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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6)

  有一天晚上,申老师对陶铸说:“铁铮哥提倡办学,造福桑梓,振兴中华,是正大光明的事。他遭人杀害,这穷人的血海冤仇,你长大了一定要报。”

  陶铸问:“这仇怎么报?”

  申老师对他说:“现在我就教给你本领。”

  陶铸又问:“先学哪些本事?”

  申老师说:“多看书,精通兵法。”

  陶铸又紧跟着问:“是哪些书呢?”

  申老师告诉他:“《水浒》《三国演义》《薛刚反唐》,远至写陈胜、吴广,近到洪秀全等这些书都可以看。”

  第二天深夜12点,申暄起床去给陶铸盖被子,掀开帐子一看,人没有了。最后在学校附近一间小屋里发现了陶铸,他正伏在一盏菜油灯下看《三国演义》。申老师伸出大拇指说:“好伢子,真有骨气。”

  陶铸的母亲不愿多给申老师增添负担,只念了半年书,便令他辍学回家。1921年3月,刚满13岁的陶铸,就告别了祖母、母亲,跟着姨外婆离开祁阳,到武昌白沙洲和安徽芜湖,连续三年,在同族陶瑞卿经营的“瑞森祥木记”排上当学徒,学习记数码,做些招待客商的杂役。瑞卿号的账房先生,见陶铸非常好学,每当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刻苦自学,便利用晚间,教他诗词和古文书法。陶铸又等于半工半读了三年。同时陶铸姨外婆家里,也珍藏着许多书籍,如:《洪杨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红楼梦》,唐诗,宋词等书都拿来认真阅读。1925年,“瑞森祥木记”亏本倒闭,陶铸随着陶瑞卿一起回到武昌白沙洲,经陶瑞卿介绍,去汉阳鹦鹉洲,在竹木匣金局当录事,负责开大票,每月工资,只够糊口。自幼好学的陶铸,在武昌、芜湖的三年学徒杂役生涯中,从报章杂志上,开始接触了新事物,认识生活,认识社会。“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他面前,展开了新的视野。在竹木匣金局只干了几个月,就在同乡友人的资助下,奔向大革命的广州,揭开了他革命光辉历程的第一页。

  陶铸在芜湖认识了一位叫刘嘉溥的祁阳老乡。他见陶铸勤学好问,有见地,不平凡,就对他说:“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最好是去报考黄埔军校,会有前途的。如没盘缠,我可以资助你。”1925年秋末,陶铸在他四叔的同窗好友、黄埔军校毕业的蒋伏生、傅国期(黄埔三期毕业)的帮助下经上海转赴广东,刘嘉溥特地送给陶铸18块现大洋做路费。到广州后,因黄埔军校尚未招生,乃经蒋伏生介绍到一军一师教导二团二营当司书。1926年黄埔军校第五期招生,便被保送入军校为第五期入伍生,陶铸在入伍生中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活动,经常看共产党书刊。当时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有一次进行沙盘作业,陶铸与担任此课程的教官发生了争执,当时虽被勒令退出教室,事后那教官却对别人说:“陶铸这个学员不简单,敢对我指挥打仗提出意见,将来是个将才。”此后不久,当年18岁的陶铸,便由赵世嘉(江西人)、陈葆华(黄冈人)、詹不言(浙江人)介绍,在黄埔军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陶铸入党之后,在军校刻苦学习军事技术,1926年6月至9月,在军校第五期入伍生班受士兵训练4个月,10月升入军官班,编入第一学生总队第三大队第十二区队。就在这一年,即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

  1927年3月,黄埔军校内部的气氛还很平静。“四·一二”政变前,军校内部的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广州的反动气焰,日益嚣张,共产党人萧楚女在一次报告中,列举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种种事实,气愤地提出:蒋介石是新军阀。

  党的特别党部执委会决定派军校党组织负责人和学生代表陶铸、陈葆华、高仰之等20人组成控诉蒋、李反革命行为代表团,向武汉国民党政府控诉,要求制止广州的反革命活动。陶铸等换上服装,乘船到上海,转乘一只英国船前往武汉。

