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略论元初首选景德镇设“浮梁瓷局”
元代（1279—1368年），虽然只有近90年的历史，但对中国瓷业的发展，则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功绩。据《元史·百官·将作院》载，在宋元战争后期、元朝还未统一中国的前一年（1278年）即至元十五年，元朝统治者便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管窑务的官署机构，这对元代景德镇和全国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根据考古调查，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都有元代瓷窑，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到元代中后期日渐衰退，唯南方浙江的龙泉窑青瓷、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独盛不衰，而景德镇窑一跃成为元代瓷业生产水准的代表。它以烧青白瓷著称，同时也烧造白瓷、黑瓷，在青白瓷的基础上有卵白釉的“枢府瓷”、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以及孔雀绿等瓷器，特别是高温烧的青花瓷及颜色釉瓷的烧制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开辟了新纪元，为明代瓷都景德镇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景德镇烧制的青白瓷和卵色釉的“枢府”窑瓷及青花瓷远销到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国内市场遍及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河南、山东、山西、浙江、安徽、广东、广西、江苏、上海、重庆、四川等地；海外市场遍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朝鲜；中东的伊朗；东非的埃及和南非的坦桑利亚[日]三上次男著，李锡金，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博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
以上辉煌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元世祖于景德镇设浮梁瓷局专管窑务所获得的丰硕成果。还未统一全国以前，元朝统治者便忙于设浮梁瓷局掌烧瓷器，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据刘新园先生研究，“若从当时的名窑情况来看，景德镇窑的产品虽然洁白雅致，远远胜过于同时代生产白瓷的北方诸窑，但在制作与影响上，却不如龙泉窑，这是因为龙泉窑色泽之精美，即便是用现代科技手段，也难以使它再现。远销东非、西亚的产品，也比景德镇多得多，按常理推测，元王朝应在首屈一指的龙泉窑设立瓷局，可为什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景德镇……我以为其主要原因是蒙古皇帝对景德镇烧造的‘洁白不疵’的瓷器有着某种特殊的爱好。”“蒙古‘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如中统三年（1264年）安南王向蒙古入贡的瓷器，即有白瓷盏；至元七年（1270年）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瓷伞盖，谓镇邪魔护安国刹；以及兴圣殿、延华阁等覆以白瓷琉璃瓦；又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立‘大都四窑场’，营造素白琉璃瓦；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于大都建喇嘛塔，塔身洁白，至今仍称‘白塔’。同时，在景德镇或元大都出土的成千上万的被元代军事机关使用的即有‘枢府’铭文的瓷器几乎全是白色等等。尽管龙泉窑青瓷影响巨大，但元王朝出于‘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的需要，还是要舍弃它，而把全国唯一的一个瓷局设置于生产白瓷著名的浮梁”刘新园：《元代窑事小考（一）》，载《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1年第二卷一期。笔者认为刘先生之看法颇有根据，论证亦详实。但熊寥先生却不甚赞同其说，他提出：“尽管蒙古族人执政的元朝，‘以白为吉’，但只是在隆重的场合才崇尚白色，佩饰白布，在生活用具的色泽选择上没有追求白色的迹象，元大都出土的各种名窑瓷器，数量较多的并不是景德镇白瓷，而是磁州窑的黑褐花瓷等等，表明元朝‘国俗尚白’之风，并没有导致元代统治者对景德镇白瓷的偏爱和嗜好”。熊寥先生认为是天时地利所致，他认为“在宋元交替之际，由于蒙古军队的野蛮冲击，使中国的瓷业生产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古军队在征服金和南宋战争中，实行‘拔城必屠’的政策，许多地区和城池遭到血洗，如‘扬州至中原七百里无人烟’，‘关中地区八州十二县焚斩之余户不满万’。在连年兵火战乱之中，定窑遭到摧残，官窑亦毁，工匠失散；龙泉窑亦难免不受摧残；吉州永新县又遭到‘屠城’；由于景德镇地处偏僻的皖赣山区，交通闭塞，非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当国内各大名窑在战火摧残中呻吟、喘息的时候，唯景德镇在战争夹缝中安然无恙地度过，人口增加，不仅未遭到战祸的侵扰，相反，倒成为收纳各地名工巧匠和大批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这势必促进景德镇瓷业生产的繁荣与进步。故忽必烈于至元十五年即统一全国之前一年（1278年），既不在‘影响巨大’的龙泉窑所在浙东地区和吉州窑所在的永和镇，也不在元朝都城附近的定窑设置瓷局，而选择景德镇窑场，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熊寥：《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元代窑业与浮梁瓷局》，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以上两种立论，笔者认为均持之有据，言之有理。但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与元世祖忽必烈采用“汉法”治国，重视儒家“贵玉思想”密不可分。
