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风云变幻非墙草！荣辱不惊胡乔木(2)
前几天，我在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本在太行山出版的《抗大五周年纪念刊》，里面第一篇就是您写的纪念抗大三周年的文章。一下子读完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不但这篇文章言简意赅，风骨劲拔，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特别有意义的，还是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自然是说在您的文章中，并且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为限）“三八作风”中的三句话。反动派愈反我们，愈足以表明我们之正确光荣，这个提法似乎也首见于此。此外，这篇文章对目前的青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很有益。全国都要学解放军，全国的学校都要学抗大，学它的革命性，进步性和艰苦奋斗而又生动活泼的朝气。
为此，我要我的秘书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给您，请您看看，考虑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著作选读》？文中用铅笔画的字和符号是我写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全书体例一致，仅供您参考。又，这篇文章曾被编入《毛泽东同志论教育》一书（35-37页），但似并未发生多少影响。
敬祝您的健康，并问江青同志好。
胡乔木
1964年4月23日
这封信表示了他对毛泽东的一贯的尊重，对于毛泽东著作的一贯关心。
这位《人民日报》的“婆婆”，已经许久未对《人民日报》发表指示。在1964年3月，他接连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去函。
3月14日，他要求胡绩伟学习3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认为按语“要言不烦，却很能引人入胜——入马列主义之胜，很希望《人民日报》能在这些方面学学《解放日报》和其他办得好的地方报，使版面上的革命空气和理论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
3月16日，他又致函胡绩伟。胡乔木写道：
“在全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中，相形之下，我们的报纸在宣传方面似乎还没有站到靠前列。”他以为《解放军报》和《解放日报》办得不错。他要求把副刊“由只是文人的地盘变为工农兵和各行各业干部的共同地盘”，要“见缝插针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他在1964年12月19日致函文字改革委员会叶籁士、胡愈之，对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文改会工作人员一贯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还批评道：
“继续让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空谈、空想、主观、片面、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占据领导地位，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不言而喻，这是胡乔木得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他不能不仿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来了那样一通批评。
这时他写的信，已不是“好事之谈”，不是“琐碎的闲话”，而是又在追赶着毛泽东的步伐，虽说他仍在请长期病假之中，虽说此时的毛泽东已陷入晚年“左”的迷误之中。
写诗词使他和毛泽东恢复联系
病中读诗吟词，胡乔木又发诗兴，不过，与以往不同，过去他只写新诗，这时对旧体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4年10月，胡乔木写了第一首词《九州歌头·国庆》：
茫茫大陆，回首几千冬。人民群众，称勤勇，挺神功。竟尘蒙！夜永添寒重。英雄种，自由梦，义竿耸，怒血进。讶途穷。忽震春雷，马列天涯送。党结工农。任风惊浪恶，鞭影指长虹。穴虎潭龙，一朝空。
喜江山统，豪情纵；锤镰动，画图宏。多昆仲，九州共；架长风，一帆同。何物干戈弄，兴逆讼，卖亲朋，投凶横，求恩宠，媚音容。不道人间，火炬燃偏猛。处处春浓，试登临极目，天半战旗红，旭日方东。
一发不可收。胡乔木对于填词一下子入了迷，光是1964年10月便写了七首。不过，如他自云，他的诗词“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诸如他看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便写了一首《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
一幕惊心戏。记寻常亲家笑面，肺肝如是。镜里芳春男共女，瞎马悬崖人醉。回首处鸿飞万里。何事画梁燕雀计，宿芦塘那碍垂天翅？天下乐，乐无比。
感君彩笔殷勤意，正人间风云变幻，纷纷未已。兰蕙当年今何似？漫道豺狼摇尾；君不见烽烟再起？石壁由来穿滴水，忍江山变色从蝼蚁？阶级在，莫高睡。
胡乔木学写旧体诗词，不言而喻，受毛泽东的感染。写旧体诗词，使他与毛泽东有了同一爱好，借以沟通，如他所言，“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由于一时的风尚”。这“风尚”在毛泽东。
胡乔木把自己最初所写的16首词，抄呈毛泽东。果真，毛泽东非常喜欢——虽说当时毛泽东正开始就四清运动的性质等问题，跟刘少奇正面交锋，仍忙里偷闲，为胡乔木改词。
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主席：
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注），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你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因为粗心，稿中有一首漏了一句，有一首少抄了两个字。幸同时寄呈郭老，他详细地推敲了，给了我一封长信，除指出以上错漏外，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为了便最后改定，我向人民文学社要了清样（结果不知怎的寄来了原稿），想根据郭老的指点先作一番修改。有些觉得两可的，就只注在上面，请您选定。有几处修改要加说明，用纸条贴在稿旁，供您斟酌。此外，我又续写了三首《水龙吟》，重加排次，使这一组词相具首尾，补足稿中应说而未说的方面，请您审阅。这三首我也另寄郭沫若同志和康生同志了，请他们把修改的意见直接告诉您。
