不幸病逝安徽当涂。
杜甫，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阳人，（712-770年）出生于河南巩县，干元二年（759）入蜀居成都草堂，入四川节度使严武幕府，曾官至校检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严武逝后，于大历元年春到大历三年春寓夔州（今三峡瞿塘峡口奉节县）两年。饱览了三峡奇阔雄丽的山川；丰彩的人文渊薮。为诗人驰骋灵性，释放忧国忧民，抒发悲凉情怀，提供了创作平台。两年间作诗400余首，占流传之诗1400余首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讴歌三峡诗，多气势苍凉，铿锵伟丽。如：
《登高》（3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此诗是大历二年（767年）秋在夔州所作。全诗通过登高所见的秋江景色，倾诉诗人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凄凉心情。尤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句气势磅礴，有古今独步之誉，显示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此诗词语凝炼，格律严谨，被公认为七律压卷之作。”
《宿江边阁》（36）
瞑色延山径，高斋次流水。
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是大历元年（766年）秋于夔州长江边上瞿塘关的西阁所作。诗的前半四句写西阁夜暮山径高斋紧贴流水，因而可以见到薄云似宿山腰间，一轮明月翻动水中之美景。后半四句，即景生情，原江上飞追啄食的水鸟已停息，反衬自己尚未得安身，而那生性贪狠的豺狼就出来争喧噬食，豺狼意有所指，勾起了诗人不眠之因，是忧“战伐”。其战伐是指诗人离锦城东下之时，严武刚死不久，继任的郭英义又暴戾骄奢，酿成蜀中战乱。现今漂泊异地，无力扭转局势忧心国事的情怀，与潦倒凄苦苍凉的真实情态。全诗笔力苍劲清新，既写景又写情，通过不眠之时所见所闻，抒发怀情，是一首情景并茂的杰作。
《白帝》（37）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此诗仍于大历九年（774年）夔州所作。前半首以峡江雷雨景物起兴，暗喻时代动乱，白帝城中落入峡江汇入急流，以“高江”写江流落差之大，以“急峡”写峡口湍流之急，于时雷霆震怒，日月无辉。惟见古树挺拔，老腾悬挂，景象萧森凄凉。后半首转写江村战后实景，抒发悲愤之情；征马长年作战，疲于奔命，逃归之马四处闲荡，无人看管。黎民百姓，或因抽丁，或因避难，十室九空，人亡房空，诛及于寡妇，村闾丘墟，皆闻哭声，情景可悲可泣。两组画而相互映照，构成全幅战后流民荒凉悲惨实况。
《滟滪堆》（38）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
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
天意存倾覆，神工接混茫。
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
此诗作于大历元年（766年）。首句标明滟滪堆位置，是横在瞿塘峡口江心的一块巨石，江寒水落，部分露出水面，暗引“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的谣谚。此时舟楫封航，必需沉牛祭神，祈祷出行大吉，妙在作者认定此系天造地设于混茫水中的标帜，警示行舟者注意倾覆之险，暗喻君民关系亦能载舟覆舟。此时干戈接连，解缆来夔，则有双重恐怕。战乱催人出走，行舟又畏沉溺，因而行止都想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史记·袁盎传〉）的名言，因爱惜身体，惟恐坐堂下受瓦落受伤的考虑。诗借瞿塘之险，比喻时局之危，身处不安境地，复流露出爱国爱民之忱。
《永怀古迹》（39）
是大历元年在夔州写的组诗五首。三峡一带有庾信宅，宋玉宅、蜀永安宫，诸葛八阵图古迹，引发他怀古伤今幽思。写庾信、宋玉是以他们的文章传承为已任，兼亦感慨身世摇落飘沦之共命，写王昭君是因其入宫被妒受祸，颇与自身遇谗遭黜境遇相似；写蜀先主武侯，则感慨君臣际遇，千古难逢。今举其二、三、五首略加说明：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酒，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主要是怀念宋玉。前四句予以合写，杜甫歎年老事业无成，亦与宋玉悲秋草木摇落同慨，怀才不遇，异代皆同。时过千秋，怅望惜时，怎能不为之洒泪？然而深愿追踪先贤的文彩风流，学识儒雅，愿奉为典范。后四句宋玉与楚王合写，扬抑有致。《高唐》、《神女》赋本无其事，而是借梦托讽，其奈楚王不悟，终致亡国，其今豪华楚宫已与宋玉一起泯灭无迹，舟人指点疑不可考。然而宋玉文藻独能传后世，光照辉煌。此与李白《江上吟》中“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寓意相似。
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名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琶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同情王昭君，起句点明秭归县昭君村的位置。“千岩总竞秀，万壑争流”渲染一派气势；地灵故生人杰，灵气钟于昭君，是虚写其超绝美貌。三、四两句概括昭君一生，入选汉宫（紫台），追嫁绝漠，一住不还，死后埋魂异域，白草成片，其冢独青，黄昏夕照，衬其孤寂荒凉。接写汉帝错于知人，仅从画图误认昭君，贻误红颜。昭君生不得归，死后魂灵尤恋汉关；但魂灵无知，月夜空归，于事无补，沉沦匈奴，但作胡语，惟藉琶琶曲调传送心事，怨已远嫁，恨无思，即流传千秋之《昭君怨》，妇女是弱者，其悲剧遭遇，眷恋故土，皆与作者相似，故特寄予深深同情，写得极有韵致。
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侣，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作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诸葛为杜甫平生最推崇的人物，曾多次作诗赞颂。此诗起句即作定论，称誉他“大名垂宇宙”，为当代及后世所景仰。观其遗像肃穆，清白高尚，令人起敬。接写他于危难中受命，尚能艰撑时局，联吴败曹，深费运筹，造就三分鼎足之势，万古以来一人而已，直可比诸九霄鸾凤。他与商代开国君主的大臣伯仲、周时辅周文王灭商有功之臣伊尹、吕尚才略不相上下；而指挥若定，堪足压倒大汉功臣元勋萧何、曹参。他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军中大小事务，皆亲谋策划操劳，其志坚决，鞠躬尽瘁。身死之后，局势遂难收拾，汉祚不可恢复，深为惋惜，亦即《蜀相》所咏：“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意，留下遗憾。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特点有“史诗”、“政治诗”的美誉，其长江三峡诗更为瞩目。诗中的内涵，大至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小至风景名胜，动植物生态、城市乡村、江水涨落、暗礁险滩，商贾船泊皆有所涉，是我们研究长江三峡的珍贵史料。现仅将其有关长江三峡这条黄金水道的
清代共计260多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堪称盛世，这时期的制瓷质量和数量均达到历史的高峰。
由于康熙、雍正、乾隆都爱好瓷器，康熙本人重视西洋科学技术，著名的珐琅彩品种，就是康熙时引进国外彩料创制的，为粉彩奠定了基础。雍正更是十分重视瓷器的质量，对制瓷技术的提高，采取了重奖办法。乾隆亦更酷爱各种工艺品，还亲自对宋官窑作诗赞颂，足见其对瓷器艺术之深爱，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怎不促进清代官窑瓷器生产迅速发展呢！此外，外销到欧、美及东亚邻国之瓷量十分惊人，而且多按国外指定的器形与纹饰进行制作，这对民窑瓷业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整个清代，景德镇始终保持着中国瓷都的最高地位。
