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风云变幻非墙草！荣辱不惊胡乔木(1)
第一节 寒暑不为风云变黯然迁出中南海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胡乔木不断地写诗词，不断地朝毛泽东送。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在庐山会议上大力纠左
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过分发热的头脑，稍稍冷却一些。他几度表扬陈云。除了“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之外，还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类的话，这“良将”“贤妻”指的也是陈云。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泽东甚至要陈云全面负责经济工作，说“陈云当总指挥好”。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了些。那是毛泽东从新华社编印的第2801期《内部参考》上，读到了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之后，写了一信：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正是在这种“冷却”的气氛中，从7月2日起，在“清凉世界”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则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由于健康原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最初的议题是继续纠“左”。如毛泽东所言：“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据李锐回忆，他和胡乔木、田家英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再转船到九江。李锐是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书，他说：
“在火车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对五八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一路上兴致颇好，诗兴大发，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抄给胡乔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传开。这么一来，使会议的气氛更为宽松。
胡乔木在跟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的闲谈中，说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陈云意见转告毛泽东的原委：
“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
胡乔木对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论断，也表示怀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上山之初，毛泽东提出19个问题，供会议讨论。他还指定七人起草会议纪要，即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以胡乔木为组长。
于是，胡乔木分12个专题，由组员们分头去写。他自己写“形势和任务”这一总纲式的专题。不久，写出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
这份《议定记录（草稿）》，于7月14日印发后，便招来一些意见，认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颇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乔木在会上作了发言，进行了申辩：
“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早日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
屈指算来，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工作了18个年头，上庐山之后也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然而，就连他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在庐山上来了个急转弯：从纠“左”急转为反右倾！
还算好，胡乔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消息极为灵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辩之后的第三天，他得知庐山上的风向要转了。7月21日早上，他给张闻天挂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然而，张闻天不顾胡乔木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
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毛泽东这次讲话，一下子把会议从反“左”，转到了反右倾上面去了。
首当其冲的是“主帅”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7月14日写了一封三千来字的信给毛泽东，指出：“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其次则是张闻天，被称之为“副帅”，因为他那三小时的发言尖锐地批“左”。
此外，还有黄克诚、周小舟，也被列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的几位秘书，此时也处境艰难：
李锐积极批“左”。毛泽东说，“李锐这次也是右派。”于是，在劫难逃了。
陈伯达曾称赞过彭德怀的信，此时马上“反戈一击”，算是滑了过去。
田家英处境危险。他曾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左”的言行，差一点被划入“右派”。
胡乔木呢，也颇为不妙。且不说他负责起草的《议定记录》已经遭到非难，连他在上山途中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被人揭发出来。所幸揭发者说此话是李锐讲的（其实是李锐转述胡乔木的话），而李锐不愿牵连胡乔木，自己承当了！
胡乔木得以过“关”，还在于毛泽东平日对胡乔木的印象还不错。李锐曾如此回忆：“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这使我想起五八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毛泽东对于胡乔木“一介书生”的评价，大体上是颇为准确的。胡乔木一直难改浓厚的书生意气。至于最能顶人，表明他也并非一贯唯唯诺诺，一旦发表不同意见，够尖锐的。好在毛泽东对胡乔木毕竟还是很信任的，而胡乔木平素也小心谨慎，“顶人”并不多。会议“反右倾”，日渐进入高潮。会上，特别是揭发了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所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胡乔木抓住这一“谬论”，发挥了他写社论的特长，富有逻辑地从六个方面进行批驳，指出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不同：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泽东有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不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央委员、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30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饱满，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之后，胡乔木引用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亦即权威，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尽管胡乔木对于反右倾并不赞同，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不能不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这番长篇发言，是胡乔木的公开表态，意味着他要从被动转为主动。胡乔木这一篇发言，毛泽东听了颇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内中不指名地提及胡乔木：