于您
《沁园春》一首，在此曾给林乎加同志和陈冰同志看过，后来又把其中提出的意见同霍士廉、曹祥仁两同志说了，得到了他们的完全同意。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已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批语：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在此顺便报告，并剪附今天的《浙江日报》一纸。此事待有具体结果后再行报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所响应。
敬礼
胡乔木
1964年12月2日
写诗词，使久违了的胡乔木，重新与毛泽东恢复了“热线”联系：诗词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为之修改，退回；胡乔木再改，再送；毛泽东又改，又退；胡乔木又改，又送……就这样，胡乔木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频频致函毛泽东。这是自从他请病假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毛泽东的频繁联系。
写诗词还表明，胡乔木头脑清楚，具备写作能力，可以返回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工作岗位。
江青警告：“不许干扰主席工作”
1965年元旦，对胡乔木是异乎寻常的。
这天，胡乔木并未为《人民日报》写元旦社论，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词十六首》。更异乎寻常的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居然也同时发表了《词十六首》。沉默多时的胡乔木，忽然以诗人的身份，站出来亮相了！显然，这是胡乔木重返中共政治核心的讯号。胡乔木这样谈及他的《词十六首》：
“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显出自己在诗艺上的幼稚。”
胡乔木《词十六首》以“高规格”发表，在全国引起广泛注意。周振甫两番诠释《词十六首》，王季思教授则对《词十六首》作了讲话。
陈毅于1965年1月20日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草莘，但稍晦涩。主席又说，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云云。把这消息告诉您，供您参考。您填的词我是能懂的。我认为旧诗词可以新用，您的作品便是证明。因此您初次习作，便能入腔上调便是成功，中间有几首我很喜爱。您多写便会更趋熟练，以此为祝！大创作是等着您的，更以此为祝！中国新体诗未完全形成，我亦有此感。我也是主张从旧体诗略加改变去作试验。我写新诗亦习作旧体，就是想找一个办法有助于新诗的形成。这想法不坏，但实践还跟不上。因而看您填词，便大喜，以为我们是同路中人也，自然您比较严守词格，这是对的。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但也有到了大破规矩的时候，便更好些，这看法也是可成立的……
陈毅
1965年1月20日
毛泽东的首肯，广大读者的鼓励，使胡乔木诗兴更浓。
他不断地写诗词，每月数首，在1965年又写出《诗词二十六首》。
如1965年3月看了影片《夺印》，写了《梅花引·夺印》一词：
领袖语，牢记取，百年大计争基础。背行囊，带干粮，眉飞色舞队队下乡忙。当年八路今重到，共苦同甘群众靠。万重山，不为难，不插红旗定是不回还。
社藏鼠，欺聋瞽，不爱贫农爱地主。话连篇，表三千，偷梁换柱黑网结奸缘。人间自有青霜剑，慧眼何愁形善变？起群雄，灭阴风，还我河山长作主人翁。
他的诗词，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的特色，“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
内中，《采桑子·反“愁”》四首，倒是超脱一些，也就更为隽永些。现录二首：
谁将愁比东流水？无限波澜，载得风帆，踊跃奔腾直向前。登天蜀道何须怨？不上高山，突兀颠连，怎见人间足壮观？
相思未了今生愿，万里烽烟，怒发冲冠，岂可缠绵效傅蚕？孤芳绝代伤幽谷。待入尘寰，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
胡乔木不断地写诗词，不断地朝毛泽东送。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那时，毛泽东对胡乔木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江青极为不悦。正因为这样，江青后来曾当面斥责胡乔木道：
“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胡乔木的“诗词热”，至1965年6月戛然而止。直至1978年3月，他才重新有了写诗词的“雅兴”——那时江青已成了阶下囚了。
江青早已对他不悦
江青对于胡乔木的不悦，自然并不始于此，也并不由于胡乔木的诗词“干扰”了毛泽东的工作。平素，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总少不了要与江青接触。他们之间除了“你好”“最近身体好吗”之类“礼貌用语”之外，别无什么来往。江青对于胡乔木的不悦，由来已久。笔者手头有一份“文革”中红卫兵为了“歌颂”江青而编写的“大事记”，内中倒是多处点了胡乔木的名，从中多少可以看出江青很早就已不悦于胡乔木。这份“大事记”的全称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大事记》。反面材料正面用，如今也还是有点用处的——
□1949年4月
中央电影局在北京成立，直接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胡乔木等人把持的中宣部领导，后又归属文化部。以江青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不移地认为电影事业同样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
□1950年3月-5月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经周扬、胡乔木一伙批准，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并在报刊上大肆吹捧。
