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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峡与涪江出土的宋元瓷器(1)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国家重新得到统一,南北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宋政权注重农业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扩展农业,农业有了新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勃兴。在北宋的汴京(今开封)商铺毗连,买卖不限地区。有些城市商业扩大到城外,称为草市、虚市,并逐渐固定为市镇。由于金人侵扰,政治中心南迁,南北经济又进一步得到交流,都城临安(今杭州)从50万人发展到70万人,临安的商业行市繁多,从食品、日用品到奢侈品应有尽有。以瓷器经营而言,已经按瓷种分类销售,已有专销青白瓷的专销店,可见瓷业之盛非往昔可比。其他城市如平江(苏州)、建康(南京)、鄂(武昌)、江陵、成都等地工商业都市也很发达,有的达到“商贾辐辏,舟车骈集”的盛况。海外贸易也相应发展起来,与南宋通商即有五十多个国家,出口主要商品是绢帛、锦绮、瓷器三大宗商品,成为南宋政权支撑的重要财政收入。

  两宋时的制瓷手工业随着经济的繁荣,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真可谓:官窑崛起,名窑林立。在北方的宋金时代,有著名的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四大窑系;在南方的两宋时代,新起的瓷窑,以景德镇为中心的湖田窑青白瓷、浙江龙泉县为中心的龙泉窑青瓷、福建建阳为中心的黑釉瓷窑系得到绚丽的绽放。在以上七大窑系的影响下,以及商品经济利益的刺激驱动下,全国各地瓷业均因地制宜地仿效与扩大了瓷业生产,大大推动了制瓷业的蓬勃发展,故形成了“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

  两宋时的七大窑系产品,在长江三峡库区均有出土,有许多产品极为珍贵,不仅反映出宋时瓷业之兴旺发达,还可见证宋时水上交通的畅达发展。现分别以窑系介述于下。

  (一)洁白无瑕的定窑系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之一。主产地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以烧青白瓷驰名于世,也兼烧黑釉、酱釉等。始烧于晚唐,北宋是最辉煌的鼎盛时期,至金不衰。唐宋时曲阳属定州,故名定窑。定窑胎白薄细,釉莹润,装饰工艺以刻花、印花最精美,曾一度为官府烧贡瓷。北宋后期创烧支圈组合装烧法,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在宋时,瓷器群花竞放万花媲美,定窑瓷器最为世人珍宠,为提高生产率,争夺市场,扩展销路,模仿尤盛,其结果形成了以定窑为中心,地跨南北的定窑系。

  定窑瓷器在长江上游、三峡库区沿江城市的遗址、窖藏、墓葬多有出土。

  1.北宋定窑瓷器

  (1)白釉小碗

  2001年巫山出土,敞口,外沿宽厚鼓凸,略似唇口,斜弧壁,环足,内满釉,外下胫足有漏釉,底无釉,釉明润,积釉处泛黄。高4.4厘米,口径14厘米,足径5.2厘米。

  (2)白釉瓜菱形碗

  1976年奉节窖藏出土,敞口,尖唇,斜弧壁,腹壁为鼓棱的内凸外凹六瓜瓣状,内底中心平坦,外圈足。内满釉,外下胫足底无釉,釉白微闪黄,亮丽,做工细腻,造型工整。高5厘米,口径15.5厘米,足径5.2厘米。

  (3)白釉彩绘描金碗

  1976年奉节窖藏出土,唇口,斜弧壁,环足,内满釉,外下胫足底无釉。内沿着杏红色底描金边,内壁底绘杏红色描金花叶纹。由于时间久远,描金纹只依稀可见,所留存的是杏红色纹饰。关于描金装饰,宋人周密著《志雅堂杂钞》记:“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但现存的定窑描金碗多有脱落穆青:《定瓷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可见周密所记不确切。此外这碗的杏红色纹饰,是否如苏轼在《试院煎茶》诗中所说:“潞公(文彦博)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诗集》卷8,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0页。值得研究。高4.7厘米,口径8.7厘米,足径4厘米。

  (4)白釉瓜菱腹盘

  2001年奉节出土,敞口,口沿六花瓣状,腹壁内凸外凹六瓜菱棱形,坦底,圈足。内满釉,外胫足无釉。釉欠光润,造型别致。高2.8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5.5厘米。

