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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在中共“七大”,毛泽东受到全党的拥戴,还在于他善于团结同志,即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毛泽东没有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实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

  毛泽东曾这样说过:

  在1942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在党内实行“团结——批评——团结”,这样就使中共“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写在会场上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十二个大字,正是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任弼时便是其中的一个。任弼时从反对毛泽东,经过自我批评,成为毛泽东的得力战友。他不仅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重要的文件,而且成为中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

  最为典型的要算是博古。毛泽东是取博古而代之,成为中共领袖的。但博古经过自我批评,心悦诚服地在中共“七大”上发言,拥护毛泽东。

  以下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博古1945年5月3日大会发言的记录。博古如此说:

  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破坏(指向忠发被捕——引者注)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剐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负总贵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博古说及自己执行“左”倾路线:

  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闵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博古很坦率地说及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

  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一次。

  确实,从那以后,博古与“左”倾教条主义告别之后就坚决站到毛泽东一边。正因为这样,张国焘在反对毛泽东时,称“毛、周、博、洛机会主义路线”。在张国焘自立“党中央”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的职务和党籍。

  在1936年,毛泽东派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1937年,博古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组织部长。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和新华通讯社社长,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宣传特长。

  在中共“七大”,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46年,博古作为“政协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4月8日,乘C-47式运输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飞机由美军兰奇上尉机组驾驶。途经山西兴县东南时,一片阴雨,飞机竟撞在海拔二千多米的黑茶山上!与博古同时遇难的还有国共谈判中共代表王若飞、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以及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遇难之日为4月8日,从此称“四八烈士”。遇难之际,博古年仅三十九岁。

  王明在写了那篇《学习毛泽东》之后,其实对毛泽东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于1942年2月27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对“王明路线”想不通,因为那时他只“当选中委和政治局委员”,“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在1945年4月20日,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时,王明致函任弼时,表示赞同决议。

  中共“七大”期间,王明称病,没有出席会议。经毛泽东亲自提议,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因病去苏联就医,从此留居苏联。

  1974年3月,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顺便提一下那位李德,他在延安担任军事学校的教官。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时,他担任委员。1939年秋,周恩来、邓颖超赴苏,通知他同坐一架飞机飞往莫斯科,从此他离开了中国。

  到了苏联,李德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许他再过问中国事务。

  于是李德弃武从文,在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后来,他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主持把《列宁文集》译成德文。1961年,他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73年,他写出回忆录《中国纪事》,其中有些内容有史料价值,但对毛泽东仍坚持反对立场。

  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于东德。

  凯丰出席了中共“七大”。不久,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沈阳解放后,担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底,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病逝于北京,邓小平主持了凯丰的追悼大会。

  张闻天在中共“七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50年1月,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不久,改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1955年1月回国,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蒙尘,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晚年,张闻天写下富有真知灼见的政治、经济论稿。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听了关于中共五十五周年诞辰纪念的新闻广播后,病逝于江苏无锡。

  在中共“七大”召开时,王稼祥因病未出席。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作为上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落选了!毛泽东得知后,特地在大会上为他讲话。毛泽东说,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确实犯过“左”倾路线错误,但是他后来改正了,他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起了很大作用。由于中共中央委员的选举已结束,毛泽东提议把王稼祥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这样,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稼祥是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并任外交部副部长。从1951年2月起,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文革”中,被指责为提倡“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1974年1月病逝于北京。

  最出人意料的是,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李立三几乎成了被遗忘的人物,只是在历数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时才使人记起他的名字。

  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被迫到苏联作“检查”,一“查”就是十五年!内中,有一年零九个月甚至是在监狱中度过!

  1945年,直至郭沫若访苏,才见到李立三。李立三思念故国,托他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这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具体情况。

  1945年岁末,李立三接到苏共中央联络部的通知,才知自己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且获准回国工作,顿时使李立三热泪纵横。

  李立三回国后,出任中共首席代表,和国民党方面谈判东北问题。不久,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工委书记。1949年3月,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此后,他长期从事全国总工会领导工作。“文革”之初他被造反派指责为“里通外国”(他的夫人李莎是苏联人),于1967年6月22日遭迫害而死。

  至于另一位“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瞿秋白,在长征前夕被留在中央苏区。正受肺病困扰的他,1935年4月23日在福建上杭遭捕,与他同行的何叔衡当场牺牲。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刑场遭杀,年仅三十六岁。

  虽然瞿秋白无缘参加中共“七大”,但是毛泽东在1950年12月31日亲笔为《瞿秋白文集》题词,表达怀念之情: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至于陈独秀,虽说他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组织党内反对派,但在1937年10月,曾派代表罗汉要求前来延安,表示赞成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曾主张团结陈独秀,但受到王明坚决反对。王明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毛泽东也就无法再跟罗汉谈什么了。但是,毛泽东仍拍电报给在西安的林伯渠,要他转告到达那里的罗汉:“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但是,要求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此事因陈独秀不愿公开承认错误而作罢。

  毛泽东在1942年3月30日同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仍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由于毛泽东正确地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使中共“七大”达到他预期的“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目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创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团结了各“山头”、各派别,算清了中共二十四年来一右三“左”的路线错误的账,使中共以他为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此后,仅仅花了四年时间,毛泽东就战胜了蒋介石,赢得中国大陆的解放,登上天安门城楼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纵观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间,1935年的遵义会议恰恰是“中点”:前十四年,一右三“左”,一连换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博古六任领袖。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十四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大胜利。

  就这个意义上讲,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2009年4月29日改定

  于上海沉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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