（一）元朝以“汉法”治国的具体表征
当蒙古军进军中原时，所经地方，无不烧杀抢掠，从而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民族矛盾尖锐，反抗情绪日益高涨，蒙古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与其激起人民的反抗，不如采用中原的统治方法，从而可获得源源不断的种种财富，保证其军队的供给，巩固其统治。因此，成吉思汗时就已发布了“耕田者出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至元太宗窝阔台时，即按中原旧有的制度设置若干行政机构，并对赋税作了调整，采取兴修水利、调拨耕牛农具、奖励农业生产等措施，这些就是当时所说的采用“汉法”治国。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蒙古族在采用“汉法”治国的过程中，契丹族后裔，曾在金朝任官职的耶律楚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建议“定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郝经：《郝文忠公集》卷32《立政议》。蒙哥汗即位后，任忽必烈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士”《元史·世祖纪一》卷4，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于中统元年（1206年）登上汗位，他亲信的汉人士大夫刘秉忠、王文统、许衡、郝经等人，均提出治国必须采用“汉法”。如许衡说：“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必须用汉法，乃可长久《元史·许衡传》卷185，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忽必烈在即位诏中承认立国以来“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立即建元中统，并设置中书省等机构，以表示采用“汉法”、实行改革的决心。刘秉忠和王文统在忽必烈实施改革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元代许多典章制度“皆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大都、上都皆由他一手设计《元史·刘秉忠传》卷157，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王文统亦得到忽必烈的重用：“首擢文统为平章政事，委以更张庶务”，并有“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云”《元史·王文统传》卷206，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忽必烈为了进一步控制全国，实行“法治”，把政治中心由开平（今内蒙古大正蓝旗东）南移到燕京，至元元年改燕京为中都（今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白城子村西南），至元八年（1271年），又效仿中原历代封建皇朝制度，建国号大元《元史·世祖纪四》卷7，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在发给南宋降臣高达的诏书中说：“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战不息，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与谁居？今欲得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元史·世祖纪五》卷8，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这诏书，表明忽必烈承认早期之战，是掠夺财富，到以“取其土地人民”时，就必须招贤纳士，重用有才之人，以“汉法”为治国根本。
忽必烈在即位以前，蒙古政权机构：“随事创立，未有定制”《国朝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管制》。即位后，采用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他沿袭宋、金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总理一切行政事务；设枢密院掌管军事《国朝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管制》。设御史台司监察。还说：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两手的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此外，还设立了各种管理具体事务的机构，如通政院管驿站，将作院管工匠，大司农则专管“劝课农桑”等等。
在思想文化领域，蒙古族统治者也注意吸取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经验，忽必烈对孔孟之道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他推尊孔子，提倡理学，给儒户以免役的特权，在中央设立国子监，教授蒙古族子弟，第一任国子监祭酒就是北方理学家许衡。与此同时，还在各路、府、州、县分别成立儒学，还把《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大学衍义》等书全译或节译成蒙文，供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忽必烈之后裔还更重视儒家作用，并明文公示：“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并尊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对程朱理学也很推崇，规定科举考试，用“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释为主”。在元统治者大力提倡下，程朱理学在元代成了思想界的正统。
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是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一贯奉行的政策，到忽必烈时，这一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佛道受到政府保护，享有各种特权：不纳税，不应差役。此外，还设置了管理宗教的专门机构，各种宗教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佛教地位最高，道教次之。而在佛道各派势力中最大的则是从吐蕃传入的喇嘛教，其领袖自八思巴起，相继被元世祖忽必烈尊奉为帝师，从皇帝、皇后到一般贵族，都要从帝师受戒，并命八思巴制创了蒙古新字，于至元六年（1269年），颁布全国，成为蒙古官方文字。