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严正指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却遭到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疯狂抵制，胡乔木还搬出了他的黑后台：“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从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扼杀了这场严肃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1950年9月8日
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会上，胡乔木作长篇报告，公然反对以毛泽东思想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极力反对电影表现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会上，江青同志和胡乔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0年9月14日
在胡乔木提议下召开讨论1951年一般故事片题材计划的座谈会，江青同志不怕暂时的、表面的“孤立”，继续坚持斗争，又一次明确提出：“要搞三大战役，希望明年至少要搞出一个来。”但胡乔木和江青同志大唱反调，胡说什么“描写人民生活的过去和未来，也就是我们的根本题目”等等。
□1951年9月
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同志对胡乔木、周扬等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抗拒对《武训传》的批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出尖锐的批评。周扬一伙极为不满，伺机攻击江青同志，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妄图反攻倒算。
江青总是把胡乔木视为“周扬一伙”，当然也有历史上的原因：30年代，当江青（蓝苹）大闹上海电影界时，胡乔木担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周扬则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他们深知当年蓝苹的底细。
不过，自1952年2月江青因病休养，直至1962年，一直“锁在云雾中”（内中只在1954年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而露过面），也就与胡乔木没有“摩擦”。胡乔木对她敬而远之，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一笔“问江青同志好”而已。
然而，随着江青权势的不断膨胀，随着“文革”的日益逼近，她“讨伐”胡乔木也就提上日程了。
本来，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文革”原来不会“革”到他头上的。他被划入“另册”，大体上有几桩原因：
第一，毛泽东抨击中宣部是“阎王殿”，而他一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
第二，那桩影片《清宫秘史》公案；
第三，那桩《海瑞罢官》公案。
《海瑞罢官》的“黑后台”
众所周知，“文革”的序幕，是由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揭开的。
细细追究起来，最初鼓励吴晗写海瑞、歌颂“海瑞精神”的，竟是胡乔木！
对于这一点，吴晗本人说得非常清楚。郭星华曾回忆在1966年3月和吴晗的谈话：
“有一次，当我们谈起写《海瑞罢官》这一剧时，吴晗同志对我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
《海瑞罢官》成了“文革”的导火线；约吴晗写海瑞，也就成了胡乔木倒台的导火线。其实，号召向海瑞学习、提倡海瑞精神的，是毛泽东。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期间，毛泽东观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有着“南包公”美名的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嘱坐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去借《明史》，他说：“我想看一看《海瑞传》。”4月3日晚，毛泽东细读《海瑞传》，极有兴味。翌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谈起了海瑞的故事。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向来很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胡乔木，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就觉得应该写一篇《海瑞骂皇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便全党、全民都从中领会毛泽东对海瑞的评价和推崇。找谁写呢？他想起了明史专家吴晗。于是，向吴晗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
吴晗对明史烂熟，又是快笔头，迅即挥就《海瑞骂皇帝》一文。《人民日报》于1959年6月16日刊出此文，署名“刘勉之”——吴晗的笔名。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倡海瑞精神。他劝周恩来也看看《明史·海瑞传》，并对周恩来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
于是，吴晗又写出《论海瑞》一文。只是稿子送到时，胡乔木上庐山了。
在庐山上，面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尖锐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不仅听不进去，而且发动了反击，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这时，毛泽东虽说近乎“叶公好龙”，但仍在提倡海瑞精神，只是忽地又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两类。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毛泽东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是非常牵强的。不过，他所说的“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倒是实话，他确实处于这样矛盾的心理之中。
