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陆定一忽忆“六月雪”！刘少奇沉冤昭千古(18)
在掀起批判《修养》浪潮的同时，毛泽东还通过对影片《清宫秘史》的评论，向刘少奇展开更大规模的精神攻势。
围剿影片《清宫秘史》
围剿影片《清宫秘史》的号角，在姚文元年初为攻击陶铸而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已经吹起了。姚文元在攻击周扬对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态度时，用黑体字标引了毛泽东如下的一段话：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还在文中对《清宫秘史》加了一个约500字的大注，点出“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然而，在大喊大叫大字报的狂热中，由于当时没有人有意挑逗群众注意这些细末之处，因此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也就没有出现更多的行动。
不过，此时，批判《清宫秘史》已被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并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
1967年3月底，北京出版的一份红卫兵小报首先说，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诩是“红色买办”。经历过多年党内斗争的刘少奇看到了这有意中伤的诽谤，觉得是一种不祥之兆。他回忆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员而为之奋斗的一生，想到如今竟遭受到这般凌辱，油然生出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戚。他要与命运搏斗，他要澄清事实。他记起了两个多月前毛泽东与他的相会和对他的安慰，于是，在1967年3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呈述自己对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看法经过。
历史在惯性轨道上正以加速运动的形式向一时无法扭转的方向猛冲。刘少奇写给毛泽东的申述犹如泥牛入海。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1967年第五期发表的、署名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二天《，红旗》杂志大量发行，影片《清宫秘史》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相当大的范围内放映，“供批判用。”
戚本禹的文章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影片的讲话：“《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文章回顾了解放初期的1950年在我国放映这部影片后，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与江青之间发生的意见分歧的情况，明里暗里指出，这种分歧实际上分别代表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不同思想见解。当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毛泽东1954年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说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这句话时，被崇拜狂冲昏了头的相当一部分群众，把如今批判《清宫秘史》看作是毛泽东多年难以实现的宿愿，其批判的狂热就被戚本禹的文章一下子推到了顶巅。在观看这部影片之时，观众只要一走出电影院，对于影片的各种感受似乎就只能是向戚本禹文章的观点靠拢，出口之言，成文之章，无一不是《清宫秘史》即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在结束之前，以“八个为什么”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大罪状”，并作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结论。这也就成了造反派大做文章，大加发挥的事实根据了。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后把转载着文章的报纸狠狠一摔，对家里人说：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他希望有机会在中央委员会上辩论，他希望有机会在全国人民中进行辩论，然而，他实际上比“阶下囚”好不了多少，在应有的范围内，他的申辩权已经被剥夺了。
不过，只要有机会，哪怕是在毫无作用的范围内，刘少奇还是要申辩。
1967年4月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勒令他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呵斥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当问到“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持反共’”时，激怒了的刘少奇脾气大作，但他仍据理申辩说，此事“是经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第二天，刘少奇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辩”材料，以澄清部分事实真相。当抄成大字报的刘少奇“答辩”在中南海贴出后，许多人争相读看。然而，没过几个小时，刘少奇的大字报就被撕成了碎片。同时，传出所谓“上面”指示：“今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事实上，面对面的批斗越来越频繁。只要刘少奇一想开口，就有人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美其名曰“不准放毒！”在批斗会上，刘少奇连开口说话的起码权利也被剥夺了。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当《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提出了叛徒问题时，没有人去追究其事实真象。时代的狂热却簇拥着人们把当时颇有社会影响的戚本禹的话奉为圣谕，沿着他所规定的路子往前走。其实，戚本禹所指的“叛徒案”在“文革”开始不久便有人故意提出了，此时，不过是经过文革派的一番鼓捣，内定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并将之赋予某种形式向社会公开，以便作为最终定刘少奇案的证据。
话还得从1966年说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第一个把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了出来。他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批这批党员，把六十一人的问题透露到社会上来。周恩来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当红卫兵因1936年出狱问题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时，周恩来总理经办的中央答复电中说，这些人的“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1966年11月30日，周恩来还亲自给吉林师范大学红卫兵发电，重申赵林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1966年12月，当时亲自办理薄一波等人出狱问题的徐冰，特地给康生（并李富春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说，30年前的旧案子，现在“文革”中又提出来了。因此，他把当时中央决定的情况重述了一遍。其结果是石沉大海。