景德镇瓷业，明末清初因战乱，曾一度受到影响。康熙十年负起“奉造祭器”的任务。康熙中期之初，清廷派臧应选、江西巡抚郎廷极监管景德镇官窑制瓷，即称“臧窑”、“郎窑”，官窑瓷器走上正轨，不但恢复了明永乐、宣德以来的所有瓷种特色，还创烧了许多新品种，其郎窑红和豇豆红独步一时，颜色釉的天蓝、洒蓝、豆青、娇黄、仿定、孔雀绿、紫金釉都是极其精致的成功之作。彩绘瓷方面，引进国外彩料，新创了珐琅彩瓷、粉彩装饰艺术。雍正时间虽短，但官窑瓷工艺之成就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康熙晚期创烧的粉彩器，不论官窑或民窑，雍正时都达到极高水平。自此以后，整个清代粉彩成为彩瓷的主流。乾隆时，更是精益求精，当时的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玉器、仿石器、仿象牙，无不惟妙惟肖。装饰上盛行锦上添花，鲜红、大绿，金碧辉煌，繁缛极致。
所谓郎红釉，是指康熙指派郎廷极监管景德官窑器所烧制的红色釉。釉色深红，釉面透光，器口有白色露边，称之为“灯草边”，器里器外均有的开片是其主要特点。
所谓豇豆红，是几次吹釉高温烧成。表面为淡红色釉中现绿色斑点，与植物中的蔬菜之豇豆色彩极似，故称“豇豆红”。豇豆红器内一般为白釉，釉面无开片，是红铜釉。
所谓珐琅彩，是康熙引进国外彩料，仿铜胎画珐琅，绘在瓷器上，又称“瓷胎画珐琅”，是宫廷的御用瓷。瓷胎为景德镇烧制，以宫廷制纹样渲染绘制，以700℃低温烧成。其玫瑰红、胭脂红色料中含有微量黄金，又称金红。中国传统的红色，是用铁、铜为着色剂。中国传统上彩法是用胶或清水，珐琅彩是用油施彩，彩面多有细小的开片。
所谓粉彩，是受珐琅彩的启迪而产生的。粉彩创烧于康熙晚期，成熟于雍正时期。其彩绘技法，是在事先勾画纹饰的轮廓之内，填上一层含砷的玻璃白，而后再以色料渲染，色料与玻璃相互渗融，即有浓淡明暗之感。纹面较厚而无开片。
粉彩与珐琅彩、五彩的主要特点：粉彩与珐琅彩均含砷，胭脂红玫瑰红中粉彩与珐琅彩均含有微量黄金，两者皆施用渲染法与用油上彩，同为700℃烧成。不同之处是珐琅彩料中含有大量的硼，粉彩则无。粉彩与五彩的区别：粉彩是用玻璃白打底，而后再施色料渲染；五彩则不打底，而是直接用单线平涂。五彩所用色料是中国传统料，如红色是用以铁为着色剂的“矾红”；粉彩则用进口的所谓“洋彩”，如以黄金为呈色剂的胭脂红等。施彩方法，五彩是用清水或胶水，粉彩用油上彩，这是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改革。五彩是800℃的高温烧成，又称硬彩；粉彩是700℃的低温烧成，又称“软彩”。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瓷器文化发展的顶峰。其文化内涵丰富极致，题材情韵深邃，有的既注入了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同时又体现了瓷器绘画艺术更加接近于生活现实的特点。如在政治方面，清政府为怀柔南方爱国知识分子，举办博学鸿词科以表示求贤，瓷器上就出现小楷《圣主得贤臣颂》；为宣传忠君爱国出现了《出师表》。此外文采洋溢的《滕王阁序》、《赤壁赋》等长篇诗文即始于康熙时。又如为改变清初受战乱影响的萧条景象，清王朝奖励农耕，瓷器上大量出现了“耕组图”、“渔家乐”等画面。康熙时绘画风格多以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吴历）、恽（恽寿平）的画法为时尚。雍正时，花鸟、山水多宗蒋廷锡。瓷画紧步跟进，瓷画与纸画趋于一致。雍正的珐琅彩之山水、花鸟的画面配以相呼应的题诗，且于题诗的引首之句后，配朱文或白文胭脂水或抹红印章，其印文又多与画面题诗内容相配合，如画竹的用“彬彬”、“君子”章，画山水的则用“山高”、“水长”章，画梅花的用“先春”章等等。这是将中国传统的纸画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审美意识，全面地移植于瓷器上。乾隆时的瓷画艺术更精益求精，粉彩或珐琅彩除沿袭前朝外，亦有创新，其珐琅彩与粉彩纹样特盛行锦底开光，及以《圣经》为题材的西洋人物故事画。山水画多宗董诰、张宗苍，婴戏纹以全廷标为本，花鸟多据邹一桂等等。
清三朝瓷胎硬薄，釉白如玉，又与文人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相互辉映，既表现了中国瓷器文化，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具有无限的观赏价值，又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产物，无怪乎深受世人垂爱。
乾隆以后，由于国内统治者的日益腐朽、外国资本主义的步步入侵，中国瓷器文化走向衰落，共和国建立后，瓷业才得到复苏与发展。
后记
我很兴奋、很愉悦，经过五年漫长时间的求索与琢磨，《三峡与中国瓷器》一书就要付梓问世了，我思绪涌动，感慨万千……
我是一个幸运的考古工作者，又是一个大不幸的人。幸运的是20世纪50年代，当我刚出校门时，即率先发掘了云南滇王墓，又于不惑之年即70年代初发掘了巴王墓。大不幸的是“整风反右”、“文革”十年浩劫，剥夺了我的自由，十余年的青春年华无情地流逝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说却是极可宝贵的。在无奈的境遇中，青春流逝无可挽回，但献身文物考古事业的梦想，我从未放弃。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不惑之年的岁月，国家号召“文物考古为生产建设服务”、为“高峡出平湖”提供历史文物、水文考古依据，我有幸贴近三峡、拥抱三峡。1972—1976年，我曾反复或乘车或乘船，而更多的是步行于三峡，饱览了三峡雄奇秀美的风光，感受了三峡英姿伟美的人文情怀，让我深深地敬仰三峡、酷爱三峡。我也曾粗浅地写过一些考古发掘、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很想继续调查研究，却因经费匮乏而中断。1994年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启动，国家调拨足够的经费保护文物、抢救文物，我很激动，很羡慕，可我已退休了；幸运的是，在比我年轻的四川省博物馆考古专家、挚友陈显双，重庆市博物馆考古队邹厚曦队长（现为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所长），袁东山副队长（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的信任、邀请、推荐下，1994年起到2005年夏，我时断时续地行走于三峡考古工地，并在有关大学进行古陶瓷鉴定、鉴赏、讲学，或被聘为客座教授等，甚而在交往中还和个别考古学者成了忘年交。我有了充分的时间反复触摸观赏美而多的历代瓷器，萌生了撰写《三峡出土历代瓷器》的愿望。但考虑到自己是局外人，以及诸多条件不具备，只好望洋兴叹。
2005年春，王川平局长要编《中国三峡古代历史与文化丛书》，当得知这一信息后，我喜出望外，不自觉地以一种莫名的晓镜不惧云鬓改（时年已古稀有三）、有花堪折直须折、老骥伏枥梦成真的冲动与期待，拟出撰写提纲，自荐请缨，呈送给王川平局长。他看后欣然应允，并亲笔手书信件，请各文管所配合。自此，笔者就和董小陈连年不息地奔走于三峡各文管所搜集资料。
瓷器是科学和艺术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向世界人民贡献的一块名牌，是中国人两千余年享有的一块名牌，是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一块名牌。完美无瑕地展示她的靓丽，不负三峡先民的珍藏、历史的遗存，不负考古工作者的辛劳，将所发现的瓷器资料整理成册，贡献于世，让今人与后人共享，是我们这代陶瓷考古人的使命与责任。
《三峡与中国瓷器》一书，无论时间或空间跨度均较大。以时间而言，自两汉至明清，历两千余年；以空间而论，从东北到西南，从漠北到沿海的瓷器，几乎在三峡地区均有出土。要详尽而科学地作出标准无误的判断难度很大，问题较多。为减少谬误，弄清窑口的特征与艺术成就，时代的承传，以及各窑系的特点与差异，烧造时间的始末，本书皆以实物与文献对照或运用科学测试数据而下定语。对一些疑难处，再到有关窑址、博物馆、考古所调查对比，甚而带着照片与有关专家共议，最后下定语。但仍有较多的南北朝瓷器，或特征不突出之瓷器，与现今发现的窑口对不上号，当为何窑尚是待解之谜。又由于知识不足，有些研究仅是浅尝辄止，或仍有不少错误，但绝大部分是清楚无误的。我们预想此书的问世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凭借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历代瓷器照片，及有纪年墓出土的瓷器断代，定能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研究的新依据，丰富论述，为弘扬中国陶瓷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第二，对两汉以来的墓葬、遗址考古，不失为考古工作人的一本备用参考书；第三，窑口的繁多，定名断代的准确，必为古陶瓷收藏家、鉴赏家所青睐并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第四，对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从事古陶瓷研习，亦是重要的备用参考书。贤夫良师董其祥在病魔缠身将离世之年，还强打精神履行一个考古人的职责，与我形如一对未婚情侣甜蜜地游觅于清溪河畔，复查巴县清溪宋代瓷窑，此情此景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如果他九泉有知，看到本书的出版，定会欣慰地微笑！
