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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陆定一忽忆“六月雪”!刘少奇沉冤昭千古(11)

  “哈哈哈哈……”从此,每天,从64号牢房的铁窗里都会迸发出阵阵笑声。

  “哈哈哈哈……”这突起的笑声令看守们惊惑不解。他们从牢房门上的窥望孔望进去,只见陆定一正仰头大笑,笑得那样爽朗,那样开心。他们便产生疑问,莫非这老囚徒坐牢……坐疯了?

  但又找不出“疯了”的其他迹象。

  “哈哈哈哈……”这笑声,在牢房里朗朗地回荡,它是那样宏亮,震得牢门嗡嗡地抖。奇迹般地,陆定一胸中的胀痛在一次又一次的开怀畅笑中慢慢减弱,最后竟然消失殆尽了!

  “哈哈哈哈……”这大笑声,是坚强信念的宣言,是不屈的精神的欢乐颂,是向命运发出的挑战书,也是牢狱生活的一份收获。从此,开怀大笑,成为陆定一的一种固定不移的生活方式、一种健康身心的特殊的“功”——权且把它取名为“笑功”吧。

  牢房里,还时不时地响起歌声——陆定一在唱,他能唱出许多京剧唱段:《空城记》《甘露寺》《徐策跑城》《宋士杰》……哼起来,还真有板有眼哩!

  在饮食上,陆定一也不含糊,监狱里送什么,便吃什么:小米、包谷、米饭、面食……逢年过节,可吃上肉丸子、红烧肉,有时还有饺子,他曾一气吃下25个。

  他也分外珍惜放风的时间。在猪圈似的小小空间,尽管四面是墙,头顶上只有一块刻板的天空,他却挺着微微伛偻的身躯,倒背着手,迈着蹒跚的步履,沿着墙根认认真真地走起圈来。“嚓嚓嚓……”,一步一步,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嚓嚓嚓……”,那脚步声似乎单调,然而却蕴含着动听的韵致,这是命运在荆棘丛中艰苦的跋涉,是坚毅不屈、一往无前的生命之旅。

  收益匪浅的还有读书。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对《资本论》就细细研读了两遍。

  除此之外,其他的书读不到,他就背书。他学富五车,脑子里就像有一个书库,那是从幼年开始的博览群书的丰富积累。他有非凡的记忆力,目过三遍,便可记住,特别是对中国的许多古典佳作,他能不假思索、一字不差地顺口诵出。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能把整本《古文观止》背诵下来。邓小平曾为他的这种功力感叹不已:“《古文观止》,由此观止!”

  坐在牢里,每每背上几段,便有一种回肠荡气之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东方文明的灿烂瑰宝。可是现在一概被斥之为封建东西。“文革”除斗“走资派”,还革文化的命,林彪、江青之流是文明的罪人!

  看书累了,他爱将目光探向小窗。小小的铁窗,是狱中的陆定一与外部世界相连接的惟一通道了。

  透过小窗,他看到,在有的季节里,当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启明星恰好从窗口所对的天宇冉冉升起。

  刚入狱时,看到院子里栽有两排小小的白杨,每排8株。后来,陆定一惊喜地发现,白杨树的树梢探向了窗口。啊,它们长高了!从它们那修长笔挺的枝干、奋发向上的秀姿,让人感受到大自然广阔的天地中生命的价值,而具有崇高信念的人的内心世界的自由,是任何人、用任何手段都剥夺不去的!

  白杨树上还会飞来喜鹊和乌鸦,通过细心观察,陆定一分辨出其间的区别:喜鹊是白肚子,乌鸦即全身乌黑;喜鹊会做窝,乌鸦却不会做窝。这可是以前忽略不懂的小常识。

  喜鹊还非常聪明。一次,窗外传来乒乓乒乓的声响——有人在砍左排的白杨树。排尾的一株白杨的枝桠上有一个喜鹊窝。窝的主人仿佛清楚它们所面临的厄运,便急忙搬家,把窝拆了衔到右排的树上。这边的窝拆完了,那边的新家也就建成了,恰好在这个时候,利斧便砍到了那棵树上,真险!

  寒夜,铁窗外传来老乌鸦的叫声。老乌鸦大概飞不动了,只好无望地哀叫。这叫声,使人联想到严寒、落叶和大地的肃瑟……

  啊,小小的铁窗所展示的一角小小的天空,不就是纷纭的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星移斗转、寒暑凉热、日月风云、动与静、兴与衰、歌与哭、喜与忧、营造与破坏、新生与死亡……老子怎么说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诵完,陆定一摇了摇头:这位老聃先生在芸芸万物面前,果真始终如一地“致虚极,守静笃”吗?况且,万物的变化并非遵循所谓“归根返静”的逻辑的。固然万物纷呈、无物常住,那陈腐的必定走向垂死和灭亡,但代而替之的不就有新生和活力,前进、上升乃是发展变化的总趋势——这一自然和人类社会历史所共有的辩证法则,是谁也无法更改、无法抗拒的!