“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
“俱乐部”，指的是以彭德怀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包括胡乔木、田家英，也包括陈伯达。
这么一来，胡乔木解脱了！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18年以来，一直紧跟毛泽东，平平稳稳。虽说不久前毛泽东就陈云一事批评了他一回，不算太严重。这一回在庐山上，可谓惊心动魄，胡乔木差一点进入“俱乐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传入毛泽东的耳朵，知道是他说的话，那就麻烦了。
他还算“机警”，知道风向不对，马上作了那么一篇发言，度过了政治危机……
不过，从此之后，他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潜在的裂痕。这裂痕，他知，毛泽东知，表面上却仿佛一切如常。
依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从庐山返回北京，胡乔木依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脉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9月7日
毛泽东所说的“诗两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庐山》。信中，毛泽东跟胡乔木如叙家常。
六天之后，毛泽东又给胡乔木一函：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3日早上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32年的历史。
信中提及的“霸主”，是指《到韶山》中“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句。胡乔木依然“评报”，只是不写社论了。从那篇《尼赫鲁哲学》之后，他就没有给《人民日报》写社论——直至1984年8月27日才重新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大量吸收先进青年入党》。
他仿佛失去了锐气，常说自己睡眠不好。虽说他患神经衰弱症已经多年，此刻他说自己病症日益加重。
他花费很多时间读书。1960年12月29日，他曾给彭真写了一封信：
彭真同志：
袁枚的《黄生借书说》抄一份送上。因未找到普通选本，《四部备要》本头太大不便专送，未将原书送来。
文意颇好（末了还是要借书的早还，并不肯送人，不过这也证明借书之难），可以考虑请人译为白话，写一短文介绍，在《北京日报》或《人民日报》副刊发表。
敬礼
胡乔木
1960年12月29日
离开了毛泽东身边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乔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会议刚刚结束，1月20日，毛泽东便给田家英写了一信。信中写道：
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
毛泽东自己带头作调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率一组下去，规定调查两个月，然后“都到广东过春节”。
那时，由于“高举”那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上下下乱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没有章程，全国农村乱了套。毛泽东派出调查组，为的是调查农村情况。1961年2月23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毛泽东听了汇报之后，召开会议，着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胡乔木参与了起草工作。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翌日，又通过了由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上级及中级干部学习……
随着这《一封信》下发，全国掀起“调查研究热”。《红旗》杂志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发表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会议开幕时，胡乔木来了。没几天，胡乔木请病假，离开了会场。他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无法正常工作。1961年8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病情，要求请长期病假。一星期之后，正在庐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复一函，表示同意：
乔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拟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1961年8月25日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实际上他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政治秘书工作，由陈伯达一人承担。陈伯达权重一时，以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胡乔木患神经衰弱症，这是确实的。不过，他一病就病得那么久，内中有没有政治因素，这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了陈云、林彪、康生的病况。内中，康生、林彪的病，明显地带有“政治病”的色彩……
不再每日一早就看《人民日报》，不再每日“评报”。
不再忙着写社论，起草中共中央文件。
不再三天两头收到毛泽东的便函，不再按毛泽东的嘱咐办这事办那事。
胡乔木离开了中国的政治核心，离开了北京，“迁地疗养”去了。
原本昼夜忙碌的他，此刻像停了摆的钟，用不着连接发出“滴答滴答”声了。
“没有百忙”的“好事之谈”
每日喝一瓶酸奶，以补胃酸的不足——那是他动了那次胃切除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自然，也闹小小的笑话。外地招待所的服务员以为北京人偏爱酸奶，给胡乔木的随行人员也奉上一瓶酸奶。
在疗养中他仍手不释卷，读书看报，随手写写信。
1962年12月15日，他致函叶籁士，提出建议：
“《文字改革》周刊上可否辟这样一栏，总题例如‘常用汉字的由来’（‘或这些字为什么这样写’？诸如此类），每期介绍一些字的古今繁简正俗演变，使一般人了解现在的几乎任何一个字都是经历过很多改革……”
1962年11月5日，他致函人民美术出版社，对于《革命历史画选》的序言，指出一系列语法上的错误：