  (5)黑釉莲叶形盏托

  2004年奉节出土,托口内敛,浅腹壁,底微上凸,托沿呈五内卷荷叶形,圈足,内外满漆黑釉,外底有小点漏釉,圈墙底无釉。胎细白,釉黑光亮如漆,口盘边绿,微显酱色,造型工整,做工精细,是定窑之佳作。这类黑釉器又名“黑定”。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称“有墨定色黑如漆”者,即指黑定。在定窑遗址确出有黑如漆,光可鉴人的黑釉瓷片。胎釉黑白反差更显出定窑胎色白胜霜雪之美。这类黑定器,多以碗、盘为主,这样的盏托做工精细,胎釉精良,是极为罕见之杰作。此物之原主,定是官家之人。高5.4厘米,盘径15.5厘米,口径7厘米,足径5.3厘米。

  2.金代定窑瓷器

  (1)碗

  ①白釉六出莲花口碗。1991年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敞口,口沿作六小缺以示莲花口,边沿无釉称之“芒口”,釉白嫩如牙黄。内沿印卷草纹边饰,腹壁印缠枝牡丹12朵簇拥,枝叶密茂,错落有致,底微下塌,印折枝牡丹与腹壁呼应为一整体,纹饰清晰,花叶筋脉具现,丰茂华贵,堪与定州缂丝纹样媲美,缂丝又称“刻丝”、“克丝”,是定州特有的一种丝织手工艺品,其织法采用“通经断纬”之法,其花纹似织锦,又别于织锦,极富立体感。定窑艺师们经过悉心研摩仿效,吸取其精华,将“克丝”之法有机地移植融入瓷器艺术中,并进一步丰富美化,从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产品。

  定窑与其他同时代的瓷器装饰,均善用牡丹构图,这是因为牡丹为“花中之王”。我国历来把牡丹作为富贵吉祥、繁荣幸福的象征。对牡丹的认识与欣赏早在秦汉以前,至隋,牡丹已成名贵的观赏花卉,到唐代,牡丹已是皇宫中的珍贵花卉,并为诗人骚客吟咏赞美。唐玄宗李隆基对牡丹爱之极深,曾诏李白写诗颂赞:“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爱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以牡丹来比喻杨贵妃的美貌。中书舍人李正封咏牡丹诗:“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玄宗极为欣赏此赞咏。刘禹锡《赏牡丹》诗:“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天香”遂成为牡丹的代名词。在唐宋时代,洛阳花市盛况空前,有“洛阳牡丹甲天下”之说。每当春暖花开时节,豪门贵族、市民百姓即举行花卉比富,牡丹是竞富的主要花卉,并在市场进行交易。白居易《买花》诗:“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戔戔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水洒复泥封,迁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生动地描绘了唐时花市交易与种植牡丹之盛。宋时大文豪欧阳修《洛阳牡丹图》记:“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理学家周敦颐《爱莲说》中将牡丹称为“花之富贵者”,故牡丹又为“富贵花”。爱国诗人陆游《忆天彭牡丹之盛有感》:“常记天彭送牡丹,祥云径尺照金盆。竖知身老农桑野,一朵夭红梦里看”。如此等等,牡丹为瓷器装饰的主题纹饰之一就不言而喻了。高6.4厘米,口径20.3厘米,足径6.7厘米。

  ②白釉芒口印花纹碗。1984年荣昌窖藏出土,敞口,芒边(又称芒口即口沿无釉),口沿内外有扣银边痕迹,上腹斜直,下腹圆收,浅圈足,内外满釉,釉色白中闪黄,有开片。内壁绘白色六等分筋纹,底印两只同向鱼游于海浪翻腾,旋涡逼近,海啸鱼惊的动人场景。外壁印重瓣仰莲纹,纹饰简洁生动,造型端庄。