  下雪了……陆定一凝神注视那雪花飘舞的天空——下雪的天空多了一种凝重的庄严和凛然的肃穆;再看那雪空中耸立的白杨树光秃却劲直的身姿吧,那儿不也孕育着嫩芽爆响的美妙音响……

  是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一家人被关押总刑期:56年

  1977年底,他的心脏病又犯,必须送往监外住院治疗。这是他第二次走出秦城的高墙。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回倒是与蹲了10年的这座大狱的最后告别。

  他被安排在北京复兴医院的监狱病室212号病房就医。病房也是牢房,有铁门、有看守、有监视,也实行放风制度,放风地点在楼顶上。“高处不胜寒”——请想象一下一位颤巍巍的老人在高的屋顶上拄杖踽行的情景吧!

  治病期间,他并没有放弃申诉的要求。他一再与负责监视他的一位公安部的看守交涉,终于要来了纸和笔。1978年8月13日,他写下一封给中央政治局的申诉信,并附上一份答辩书,对所谓3项13条进行了逐条驳斥。

  他在申诉信中写道:

  3项13条,或者通俗点说,3顶帽子13根棍子,不敢再说我是匿名信的指使者,是叛徒、特务、内奸了,不敢说我的工作有路线错误了,也不敢用陈伯达‘四人帮’给我加的许多顶反革命帽子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已经把这些否定掉了,但‘×××××第一委员会’也不敢在文件中公开否定这些错误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把这些错误东西公开否定了,岂不就把专案组的刑讯逼供,陈伯达、‘四人帮’的造谣污蔑这些宝贝东西,都否定了么?那么怎么能行呢?

  3项13条是奥妙的,是把‘嫌疑’作为可以据以开除党籍的罪状,这样,嫌疑=罪状,那么罪状就无须证据了。任何人胡七八糟乱说一顿,就可以成为罪状了,可以开除党籍或者关进牢里去了。毛主席说的‘重证据、轻口供’就可以不要了,毛主席的肃反路线就可以推翻了。

  谎言拆穿了,太丑恶了!令人寒心!

  “结论应该是,不要相信‘×××××第一委员会’。他们提出的文件是弄虚作假。我的党籍不应该开除,应该恢复……我的冤案应该平反,我应该释放出狱。”

  信交给了那位公安人员,委托他转交给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那位公安人员满口答应保证送到。可是过了两个月,仍无回音,一问,那位公安人员才告诉他“信被专案组拿去了。”陆定一说:“你们公安部与专案组不是一个系统,你怎么让专案组把信拿去呢?”那人把手一摊:“他们要拿去,我没办法。”

  专案组得了信去,还会有什么好结果:信被他们扣压了,他们还想一手遮天,逃避罪责。

  陆定一说:“我再写!”

  这次是写给公安部部长和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再请他们转呈中央。

  已是1978年11月,中央正在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众所周知,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同时提出:“完成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此,必须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错必纠!”

  陆定一的信很快有了回音。

  1978年12月2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和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驱车来到了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将陆定一接了出去。

  至此,他自1966年5月8日开始的,为期13年的囚禁生涯宣告结束了。

  炼狱坍塌,重获自由之时,陆定一老人已是72岁。

  中组部派人与他谈话,告诉他:中央将为他平反。

  他说:“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呀!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

  “是错案。”

  老人出狱的前一天,严慰冰也出狱了。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他的错案做了彻底平反。

  值得深思的是:这位曾经担任全国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的领导工作的陆定一老人的这一段沉浮史,随应着的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的几番重大变迁。而这种变迁无疑是一份民族历史的晴雨表。一切禁锢首先是思想意识的禁锢,所以动乱伊始,作为“百家争鸣”方针的倡导者和坚持者的陆定一,就首当其冲了;而他的解放,也就只能得到整个民族转折性的思想解放时期的到来。

  陆定一一家在这场大动乱中所遭受的劫难令人触目惊心:陆定一和严慰冰各被关押13年,陆德被关6年,严慰冰的3个妹妹受株连各关9年、6年、8年,70岁的严母过瑛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全部加起来,总刑期竟达56年!