此书的完稿，虽主要由董小陈与我共同写就，但我的研究生胡习珍（现云南大学博士生）、重庆师大的傅裕、钟丽英硕士生三人为此书查核文献资料、打印校对文稿、刻录光盘等，特别是傅裕还为此书的国内外联系与收发资料，为有关刊物与赴研讨会送稿和绘制本书示意图、编排出样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她们勤奋热情的合作，功不可没，再致以深深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全国政协委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现名誉馆长）、三峡文物保护领导组组长、重庆文化（文物）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王川平教授对此书的命名，他在百忙之中通读了初稿，提出了高水平高要求的修改意见，大大地为本书增辉，进一步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此外，还深深地感谢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罗小卫先生、总编辑陈兴芜女士、总经理喻杨先生。
还应当感谢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所长邹厚曦教授，无论在经费上、人力上、资料提供上均给予极大的支持与配合。还得到该所副所长袁东山、所长助理白九江、队长李大地的协助支持，均一并致谢。
感谢中国科技陶瓷考古界的张福康、叶宏明、王昌燧等教授，河南省考古所赵青云研究员，景德镇陶瓷学院张茂林博士多年来提供科学测试数据，增添了此书陶瓷研究自然科学的内涵。
感谢四川遂宁博物馆庄文彬馆长提供遂宁金鱼村窖藏论著与未公开的重庆巴县清溪窑钧釉瓷碗照片。
感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申世放、胡昌健，副研究员蓝娥人、余晓玲等先生，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蓝开衡老师为作者查核有关实物与文献资料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谨致谢忱。
感谢《重庆晚报》总编陈聪先生，成都收藏协会陶瓷专委会秘书长代开林先生提供重庆巴县清溪窑宋代仿钧釉瓷照片。
我已将至耄耋之年，还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这要归功于当今社会的美好，但也得益于我的知心女重庆市教委董蜀华处长对我无微不至的爱护与孝敬。
感谢我的长子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董越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从不间断地为母亲、为弟弟进行中、英文翻译所付出的辛劳。
重庆教育学院郭旭老师为本书图片的处理作了大量艰苦的劳动，在此致以感谢。
原中国陶瓷学会会长（今名誉会长）、厦门大学教授叶文程先生；前任维多利亚艾尔伯特博物馆远东藏品部总馆长，英国李约瑟研究所荣誉研究员、英中协会教育托管主席、格拉斯哥大学荣誉研究员，前东方陶瓷协会主席柯玫瑰（Rose Kerr）；中国考古学者、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周世荣研究员为此作序。对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
陈丽琼
2009年11月22日于重庆巴渝书斋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读陈丽琼、董小陈“长江三峡与中国瓷研究”长江三峡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古老的人类，孕育了中国古老的文明。近年来，学者们利用三峡地区的考古资料，通过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环境保护学、社会学、艺术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三峡历史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陈丽琼、董小陈著作的《长江三峡与中国瓷器研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本书主要作者陈丽琼先生致力于陶瓷研究近40年，取得一系研究成果，赢得了包括陶瓷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和赞誉。退休后，她仍鼎力宏扬中华瓷器文化：奔波于遗址发掘现场、跨越大洋在异国他域鉴赏国粹精品、在学术研讨会上慷慨陈词，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每有心得，她总有抑制不住的喜悦，在与她的交谈中，我能感受到她青春般的激动。她认为，三峡历史文化的研究不能缺了三峡陶瓷这一领域。年愈七十之后，她本可以菊南山，息影泉林，但学者的责任感和对古陶器的热爱所涌现出来的激情，使她毅然投入到撰写本书的劳作中，她克服一系列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极大的勇气，高举斧钺，芟夷开拓，披荆斩棘，和董小陈先生一道完成了这部新作。
“长江三峡与中国瓷器研究”上下两篇及附录组成，长篇是长江三峡出土的历代瓷器研究，包括三峡出土的东汉瓷器、三国瓷器、西晋瓷器、东晋瓷器、南北朝瓷器、隋唐五代瓷器、宋元瓷器、明代瓷器；下篇为长江三峡窑系研究，包括浙江德江原始青瓷窑址调查、邛窑陶瓷的发展历史及外销状况、三峡地区唐宋瓷器与茶文化、达州窑与耀州窑的关系、重庆巴县清溪宋代瓷窑址研究，四川广元瓷窑宋代瓷窑及建水窑调查、三峡水路交通与瓷器贸易等，附录为中国瓷器发展概览，为读者了解三峡地区瓷器发展史提供了更为宏阔的背景。上篇、下篇、附录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全书既有辨析毫芒的细致考证，又有高屋建瓴的视野、胸襟是一部资料详赡，气魄宏伟、论证缜密、新意迭现的拓荒之作。读书稿如下特色，最能引人注目。
1.研究领域的开创新。对古老文明的研究，必须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依据，而自古以来，三峡地区远离中原，交通阻塞，信息不畅，文化教育也不发达，故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有限。这样，在研究三峡文明及社会发展历史时，除了很好地利用这有限的文献资料外，更多地则要依靠考古资料。1949年以来，特别是三峡水利根纽工程的上马，给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带来了极大的历史机遇，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发掘了大量的遗址和文物，其中当然也包括各个朝代的瓷窑及瓷器。但在本书问世之前，只有若干篇幅的瓷窑遗址发掘报告，没有出现系统研究这一地区瓷器文化的专著，没有研究该区域陶瓷文化与周邻区域陶瓷文化的关系，这与长江三峡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本书稿以《长江三峡与中国瓷器研究》为题，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
2.学术观点的新颖性。本书第一次对三峡地区出土的历代瓷器作了全面的梳理；第一次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为依据，阐明了三峡地区是中华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重大的学术发现；第一次根据三峡地区出土的瓷器，阐明了三峡与外界的贸易通道。这一个个的“第一次”如春风扑面，悦人耳目。又如，本书下篇“再论邛窑外销陶瓷》一文，作者根据21世纪三峡考古最新出土物与历史文献相参照，提出了邛窑是有外销的观点，并认为外销路线为，从岷江、涪江、嘉陵江入长江三峡，并由此直入扬州港出海，否定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邛窑不可能有外销的臆断。类似这样的新观点，书中俯仰可拾，值得读者珍惜。”