  芒口边是北宋晚期定窑首创的杰作。主要是在商品瓷器竞争中,为提高生产率,扬弃费工费料而厚重的匣钵装烧,改用支圈组合覆烧,为器口不与支圈粘连,故口沿不上釉,这不上釉的边沿即称之芒口边或简称“芒口”。这种装烧法既节约原材料,又增加了窑容量,减少了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各地多为仿效,景德镇湖田窑吸取最快,于北宋晚期采用支圈组合覆烧法。另外,传世与出土的宋金瓷器多在口沿包镶金、银、铜饰,有人说是因为芒口边多刺口,才始用此装饰,其实早在芒口器未出现以前,此装饰就为漆器、瓷器所应用,只是芒口器包镶金、银、铜边饰更适合,更为盛行而已。这种装饰最早是为了珍视器物,增添其辉煌豪华之气,以示物主家财富有。早在战国就出现了包镶金银棱口的漆器。《后汉书·皇后纪》:“其蜀,汉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唐,李贤注:“扣音口,以金银缘器也”《后汉书·皇后纪》卷十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2页。在三国时期,孙英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随葬品就有漆绘人物盘。羽觞(耳杯)镶金边扣安徽考古所、安徽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3期。至隋唐遂渐成为一种时尚。在瓷器上的镶金银扣,从目前出土物看,首先是晚唐的越窑秘色瓷,陕西法门寺衣物帐中:“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五代前蜀王建永平二年(912年)有“谢朱粱赐信物书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宋史》卷480《吴越钱氏》,“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户,俶贡御衣……金银扣器五百事”。《吴越备史》卷六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水晶玛瑙宝装器皿二十事。”由此可见宋王朝对金银扣器十分欣赏,其数量很多,同时,也证实定窑在北宋早期已有扣金装饰。高6.5厘米,口径16厘米,足径6厘米。

  (2)盘

  ①白釉芒口印花盘。1984年荣昌窖藏出土,侈口,宽折沿,浅弧壁,坦底,卧足。内外满釉,釉色白里泛黄,呈乳白色,内印梳篦纹同向游鱼一对,以篦划水浪纹相拥。虽着笔不多,仍具有极强的生命活力,呈现出一幅碧波粼粼,鱼儿荡游,诗情画意的池塘美景。高3厘米,口径11.1厘米,足径7厘米。

  ②白釉芒口刻花盘。1986年重庆南川绍兴二十五年张子硕墓出土,敞口,浅腹壁,卧足。釉白润细丽,仅外腹有点滴缩釉。内刻偏刀泥折枝萱草纹,造型端雅。萱草刻画纹,在定瓷中始于北宋,盛于金,在金代定瓷的碗、盘、枕多取用《中国陶瓷·定窑》、112、12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且持续时间很长。此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即金贞元三年)的芒口刻花萱草纹盘,和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墓出土的萱草纹盘其纹样多相似《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载《考古》1962年第4期。这充分说明萱草纹深受世人喜爱。其原因何在呢?据传说,妇女怀孕时,取一枝萱草花挂于胸前,就会生男孩,所以又名“宜男花”。此外,据传萱草能让人忘忧消愁,《说文》中称它“忘忧草”,《草本纲目》中称它为“疗草”,并说:“‘萱草本作谖,谖,忘也’……李九华《延寿考》说:‘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萱草自古就为人所颂赞,三国时曹植即咏颂:“草号宜男,即烨且贞,其贞伊何?惟乾之嘉,其烨伊何?绿叶丹华。光彩晃耀,配彼朝日。君子耽乐,好合琴瑟”。南朝梁简文帝,曾作诗“可爱宜男草,垂采映倡家;何时如此叶,结根复含花。”唐玄宗时,兴庆宫中多种萱草,曾有人作诗“清萱到处碧鬖鬖,兴庆宫前色倍含;借问皇家何种此?太平天子要宜男”仇春霖:《群芳新谱》,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即知萱草纹既是一种吉祥花卉,又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名花。高1.8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7.9厘米。

  (3)盒

  白釉扁圆盒。1984年重庆南川绍兴二十五年张子硕墓出土,盖圆平微鼓,直壁与盒紧扣,子母口盒,上腹直,下折收斜腹,坦底,卧足。釉白细,无纹饰。外底上釉粗疏,有局部漏釉,足根无釉,胫足有细砂粒少许。此造型与宋盒高凸有别,当为金代之特征。高2.3厘米,口径8.1厘米,足径4厘米。