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红卫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1966年除夕前后，由周恩来特批准去广州休养的薄一波带病被红卫兵揪回北京。1967年1月，戚本禹在讲话时，公开肯定了“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还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1967年2月12日，关锋在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中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管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1967年3月16日，窃居当时“文革”最高领导权，自认为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小组，借用中央名义，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了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据此，将六十一人定为“判徒集团”。作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喉舌的《红旗》杂志，于4月1日刊载戚本禹的文章，公开提出叛徒案问题，为的是让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凭借一股不可抵御的狂热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定死。
戚本禹所说的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2月在天津成立新省委（即顺直省委，实际上是北方局的前身）。新省委在天津开会，遭到大破坏，省委书记和一般党员共五六十人被捕。有些未被捕的人则搬到北平（即北京）成立新省委。不久，又有三四百人被捕，其中六十余人被国民党视为顽固分子，加上天津的五十余人，共约一百三十人，一起押到张学良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这些党员被捕前，有许多人担任省委、市委、特委的书记、秘书长、部长、科长、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团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是党的工作骨干。同年7、8月间，军法处在北京草岚子胡同专门成立了一个监狱——草岚子监狱，由东北军控制，不久改名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开始，国民党请天主教牧师说教，以期被捕人员归顺，但收效甚微。年底，南京伪军委派政训处长刘健群来北平，说这样不行，宣布搞反省。以六个月为一期，一期不行两期，三期不反省者加重处分，实行枪决。从1931年反省院建立至1936年8月，先后关进政治犯约400人。这些人中，除1932年大赦减刑无条件释放和因病保外就医的20余人外，有300多人都自愿或由家属动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薄一波等人在反省院呆了三四年。他们坚持党的原则，与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并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拒不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提出“红旗出狱”。不少人早已坐满刑期，因不按手印至1936年尚未出狱；更有的团员和群众，因不按手印，而被狱中支部发展为党员或由团员转为党员。为了反对狱中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34年底的一次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七夜。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1936年9月11日由宋哲元签发的训令中有这样的记载：“……是以宁死院中亦不愿反省……”
1935年11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林枫等人。由于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需要党的干部去做。然而，干部缺乏，刘少奇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工作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况下，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尚关押在监狱里的那些党员，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个建议，做出决定并报告中央。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柯庆施通过徐冰（当时以在中国大学任教为名，实际上做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让曾在反省院担任过支部书记的孔祥祯把中央的这个决定精神通知反省院党支部。半个月后，没有回音。孔祥祯又将中央的决定抄送狱中。狱中党支部负责人看过信后，怀疑此事，推敲了三四天，最后认为，中央和北方局绝不会做出这个决定，因此拒绝执行，不予讨论。
三个月后，刘少奇等人通过孔祥祯给监狱内写了第二封信，特别强调是中央的指示。还说，上次去信后，三个月未见你们的动静，因此再给你们作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出狱。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了。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的条件下所作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根据信的内容，还根据其他途径得到的消息，狱中党支部肯定了中央决定，将信的内容交全体党员讨论，一致同意，并认定，这样做主要是根据党章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来执行的。
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狱内党员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监狱拟好的“反共启事”两三天，出了反省院。出狱后，他们立即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及时被安排了工作。这批人共六十一人。
这件事，党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党的七大时，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其中十二名代表和两名候补代表均作了“本人不能负责”的结论，认为符合代表资格。
以上就是戚本禹所说的“反共启事”事件的来龙去脉。指示履行“反共启事”手续的最高具体负责人确实是刘少奇，然而，它是在党中央正式批准后执行的。林彪、江青一伙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要尽可能多地网织刘少奇的罪名，从这件事下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华园批斗王光美
利用“叛徒案”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头子”的设想是对刘少奇迫害的升级。在当时，对刘少奇的任何一点升级，又都必须牵连上王光美。这或许就是中国封建传统中的所谓“株连”吧？
1967年4月10日，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并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由清华大学红卫兵主持的号称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在清华园召开了。