3.资料详赡的文献性。本书研究成果的取得均以地下出土的最新陶瓷实物为依据，书中有大量的长江三峡地区瓷器遗址发掘报告和出土瓷器的类型分析，这些科学描述，同历史文献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是后来者研究这一地区瓷器及相关历史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4.研究成果的借鉴性。本书所取得的不少学术成果，均会对瓷器研究、相关历史问题研究产生借鉴作用。如下篇《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窑址调查收获》一文，作者根据出土青瓷，推断春秋时期，可能就具备了成熟青瓷的水平，如果是这样，我国瓷器的发明又提早了近5个世纪。又如《三峡地区出土的瓷器与茶文化》一文，作者阐述了三峡地区是中华茶文化的发源地这一重要学术观点。《三峡水路交通与瓷器贸易》一文，根据瓷器论证了各个历史时期，三峡与周邻地区的贸易状况，等等。这些相关研究成果必须会引起相关专家的高度重视，为他们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传证。
5.研究视野的开阔性。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作者在长江窑系研究，中国瓷器发展史这些大背景下研究三峡瓷器，这从全书的篇章安排上即可看到作者这样的用心，如下篇为“长江瓷（窑）系研究”，附录为“中国瓷器发展概览”，作者在提示阅读者，研究区域瓷器史原有陶瓷发展史的整体观念，而瓷器发展的整体历史不能在长江三峡这一区域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作者的笔下，长江仿佛就是中国瓷器发展史的一个宏大卷轴。正确地把握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使部分和整体互相观照，这是作者在本书中体现的重要研究方法，又是作者视野开阔的重要表现之一。第二，注意各区域陶瓷文化的交流。如《再论邛窑外销陶瓷》一文就论证了邛窑的外错状况。又如“达州窑的调查及其与耀州窑的关系》，论证了陕西耀州与四川达州瓷器文化交流的实际状况和原因等。第三，作者将陶瓷研究的视野伸向社会、经济中外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如《略论明靖江潘王青花摩羯纹梅瓶》，从瓷器的摩羯纹的演变，阐述了印度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第四，在瓷器研究中，作者特别注意使用自然科学方法。如上篇《三峡与涪江出土的宋元瓷器·漆光闪耀的建窑系》中，作者引用化学分析方法，对涂山窑的‘曜变’作了细致的分析，由于这种阐述是以自然科学的报告为依据，结论显得可靠。又如，为了探索两宋的南北名窑黑釉瓷的微观差异。作者将涂山窑系与其他名窑的黑釉瓷的胎、釉化学成分列表比较，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结论，类似的研究方法又见《霓虹闪烁的钧窑系》等处。”
本书作者以三峡瓷器研究为支点，钩沉稽玄，探幽索微，考镜源流，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新收获。佛经中说，唯智者能于一粒沙中观世界，一滴水中见大海，一刹那间看沧桑，我认为，本书作者就是具有这种风范的智者。
在与陈丽琼先生的交流中，我得知她还有许多具体的研究课题，不少课题已搜罗了完整的资料，只待空暇执笔写就。陈丽琼先生有深厚的学术涵养，视眼高瞻，才思涌动自在情理之中，我祝愿陈丽琼先生有更多创新性成果的问世。
多年来陈丽先生坚持给陶瓷考古领域的研究生传遍业，她的这项工作至今仍在进行，我相信亲炙春风的弟子一定能将她的高尚人格和学术思想发扬光大。同时，我也相信“吉人自有天相”的古语，豁达大度、慈悲待人、浑身书卷气，中国陶瓷考古作出了突出贡献的陈丽琼先生一定能够福寿延年，如意吉祥！
长江三峡——中国三峡诗歌的摇蓝
长江三峡是世界著名的大峡谷，是宇宙的一个奇观，是中国南方文化的摇篮。
瓷器诞生于中国，传播于世界，是世界文明的伟大创造，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三峡河段是长江标志河段，她不仅是东方人类的发源地，也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之一”。文化积淀深厚，在旧石器时代（距今约12万年至200万年前），是我国南北文化的大通道；新时期时代（距今约8000年至4000年）是东传西递的文化大动脉；进入文明时期，是沟通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政治、经济、文化的咽喉要地。
一、长江三峡的诞生与英姿
三峡地区，昔仅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全长204公里。今包括西起重庆，东至湖北宜昌的长江及其支流的地域，全长632公里。其自然景观雄奇壮美，秀丽幽深。他的形成，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逐渐形成。大约在中生代以前（距今7000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到大约在距今7000万年之时，我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地壳运动，称之为燕山运动，才由海洋变内陆湖泊。四川盆地和三峡地段的岩层，被挤压成波浪形的弯曲状，这种形状在地质上称之为“褶皱”。其岩层凸起的叫“背斜”，向下凹的称为“向斜”。在三峡地段就形成了三个背斜、两个向斜，三个背斜即瞿塘峡背斜、巫山背斜、黄陵峡背斜。在三个背斜之间夹着两个向斜，从而在三峡地区就出现了连绵起伏隆起的新的山脉。又大约在距今2000万年，又发生了喜马拉雅山运动，使我国大陆发生了西高东低的地形变化，从而改变了水势向较低的东部流去。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向斜地段岩层多泥岩、叶岩、砂岩，其岩性松软，易被江河冲刷，江水易向两侧扩展，就形成宽谷。而背斜地段，岩层多致密坚硬，抗水蚀能力强，是垂直裂隙比较发育的石灰岩，江水经过，向两侧侵蚀力受到阻止，就造成逐渐裂隙崩塌、垮落，形成悬岩峭壁，和溶洞密布，又由于流水浸蚀和重力作用等的大自然雕刻修饰等，就形成了深切的大峡谷。在峡谷里，山峦起伏，高峰耸立，溪河纵横，险滩急流，飞泉瀑布，溶洞奇观，多姿多彩；植被丰茂，郁郁葱葱。人们生息过往于此，共创神奇，名胜古迹煌煌。故人们称三峡之美，在雄、险、奇、幽、雅；无处不可以成诗，无处不可以入画。三峡不仅是地理上的伟大峡谷，还更是一条文化上的大峡谷，中华大地因为有了他而世界闻名。
二、远古的三峡人
三峡地区的人类活动，早在200万年至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于此。经考古发掘，出土有约距今200万年的“巫山猿人”、12万年的“长阳猿人”在今重庆奉节发现有14万年的智人化石。其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三峡沿江发现有4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80余处。新石器时代，大约距今8000年到4000年间，有的是以渔猎经济为主，有的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但渔猎经济却占相当比重。进入文明时期，据文献记载，三峡地区约于新石器晚期或夏之际，有巴部族的祖先廪君住于峡区之清江流域的武落钟离山，钟离山即今湖北宜都。大约到商代中期廪君部族日益壮大，沿清江西进，在今之恩施建夷城巴国。至商周时，除巴国而外，有湖北竹山县为中心的庸国、重庆奉节为中心的鱼国秭归丹阳为中心的楚国、巫山县巫峡镇北楚之支系的夔国。到春秋战国时，三峡地区主要是巴、楚相持息居于此。秦统一六国后，即为巴、楚、汉与其它族共处。
三、山巍水秀育英豪
长江三峡，山雄水秀，奇伟壮丽，宽阔幽深，气势轩昂。在她的哺育滋养中，熏陶感染下，造就了无数的文武英杰，开发她、捍卫她、赞美她、谱写了引人钦羡崇敬，真实而神话般的豪情华章。
在远古时期，三峡曾养育了多个部族或邦国，但最后主要还是巴、楚先民拥有这方美丽的山川。