  陶铸到达上海时,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陶铸从上海抵达武汉不久,就被党分配到湖北农民协会。党正拟派陶铸去鄂东,组织农民自卫军,这时湖北地主豪绅走卒、原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叛变,党采取紧急措施,命令叶挺率部讨伐,经英勇反击,打退了夏斗寅潜袭武汉的反革命阴谋。这时陶铸接到中央军委命令,派他到叶挺部24师71团2营当副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会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10月,毛泽东率起义军进驻井冈山茨坪,开始了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工农武装割据”。

  1927年7月,陶铸随叶挺部队开发至江西九江,进驻南昌时,陶铸已被任命为二营营部副官,南昌“八一”起义期间,他带领营部特务连,与二营连指导员萧克带领的一个排,负责解决驻守城内程潜部一个团部。

  起义胜利后,被任命为二营六连连长,随叶挺率部经广昌、瑞金、会昌等地南下,沿途与敌人冲杀,抵潮汕时全连减员一半。离开潮汕,陶铸率领部队行至普宁流沙镇又陷入重围全军覆没。陶铸突围至惠来城郊,9月底在甲子镇化装,由当地农会护送,于当年阴历9月底到香港,旋即被英国巡捕房关押,一星期后被引渡到广州,在广州市警察局关押审讯20多天。陶铸在一次被押送到工兵营修路时,乘看管不备逃走。11月初,陶铸在广州和党接上了关系,党决定派他重新打入张发奎、黄琪翔的警卫团工作,任务是帮助建立主要由工人组成的第三营,并掌握特务连,秘密策划广州起义的工作。12月11日,广州起义。陶铸掌握的警卫团负责解决驻长堤的张发奎、黄琪翔的总部,陶铸被任命为起义总部参谋,起义后任参谋长。起义原定12月13日举行,由于保密不严,敌人提前作好准备,起义被迫提前到11日凌晨两点半。次日起义失败,起义总部下令撤退。一部分同志撤到左右江地区,开展农村游击战争。陶铸等在越秀山阵地,与总部联系断了。敌人又已进到市内,到处是枪声。阵地团指挥所剩下人数不多,大家商量集合撤退已不可能,相机分散撤退,往沙河方向赶队伍,但下山即遇见敌军士兵,陶铸逃脱了敌人的搜捕,改名换装,在广州大东路芳草街一位湖南同乡家中隐蔽。

  陶铸在广州同乡处隐藏了一段时间后,化装乘火车离开广州到韶关,然后徒步经乐昌、越九峰,于1928年1月底到祁阳家乡。不久即找到与陶家有点亲戚关系的共产党员申庆礼的关系,找到了祁阳县委,县委派常委李用之与陶铸谈话,县委决定恢复陶铸的组织关系,并参加县委做宣传工作。县委书记是钟德贵(即刘东轩)。由于当时湘南特委的盲动主义,布置湘南总暴动,陶铸觉得用单纯军事观点去搞武装的干法不是办法。加之民团的枪未能拖出来,特委又指责祁阳县委没有行动,县委感到不好办。此时陶铸回祁阳被敌人知道了,要抓他的风声越来越紧,行动甚为困难。陶铸提出离开祁阳。经县委同意,介绍他到湘南特委另行分配工作。

  1928年6月22日,祁阳县的党组织遭到突然袭击,县委书记刘东轩等六名党员被捕遇害。当日傍晚,国民党反动武装,沿祁山山脉包抄了石洞源,直奔陶铸老家。敌人未能抓到陶铸,在陶铸家里,翻箱倒柜,威逼乡亲实行“联保切结”。陶铸祖母年66岁,在这场横祸中惊吓而死。陶铸母亲董唐姑擦干眼泪,将祖遗五间住房,卖去三间半,埋葬了祖母,孤苦无依,就离开石洞源祖居之地,投奔女儿月梅家。