围剿影片《清宫秘史》
围剿影片《清宫秘史》的号角，在姚文元年初为攻击陶铸而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已经吹起了。姚文元在攻击周扬对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态度时，用黑体字标引了毛泽东如下的一段话：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还在文中对《清宫秘史》加了一个约500字的大注，点出“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然而，在大喊大叫大字报的狂热中，由于当时没有人有意挑逗群众注意这些细末之处，因此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也就没有出现更多的行动。
不过，此时，批判《清宫秘史》已被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并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
1967年3月底，北京出版的一份红卫兵小报首先说，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诩是“红色买办”。经历过多年党内斗争的刘少奇看到了这有意中伤的诽谤，觉得是一种不祥之兆。他回忆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员而为之奋斗的一生，想到如今竟遭受到这般凌辱，油然生出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戚。他要与命运搏斗，他要澄清事实。他记起了两个多月前毛泽东与他的相会和对他的安慰，于是，在1967年3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呈述自己对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看法经过。
历史在惯性轨道上正以加速运动的形式向一时无法扭转的方向猛冲。刘少奇写给毛泽东的申述犹如泥牛入海。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1967年第五期发表的、署名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二天《，红旗》杂志大量发行，影片《清宫秘史》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相当大的范围内放映，“供批判用。”
戚本禹的文章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影片的讲话：“《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文章回顾了解放初期的1950年在我国放映这部影片后，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与江青之间发生的意见分歧的情况，明里暗里指出，这种分歧实际上分别代表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不同思想见解。当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毛泽东1954年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说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这句话时，被崇拜狂冲昏了头的相当一部分群众，把如今批判《清宫秘史》看作是毛泽东多年难以实现的宿愿，其批判的狂热就被戚本禹的文章一下子推到了顶巅。在观看这部影片之时，观众只要一走出电影院，对于影片的各种感受似乎就只能是向戚本禹文章的观点靠拢，出口之言，成文之章，无一不是《清宫秘史》即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在结束之前，以“八个为什么”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大罪状”，并作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结论。这也就成了造反派大做文章，大加发挥的事实根据了。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后把转载着文章的报纸狠狠一摔，对家里人说：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他希望有机会在中央委员会上辩论，他希望有机会在全国人民中进行辩论，然而，他实际上比“阶下囚”好不了多少，在应有的范围内，他的申辩权已经被剥夺了。
不过，只要有机会，哪怕是在毫无作用的范围内，刘少奇还是要申辩。
1967年4月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勒令他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呵斥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当问到“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持反共’”时，激怒了的刘少奇脾气大作，但他仍据理申辩说，此事“是经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第二天，刘少奇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辩”材料，以澄清部分事实真相。当抄成大字报的刘少奇“答辩”在中南海贴出后，许多人争相读看。然而，没过几个小时，刘少奇的大字报就被撕成了碎片。同时，传出所谓“上面”指示：“今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事实上，面对面的批斗越来越频繁。只要刘少奇一想开口，就有人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美其名曰“不准放毒！”在批斗会上，刘少奇连开口说话的起码权利也被剥夺了。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当《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提出了叛徒问题时，没有人去追究其事实真象。时代的狂热却簇拥着人们把当时颇有社会影响的戚本禹的话奉为圣谕，沿着他所规定的路子往前走。其实，戚本禹所指的“叛徒案”在“文革”开始不久便有人故意提出了，此时，不过是经过文革派的一番鼓捣，内定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并将之赋予某种形式向社会公开，以便作为最终定刘少奇案的证据。
话还得从1966年说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第一个把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了出来。他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批这批党员，把六十一人的问题透露到社会上来。周恩来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当红卫兵因1936年出狱问题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时，周恩来总理经办的中央答复电中说，这些人的“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1966年11月30日，周恩来还亲自给吉林师范大学红卫兵发电，重申赵林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1966年12月，当时亲自办理薄一波等人出狱问题的徐冰，特地给康生（并李富春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说，30年前的旧案子，现在“文革”中又提出来了。因此，他把当时中央决定的情况重述了一遍。其结果是石沉大海。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红卫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1966年除夕前后，由周恩来特批准去广州休养的薄一波带病被红卫兵揪回北京。