据文献记载与专家的考证，距今约4000年的夏代，在三峡域内有五姓，为巴氏、樊氏、潭氏、相氏、郑氏，均居于武落钟离山，即今清江的长阳。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居于赤穴，其它四姓住于黑穴，未有其首领，只信其鬼神。为推选有其才能领袖，便约以掷剑比武，谁能投入石穴，即奉以为君。巴氏务相独中之，余四姓皆未投入，尚有不服之意，则又提出的操船为事，谁能浮者，奉以为君，其巴氏务相又独浮之，余四姓皆沉没，于是四姓即共立巴氏务相为“廪君”。其后在廪君的率领下，巴部族溯夷水西进，到达夷水流域今之恩施。遇到了一个尚处于母系社会的盐水神女部族，盐水女神爱慕癝君魁伟强壮俊俏的体貌；习于行水操舟制舟、善于射猎之才能，愿与廪君相好，盐水女神为与廪君共同开发，共享其利，并以此地广大富饶，鱼盐所出与之相告，诚请廪君留此共居。廪君是一强悍，技能超群的首领，怎会与一弱小盐水女神共欢或与之相等呢！便谢绝不从，还要独占其地。盐水女神，激怒为仇，便召集众多成员，成群集队，以“掩蔽日光”之势，与廪君绝一死战，鏖战十余日，悲状激烈，打得天昏地暗，最后，廪君占据了这片产鱼盐之地，不断开发，建设于此，筑城为都，都名“夷城”。四姓皆臣之，建立奴隶制的国家——巴王国，巴人以虎为图腾崇拜，好鬼神。廪君就是长江三峡区域最早最强悍的国王。
巴国立国后，巴民族在国君廪君善于操舟行水，长于射猎，精于战斗，勤劳勇猛的传承下，不断的“开发了大巴山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三大地区。开发了清江流域、沅水流域、汉水流域、乌江流域、嘉陵江、涪江流域众多的江河，做出了重要贡献”。廪君是巴人英雄的化身，是远古时代开发长江三峡地区的第一位首领。
在巴国将领中，还有一爱国名将，巴蔓子将军，是值得效法与赞颂的。据《华阳国志》记载：在战国时，巴国有内乱，求楚救巴，巴王派巴蔓子将军出使楚国商请，楚国同意出兵相救，但必须于事平后，巴割让巴楚交界的三座城池作为谢礼。其后巴楚联合终于平息内乱，巴国既宁，楚王便派使前来索取三座城池，巴蔓子是个爱国将领，对楚国索城之事早有准备，于是当着巴王与群臣及楚使，高昂大声地说：头可断，血可流，割与楚国城邑不可许！于是即拔刀自刎，以身殉国。楚使捧着血迹未干的巴蔓子将军的头见楚王，楚王叹息不已，还说：假若我有这样的文臣武将如巴蔓子一样的刚烈忠勇，为国捐躯，又何愁得不到天下的城啊！于是下令以上卿之礼厚葬其头，在巴国也令以上卿之礼葬巴蔓子之身于重庆，在今之七星岗的莲花池地侧。巴将军的爱国气慨可歌可泣，充分体现了三峡人的高贵情操。
在楚人中，有我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名平、字原，字灵均，又自名正则，大约生于公元前340年，是战国时楚国的大臣，楚武王的后代子孙。他出生在今湖北的秭归，其地望正是在长江三峡、西陵峡与巫峡之间，这里山峰林立雄伟，急流险滩密布，风景绮丽。雄险的三峡风光，培育熏陶感染了屈原圣贤的成长；造化了他壮美情怀与奇思妙想的翅膀，他是我国最早最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在文学上，其诗篇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最突出，是他创立的极高浪漫主义的骚体诗歌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文化传统。在政治上是一个革新者，他明于治乱，主张修明法别，选贤授能实现富国强兵。为维护楚国的存亡奔波，提出要强楚必须进行改蔽任贤，以慷慨激昂的笔触，写出了义辞酣畅激烈的《离骚》，其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畏艰难险阻，坚持维护真理的意志。这一名句，成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坚持真理，追求光明的座右铭。
宋玉，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后于屈原，或称屈原的弟子。是中国著名的辞斌家。曾事于楚顷襄王，但很不得志。常用辞斌抒发情怀，其《九辨》就是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与抑郁不满的流露。为讽谏楚顷襄王之淫惑，作了《高唐赋》、《神女赋》。把长江三峡迷人的风光，托以幻萝，用其真实的三峡山川地理，互动的把巫山神女、云霞变幻，林茂郁葱，山崖岖嵌，水美滩险，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么动人心弦的笔触，就是三峡的大自然养育了他，熏陶了他，否则是写不出这流传千载的神话故事。此二斌便为后世历代诗人骚客来往三峡吟咏的遐想题材。
王昭君，名王嫱。西汉时期出生于屈原的故乡秭归，今之湖北兴山县。原是一农家女，在三峡绮丽的大自然陶冶下，滋养出王昭君天生丽质。在一次汉王朝选美中，被选进宫。在大汉国与北方匈奴长年交战中，国无宁日，至公元前33年，即汉元帝建昭五年，匈奴呼韩邪单到长安请和亲，王昭君主动要求远嫁漠北，光任和亲使者，她的勇敢精神，使满朝文武为之钦佩。她到了茫茫无际的大草原，不畏劳苦，学会了骑马射箭，驰骋在漠北辽阔的草原上，成了汉人和匈奴的和平使者，两族保持了和平安定的局面，“长城内外五谷丰登，牛羊肥状的繁荣景象”。牧民们为纪念她，在呼和浩特修建了著名的王昭君墓。在秭归建有昭君庙、祠、台等，甚而在地少年时曾在溪浣边浣洗过衣的溪流，命名为香溪河，昭君溪等。她的感人故事，为后来的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电影、电视讴歌的时尚流行题材。
四、长江三峡是南方文学的发源地
“奇丽弘深的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她和黄河文化南北交会，澎湃激荡，形成奔涌不息的中华文化之巨流，汇入古代世界文明的海洋”。这一观点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考古与史学界的共识。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相继又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中国的北方文化源于黄河流域，南方文化源于长江流域，南北文化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专就文学而论，北方可以《诗经》为代表，南方可以《楚辞》为代表。艺术风格和思想内容，都是各不相同。北方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南方则是浪漫主义的”。这是很有见地看法。
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南方《楚辞》，是集楚国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编集所成。全书以屈原之作为主，其余各篇都是承袭屈原的形式，叙写楚地风土物产等，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屈原的主要作品，据载有25篇，即《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招魂》、《远游》、《卜居》、《渔父》。除《九章》的少数篇章如《桔颂》是早年作品外，多是遭谗流放的创作。屈原之作是在《诗经》的基础上，更有发展和创新。屈原在《离骚》中以香草、香花象征美人；以春芏秋菊，比喻高洁，创造了具有浓郁芳香，内美与外修兼备的美人形象，从而表达了诗人渴望实现美政理想的强烈愿望。这个奇幻瑰丽的美人形象的出现，即显示了中国诗歌自始走向审美创作的自觉阶段。如《九歌》原是民间流传的祭歌，经过屈原的整理，语言精炼，格调清新，更具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其中的《山鬼》是描写一个女鬼和她的恋人相亲相爱的关系。在屈原笔下，既描绘了三峡一带山高路险，石磊葛蔓，雷雨风急，秋猿夜鸣的山地景色，同时更别有创意的，惊人的写出这个女鬼并不狰狞凶恶，而是一个美貌端庄，身姿窈窕，性格温雅的绝代佳人。这种女鬼的塑造，对后来文学影响很大，如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女鬼狐精即有其影子。又如《湘君》、《湘夫人》中的洞庭波涌，湘女来游；《大司命》、《少司命》中的秋芏麋芜，罗生堂下，荷衣蕙带，九河扬波……展现了一幅幅楚天辽阔的水乡风光。在《九歌》中屈原第一率先描写三峡与楚地景色，并汇中国东部与西部两种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观于一体的伟大作家；开了中国山水诗的先河。
在《离骚》中，诗人的“哀民生之多艰”渴望实现“美政”，他不顾“路漫漫其修远兮”而“上下求索”，其理想不能实现，即大声呼喊“既莫足以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诗人为美政不能实现，即以身殉国。这是他捍卫自我完美人生及高贵品质的宣言，是人生价值第一次在中国文学中充分的展现、也展示了先秦时代高扬的人文精神。
