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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总书记“不光荣的结束”

  中共“五大”之后,形势越发险峻——“赤都武汉”在日益转“黑”!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最后的立足点:

  5月17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意味着武汉开始动荡。

  紧接着,5月21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

  6月10日,形势紧急,汪精卫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九天之后,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议。幕后的交易表明,汪精卫要和蒋介石携手反共、反苏,宁汉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还对汪精卫坚信不疑:“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陈独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此人,也确实有点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英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

  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的见解:

  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又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6月17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

  历史到了急转变的时刻,陈独秀终于被从车子上甩了出去。

  已经在中央“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巾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

  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上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7月初几(和森于7月2日大发旧病,3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击莫斯科与国际(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1927年9月22日在中北顺直省委作的报告(1928年7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二期)。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足,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奠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呢?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禁和森去办呢?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出如此奇特的决定,其实是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因为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领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便直截了当地宣布撤职。至于说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全然是“虚晃一枪”而已。诚如蔡和森所言:

  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厦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同样道出了鲍罗廷的“秘密”:

  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甩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鲍罗廷的“手段”之下,陈独秀的总书记之职“不光荣的结束”了。

  经中共党史专家考证,作出这一决定的日子是7月12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套成立,陈独秀停职。

  从此,中共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下台——虽然当时还只是“停职”,不是撤职。

  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中,张国焘和李维汉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的,新增的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没有瞿秋白——虽然他当时大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趋势。五常委没有明确以谁为首。

  与陈独秀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

  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诞生的翌日,便发表了与陈独秀退让政策明显不同的《对政局宣言》,揭露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从此,国共公开决裂。

  在中共《对政局宣言》发表的次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汪: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当天夜里,汪精卫下达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密令。

  第二天——7月15日,武汉一片腥风血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

  “赤都”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

  “四一二”、“七一五”,从此被作为不祥的日子,载人中国现代史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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