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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8月的武汉三镇,热得如同火炉,即使一动不动躺在那里,全身的皮肤也会像漏了似的,汗水不住地汩汩而出。就连树上的知了,也懒得叫唤。

  在汉口的俄租界,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29个中国人却不顾蒸笼般的闷热,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侧耳倾听着一个俄国人的长篇讲话。大约是因为骤然增加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屋里方凳、圆凳、长板凳相杂,显然是临时从别的房间里搬过来的。

  那个讲话的俄国人,皮肤格外白净,二十九岁。他便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尼古拉”。据会议的出席者郑超麟回忆,“在文件中也就用他名字英文开头字母‘N’作为他的代称”。

  其实,他的本名叫维萨里昂·罗明纳兹,1897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1917年加入俄共(布)。1926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奉共产国际紧急指派,他千里迢迢、星夜兼程,赶到“火炉”武汉,接替罗易、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这“全权”两字,表明他身份非同小可。

  罗明纳兹的两侧,坐着另两个外国人,是和他一起抵达武汉的。

  他的一侧是一个德国小伙子,二十五岁,名叫纽曼。纽曼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二卜三岁出任德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虽说年纪轻轻,却有着“暴动专家”之誉。因为他二十来岁时,曾成功地领导过德国工人暴动。据云,派这位“暴动专家”前来中国,是考虑到中共正需要组织南昌暴动、广州暴动……

  罗明纳兹的另一侧,是一位俄国女人,名叫洛蜀莫娃。她是罗明纳兹的助手。

  罗明纳兹手中拿着厚厚一叠俄文稿,一边念稿子,一边不时离开文稿“发挥”几甸。担任黼译的文弱青年,穿白色短袖纺绸衫,脸色苍白,肺病正在折磨着他。他便是瞿秋白。此时,他的手中也拿着一叠厚厚的纸头——他事先把罗明纳兹的俄文稿译成了中文。当罗明纳兹离开稿子“发挥”几甸时,他的目光也离开了中文稿补译几句。

  瞿秋白扮演的不仅仅是翻译的角色。罗明纳兹的报告长选三万多字,是瞿秋白参与起草的。这个报告,是“罗明纳兹瞿秋白”的登台宣言,从此正式取代了“鲍罗廷一陈独秀”在中共的领导地位。

  会议是在极度匆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最初定于1927年7月28日召开。可是,外省代表们来不及赶到武汉。推迟到8月3日,仍然来不及。可是,再等下去是不行了。这样,当外地代表来了一部分之后,就决定在8月7日开会。会议非常紧凑,从早到晚,开了一天就结束了。

  这次会议,由于是代表不齐,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是称“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由于是在8月7日这天开的,史称“八七会议”。

  六常委中的一半——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在南昌前线,未出席会议。留在武汉的三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及病中的蔡和森出席了会议。

  大会的主席是一位大高个子,三十一岁,湖南口音。他便是常委李维汉。当年,他是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会员,后来留学法国,在那里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前身)。1922年底他回国,由毛泽东和蔡和森做介绍人,加人中国共产党。他跟毛泽东、蔡和森很早便认识,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求学时,毛泽东、蔡和森则在第一部读书。他在1923年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亦即后来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委。在中共“五大”当选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的透明度,要比中共“一大”高得多,因为当年会议的详尽记录,现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查阅会议的原始记录,便能得知会议的真实情况。

  会议的出席者共有:

  中央委员:罗迈(即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彭公达。

  河北代表:郑超麟。

  军委代表:王一飞。

  中央秘书:邓小平。

  其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奠娃。

  在会议记泶上,发言者用简称,如“迈”即罗迈(李维汉),“东”即毛泽东,“亦”即罗亦农……内中不时出现一个代号“D”字。经查证,“D”即罗明纳兹。

  在原始记录上,大会主席李维汉的开场白中,这么说及:

  在7月1日(十二日?)以后国民党政府背叛以前,常委之组成为特恩立迈太五人(即张国焘、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引者注),后特、恩、立到前方,现留的仅迈、太二人。在国际代表未来以前,国际曾有一训令,对中央提出许多错误,指明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并要中党(即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开一紧急会议,指出此倾向并改组中央。后国际代表到,对此亦谈很多,并决定召集紧惠会议。此会议原定7月28日开,后因为种种关系不果,直至今日才实现。

  李维汉的开场白,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批判机会主义倾向并改组中央。

  李维汉开宗明义,指出大会的任务在于纠正“错得太远”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亦即以陈独秀为首的前一任领导机关。

  已经“不视事”的陈独秀,仍是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仍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虽在汉口,却不能出席会议——虽然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而召开的。

  在李维汉讲话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致词:

  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共产党英文开头字母——引者注)将不成其为CP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很翠了,非召集此会不可。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

  罗明纳兹的长篇报告,经大会讨论,后来稍作修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发出。报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结束了陈独秀路线。

  在会议记录上写着,罗明纳兹报告结束之后,“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继续开会,讨论报告。

  令人注意的是,第一个发言者是“东”,亦即毛泽东。原始记录上,毛泽东的发言,约为一千字。

  毛泽东的话,保持着他幽默辛辣的风格。他是这样批判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上的右倾错误的:

  当时走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竞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一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毛泽东的发言,有一段话极为重要,那便是他的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见解。记录原文如下: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即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在第十以外,尚未显要,然而他的这段话大有“众人皆醉吾独醒”的意味,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

  其实,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7月4日的中共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已经说过类似的意见:“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则无办法。”他主张“上山”,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他走的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路,“上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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