“第一句：没有谓语，只有一个复杂的主语不能成立。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谓语，但是全句太冗长了。第三句：也是第一‘句’的谓语，没有主语。第六第七句：都没有主语……”
那篇序言，是这样写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所经历的悲壮曲折道路，特别是近几十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进行的惊天动地革命斗争的英雄事迹，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广大群众学习革命前辈那种不怕困难、不畏艰难，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伟大精神；学习他们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以继承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件事。也是美术家的十分光荣的任务。”
胡乔木的意见，确实是一针见血的。他用“评报”式的目光扫视那本画册，立即发现了问题。
他的信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图片画册编辑室，理所当然引起了震动。他们当即回信，感谢胡乔木在“百忙”之中，给予指正。
胡乔木见信之后，又于1962年11月30日复函，淡然写道：
“我现在是在养病，没有百忙，因此才会作这些好事之谈。”
这句话，倒是道出了他彼时的心境。
确实，他正因为“没有百忙”，所以写了许多信，作“好事之谈”。1963年2月14日，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写了一封近4000字的长信，作“好事之谈”——就该社所出的《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提出详尽的意见。此外，还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提出意见，诸如：
“已逝世的本国作者，和重要的外国作者，可否多附作者像，下系作者签名式和生卒表？”“有些书中的专名最好注出原文或拉丁译名，附人物表者人名后面也可加原文。如果学术论著，能编索引最好。”在那些日子里，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要我的秘书商恺同志为中国妇女出版社编一册《自从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此事可谓“好事”之举。他关注着《白求恩文集》的出版工作，1964年5月3日给包之静去函，提出意见。他关心着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求恩传》一书，把清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很好。顺手作了一些文字上和标点上的校改”。他发觉“现各种书籍广告太少见，对读者很不方便”，于1964年3月14日致函楼适夷，要求加强新书广告工作。
他见到《北京晚报》上有关“芙蓉国”的文章，剪下，于1964年3月13日寄石西民，说明：“‘芙蓉国’即指湖南”。他跟石西民讨论“芙蓉国”，为的是解释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中“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
又在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好在胡乔木正“一年、二年、三年”地养病，以至起草那些“重要文件”与他无关了：
关于“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后十条》以及《二十三条》；
与苏共论战的《一评》《二评》直至《九评》，直至《二十五条》……
林彪崛起，鼓吹“四个第一”“活学活用”；
江青开始“露峥嵘”抓“京剧革命”；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病中的胡乔木，很少跟毛泽东联系。1964年4月23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主席：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胡乔木不断地写诗词，不断地朝毛泽东送。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在庐山会议上大力纠左
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过分发热的头脑，稍稍冷却一些。他几度表扬陈云。除了“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之外，还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类的话，这“良将”“贤妻”指的也是陈云。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泽东甚至要陈云全面负责经济工作，说“陈云当总指挥好”。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了些。那是毛泽东从新华社编印的第2801期《内部参考》上，读到了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之后，写了一信：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正是在这种“冷却”的气氛中，从7月2日起，在“清凉世界”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则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由于健康原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最初的议题是继续纠“左”。如毛泽东所言：“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据李锐回忆，他和胡乔木、田家英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再转船到九江。李锐是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书，他说：
“在火车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对五八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一路上兴致颇好，诗兴大发，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抄给胡乔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传开。这么一来，使会议的气氛更为宽松。
胡乔木在跟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的闲谈中，说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陈云意见转告毛泽东的原委：
“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
胡乔木对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论断，也表示怀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上山之初，毛泽东提出19个问题，供会议讨论。他还指定七人起草会议纪要，即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以胡乔木为组长。
于是，胡乔木分12个专题，由组员们分头去写。他自己写“形势和任务”这一总纲式的专题。不久，写出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
这份《议定记录（草稿）》，于7月14日印发后，便招来一些意见，认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颇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乔木在会上作了发言，进行了申辩：