  对陆定一来说,痛心的还有那失去的时光——13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可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却是极其宝贵的。多少年华、多少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永远的失去了……

  13年,不堪回首:

  出入几生死,

  往事泣鬼神。

  他的这两句诗,凝聚了多少坎坷、磨难和悲壮的思绪……

  骨肉亲情得团聚

  1988年春节,北京全国政协团拜会上。

  陆定一挨近邓颖超座位,把身子贴过去,对着她说了些什么。邓颖超万分惊讶,点着自己的鼻子说:“爱生,她还记得我吗?”陆定一笑着点点头。

  “恭喜您啊!整整半个世纪了,终算寻着了女儿!真是喜出望外的悲喜事!我这个外婆总算不空做。下次她来北京,一定要带爱生来中南海见我。”邓颖超大喜,又问:“告诉我,您是怎么找到爱生的?”

  陆定一笑着说:“这个秘密,只有我陆定一知道!”

  七年前的1980年,陆定一曾找到失散40年的儿子陆范家定,如今又找到了失散53年的女儿“爱生”,岂能不让人欣慰。

  邓颖超所说的“爱生”,是陆定一与前妻唐义贞所生。唐义贞与陆定一是在莫斯科相识的。

  唐义贞1909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名中医家庭,是家中有了五个儿子后才盼来的掌上明珠。良好的家风和20年代大革命的热浪把她熏陶成一名热血青年,17岁的她在著名的湖北女师求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并被选为女师学生会和妇女会负责人之一。1927年秋天,18岁的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和相互爱慕的陆定一结婚。婚后不久,陆定一因共产国际提出要“更新”中共代表团而回国;唐义贞也因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学校支部局”而遭迫害,被开除团籍和学籍。次年秋天回到上海,团中央才恢复她的团籍,派她到闽西苏区工作。

  1931年,陆定一进入中央苏区后很快就担任了团中央局宣传部长,与唐义贞住在瑞金叶坪一座庙旁。当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为了纪念女儿出生的地方——苏区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叶坪,孩子便取名“陆叶坪”。

  那时,邓颖超也在苏区瑞金,她非常喜爱正直热情的唐义贞,认义贞做干女儿,义贞则称她为“爱妈妈”。叶坪出生后,“爱妈妈”为她另起了一个亲昵的名字“爱生”。唐义贞便让叶坪称邓颖超为“爱外婆”。月子未坐完,唐义贞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兼卫生材料厂厂长,就抱着“爱生”到叶坪上任去了。

  1934年10月,陆定一随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转移,开始长征,唐义贞却因再次怀孕留了下来。这一去一留,夫妻俩竟成了永诀。

  两人分别后,唐义贞随派往闽西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毛泽覃以及贺怡、周月林等从瑞金转移到长汀。

  红军离开根据地后,唐义贞又一次受到王明一伙的政治打击,被无故开除党籍。可在福建长汀山区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担任省军区宣传部长的她不顾政治上蒙受的屈辱和即将分娩的身体,忘我地工作和斗争。生下儿子刚满月,她就将孩子托付给一户农家,便毅然返回省军区所在地四都汤屋。

  当时,四都红军处境险恶。为摆脱困境,唐义贞和疏散后留下的胡政委、胡营长率队伍寻找主力部队,不料经过马蛟塘大山后,被敌36师的“铲共团”发现并以密集兵力包抄。28日,因寡不敌众,唐义贞等20多人被捕。当天夜里,唐义贞、胡政委、胡营长越狱出逃,但拂晓前被发觉,第三天三人再次被捕。次日拂晓,敌人给唐义贞松绑后,她趁机将藏在身上的一份文件吞下,不幸被敌人发现。天亮后,唐义贞等三人被敌人押到四都颊下坝村外河坎上三棵栗树下枪杀,敌人还惨无人道地用刺刀划开了三位烈士的肚子……

  陆定一是后来从贺怡口中得知唐义贞牺牲的噩耗的。他当时心都碎了,失眠了半个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再也流不出眼泪。那些时日,他常在延水河畔徘徊,怀念唐义贞,思念不知流落何处的骨肉——女儿叶坪和另外一个不知性别名字的孩子。

  陆定一曾把分得遗产的一半用于交党费,一半交给唐义贞的大哥唐义精用于寻找女儿叶坪,可找回的没有一个是真女儿。后来,他又请贺怡设法寻找,也未成功。1946年,他怀念唐义贞,重温贺怡提供情况的日记,又立即写信给邓颖超,请邓颖超代找,可时值战乱,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解散了。全国解放后,他又委托人前往江西赣南一带找过,也不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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