  3.彭州窑白瓷

  彭州窑,主产地位于四川彭州市瓷峰镇,故又名“瓷峰窑”。始烧于北宋,终于南宋晚期至元初。彭州窑的特点为胎黄白或白胎,釉白中泛黄,釉下饰白色化妆土,外底足无釉,内有五至七粒的小瓷块及芝麻状支烧痕,不见芒口器(碗、盘)。其装饰风格多似定窑白瓷,以花纹装饰的刻划、印花纹常取仿定窑装饰题材。在它的影响下,四川东部的重庆区域的宋代瓷窑亦仿效尤盛。

  彭州窑白瓷,由于质地纹饰优良,在峡区与长江上游深得世人喜爱,故出土不少。

  (1)碗

  ①白釉斜弧壁圈足碗。2002年忠县出土,有唇口、六出花口、菊瓣纹花口、敞口、侈口。这些碗中,以菊瓣纹花口为罕见之作。内壁用白色泥料绘十八凸起的筋纹与花口相接,形成一个盛开的菊花纹碗。这种装饰既形象又简约,是彭州窑之独创。这些不同口沿造型大碗,其共同特点是:胎白或泛黄,釉下饰白色化妆土,所饰化妆土粗疏不规整,有流淌,多仅至圈足。内满釉,外底无釉,内外底常有五至七枚不等的芝麻状支烧疤痕。有化妆土处部分釉白,无化妆土处则呈灰白。高6.2—6.5厘米,口径19.1—19.5厘米,足径6.3—6.5厘米。

  ②白釉印双雁穿花纹碗。1991年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敞口,斜弧壁,圈足,内满釉,外底无釉,外壁无饰,内底印折枝花,有七枚支烧疤痕。内沿以双线水浪纹为边饰,腹壁印展翅双雁追戏于莲花、牡丹、慈姑花丛中。构图繁丽,疏密有致,静中有动。纯是模仿定窑以缂丝织锦纹饰为蓝本,而又经过自身的吸收消化所创制的纹饰。高8厘米,口径20.9厘米,足径6.5厘米。

  ③白釉双鸭戏莲纹碗。1991年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敞口,斜弧壁,圈足,内满釉,外底无釉,内底无纹,有六枚支烧疤痕(芝麻状),釉下有白色化妆土,外壁素而无纹,内沿下以双线水波纹为边饰,腹壁印两戏水鸭穿游于莲叶、梅花、四瓣花、慈姑水草中。纹饰紧凑,宾主分明,对称美观,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这纹饰与彭州窑鱼鹅戏莲花纹相类似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高4.3厘米,口径19.8厘米,足径6.7厘米。

  (2)盘

  2002年忠县出土,敞口,素面无纹,圈足盘,2001年涪陵出土,侈口无纹盘,2002年忠县出土,唇口,外壁刻重瓣莲花纹,釉白莹润。这些盘的共同特点:釉下饰化妆土,斜弧坦底,外底无釉,有化妆土者釉白,无则泛灰。高2.8—3厘米,口径15—18厘米,足径4.2—4.4厘米。

  (3)碟

  2002年忠县出土,有敞口,侈口,花口碟。均浅腹壁,平底素面无纹,釉白,胎白或泛黄,釉下有白色化妆土,内底与外底常有芝麻状支烧疤痕,仅外底无釉。花口碟内壁有凸起大筋与花相接,有人称为六出葵口或六出莲花口,这类装饰的碟、碗、盘,在宋时各种窑口均取用。高2.5—2.8厘米,口径10—11厘米,底径4—5厘米。

  (4)敛口器

  2002年忠县出土,口沿内折,残直腹壁,胎白泛黄,釉下有白色化妆土。

  (5)盖

  2002年忠县出土,面呈球弧面,顶设泥条卷曲形钮,边沿平直,下为子口,面满釉,内无釉。高2.8厘米,口径13厘米。

  (6)白釉杯

  2001年涪陵出土,直口,尖唇,深圆弧壁,圈足,釉下有不规范与垂流的白色化妆土,下腹见轮旋纹,胫足底无釉。内外底有芝麻状支烧疤痕。高8.2厘米,口径12.3厘米,足径5.6厘米。