“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早日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
屈指算来，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工作了18个年头，上庐山之后也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然而，就连他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在庐山上来了个急转弯：从纠“左”急转为反右倾！
还算好，胡乔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消息极为灵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辩之后的第三天，他得知庐山上的风向要转了。7月21日早上，他给张闻天挂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然而，张闻天不顾胡乔木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
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毛泽东这次讲话，一下子把会议从反“左”，转到了反右倾上面去了。
首当其冲的是“主帅”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7月14日写了一封三千来字的信给毛泽东，指出：“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其次则是张闻天，被称之为“副帅”，因为他那三小时的发言尖锐地批“左”。
此外，还有黄克诚、周小舟，也被列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的几位秘书，此时也处境艰难：
李锐积极批“左”。毛泽东说，“李锐这次也是右派。”于是，在劫难逃了。
陈伯达曾称赞过彭德怀的信，此时马上“反戈一击”，算是滑了过去。
田家英处境危险。他曾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左”的言行，差一点被划入“右派”。
胡乔木呢，也颇为不妙。且不说他负责起草的《议定记录》已经遭到非难，连他在上山途中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被人揭发出来。所幸揭发者说此话是李锐讲的（其实是李锐转述胡乔木的话），而李锐不愿牵连胡乔木，自己承当了！
胡乔木得以过“关”，还在于毛泽东平日对胡乔木的印象还不错。李锐曾如此回忆：“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这使我想起五八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毛泽东对于胡乔木“一介书生”的评价，大体上是颇为准确的。胡乔木一直难改浓厚的书生意气。至于最能顶人，表明他也并非一贯唯唯诺诺，一旦发表不同意见，够尖锐的。好在毛泽东对胡乔木毕竟还是很信任的，而胡乔木平素也小心谨慎，“顶人”并不多。会议“反右倾”，日渐进入高潮。会上，特别是揭发了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所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胡乔木抓住这一“谬论”，发挥了他写社论的特长，富有逻辑地从六个方面进行批驳，指出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不同：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泽东有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不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央委员、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30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饱满，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之后，胡乔木引用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亦即权威，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尽管胡乔木对于反右倾并不赞同，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不能不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这番长篇发言，是胡乔木的公开表态，意味着他要从被动转为主动。胡乔木这一篇发言，毛泽东听了颇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内中不指名地提及胡乔木：
“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
“俱乐部”，指的是以彭德怀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包括胡乔木、田家英，也包括陈伯达。
这么一来，胡乔木解脱了！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18年以来，一直紧跟毛泽东，平平稳稳。虽说不久前毛泽东就陈云一事批评了他一回，不算太严重。这一回在庐山上，可谓惊心动魄，胡乔木差一点进入“俱乐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传入毛泽东的耳朵，知道是他说的话，那就麻烦了。
他还算“机警”，知道风向不对，马上作了那么一篇发言，度过了政治危机……
不过，从此之后，他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潜在的裂痕。这裂痕，他知，毛泽东知，表面上却仿佛一切如常。
依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从庐山返回北京，胡乔木依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脉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9月7日
毛泽东所说的“诗两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庐山》。信中，毛泽东跟胡乔木如叙家常。
六天之后，毛泽东又给胡乔木一函：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3日早上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32年的历史。
信中提及的“霸主”，是指《到韶山》中“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句。胡乔木依然“评报”，只是不写社论了。从那篇《尼赫鲁哲学》之后，他就没有给《人民日报》写社论——直至1984年8月27日才重新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大量吸收先进青年入党》。
他仿佛失去了锐气，常说自己睡眠不好。虽说他患神经衰弱症已经多年，此刻他说自己病症日益加重。
他花费很多时间读书。1960年12月29日，他曾给彭真写了一封信：
彭真同志：
袁枚的《黄生借书说》抄一份送上。因未找到普通选本，《四部备要》本头太大不便专送，未将原书送来。
文意颇好（末了还是要借书的早还，并不肯送人，不过这也证明借书之难），可以考虑请人译为白话，写一短文介绍，在《北京日报》或《人民日报》副刊发表。
敬礼
胡乔木
1960年12月29日
离开了毛泽东身边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乔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会议刚刚结束，1月20日，毛泽东便给田家英写了一信。信中写道：