胡乔木下山后，读了吴晗的《论海瑞》，向他转告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的最新论述。于是，吴晗在文末，添了一段“蛇足”一般的话：
“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人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边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论海瑞》一文加上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尾巴”，也就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此后，吴晗“再接再厉”，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万万没有想到，江青视《海瑞罢官》为眼中钉。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炮制了那篇“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在那年月，什么事情都讲究“揪黑后台”。胡乔木自然也就成了《海瑞罢官》这“大毒草”的“黑后台”，于是乎在劫难逃了！
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1966年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印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革”紧锣密鼓声，震撼着华夏大地。
这时，胡乔木在杭州疗养。毛泽东也正在杭州：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发动“文革”做准备。
也就在这时，一班“笔杆子”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忙于起草《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名义上由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由于陈、康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起草工作实际上由江青主持。“秀才”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等为起草小组成员——再也没有胡乔木的份。
最为忙碌的要算江青的心腹张春桥了。《通知》每改一稿，张春桥便派人直送杭州毛泽东。毛泽东作了修改，又派人直送上海张春桥。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文革”正式揭幕了，中国大地卷起了大字报狂潮。
就在毛泽东如此忙碌的时刻，胡乔木求见毛泽东。因为胡乔木已经接到通知，要他回北京，参加“运动”。他预感着不祥。知道毛泽东也在杭州，希望见一次，谈谈心里话。
往昔，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见毛泽东是很容易的。只消打个电话，写张条子，就能见到。如今不比往昔。胡乔木求见，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未见答复。
不予答复，也许意味着毛泽东不愿见他。于是，胡乔木打点行装，与夫人谷羽以及秘书、警卫坐一辆小轿车，怅然离开杭州，前往上海，计划由上海回北京。
轿车刚刚抵达上海，忽地从杭州打来电话，说是毛泽东要接见胡乔木。
急匆匆，轿车掉头，又从上海重返杭州。
见面时胡乔木思路全乱了，原来要向毛泽东诉说的一些话，都没有说出来。
为此，我要我的秘书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给您，请您看看，考虑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著作选读》？文中用铅笔画的字和符号是我写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全书体例一致，仅供您参考。又，这篇文章曾被编入《毛泽东同志论教育》一书（35-37页），但似并未发生多少影响。
敬祝您的健康，并问江青同志好。
胡乔木
1964年4月23日
这封信表示了他对毛泽东的一贯的尊重，对于毛泽东著作的一贯关心。
这位《人民日报》的“婆婆”，已经许久未对《人民日报》发表指示。在1964年3月，他接连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去函。
3月14日，他要求胡绩伟学习3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认为按语“要言不烦，却很能引人入胜——入马列主义之胜，很希望《人民日报》能在这些方面学学《解放日报》和其他办得好的地方报，使版面上的革命空气和理论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
3月16日，他又致函胡绩伟。胡乔木写道：
“在全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中，相形之下，我们的报纸在宣传方面似乎还没有站到靠前列。”他以为《解放军报》和《解放日报》办得不错。他要求把副刊“由只是文人的地盘变为工农兵和各行各业干部的共同地盘”，要“见缝插针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他在1964年12月19日致函文字改革委员会叶籁士、胡愈之，对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文改会工作人员一贯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还批评道：
“继续让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空谈、空想、主观、片面、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占据领导地位，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不言而喻，这是胡乔木得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他不能不仿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来了那样一通批评。