“屈原及其辞赋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在思想上他的爱国忧民，独清独醒，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节，铸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性格，是民族灵魂的象征；在艺术上，他的作品哺育了历代文人骚客，所以刘勰说他‘衣被辞人，非一代也’。自屈原诞生之后，以它的鲜明的浪漫主义诗篇与北方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异水分流，双峰并峙，成为中国文学中两大主流，奔腾浩荡，向前发展，构筑成中国艺术的辉煌殿堂，在世界文苑中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宋玉的主要作品，除《九辨》外，即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凤赋》及《对楚王问》等。他的辞赋，对屈原的辞赋又有了发展，在语言上，将战国散文的行文用语引进了辞赋，促进了诗歌与散文的结合，扩大了辞赋反映事物的广阔内容。
在《诗经》中，有不少男欢女爱的言情之作，但仅具片段，很少对女性美丽的容颜与身姿及心灵的美，作深俊的细致描绘。而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中，以精细笔触，描写了女神的超凡绝世，倾国倾城雅丽动人的艺术形象。在他的浓墨重彩笔染之下，让人感到“其象无双”、“其美无极”。不愧是中国文学以女性为中心的言情之作的先躯。他的这类言情辞赋，对中国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如曹植《洛神赋》中美丽的洛神，应是曹植心中的女神。以及后世的有关巫山高及男女情场中的云雨之情的描写，多是受了宋玉辞赋的影响。
三峡与楚郢都一带，雄伟奇特壮丽的山川，对宋玉有深刻的影响。在《高唐赋》中：高唐巍峨，无物可比。巫山高大，不可匹敌。登高危岩而下望，如临水中大洲。遇天雨初晴，观百谷聚集……砾石巨石摩擦，震天巨响轰隆声。水摇动而回旋，鸟兽蹄足洒血。充满了奇险与惊叹！令人神往，是一篇气势磅礴，语言华简歌颂巫山三峡山水的最佳杰作。
至此后，在屈原与宋玉的影响下，历代诗人墨客，插上想象的翅膀，以无尽的情怀描写三峡歌颂三峡，中国南方文学，更加发扬光大；相继与北方文学汇聚，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的光辉艺术殿堂。
五、诗的长江三峡
在《楚辞》之后，三峡又一朵奇葩——《巫山高》
在西汉初汉惠帝（公元前195-188年设乐府令掌管雅乐，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设乐府署掌管俗乐，即指民间音乐诗章，集乐章诗章统称《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在《乐府诗》中，有“汉饶歌”18曲中，第七曲即《巫山高》。这是迄今见到最早以《巫山高》为题的诗歌：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
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
水河（梁）汤汤回回。临水远望，
泪下露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此诗是写，汉代长江上下游商业交往频繁，一家居江南入川经商游子，临巫山峡江思归不得之作。诗中突出“我欲东归”、“远道之人思归”以巫山之高而大，联系家乡淮水之深，据《汉书·地理志》淮水在安徽南陵县南，北注大江，当为作者家乡所在，“害（曷）不为”为何不能归去，巫山高峡，水盛流急（锡锡，河道迂回（回回）难于竞渡，临水只能望远当归，泪沾衣裳。集中描绘了巫峡山水之险，形象明晰动人。
由于《巫山高》具有崭新的内容，在乐府诗中具有巨大的开创意义和重大的社会影响；同时它又是以写三峡风光或神话故事为主；因而引起了后世历代诗人仿效，甚而掀起了以巫山高为题材的创作旋风，或描写三峡歌颂三峡风光的第二个高峰，如南齐的虞羲、梁王融、及刘绘、梁元帝、范云、黄昶、王泰、陈的后主、萧诠、唐的郑世翼、沈诠期、卢照邻、张循之、刘芳平、皇甫冉、孟郊、李贺……等等。现将范云、王融、刘虞羲《巫山高》录于下：
范云（451-503年）南朝梁诗人，河南泌阳人，11岁能诗赋，操笔仍就，下笔成文，曾官至吏部尚书。原有集三十卷，今诗存四十余首，以《巫山高》、《别诗》著名。
《巫山高》
巫山高不极，白日陷光晖。
霭霭朝云去，溟溟暮雨归。
岩悬兽无迹，相望空依依。
此诗以巫山高为题，突出巫山高无尽头，可遮天蔽日。由于山高悬崖，猿猱难攀；以及日昏林暗，飞鸟鸣惊，险峻空寂；朝暮帷见阴雨绵绵，浓云漫漫。从而联想到巫山神女荐寝梦楚襄王事，在如此险境中，襄王何能到此？只好空相望了。
王融。字符长，琅邪临沂人（今山东临沂）（467-493年），与范云同为“竞陵八友”之一。作诗文藻富丽，为当世称颂。
《巫山高》
想象巫山高，薄暮阳台曲。
烟云乍舒卷，猨鸟时断续。
彼美如可期，寤言纷在瞩。
怃然坐相望，秋风下庭绿。
诗人王融虽未曾到过巫山，但由于当时“巫山高”，为诗人墨客泳颂的时尚题材。如范云与他曰为“竞陵八友”，以诗互赠尤多，他读后必有奇兴，亦对三峡风光烂熟于胸，故以“想象”二字发端，联想到《高唐赋》。前半首写巫山景色，后半首叙神女情事，前后呼应。高山云雾舒卷，映衬巫山之高，攀高之猿哀啸，高飞之鸟悲鸣，点缀其间，传出一种怆凉之情。由于巫山之高，神女虽有寤言，可期而难期；徒然在瞩，相望不相及，秋风薄暮，能不忧然若失？虽未身临，想象宏富，写出巫山雄奇壮丽，声色俱绘，情神皆备。
齐·虞羲，此人生卒与事迹记载不详
《巫山高》
南国多奇山，荆巫独灵异。
云雨丽以佳，阳台千里思。
勿言可再得，特美君王意。
高唐一断绝，光阴不可迟。
此诗仍是袭用宋玉《高唐赋》之内容，描写巫山之山美。但开头一二句却说南国多奇山，尤以荆楚巫山最灵异，其后才用笔于高唐，楚王之事。是一首写景抒怀之诗。
此后，在两晋南北朝记叙三峡风光的歌谣与诗章和文学记着着亦层出不穹。
晋·无名氏《三峡谣》
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水经注》说：峡中有滩，名曰黄牛滩，岩石既高，江湍纡回。
黄牛滩，在西陵峡之江的南面，有一高山远望似一黑人牵着一条牛，神态逼真，而山下多乱石水浅，纡回曲折、滩险，故名黄牛滩。谣中的“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即说明溯江而上行船之缓慢与艰辛。
晋、无名氏《谣豫》
淫豫大如马，瞿唐不可下。
淫豫大如象，瞿唐不可上。
淫豫，即滟滪堆，滟滪堆在瞿唐峡口之西，长江中的一巨大礁石。1958年整治河道已炸毁。此歌谣是三峡河段船工们行船的经验总结。即是说滟滪礁石大如马与象，皆不能行船，否则即触礁或被惊涛骇浪冲击沉没。它充分说明了三峡行船之艰难险恶。滟滪石不啻行船瞿唐口的警示航标。
北魏、无名氏《峡中行者歌》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
这峡中行者歌，真实的唱出了三峡最长的是巫峡，其峡中森林茂密葱葱，而人烟稀少，野兽出没其间，听到猿猴凄伤的悲鸣，更增添行者的孤苦，不禁泪流沾衣。读后亦让人感伤。
北魏郦道元（472或466-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地理学家，散文学家，文笔深峭，在各地“访读收渠”，留心观察水道等地现象，著《水经注》，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巨著。其中就有不少关于三峡风物的记载：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沂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若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敕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点裳”！
文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几句文词，即把瞿塘峡两岸悬壁高峭，江面奇窄的自然风光勾画得十分逼真。其“至于夏水襄陵，沿沂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写出了盛夏进三峡水速之急，足势不可挡。“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岩与生椰柏，悬泉瀑布，飞漱向，清荣峻茂，良多趣味”，写出春冬时节，仍是山青水秀，绿潭倒影，泉水瀑布飞漱其间，呈现清荣峻茂的美景，更是趣味无穷。其最后一段：“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屡引凄异，空谷传响，哀持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是写秋末，山寒洞水断。在雨后初晴到秋霜之晨，高山上常有猿声哀鸣不绝，引人凄伤不已。故渔夫们歌中：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郦道元这段绮文不到三百字，即精妙的把三峡山势之奇伟，水势之奔腾，风景四季优美的转换，猿声的哀鸣，渔夫们生活之凄苦传神的描绘，令人神往。三峡之美名，从此更加扬名天下，引来无数唐宋诗人墨客、文人学士赞美三峡、开发三峡、享受三峡，再铸三峡文化。