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
毛泽东自己带头作调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率一组下去，规定调查两个月，然后“都到广东过春节”。
那时，由于“高举”那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上下下乱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没有章程，全国农村乱了套。毛泽东派出调查组，为的是调查农村情况。1961年2月23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毛泽东听了汇报之后，召开会议，着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胡乔木参与了起草工作。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翌日，又通过了由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上级及中级干部学习……
随着这《一封信》下发，全国掀起“调查研究热”。《红旗》杂志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发表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会议开幕时，胡乔木来了。没几天，胡乔木请病假，离开了会场。他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无法正常工作。1961年8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病情，要求请长期病假。一星期之后，正在庐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复一函，表示同意：
乔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拟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1961年8月25日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实际上他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政治秘书工作，由陈伯达一人承担。陈伯达权重一时，以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胡乔木患神经衰弱症，这是确实的。不过，他一病就病得那么久，内中有没有政治因素，这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了陈云、林彪、康生的病况。内中，康生、林彪的病，明显地带有“政治病”的色彩……
不再每日一早就看《人民日报》，不再每日“评报”。
不再忙着写社论，起草中共中央文件。
不再三天两头收到毛泽东的便函，不再按毛泽东的嘱咐办这事办那事。
胡乔木离开了中国的政治核心，离开了北京，“迁地疗养”去了。
原本昼夜忙碌的他，此刻像停了摆的钟，用不着连接发出“滴答滴答”声了。
“没有百忙”的“好事之谈”
每日喝一瓶酸奶，以补胃酸的不足——那是他动了那次胃切除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自然，也闹小小的笑话。外地招待所的服务员以为北京人偏爱酸奶，给胡乔木的随行人员也奉上一瓶酸奶。
在疗养中他仍手不释卷，读书看报，随手写写信。
1962年12月15日，他致函叶籁士，提出建议：
“《文字改革》周刊上可否辟这样一栏，总题例如‘常用汉字的由来’（‘或这些字为什么这样写’？诸如此类），每期介绍一些字的古今繁简正俗演变，使一般人了解现在的几乎任何一个字都是经历过很多改革……”
1962年11月5日，他致函人民美术出版社，对于《革命历史画选》的序言，指出一系列语法上的错误：
“第一句：没有谓语，只有一个复杂的主语不能成立。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谓语，但是全句太冗长了。第三句：也是第一‘句’的谓语，没有主语。第六第七句：都没有主语……”
那篇序言，是这样写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所经历的悲壮曲折道路，特别是近几十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进行的惊天动地革命斗争的英雄事迹，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广大群众学习革命前辈那种不怕困难、不畏艰难，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伟大精神；学习他们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以继承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件事。也是美术家的十分光荣的任务。”
胡乔木的意见，确实是一针见血的。他用“评报”式的目光扫视那本画册，立即发现了问题。
他的信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图片画册编辑室，理所当然引起了震动。他们当即回信，感谢胡乔木在“百忙”之中，给予指正。
胡乔木见信之后，又于1962年11月30日复函，淡然写道：
“我现在是在养病，没有百忙，因此才会作这些好事之谈。”
这句话，倒是道出了他彼时的心境。
确实，他正因为“没有百忙”，所以写了许多信，作“好事之谈”。1963年2月14日，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写了一封近4000字的长信，作“好事之谈”——就该社所出的《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提出详尽的意见。此外，还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提出意见，诸如：
“已逝世的本国作者，和重要的外国作者，可否多附作者像，下系作者签名式和生卒表？”“有些书中的专名最好注出原文或拉丁译名，附人物表者人名后面也可加原文。如果学术论著，能编索引最好。”在那些日子里，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要我的秘书商恺同志为中国妇女出版社编一册《自从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此事可谓“好事”之举。他关注着《白求恩文集》的出版工作，1964年5月3日给包之静去函，提出意见。他关心着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求恩传》一书，把清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很好。顺手作了一些文字上和标点上的校改”。他发觉“现各种书籍广告太少见，对读者很不方便”，于1964年3月14日致函楼适夷，要求加强新书广告工作。
他见到《北京晚报》上有关“芙蓉国”的文章，剪下，于1964年3月13日寄石西民，说明：“‘芙蓉国’即指湖南”。他跟石西民讨论“芙蓉国”，为的是解释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中“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
又在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好在胡乔木正“一年、二年、三年”地养病，以至起草那些“重要文件”与他无关了：
关于“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后十条》以及《二十三条》；
与苏共论战的《一评》《二评》直至《九评》，直至《二十五条》……
林彪崛起，鼓吹“四个第一”“活学活用”；
江青开始“露峥嵘”抓“京剧革命”；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病中的胡乔木，很少跟毛泽东联系。1964年4月23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主席：