  陶铸离开祁阳后,因湖南各地白色恐怖,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接不上党的关系,他先后去衡阳、武汉、徐州找党,最后在北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接受党的任务,先后在驻唐山一带的唐生智旧部做兵运工作,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做群众宣传工作。1929年农历八九月间,奉调去上海。陶铸到上海后,中央军委欧阳钦通知他:中央又派他去红四军工作。

  这年9月,陶铸前往红四军途中,抵福建厦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正加紧向闽西南红色根据地发动三省“会剿”,省委急需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人材。陶铸一到厦门,福建省军委负责人王海萍与省委书记罗明通知他:经中央同意,留他在省军委负责兵运工作,任军委秘书。

  陶铸在福建接受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并亲自指挥攻打厦门监狱,带领12名同志,救出关在狱中的40多名党团员,我无一伤亡,震动全国。

  当时在厦门思明监狱里关押了40多名“政治犯”,其中有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等党的重要干部。福建地下省委决定武装劫狱,营救这些同志。陶铸按照省委的决定,多次化装深入监狱,对监狱的地形地物、监狱内部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

  1930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经过多次精密研究,决定由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长谢汉秋、军委秘书陶铸、团省委书记王德组成五人破狱委员会,委员会负责规划破狱的一切工作。陶铸要求这次破狱,战略战术要求速战速决。陶铸还就劫狱路线、接应地点,作了周密布置。

  担任破狱第一线总指挥的陶铸,沉着地将武装队组成内队和外队,陶铸带领外队。外队一共五人,当他们冲进大门时,正在吃早饭的警备队长刚刚从边门探出头来吆喝“干什么?”话音未落,陶铸眼明手快,立即打出一梭子弹击倒警备队长和一个队员。此时,牢里的40多位同志,听从武装队的指挥,一个紧跟一个,快步冲进了县政府的大门。狱中的战友全部冲出看守所。早就散布在县政府门口的接应队同志。每人带三五个出狱同志,引路赶往船只停靠的口岸,同安县委书记许宗英站在堤岸上,指挥出狱同志分两边上船。仅用10分钟,出狱的40多位同志全部上了船,立即扬帆开船,驶往同安。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全党,根据这一错误方针,刚刚发展起来的福建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冒险向敌人强大的广东东江地区出击,以实现所谓“闽粤桂三省总暴动”。为此,革命力量再次受到严重挫折,福建地区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冬,陶铸受命到漳州重建中共闽南特委,任闽南特委书记,陶铸通过厦门一位姓林的党员的哥哥林惠柏在漳州一个中学任教的关系,寄居在漳州南山寺。南山寺有个叫萧达如的和尚,也是湖南人,同情革命,经过了解考察,陶铸在这位名叫萧达如的和尚帮助下,即把中共闽南特委机关安在这“终日念经诵佛,与世无争,但求正果”的佛庙里。陶铸任闽南特委书记期间,经常化装成南山寺的和尚外出活动。

  1956年,陶铸重访漳州南山寺时,写下五言诗一首,回首30年前在南山寺的这段传奇式的革命经历,表达对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

  南江古寺规模在,

  含笑依然花满枝。

  鬓白重来千百感,

  江山妩媚故人稀。

  1930年12月13日深夜,陶铸亲自主持组建的由南乡、北乡20多位农民组成的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在漳州南乡一个村庄的祠堂里宣布正式成立,王占春为支队长,李金发任政委,陶铸代表特委随军行动。在支队成立会上,陶铸根据他到漳州后调查到的情况,向游击队队员分析了全国和闽南的斗争形势,总结了前一阶段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是“立即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武装保护闽南,准备成立漳州苏维埃政府”。随后,陶铸指挥支队武装袭击了龙虎庵乡公所,缴获了20多条民团的枪,镇压了最坏的敌探、狗腿、地主,狠刹了民团的凶焰,游击队的士气大振,闽南各地农民运动又活跃起来。陶铸坚定执行党中央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针,打开了闽南地区的革命新局面。