唐代诗人墨客，在屈原与宋玉的影响下，插上奇想的翅膀，以无尽的情怀赞美三峡，抒发三峡。
唐代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诗的发展同是又一个高峰。由于三峡自然景观繁丽，人文情怀灵厚，为唐代诗人驰骋才华，发抒灵性提供了美好的创作平台，培育升华了诗人的胸怀，所著的华章更增加了三峡无尽的风采。
初唐时，为三峡倾注情怀，赞美三峡发抒灵性的诗家画家，有驰名隋唐的山水人物画大家，诗才过人的阎立本（601-673年）、初唐四杰之一，诗风由纤柔转为明快清新的卢照邻（约637-680年），长于七言，文辞靡丽，律体严密的沈全期（713年）、能诗善政，诗境壮阔，朴素遒劲，寄慨遥深的张九龄（678-740年）皆以《巫山高》为题咏诵三峡，把峡中景色、神话故事，古代谚语融于诗中。此外，以其它为题描绘三峡人文地理的，有以诗抒发政治感慨，风格清新，才气纵横作《滕王阁序》脍炙人口的王勃（650-676年），以及诗文风雅，朴实畅达，高昂清峻，上承阮籍、曹植下开李白、杜甫的陈子昂（661-702年）。
盛唐时，有其诗以写田园山水得名于陶渊明、谢灵运的后继者，措语精深华妙的孟浩然（689-740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文人画的创始者王维（701-760年），其诗大源于《楚辞》，落笔惊风雨，诗成注鬼神，浪漫派的诗仙李白（701-762年），其诗多源于《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的诗圣杜甫（712-770年）。
中唐时，有情感真挚，造句力避平庸浅率，与贾岛齐名的孟郊（751-814年），善画山水兼诗的颜况（约725-约814年），文学家兼哲学家，其诗语言生动，风格清新的刘禹锡（772—842），文学家李肇（约824年），朴质清新，明白如话与王建齐名的张籍（约676-730年），提倡以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诗文明晰晓畅，通俗易懂的白居易（772-846年），作诗清而不淡，秀而不媚与白居易友善，世称元白的元稹（779-831年）。
晚唐时，有作诗生动奇雄，才华横溢的陆龟蒙（约881年），诗画兼善的贯体（832-913年），构思精妙，诗句清婉明白的郑谷（约897年），语言清丽，素雅含蓄的齐已（约863-937年）等。
以上诗家中，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曾三次过三峡，杜甫、白居易留居三峡两年，刘禹锡达三年之久，歌咏三峡诗歌最富。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701-762年），出生于碎叶城（今巴尔克什湖之楚河流域），五岁时随父入川，居绵阳青莲乡。25岁离蜀，抱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雄心，辞亲远游。曾三次过三峡，第一次25岁，恰是风华正茂之时，挥笔写出：
《峨嵋山月歌》
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洲。
全诗共28字，五个地名。峨嵋——平羌——清溪——渝洲——三峡。诗境就这样缓缓的展开，真是一幅美不胜收的，千里江川行旅图。其诗所表现的空间跨度之大，真可谓自由驰骋之妙笔。其末句“思君不见下渝洲”，表达年轻的李白辞亲远游依依不舍的无限情思。
《江上寄巴东故人》
汉水波浪远，巫山巫云飞。
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
觉后思白帝，佳人与我违。
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
此诗是李白离家赴巴东小住后，第一次出峡，来到汉水流域，回过头来思念白帝城亲朋好友之作。东风点名已是春天，因积思而成梦，仿佛梦魂为风吹送，渡越汉水洪波，随着巫云飞绕巫山峰顶，落入白帝城中。“此中时”暗含梦中欢唔情景，醒来“惟觉时之枕席”，梦中亲朋消逝，转添烦愁。唐代长江上下游多商贾活动。李白《丁都诜歌》云：“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可证。他的《长干行》也是写一个思妇想念入川的丈夫为题材的“此时”见面无缘，转籍书信，惟有寄望于往来贾客，频为传递，而且“莫含稀”少，方能稍慰深思渴慕。本诗以“波浪远”写汉水之寥阔汪洋，以“巫云飞”状巫山之高耸入云，即景生情，联系自己和故人，情深意挚，感人肺腑。
《巴女词》（27）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如飞。
十日三千里，即行几时回。
此诗主题写巴女盼望出川东去的夫君早日归来。重点显示峡江流水之急，从入峡到出峡，水位骤降百余公尺，水流落差极大，故此段水路，从白帝城到宜昌，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船随水急，驶着飞箭，衬出心情之急，心逐郎去，夫君去时值在十日，计程当在三千里外，相去日远，相思日深，各在天涯，归期难计，结句以问语付出惶急切盼之情。
《观元丹丘巫山屏风》（28）
昔游三峡见巫山，见画巫山宛相似。
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君家彩屏里。
寒松萧瑟如有声，阳台微芒如有情。
锦衾瑶席何寂寂，楚王神女徒盈盈。
高唐咫尺如千里，翠屏丹崖灿如绮。
苍苍远树围荆门，历历行舟泛巴水。
水石潺潺万壑分，烟光草色俱氲氛。
溪花笑日何年发，江客听猿畿岁闻。
使人对此心缅邈，疑如嵩丘梦彩云。
此诗是李白出峡后，看到著名道士元丹丘作的巫山屏风画时，即兴所作。这就是少年气盛，生性潇洒，天才狂放的李白，在诗中把三峡的山山水水，古往今来，神话故事尽收笔端的佳作之一。
第二次入峡，是干元二年（759年）2月，时年58岁，与第一次入峡相隔34年之久，即从英姿焕发的年轻人，变为垂老之人。因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李白出于爱国热情，进入永王李璘的幕府，李璘借平安史之乱为名叛唐，被肃宗李享所败，李白受株连，流放夜郎（今之贵州遵义附近）。此时三峡山水依旧，而自己却人生沉浮。愤懑落魄的李白，在逆水行舟途经滩险水湍，迂回曲折的黄牛峡时，触景伤情，即写出了：
《上三峡》诗（29）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
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
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此诗前两句，是诗人心灵之气。后两句是巧用晋，无名氏《三峡谣》（30），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对三峡的西陵峡中的黄牛滩行舟缓慢的真实写照。融入诗中，绝妙的表达了诗人流放中的苦涩愁情，“青天无到时”的哀怨；“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的逆境悲叹！
应知李白那愤慨消沉之情，并非他本性所在，当离黄牛滩，上行至瞿塘峡，峡中美景令他迷恋，虽还在逆境中及溯江行船的疲惫，已让人难已支撑，但诗人仍不放过巫山登高观览之机，在夜幕时，还以豪情浪漫飘逸的笔触，写出了《自巴东舟行经瞿塘登巫山高晚还题壁》（31）。全诗仅结尾两句略有凄苦之叹！余皆是忘忧写景，其中的“江行畿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塘峡，逐步巫山巅。巫山高不穹，巴国尽所历”，“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却启失丹壑，仰观临青天。青天若可扪，银海去安在。望去知苍梧，永记辨银海”。等等的记景抒怀佳句。读后让人沉醉，遐想于诗人描绘的胜景中。
第三次过三峡，是759年3月，正流放行舟至白帝城。即逢天下大赦，是因关内大旱，唐肃宗为庆祝新立太子，即大赦天下犯人，其令：“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赦免”，李白在绝望落魄之时，忽得赦启，惊喜不已，旋即放州东下江陵，再过巫山时，写出：
《宿巫山下》（32）