  2007年武隆出土,与照27略同,此口微敛,圆鼓腹,修坯较细。高6厘米,口径12.5厘米,足径5.2厘米。

  4.合州窑白瓷

  合州窑于1984年重庆文物普查最初发现,后又经合川文管所复查,2007年11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合川文物管理所进行了试掘,挖掘出六座半倒焰式馒头窑,出土瓷器有黑瓷、白瓷以及白底黑花瓷。从窑炉结构与大量的黑釉瓷看,和重庆涂山窑略同。笔者与董小陈为把《三峡与中国瓷器》书稿内容写得更全面翔实,便于2008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六)的春节假期中,在合川文管所杨大用所长、业务部主任王利、罗世杰同志的大力指导和支助下,到窑址现场进行了参观调查,亦采集了一些标本,从器物特征,结合窑炉结构判断,该处当为宋代窑址。

  合川,古属巴国国部,名垫江,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属东宕渠郡,名宕渠县,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改名合州,隋开皇十八年(589年),更名涪州,至唐武德元年(618年)复名合州,至两宋仍名合州,其后几经改名,至民国十二年方改称合州县,1992年又名合川市,到2006年属重庆合川区。地处长江上游渠江、涪江、嘉陵江三江合流处,是一个水运繁忙,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滨江城市。出土之物属宋时,故名“合州窑”。

  窑场位于重庆合川区,嘉陵江右岸盐井镇塘坝村,小地名“炉堆子”的缓坡上。整个窑场分东西两区,区间以冲沟为界,西区为宋时堆积,东区约为元明堆积。我们调查参观的窑场是已经过试掘的西区窑场。从一局部断层看,农耕土厚30—40厘米,堆积层厚50—80厘米,分布范围约2000米,堆积叠压情况,一层瓷片窑具,一层煤渣重复堆积。窑具有匣钵、圆形平面圈足支垫、环形垫饼等,皆大小不同,高低不等。白色瓷片均饰白色化妆土,内底与外底有五至七枚不等的芝麻状砂堆痕,或砂圈痕,或内底有涩圈。有的瓷片有刻画纹,或口沿饰黑覆轮,或内绘凸起之六白色筋线等等。现根据我们调查所得及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提供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初步提出几点粗浅看法。

  合州窑的装烧工艺,大约有三种形式:

  第一,明火叠烧。

  涩圈器的碗、盘、碟等均采用此法。其方法是直接将平面形支圈,平面着窑圈足向上,而后将大小相等的涩圈器扣于平面形支圈上,然后再以第二器的涩圈碗扣于第一器的圈足上,摞至适宜为止。这种碗、碟内底为一圈无釉,称为涩圈。

  第二,多件入匣装烧。

  (1)砂堆装烧法。这类器均是内满釉,外下足无釉,为避免器与匣钵粘连,匣内先以砂底垫底,底上承放之碗,必碗口向上,为避免第二碗与之粘连,先在第一碗内丢放五至七枚砂堆,然后再放置第二碗,其第三碗则如前以砂粒作介质。大约放到七至十件,装满匣钵,然后第二匣如第一匣之法叠摞,这种碗、碟、盘、盏均在内底留下五至七堆芝麻状装烧疤痕。

  (2)烧圈装烧法。这种装烧程序与砂堆装烧法相同,其不同之处,只是砂堆与砂圈不同。其操作速度,砂圈比砂堆快,砂堆要一堆一堆丢放,还常会错位,故必须细心丢放。砂圈垫烧,是将砂粒碾磨更细。当第一碗入匣后,第二碗之圈足先入黏附性略强的液体种浸荡一下,立即将圈足置于细砂粒内,让砂粒黏附圈足,而后置于第一碗内作介质垫烧,以后的第三、四碗相似。这种装烧法,虽器内常有一圈砂粒,但操作简便,提高了生产率。以砂粒为介质的砂圈装烧在四川金凤窑白瓷、江西吉州窑青白瓷、重庆巴县清溪白瓷中多采用。

  第三,一匣一器叠烧。

  在调查中,看见遗存中有不少浅型漏斗匣或锅底匣,匣之大小仅能容一器,匣中内底有细砂粒,匣与碗之间的介质仍以砂粒为介质。

  以上装烧法,基本上与巴县清溪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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