  1931年12月,陶铸调回厦门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长。翌年初,调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负责闽东北一带的革命斗争。

  1932年,陶铸和曾志结婚。时陶铸24岁,曾志22岁。此时陶铸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曾志任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

  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

  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

  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

  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

  这首诗是陶铸1935年在南京军人监狱的牢房里,为悼念邓中夏和罗登贤两位革命志士写的悼亡诗。表现了陶铸身陷囹圄,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念。

  陶铸是1933年3月,奉上海的党中央局调令来上海。到上海不久即被叛徒王善堂出卖被捕,先关押在上海公安局,后转押南京中央陆军监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被关禁近五年的时间里,陶铸在狱中始终斗志昂扬,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坚贞不屈的革命气概。国民党的法官审讯他的时候问他:“你信仰什么?”

  陶铸在敌人森严的法庭上昂然回答:“我信仰共产主义。”

  法官又问:“放你出去,你可相信三民主义?”

  陶铸斩钉截铁地对国民党的法官说:“不。我不骗你,你放了我,我也不相信三民主义。信仰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6)

  他在国民党中央军队监狱服刑期间,与同狱的共产党员萧桂昌、喻屏、赵希愚等秘密成立党支部,团结难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反抗敌人的压迫,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进行合法斗争。因此,常犯“狱规”,而受到惩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党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释放政治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经周恩来与叶剑英和国民党政府多方交涉,始营救出狱。9月26日,叶剑英派黄文杰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到中央军人监狱接陶铸出狱。同时营救出狱的还有赵希愚、萧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因、曹瑛等共七人。出狱的当天,他们七人合拍了一张照片,陶铸还在照片上题词“百战归来认此身”,以表狱中斗争的胜利。并作题照诗一首,作为与出狱难友纪念:

  五年狱里艰辛过,

  一笑昂然对镜头。

  珍重此身须记取,

  阶级仇恨尚深留。

  在狱中五年多的时间里,陶铸刻苦学习,阅读了《史记》《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中国古典作品以及《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报刊,抓紧狱中时间,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理论,并对马恩著作进行了深入地钻研。陶铸原本没有上过几年学,从事革命后,更无暇读书,出狱后,他感慨地说:“我的四年大学是在监狱里上的。”后来有人问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陶铸爽朗地回答说:“我是监狱大学毕业的。”

  遥望延城光万丈

  过沔上谒武侯祠

  沔上巍峨此庙祠,

  才高管乐命何之。

  车行风雨催人急,

  何必低徊两出师。

  过留坝谒留侯庙

  停车闲步瞻遗容,

  敢效亡秦抒所衷。

  遥望延城光万丈,

  轮声欲起夕阳红。

  这是1940年3月,陶铸被选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离开鄂中敌后游击区,赴延安途中,路过陕西沔阳、留坝时,参观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武侯祠和西汉开国名臣张良的留侯庙时,写下的两首七绝诗篇。这两首诗都是采用借古抒怀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一位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奔赴久已向往的党中央所在地的迫切心情,抒发了这位历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对抗日大业的坚定信念与抱负。

  陶铸是从鄂中到宜昌,乘船到达重庆的。在此之前,陶铸出狱后,党中央分配他到董必武领导下的湖北省委工作,任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为推动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实施,为训练敌后游击战争的骨干,为建立鄂中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现在他又来到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以少校副官的名义,经西安赴延安的。由于时局的变化,到达延安后才被告知,党的“七大”延期召开。当时陶铸是出席“七大”的华中代表团代表,华中代表团的团长是陈毅。因“七大”暂不召开,1941年春末,调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任副主任,整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资料,负责军事文献资料编纂及研究根据地的一些政策问题。研究室主任为王首道。

  1942年到1943年,陶铸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陶铸和其他一些同志一起,参与编写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材料》这两套党内历史文献,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

  1941年4月4日,陶铸和曾志惟一的女儿在延安出生了。为了纪念革命者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特给女儿取名亮亮(陶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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