以上事例，都是蒙古族统治者从政权组织到思想文化意识采用“汉法”，沿袭宋、金体制治国的具体表征。
（二）儒家“贵玉崇玉”之驱驶
对玉的崇尚，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的各类文化：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海岱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古代文明等都显示出先民对玉的神化与崇拜。夏、商、周以来，又以玉为货币；以玉为礼器，赋予玉以道德化、人格化的力量。春秋时的孔子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玉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野，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章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玉，故君子贵也”。据此，孔子以为玉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十一德。从“夫昔者”而知，在孔子之前的西周已把君子比德于玉。战国时《荀子·法行》“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玉藻》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之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简而言之，即：仁、义、智、勇、洁等五德。由于玉有十一德、五德，中国历代文人与广大庶民百姓也以玉德警励自身，以玉德作为立朝为官、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
由于玉是君子的化身，具有各种美德，广泛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珍宠：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布衣百姓，无不崇玉、爱玉，期待拥有玉，可是由于玉器受到材质的局限，不能大量供给，于是仿玉的殊荣，就责无旁贷地落在制瓷工匠师们身上。
瓷器，自商代原始青瓷产生起，优者就具有胎白、细青绿的釉面，东汉烧制出的成熟青瓷，瓷质光泽，透光度好，“釉面淡雅清澈，有如一池清水”《朱伯谦论文集·瓷器的出现》，紫荆城出版社1990年版。已粗具玉的色泽。经过艰苦的砺练，到唐代完全具有玉的效果。
诗圣杜甫有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
顾况《茶赋》：“越泥如玉之瓯”。
陆羽《茶经》：“邢瓷类银，越瓷类玉”。
唐时景德镇制瓷状况，蓝甫《景德镇陶录记》言
“陶窑，唐初器也，土唯白壤，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618—626年）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今景德镇）瓷名天下。”
“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邑志载唐武德四年（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
以上记载，不仅说明唐初的景德镇陶窑、霍窑所产瓷器土质细腻，烧造精进，俱有“假玉”、“如玉”的美名，还负有供御之重任，从此昌南镇（今景德镇）瓷名天下。
宋时的瓷业发展，《景德镇陶录》记：
“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烧造土白壤，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进御瓷，底书景德镇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
南宋时蒋祈《陶记》记：
“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
北宋时由于宋真宗对昌南镇光致茂美的青白瓷之珍宠，把昌南镇命名为“景德镇”，与宋真宗年号同名，这无疑对景德镇瓷器之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故到南宋时蒋祈于端平元年（1214—1234年）作《陶记》以前，陶窑已是三百余座，所造之器，洁白不疵，销售于市，皆有“饶玉”之称。
由于唐宋时景德镇的青白瓷，已荣获“假玉”、“如玉”、“饶玉”之“圣名”，景德镇青白瓷便扬名天下，其他各窑皆仿效。这种似玉的青白瓷，在唐代还未有发现，但不能因暂时未发现就给以否定，在目前已发现有五代制品自1981年以来，笔者不下八次去景德镇考察，均得到刘新园先生、欧阳世彬先生的支持指导，曾拾得五代叠烧青白瓷盘、碗残件。到两宋时为鼎盛时期。已故的中外闻名的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说：“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的釉色及光润的质感，论色论质确实如玉”冯先铭：《综论我国宋元时期“青白瓷”从“假玉”到“青白瓷”》，载《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蒙古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以“汉法”治国，效发儒家“贵玉思想”；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的国风；因宋蒙战争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景德镇有云集南北名工巧匠和自身资源丰富的优厚条件；龙泉窑已有“梅子青”、“粉青”精美的青瓷影响巨大，有似玉之美，但它偏青，不如景德镇青白瓷青中泛白，白中闪青，被人称为白瓷。由于有了这些因素，元统治者才选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景德镇“元代青白瓷碗有印‘玉出菎山’和‘玉出菎冈’字铭”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宋代江南地区陶瓷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表明青白瓷是仿玉器而作。“浮梁瓷局”的设立，大大推动了全国瓷业的发展，迎来了景德镇瓷业的空前繁荣，最后使景德镇成为全国瓷业的中心、世界瓷文化的“圣地”。这充分说明了元初在景德镇设立唯一掌管瓷业生产的“浮梁瓷局”，是既符合国情又具有前瞻性的英明抉择。