这时他写的信，已不是“好事之谈”，不是“琐碎的闲话”，而是又在追赶着毛泽东的步伐，虽说他仍在请长期病假之中，虽说此时的毛泽东已陷入晚年“左”的迷误之中。
写诗词使他和毛泽东恢复联系
病中读诗吟词，胡乔木又发诗兴，不过，与以往不同，过去他只写新诗，这时对旧体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4年10月，胡乔木写了第一首词《九州歌头·国庆》：
茫茫大陆，回首几千冬。人民群众，称勤勇，挺神功。竟尘蒙！夜永添寒重。英雄种，自由梦，义竿耸，怒血进。讶途穷。忽震春雷，马列天涯送。党结工农。任风惊浪恶，鞭影指长虹。穴虎潭龙，一朝空。
喜江山统，豪情纵；锤镰动，画图宏。多昆仲，九州共；架长风，一帆同。何物干戈弄，兴逆讼，卖亲朋，投凶横，求恩宠，媚音容。不道人间，火炬燃偏猛。处处春浓，试登临极目，天半战旗红，旭日方东。
一发不可收。胡乔木对于填词一下子入了迷，光是1964年10月便写了七首。不过，如他自云，他的诗词“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诸如他看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便写了一首《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
一幕惊心戏。记寻常亲家笑面，肺肝如是。镜里芳春男共女，瞎马悬崖人醉。回首处鸿飞万里。何事画梁燕雀计，宿芦塘那碍垂天翅？天下乐，乐无比。
感君彩笔殷勤意，正人间风云变幻，纷纷未已。兰蕙当年今何似？漫道豺狼摇尾；君不见烽烟再起？石壁由来穿滴水，忍江山变色从蝼蚁？阶级在，莫高睡。
胡乔木学写旧体诗词，不言而喻，受毛泽东的感染。写旧体诗词，使他与毛泽东有了同一爱好，借以沟通，如他所言，“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由于一时的风尚”。这“风尚”在毛泽东。
胡乔木把自己最初所写的16首词，抄呈毛泽东。果真，毛泽东非常喜欢——虽说当时毛泽东正开始就四清运动的性质等问题，跟刘少奇正面交锋，仍忙里偷闲，为胡乔木改词。
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主席：
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注），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你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因为粗心，稿中有一首漏了一句，有一首少抄了两个字。幸同时寄呈郭老，他详细地推敲了，给了我一封长信，除指出以上错漏外，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为了便最后改定，我向人民文学社要了清样（结果不知怎的寄来了原稿），想根据郭老的指点先作一番修改。有些觉得两可的，就只注在上面，请您选定。有几处修改要加说明，用纸条贴在稿旁，供您斟酌。此外，我又续写了三首《水龙吟》，重加排次，使这一组词相具首尾，补足稿中应说而未说的方面，请您审阅。这三首我也另寄郭沫若同志和康生同志了，请他们把修改的意见直接告诉您。
于您
《沁园春》一首，在此曾给林乎加同志和陈冰同志看过，后来又把其中提出的意见同霍士廉、曹祥仁两同志说了，得到了他们的完全同意。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已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批语：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在此顺便报告，并剪附今天的《浙江日报》一纸。此事待有具体结果后再行报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所响应。
敬礼
胡乔木
1964年12月2日
写诗词，使久违了的胡乔木，重新与毛泽东恢复了“热线”联系：诗词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为之修改，退回；胡乔木再改，再送；毛泽东又改，又退；胡乔木又改，又送……就这样，胡乔木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频频致函毛泽东。这是自从他请病假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毛泽东的频繁联系。
写诗词还表明，胡乔木头脑清楚，具备写作能力，可以返回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工作岗位。
江青警告：“不许干扰主席工作”
1965年元旦，对胡乔木是异乎寻常的。
这天，胡乔木并未为《人民日报》写元旦社论，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词十六首》。更异乎寻常的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居然也同时发表了《词十六首》。沉默多时的胡乔木，忽然以诗人的身份，站出来亮相了！显然，这是胡乔木重返中共政治核心的讯号。胡乔木这样谈及他的《词十六首》：
“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显出自己在诗艺上的幼稚。”
胡乔木《词十六首》以“高规格”发表，在全国引起广泛注意。周振甫两番诠释《词十六首》，王季思教授则对《词十六首》作了讲话。
陈毅于1965年1月20日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草莘，但稍晦涩。主席又说，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云云。把这消息告诉您，供您参考。您填的词我是能懂的。我认为旧诗词可以新用，您的作品便是证明。因此您初次习作，便能入腔上调便是成功，中间有几首我很喜爱。您多写便会更趋熟练，以此为祝！大创作是等着您的，更以此为祝！中国新体诗未完全形成，我亦有此感。我也是主张从旧体诗略加改变去作试验。我写新诗亦习作旧体，就是想找一个办法有助于新诗的形成。这想法不坏，但实践还跟不上。因而看您填词，便大喜，以为我们是同路中人也，自然您比较严守词格，这是对的。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但也有到了大破规矩的时候，便更好些，这看法也是可成立的……
陈毅
1965年1月20日
毛泽东的首肯，广大读者的鼓励，使胡乔木诗兴更浓。
他不断地写诗词，每月数首，在1965年又写出《诗词二十六首》。
如1965年3月看了影片《夺印》，写了《梅花引·夺印》一词：
领袖语，牢记取，百年大计争基础。背行囊，带干粮，眉飞色舞队队下乡忙。当年八路今重到，共苦同甘群众靠。万重山，不为难，不插红旗定是不回还。
社藏鼠，欺聋瞽，不爱贫农爱地主。话连篇，表三千，偷梁换柱黑网结奸缘。人间自有青霜剑，慧眼何愁形善变？起群雄，灭阴风，还我河山长作主人翁。