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
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
雨色负吹去，南行拂楚王。
高台怀宋玉，访古一沾裳。
这首诗心情与二过三峡迥然有别，再也听不到“青天无到时”，看不到“挥策还孤舟”之哀怨的场影，而是兴高采烈的喜悦轻快的，把巫山浓艳的春景，名胜与人文情怀尽收笔下。
回到江陵，李白惊喜兴奋之情更为炽烈，以欢快激荡之笔墨，写出了“惊风雨而泣鬼神”（33）的：
《早发白帝城》（3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此诗是歌泳三峡的千古绝唱，是李白才华横溢的杰作。全诗给人一种锋凌挺拔，空灵飞动之感。洋溢着诗人经过艰难的岁月之后，突然迸发的一种激情，故雄峻速疾中，又有豪情欢悦，快意快船，使人神远。千百年来一直令人百诵不厌。
让人叹惋的是，李白三次过峡后的第二年唐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不幸病逝安徽当涂。
杜甫，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阳人，（712-770年）出生于河南巩县，干元二年（759）入蜀居成都草堂，入四川节度使严武幕府，曾官至校检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严武逝后，于大历元年春到大历三年春寓夔州（今三峡瞿塘峡口奉节县）两年。饱览了三峡奇阔雄丽的山川；丰彩的人文渊薮。为诗人驰骋灵性，释放忧国忧民，抒发悲凉情怀，提供了创作平台。两年间作诗400余首，占流传之诗1400余首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讴歌三峡诗，多气势苍凉，铿锵伟丽。如：
《登高》（3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此诗是大历二年（767年）秋在夔州所作。全诗通过登高所见的秋江景色，倾诉诗人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凄凉心情。尤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句气势磅礴，有古今独步之誉，显示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此诗词语凝炼，格律严谨，被公认为七律压卷之作。”
《宿江边阁》（36）
瞑色延山径，高斋次流水。
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是大历元年（766年）秋于夔州长江边上瞿塘关的西阁所作。诗的前半四句写西阁夜暮山径高斋紧贴流水，因而可以见到薄云似宿山腰间，一轮明月翻动水中之美景。后半四句，即景生情，原江上飞追啄食的水鸟已停息，反衬自己尚未得安身，而那生性贪狠的豺狼就出来争喧噬食，豺狼意有所指，勾起了诗人不眠之因，是忧“战伐”。其战伐是指诗人离锦城东下之时，严武刚死不久，继任的郭英义又暴戾骄奢，酿成蜀中战乱。现今漂泊异地，无力扭转局势忧心国事的情怀，与潦倒凄苦苍凉的真实情态。全诗笔力苍劲清新，既写景又写情，通过不眠之时所见所闻，抒发怀情，是一首情景并茂的杰作。
《白帝》（37）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此诗仍于大历九年（774年）夔州所作。前半首以峡江雷雨景物起兴，暗喻时代动乱，白帝城中落入峡江汇入急流，以“高江”写江流落差之大，以“急峡”写峡口湍流之急，于时雷霆震怒，日月无辉。惟见古树挺拔，老腾悬挂，景象萧森凄凉。后半首转写江村战后实景，抒发悲愤之情；征马长年作战，疲于奔命，逃归之马四处闲荡，无人看管。黎民百姓，或因抽丁，或因避难，十室九空，人亡房空，诛及于寡妇，村闾丘墟，皆闻哭声，情景可悲可泣。两组画而相互映照，构成全幅战后流民荒凉悲惨实况。
《滟滪堆》（38）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
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
天意存倾覆，神工接混茫。
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
此诗作于大历元年（766年）。首句标明滟滪堆位置，是横在瞿塘峡口江心的一块巨石，江寒水落，部分露出水面，暗引“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的谣谚。此时舟楫封航，必需沉牛祭神，祈祷出行大吉，妙在作者认定此系天造地设于混茫水中的标帜，警示行舟者注意倾覆之险，暗喻君民关系亦能载舟覆舟。此时干戈接连，解缆来夔，则有双重恐怕。战乱催人出走，行舟又畏沉溺，因而行止都想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史记·袁盎传〉）的名言，因爱惜身体，惟恐坐堂下受瓦落受伤的考虑。诗借瞿塘之险，比喻时局之危，身处不安境地，复流露出爱国爱民之忱。
《永怀古迹》（39）
是大历元年在夔州写的组诗五首。三峡一带有庾信宅，宋玉宅、蜀永安宫，诸葛八阵图古迹，引发他怀古伤今幽思。写庾信、宋玉是以他们的文章传承为已任，兼亦感慨身世摇落飘沦之共命，写王昭君是因其入宫被妒受祸，颇与自身遇谗遭黜境遇相似；写蜀先主武侯，则感慨君臣际遇，千古难逢。今举其二、三、五首略加说明：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酒，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主要是怀念宋玉。前四句予以合写，杜甫歎年老事业无成，亦与宋玉悲秋草木摇落同慨，怀才不遇，异代皆同。时过千秋，怅望惜时，怎能不为之洒泪？然而深愿追踪先贤的文彩风流，学识儒雅，愿奉为典范。后四句宋玉与楚王合写，扬抑有致。《高唐》、《神女》赋本无其事，而是借梦托讽，其奈楚王不悟，终致亡国，其今豪华楚宫已与宋玉一起泯灭无迹，舟人指点疑不可考。然而宋玉文藻独能传后世，光照辉煌。此与李白《江上吟》中“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寓意相似。
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名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琶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同情王昭君，起句点明秭归县昭君村的位置。“千岩总竞秀，万壑争流”渲染一派气势；地灵故生人杰，灵气钟于昭君，是虚写其超绝美貌。三、四两句概括昭君一生，入选汉宫（紫台），追嫁绝漠，一住不还，死后埋魂异域，白草成片，其冢独青，黄昏夕照，衬其孤寂荒凉。接写汉帝错于知人，仅从画图误认昭君，贻误红颜。昭君生不得归，死后魂灵尤恋汉关；但魂灵无知，月夜空归，于事无补，沉沦匈奴，但作胡语，惟藉琶琶曲调传送心事，怨已远嫁，恨无思，即流传千秋之《昭君怨》，妇女是弱者，其悲剧遭遇，眷恋故土，皆与作者相似，故特寄予深深同情，写得极有韵致。
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侣，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作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诸葛为杜甫平生最推崇的人物，曾多次作诗赞颂。此诗起句即作定论，称誉他“大名垂宇宙”，为当代及后世所景仰。观其遗像肃穆，清白高尚，令人起敬。接写他于危难中受命，尚能艰撑时局，联吴败曹，深费运筹，造就三分鼎足之势，万古以来一人而已，直可比诸九霄鸾凤。他与商代开国君主的大臣伯仲、周时辅周文王灭商有功之臣伊尹、吕尚才略不相上下；而指挥若定，堪足压倒大汉功臣元勋萧何、曹参。他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军中大小事务，皆亲谋策划操劳，其志坚决，鞠躬尽瘁。身死之后，局势遂难收拾，汉祚不可恢复，深为惋惜，亦即《蜀相》所咏：“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意，留下遗憾。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特点有“史诗”、“政治诗”的美誉，其长江三峡诗更为瞩目。诗中的内涵，大至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小至风景名胜，动植物生态、城市乡村、江水涨落、暗礁险滩，商贾船泊皆有所涉，是我们研究长江三峡的珍贵史料。现仅将其有关长江三峡这条黄金水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