根据考古调查，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都有元代瓷窑，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到元代中后期日渐衰退，唯南方浙江的龙泉窑青瓷、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独盛不衰，而景德镇窑一跃成为元代瓷业生产水准的代表。它以烧青白瓷著称，同时也烧造白瓷、黑瓷，在青白瓷的基础上有卵白釉的“枢府瓷”、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以及孔雀绿等瓷器，特别是高温烧的青花瓷及颜色釉瓷的烧制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开辟了新纪元，为明代瓷都景德镇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景德镇烧制的青白瓷和卵色釉的“枢府”窑瓷及青花瓷远销到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国内市场遍及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河南、山东、山西、浙江、安徽、广东、广西、江苏、上海、重庆、四川等地；海外市场遍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朝鲜；中东的伊朗；东非的埃及和南非的坦桑利亚[日]三上次男著，李锡金，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博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
以上辉煌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元世祖于景德镇设浮梁瓷局专管窑务所获得的丰硕成果。还未统一全国以前，元朝统治者便忙于设浮梁瓷局掌烧瓷器，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据刘新园先生研究，“若从当时的名窑情况来看，景德镇窑的产品虽然洁白雅致，远远胜过于同时代生产白瓷的北方诸窑，但在制作与影响上，却不如龙泉窑，这是因为龙泉窑色泽之精美，即便是用现代科技手段，也难以使它再现。远销东非、西亚的产品，也比景德镇多得多，按常理推测，元王朝应在首屈一指的龙泉窑设立瓷局，可为什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景德镇……我以为其主要原因是蒙古皇帝对景德镇烧造的‘洁白不疵’的瓷器有着某种特殊的爱好。”“蒙古‘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如中统三年（1264年）安南王向蒙古入贡的瓷器，即有白瓷盏；至元七年（1270年）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瓷伞盖，谓镇邪魔护安国刹；以及兴圣殿、延华阁等覆以白瓷琉璃瓦；又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立‘大都四窑场’，营造素白琉璃瓦；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于大都建喇嘛塔，塔身洁白，至今仍称‘白塔’。同时，在景德镇或元大都出土的成千上万的被元代军事机关使用的即有‘枢府’铭文的瓷器几乎全是白色等等。尽管龙泉窑青瓷影响巨大，但元王朝出于‘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的需要，还是要舍弃它，而把全国唯一的一个瓷局设置于生产白瓷著名的浮梁”刘新园：《元代窑事小考（一）》，载《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1年第二卷一期。笔者认为刘先生之看法颇有根据，论证亦详实。但熊寥先生却不甚赞同其说，他提出：“尽管蒙古族人执政的元朝，‘以白为吉’，但只是在隆重的场合才崇尚白色，佩饰白布，在生活用具的色泽选择上没有追求白色的迹象，元大都出土的各种名窑瓷器，数量较多的并不是景德镇白瓷，而是磁州窑的黑褐花瓷等等，表明元朝‘国俗尚白’之风，并没有导致元代统治者对景德镇白瓷的偏爱和嗜好”。熊寥先生认为是天时地利所致，他认为“在宋元交替之际，由于蒙古军队的野蛮冲击，使中国的瓷业生产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古军队在征服金和南宋战争中，实行‘拔城必屠’的政策，许多地区和城池遭到血洗，如‘扬州至中原七百里无人烟’，‘关中地区八州十二县焚斩之余户不满万’。在连年兵火战乱之中，定窑遭到摧残，官窑亦毁，工匠失散；龙泉窑亦难免不受摧残；吉州永新县又遭到‘屠城’；由于景德镇地处偏僻的皖赣山区，交通闭塞，非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当国内各大名窑在战火摧残中呻吟、喘息的时候，唯景德镇在战争夹缝中安然无恙地度过，人口增加，不仅未遭到战祸的侵扰，相反，倒成为收纳各地名工巧匠和大批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这势必促进景德镇瓷业生产的繁荣与进步。故忽必烈于至元十五年即统一全国之前一年（1278年），既不在‘影响巨大’的龙泉窑所在浙东地区和吉州窑所在的永和镇，也不在元朝都城附近的定窑设置瓷局，而选择景德镇窑场，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熊寥：《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元代窑业与浮梁瓷局》，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以上两种立论，笔者认为均持之有据，言之有理。但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与元世祖忽必烈采用“汉法”治国，重视儒家“贵玉思想”密不可分。
（一）元朝以“汉法”治国的具体表征