他的诗词，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的特色，“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
内中，《采桑子·反“愁”》四首，倒是超脱一些，也就更为隽永些。现录二首：
谁将愁比东流水？无限波澜，载得风帆，踊跃奔腾直向前。登天蜀道何须怨？不上高山，突兀颠连，怎见人间足壮观？
相思未了今生愿，万里烽烟，怒发冲冠，岂可缠绵效傅蚕？孤芳绝代伤幽谷。待入尘寰，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
胡乔木不断地写诗词，不断地朝毛泽东送。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那时，毛泽东对胡乔木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江青极为不悦。正因为这样，江青后来曾当面斥责胡乔木道：
“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胡乔木的“诗词热”，至1965年6月戛然而止。直至1978年3月，他才重新有了写诗词的“雅兴”——那时江青已成了阶下囚了。
江青早已对他不悦
江青对于胡乔木的不悦，自然并不始于此，也并不由于胡乔木的诗词“干扰”了毛泽东的工作。平素，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总少不了要与江青接触。他们之间除了“你好”“最近身体好吗”之类“礼貌用语”之外，别无什么来往。江青对于胡乔木的不悦，由来已久。笔者手头有一份“文革”中红卫兵为了“歌颂”江青而编写的“大事记”，内中倒是多处点了胡乔木的名，从中多少可以看出江青很早就已不悦于胡乔木。这份“大事记”的全称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大事记》。反面材料正面用，如今也还是有点用处的——
□1949年4月
中央电影局在北京成立，直接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胡乔木等人把持的中宣部领导，后又归属文化部。以江青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不移地认为电影事业同样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
□1950年3月-5月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经周扬、胡乔木一伙批准，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并在报刊上大肆吹捧。
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严正指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却遭到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疯狂抵制，胡乔木还搬出了他的黑后台：“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从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扼杀了这场严肃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1950年9月8日
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会上，胡乔木作长篇报告，公然反对以毛泽东思想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极力反对电影表现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会上，江青同志和胡乔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0年9月14日
在胡乔木提议下召开讨论1951年一般故事片题材计划的座谈会，江青同志不怕暂时的、表面的“孤立”，继续坚持斗争，又一次明确提出：“要搞三大战役，希望明年至少要搞出一个来。”但胡乔木和江青同志大唱反调，胡说什么“描写人民生活的过去和未来，也就是我们的根本题目”等等。
□1951年9月
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同志对胡乔木、周扬等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抗拒对《武训传》的批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出尖锐的批评。周扬一伙极为不满，伺机攻击江青同志，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妄图反攻倒算。
江青总是把胡乔木视为“周扬一伙”，当然也有历史上的原因：30年代，当江青（蓝苹）大闹上海电影界时，胡乔木担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周扬则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他们深知当年蓝苹的底细。
不过，自1952年2月江青因病休养，直至1962年，一直“锁在云雾中”（内中只在1954年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而露过面），也就与胡乔木没有“摩擦”。胡乔木对她敬而远之，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一笔“问江青同志好”而已。
然而，随着江青权势的不断膨胀，随着“文革”的日益逼近，她“讨伐”胡乔木也就提上日程了。
本来，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文革”原来不会“革”到他头上的。他被划入“另册”，大体上有几桩原因：
第一，毛泽东抨击中宣部是“阎王殿”，而他一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
第二，那桩影片《清宫秘史》公案；
第三，那桩《海瑞罢官》公案。
《海瑞罢官》的“黑后台”
众所周知，“文革”的序幕，是由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揭开的。
细细追究起来，最初鼓励吴晗写海瑞、歌颂“海瑞精神”的，竟是胡乔木！
对于这一点，吴晗本人说得非常清楚。郭星华曾回忆在1966年3月和吴晗的谈话：
“有一次，当我们谈起写《海瑞罢官》这一剧时，吴晗同志对我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
