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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诞生

  1958年,在古巴的密林中,一个穿紧身衣的阿根廷人,正在给古巴游击队员们讲述游击战术。他的讲课内容,用这样一句口诀概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位被冠以“游击战专家”的阿根廷人名叫格瓦拉。他1952年参加了反对阿根廷庇隆政府的暴动。1954年,他在墨西哥和卡斯特罗相识,便投身于反对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他在古巴开展游击战争。

  格瓦拉著有《游击战》等书。古巴建立了卡斯特罗新政权之后,他辞去在古巴的一切职务,到非洲的扎伊尔、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1967年死于玻利维亚游击战,时年三十九岁。

  格瓦拉对那“十六字诀”推崇备至,奉为游击战争的经典。他说,这“经典”来自中国,来自毛泽东。

  “十六字诀”的发明者确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井冈山创立了他的游击理论。

  毛泽东原本是个文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行。可是,“时势”逼着他,非成为一员武将不可。当毛泽东蒙受打击,被“开除党籍”,不得不去当师长的时候,曾十分感叹说过这么一番话:“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虽说“有点玄乎”,毛泽东毕竟还是学会了“军旅之事”,而且后来居然博得了“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的美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竹编的书篓。不论他走到哪里,总让警卫员带着这两个书篓。在书篓之中,他最常看的是《共产党宣言》。

  1928年5月,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攻打井冈山附近茶睦县的高陇圩,闯进谭延闿的老家所获的。谭延闿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跟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言:“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准往不知天高地厚,头脑容易发热,动不动就来个“一省或数省胜利”。当时,那么多中国共产党人迷醉于在大城市举行暴动,无非是想照搬苏俄模式——1917年,列宁便是在彼得格勒举行武装暴动,攻下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官,一举夺得了全国政权。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夕,也曾说过“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之类的话,拟定过进攻长沙的计划,并企望过由此“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打了几仗之后,毛泽东在严酷的现实中,认清了真正的形势,即“敌强我弱,敌多我少”。他不能不把战略的基点放在如何“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之上。

  毛泽东十分看中“山大王”们的经验。毛泽东说,“山大王”的力量比红军小得多,“山大王”能够在井冈山存在那么多年,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呢?

  毛泽东在跟“山大王”王佐的攀谈中,听说了王佐的“师傅”朱聋子一句“名言”:“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朱聋子的意思说,打仗本事的好坏是次要的,要紧的是会“打圈”。所谓“打圈”,那就是“官军”上山时,他们往密林中一钻,沿着山绕几个圈圈,就把“官军”甩掉了!

  朱聋子的话,给了毛泽东奠大的启示。毛泽东把朱聋子的“名言”改了两个字:“既要会打仗,叉要会打圈。”

  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加以发展:

  打圈是个好经验。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

  毛泽东依据《孙子兵法》上“走为上策”,作如此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米,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引自韩伟的回忆文章《毛委员教我们用兵作战》——引者注)毛泽东这样的总结,既生动,叉形象,很快就被他的部下所接收。

  不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只是规定了“打”和“走”的战略。“打”毕竟是主要的。“走”是为了“打”。怎么“打”呢?选择什么样的敌人“打”?

  井冈山地处两省交界,东为江西,西为湖南。邢里流传一句话:“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毛泽东加以解释道,这表明江西人善贾,湖南人善战。湖南兵强,而江西兵弱,多是“客家兵”。毛泽东主张,“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欺”,最初把“打”的目标指向江西,打遂川,先是“吃”掉民团三四百人,接着又“吃”掉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这样,在1928年1月5日,占领了遂川县城。

  就在这时,江西的“国民革命军”奉朱培德之命,派一个营攻占丁宁冈县新城,本想牵制进攻遂川的毛泽东部队。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术,组织起义队、赤卫队日夜骚扰新城之敌,使敌人一日数惊,寝食不安。后来,毛泽东率主力从遂川回宁冈,一举攻克新城。毛泽东把新城之战,称为“敌驻我扰”。

  这样,1928年1月中旬,当前敌委员会在江西遂川县城五华书院召开遂川、万县县委联席会议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游击战的“十二字诀”:“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跟毛泽东会师之前,朱德也正在研究游击战术。自从南昌起义以来,朱德率部经过多次激战。他已从中得出教训,不能跟强敌硬拼。因此,他在犁铺头整训部队时,写下《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本教材,讲述了游击战术。这样,当朱德和毛泽东会师,也就一起切磋起游击战术。

  1928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报告时,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29年4月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第一次用文字表达了他的一整套游击战术: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跟古夸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走的教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一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的。

  如此这般,毛泽东从“军旅之事,未知学也”到朱聋子的“打圈”秘诀,从“十六字诀”到一整套游击战术,逐渐成了一位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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