当蒙古军进军中原时，所经地方，无不烧杀抢掠，从而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民族矛盾尖锐，反抗情绪日益高涨，蒙古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与其激起人民的反抗，不如采用中原的统治方法，从而可获得源源不断的种种财富，保证其军队的供给，巩固其统治。因此，成吉思汗时就已发布了“耕田者出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至元太宗窝阔台时，即按中原旧有的制度设置若干行政机构，并对赋税作了调整，采取兴修水利、调拨耕牛农具、奖励农业生产等措施，这些就是当时所说的采用“汉法”治国。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蒙古族在采用“汉法”治国的过程中，契丹族后裔，曾在金朝任官职的耶律楚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建议“定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郝经：《郝文忠公集》卷32《立政议》。蒙哥汗即位后，任忽必烈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士”《元史·世祖纪一》卷4，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于中统元年（1206年）登上汗位，他亲信的汉人士大夫刘秉忠、王文统、许衡、郝经等人，均提出治国必须采用“汉法”。如许衡说：“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必须用汉法，乃可长久《元史·许衡传》卷185，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忽必烈在即位诏中承认立国以来“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立即建元中统，并设置中书省等机构，以表示采用“汉法”、实行改革的决心。刘秉忠和王文统在忽必烈实施改革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元代许多典章制度“皆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大都、上都皆由他一手设计《元史·刘秉忠传》卷157，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王文统亦得到忽必烈的重用：“首擢文统为平章政事，委以更张庶务”，并有“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云”《元史·王文统传》卷206，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忽必烈为了进一步控制全国，实行“法治”，把政治中心由开平（今内蒙古大正蓝旗东）南移到燕京，至元元年改燕京为中都（今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白城子村西南），至元八年（1271年），又效仿中原历代封建皇朝制度，建国号大元《元史·世祖纪四》卷7，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在发给南宋降臣高达的诏书中说：“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战不息，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与谁居？今欲得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元史·世祖纪五》卷8，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这诏书，表明忽必烈承认早期之战，是掠夺财富，到以“取其土地人民”时，就必须招贤纳士，重用有才之人，以“汉法”为治国根本。
忽必烈在即位以前，蒙古政权机构：“随事创立，未有定制”《国朝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管制》。即位后，采用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他沿袭宋、金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总理一切行政事务；设枢密院掌管军事《国朝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管制》。设御史台司监察。还说：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两手的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此外，还设立了各种管理具体事务的机构，如通政院管驿站，将作院管工匠，大司农则专管“劝课农桑”等等。
在思想文化领域，蒙古族统治者也注意吸取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经验，忽必烈对孔孟之道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他推尊孔子，提倡理学，给儒户以免役的特权，在中央设立国子监，教授蒙古族子弟，第一任国子监祭酒就是北方理学家许衡。与此同时，还在各路、府、州、县分别成立儒学，还把《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大学衍义》等书全译或节译成蒙文，供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忽必烈之后裔还更重视儒家作用，并明文公示：“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并尊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对程朱理学也很推崇，规定科举考试，用“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释为主”。在元统治者大力提倡下，程朱理学在元代成了思想界的正统。
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是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一贯奉行的政策，到忽必烈时，这一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佛道受到政府保护，享有各种特权：不纳税，不应差役。此外，还设置了管理宗教的专门机构，各种宗教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佛教地位最高，道教次之。而在佛道各派势力中最大的则是从吐蕃传入的喇嘛教，其领袖自八思巴起，相继被元世祖忽必烈尊奉为帝师，从皇帝、皇后到一般贵族，都要从帝师受戒，并命八思巴制创了蒙古新字，于至元六年（1269年），颁布全国，成为蒙古官方文字。