1967年1月，戚本禹在讲话时，公开肯定了“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还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1967年2月12日，关锋在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中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管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1967年3月16日，窃居当时“文革”最高领导权，自认为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小组，借用中央名义，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了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据此，将六十一人定为“判徒集团”。作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喉舌的《红旗》杂志，于4月1日刊载戚本禹的文章，公开提出叛徒案问题，为的是让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凭借一股不可抵御的狂热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定死。
戚本禹所说的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2月在天津成立新省委（即顺直省委，实际上是北方局的前身）。新省委在天津开会，遭到大破坏，省委书记和一般党员共五六十人被捕。有些未被捕的人则搬到北平（即北京）成立新省委。不久，又有三四百人被捕，其中六十余人被国民党视为顽固分子，加上天津的五十余人，共约一百三十人，一起押到张学良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这些党员被捕前，有许多人担任省委、市委、特委的书记、秘书长、部长、科长、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团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是党的工作骨干。同年7、8月间，军法处在北京草岚子胡同专门成立了一个监狱——草岚子监狱，由东北军控制，不久改名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开始，国民党请天主教牧师说教，以期被捕人员归顺，但收效甚微。年底，南京伪军委派政训处长刘健群来北平，说这样不行，宣布搞反省。以六个月为一期，一期不行两期，三期不反省者加重处分，实行枪决。从1931年反省院建立至1936年8月，先后关进政治犯约400人。这些人中，除1932年大赦减刑无条件释放和因病保外就医的20余人外，有300多人都自愿或由家属动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薄一波等人在反省院呆了三四年。他们坚持党的原则，与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并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拒不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提出“红旗出狱”。不少人早已坐满刑期，因不按手印至1936年尚未出狱；更有的团员和群众，因不按手印，而被狱中支部发展为党员或由团员转为党员。为了反对狱中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34年底的一次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七夜。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1936年9月11日由宋哲元签发的训令中有这样的记载：“……是以宁死院中亦不愿反省……”
1935年11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林枫等人。由于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需要党的干部去做。然而，干部缺乏，刘少奇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工作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况下，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尚关押在监狱里的那些党员，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个建议，做出决定并报告中央。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柯庆施通过徐冰（当时以在中国大学任教为名，实际上做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让曾在反省院担任过支部书记的孔祥祯把中央的这个决定精神通知反省院党支部。半个月后，没有回音。孔祥祯又将中央的决定抄送狱中。狱中党支部负责人看过信后，怀疑此事，推敲了三四天，最后认为，中央和北方局绝不会做出这个决定，因此拒绝执行，不予讨论。
三个月后，刘少奇等人通过孔祥祯给监狱内写了第二封信，特别强调是中央的指示。还说，上次去信后，三个月未见你们的动静，因此再给你们作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出狱。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了。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的条件下所作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根据信的内容，还根据其他途径得到的消息，狱中党支部肯定了中央决定，将信的内容交全体党员讨论，一致同意，并认定，这样做主要是根据党章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来执行的。
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狱内党员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监狱拟好的“反共启事”两三天，出了反省院。出狱后，他们立即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及时被安排了工作。这批人共六十一人。
这件事，党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党的七大时，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其中十二名代表和两名候补代表均作了“本人不能负责”的结论，认为符合代表资格。
以上就是戚本禹所说的“反共启事”事件的来龙去脉。指示履行“反共启事”手续的最高具体负责人确实是刘少奇，然而，它是在党中央正式批准后执行的。林彪、江青一伙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要尽可能多地网织刘少奇的罪名，从这件事下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华园批斗王光美
利用“叛徒案”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头子”的设想是对刘少奇迫害的升级。在当时，对刘少奇的任何一点升级，又都必须牵连上王光美。这或许就是中国封建传统中的所谓“株连”吧？
1967年4月10日，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并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由清华大学红卫兵主持的号称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在清华园召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