《海瑞罢官》成了“文革”的导火线；约吴晗写海瑞，也就成了胡乔木倒台的导火线。其实，号召向海瑞学习、提倡海瑞精神的，是毛泽东。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期间，毛泽东观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有着“南包公”美名的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嘱坐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去借《明史》，他说：“我想看一看《海瑞传》。”4月3日晚，毛泽东细读《海瑞传》，极有兴味。翌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谈起了海瑞的故事。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向来很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胡乔木，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就觉得应该写一篇《海瑞骂皇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便全党、全民都从中领会毛泽东对海瑞的评价和推崇。找谁写呢？他想起了明史专家吴晗。于是，向吴晗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
吴晗对明史烂熟，又是快笔头，迅即挥就《海瑞骂皇帝》一文。《人民日报》于1959年6月16日刊出此文，署名“刘勉之”——吴晗的笔名。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倡海瑞精神。他劝周恩来也看看《明史·海瑞传》，并对周恩来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
于是，吴晗又写出《论海瑞》一文。只是稿子送到时，胡乔木上庐山了。
在庐山上，面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尖锐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不仅听不进去，而且发动了反击，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这时，毛泽东虽说近乎“叶公好龙”，但仍在提倡海瑞精神，只是忽地又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两类。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毛泽东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是非常牵强的。不过，他所说的“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倒是实话，他确实处于这样矛盾的心理之中。
胡乔木下山后，读了吴晗的《论海瑞》，向他转告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的最新论述。于是，吴晗在文末，添了一段“蛇足”一般的话：
“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人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边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论海瑞》一文加上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尾巴”，也就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此后，吴晗“再接再厉”，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万万没有想到，江青视《海瑞罢官》为眼中钉。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炮制了那篇“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在那年月，什么事情都讲究“揪黑后台”。胡乔木自然也就成了《海瑞罢官》这“大毒草”的“黑后台”，于是乎在劫难逃了！
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1966年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印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革”紧锣密鼓声，震撼着华夏大地。
这时，胡乔木在杭州疗养。毛泽东也正在杭州：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发动“文革”做准备。
也就在这时，一班“笔杆子”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忙于起草《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名义上由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由于陈、康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起草工作实际上由江青主持。“秀才”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等为起草小组成员——再也没有胡乔木的份。
最为忙碌的要算江青的心腹张春桥了。《通知》每改一稿，张春桥便派人直送杭州毛泽东。毛泽东作了修改，又派人直送上海张春桥。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文革”正式揭幕了，中国大地卷起了大字报狂潮。
就在毛泽东如此忙碌的时刻，胡乔木求见毛泽东。因为胡乔木已经接到通知，要他回北京，参加“运动”。他预感着不祥。知道毛泽东也在杭州，希望见一次，谈谈心里话。
往昔，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见毛泽东是很容易的。只消打个电话，写张条子，就能见到。如今不比往昔。胡乔木求见，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未见答复。
不予答复，也许意味着毛泽东不愿见他。于是，胡乔木打点行装，与夫人谷羽以及秘书、警卫坐一辆小轿车，怅然离开杭州，前往上海，计划由上海回北京。
轿车刚刚抵达上海，忽地从杭州打来电话，说是毛泽东要接见胡乔木。
急匆匆，轿车掉头，又从上海重返杭州。
见面时胡乔木思路全乱了，原来要向毛泽东诉说的一些话，都没有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