以上事例，都是蒙古族统治者从政权组织到思想文化意识采用“汉法”，沿袭宋、金体制治国的具体表征。
（二）儒家“贵玉崇玉”之驱驶
对玉的崇尚，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的各类文化：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海岱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古代文明等都显示出先民对玉的神化与崇拜。夏、商、周以来，又以玉为货币；以玉为礼器，赋予玉以道德化、人格化的力量。春秋时的孔子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玉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野，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章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玉，故君子贵也”。据此，孔子以为玉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十一德。从“夫昔者”而知，在孔子之前的西周已把君子比德于玉。战国时《荀子·法行》“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玉藻》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之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简而言之，即：仁、义、智、勇、洁等五德。由于玉有十一德、五德，中国历代文人与广大庶民百姓也以玉德警励自身，以玉德作为立朝为官、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
由于玉是君子的化身，具有各种美德，广泛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珍宠：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布衣百姓，无不崇玉、爱玉，期待拥有玉，可是由于玉器受到材质的局限，不能大量供给，于是仿玉的殊荣，就责无旁贷地落在制瓷工匠师们身上。
瓷器，自商代原始青瓷产生起，优者就具有胎白、细青绿的釉面，东汉烧制出的成熟青瓷，瓷质光泽，透光度好，“釉面淡雅清澈，有如一池清水”《朱伯谦论文集·瓷器的出现》，紫荆城出版社1990年版。已粗具玉的色泽。经过艰苦的砺练，到唐代完全具有玉的效果。
诗圣杜甫有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
顾况《茶赋》：“越泥如玉之瓯”。
陆羽《茶经》：“邢瓷类银，越瓷类玉”。
唐时景德镇制瓷状况，蓝甫《景德镇陶录记》言
“陶窑，唐初器也，土唯白壤，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618—626年）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今景德镇）瓷名天下。”
“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邑志载唐武德四年（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
以上记载，不仅说明唐初的景德镇陶窑、霍窑所产瓷器土质细腻，烧造精进，俱有“假玉”、“如玉”的美名，还负有供御之重任，从此昌南镇（今景德镇）瓷名天下。
宋时的瓷业发展，《景德镇陶录》记：
“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烧造土白壤，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进御瓷，底书景德镇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
南宋时蒋祈《陶记》记：
“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
北宋时由于宋真宗对昌南镇光致茂美的青白瓷之珍宠，把昌南镇命名为“景德镇”，与宋真宗年号同名，这无疑对景德镇瓷器之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故到南宋时蒋祈于端平元年（1214—1234年）作《陶记》以前，陶窑已是三百余座，所造之器，洁白不疵，销售于市，皆有“饶玉”之称。
由于唐宋时景德镇的青白瓷，已荣获“假玉”、“如玉”、“饶玉”之“圣名”，景德镇青白瓷便扬名天下，其他各窑皆仿效。这种似玉的青白瓷，在唐代还未有发现，但不能因暂时未发现就给以否定，在目前已发现有五代制品自1981年以来，笔者不下八次去景德镇考察，均得到刘新园先生、欧阳世彬先生的支持指导，曾拾得五代叠烧青白瓷盘、碗残件。到两宋时为鼎盛时期。已故的中外闻名的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说：“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的釉色及光润的质感，论色论质确实如玉”冯先铭：《综论我国宋元时期“青白瓷”从“假玉”到“青白瓷”》，载《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蒙古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以“汉法”治国，效发儒家“贵玉思想”；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的国风；因宋蒙战争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景德镇有云集南北名工巧匠和自身资源丰富的优厚条件；龙泉窑已有“梅子青”、“粉青”精美的青瓷影响巨大，有似玉之美，但它偏青，不如景德镇青白瓷青中泛白，白中闪青，被人称为白瓷。由于有了这些因素，元统治者才选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景德镇“元代青白瓷碗有印‘玉出菎山’和‘玉出菎冈’字铭”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宋代江南地区陶瓷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表明青白瓷是仿玉器而作。“浮梁瓷局”的设立，大大推动了全国瓷业的发展，迎来了景德镇瓷业的空前繁荣，最后使景德镇成为全国瓷业的中心、世界瓷文化的“圣地”。这充分说明了元初在景德镇设立唯一掌管瓷业生产的“浮梁瓷局”，是既符合国情又具有前瞻性的英明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